http://www.e0575.cn/simple/index.php?t1634188.html辨吕山先生所论清绍兴知府胡以涣籍贯
3月22日，《绍兴县报•文史旧闻》版载有吕山先生撰写的《清绍兴知府胡以涣籍贯辨》一文。吕山先生以为：“胡以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闽省莅绍，任知府，是为绍兴的父母官。关于他的籍贯，《绍兴市志》卷27载为‘山西人’。新近出版的《绍兴市志娄校》（娄如松著），据《嘉庆山阴县志》，以为应是‘长白人’（见该书第134页）。其实，无论‘山西人’、‘长白人’，两种说法皆误，胡以涣的籍贯应是绍兴横路村（属今平水镇）。”
不错，拙著《绍兴市志娄校》第134页，确有对清绍兴知府胡以涣名字、任绍兴知府年份、籍贯的考校。但我的笔墨，主要在考校胡以涣名字，及其任职绍兴的年份上。而对胡以涣的籍贯，我是这样叙述的：
从注文中又知道，胡以涣是“长白人”，非如《绍兴市志》所载为“山西人”。
从上可以知道，我指出的是：《嘉庆山阴县志》所载为“长白人”，不同于《绍兴市志》所载“山西人”。我没有对胡以涣籍贯“长白人”说展开考校。
《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六《书籍》，“《乙丑种松篇》一卷，国朝胡以涣编”条下所载，注文是这样的：
以涣，字若丘，长白人。康熙甲子知绍兴府事。乙丑种万松于兴龙山上，
一时远近作诗纪其盛，凡二百五十余首，以涣自序。
现在，我以为：《嘉庆山阴县志》所载胡以涣籍贯为“长白人”，是不错的。
吕山先生见过《胡氏家传》，他认为以涣之父“以医游燕地，崇祯二年随清兵而北”，“次以涣，寄籍沈阳”。清时，沈阳称“盛京”。以涣籍贯地称“沈阳”，我不说吕文记述有误。有一点倒是，即：胡以涣确实是在东北那地方“寄籍”，或曰“入籍”了的。旧时一些读书人，“入籍”客地之后，可以以当地人的身份，进入县学府学，从而以客地籍贯，进入仕途。胡以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籍贯”，到绍兴来做知府大人的。
胡以涣到绍兴的第二年，种万松于府山，于是“远近作诗纪其盛，凡二百五十余首”。以涣亲自编成《乙丑种松篇》一卷。这册书上，胡以涣籍贯署的就是“长白”。并且，对于胡以涣来讲，他的籍贯只能署“长白”。
《嘉庆山阴县志》因此载曰：“以涣，字若丘，长白人”，根据就在这里。
还有一个原因必须注意到：明清时期做官有“回避制”，即不能在本地当官。一句绍兴俗语曰：“千里做官为钱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以去查《绍兴市志•政府》篇，明清以来，没有一个绍兴人做过绍兴知府。据《绍兴市志》，明清时期在绍兴做知府的，离绍兴最近的，是江苏省苏州这一带的人。胡以涣已经抛弃原籍， “入籍”长白，因此他能到绍兴府来当知府。胡以涣就是凭着“长白”这籍贯，当上绍兴知府的。从绍兴府志市志这个角度看，胡以涣的籍贯就是“长白”。
以此来看吕山先生所言“无论‘山西人’、‘长白人’，两种说法皆误，胡以涣的籍贯应是绍兴横路村（属今平水镇）。”是靠不住的。再，小小村庄“横路村”，不能说是胡以涣的“籍贯”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清：《绍兴市志》之误，出在对乾隆《绍兴府志》的承传上。乾隆《绍兴府志》是这样记载着的：“胡以焕，山西人，康熙二十八年任。”
清绍兴知府胡以涣籍贯辨
□吕 山
胡以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闽省莅绍，任知府，是为绍兴的父母官。关于他的籍贯，《绍兴市志》卷27载为“山西人”。新近出版的《绍兴市志娄校》（娄如松著），据《嘉庆山阴县志》，以为应是“长白人”（见该书第134页）。
其实，无论“山西人”、“长白人”，两种说法皆误，胡以涣的籍贯应是绍兴横路村（属今平水镇）。依据是《胡氏家传·会稽郡守以涣事实》。这篇文章说，胡以涣父横路珉三府君七世孙胡镜（改名贡明）号天目，“以医游燕地，崇祯二年随清兵而北”，清初任泗州牧。子二人，长以清，中武举，任高邮卫守备；次以涣，寄籍沈阳，“卓有才名，迁闽省汀郡司马”。任上，他“简浮粮，公收斛，严胥役之弊，粮务肃然。”又捐俸修葺郡学，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三年升绍兴知府。” 不知该文作者是否因为意识到胡以涣的籍贯问题或许会引起误解，所以特地作了如下的强调：“公籍沈阳，绍兴之所自出也，母祖之墓、期功之亲咸在，一旦来守是邦，一时士人咸谓买臣再见于今也。”
这一段文字说得十分明白，胡以涣的父母都是从横路出去的，绍兴有胡以涣的母祖之墓，有他按丧礼应该服丧的血亲，他的籍贯毫无疑问应为绍兴横路。前数年，笔者协助纂修《横路村志》，考查横路胡氏的世系源流，知道横路胡氏始迁祖胡珉三，初由稽东下里溪迁入。而下里溪胡氏，原为宋绍圣间进士、刑部尚书胡直孺的后裔。原来这一位胡尚书，江西奉新人，奉旨治宝山攒宫，任桥道顿递使，攒宫江上拱陵、延陵等五座桥梁，就是他负责督造的。胡尚书有五个儿子，四子皆在原籍，一子在绍任“宋六陵”守卫官。宋亡后，隐居稽东下里溪。胡珉三是为胡直孺的十二世孙。由胡珉三至胡以涣的父亲明镜（贡明）又历七世，换言之，胡以涣乃为胡直孺的二十世孙。《康熙会稽县志》载：“胡尚书直孺墓在秦望山”，宗谱载为“云门白水塘”。
上述《会稽郡守以涣事实》写到胡以涣的政绩，一是捐俸置田三十亩，以供三江闸工衣食，二是重修龙山镇越堂，说“宋刺史汪公建有镇越堂而颓弃无踪矣，公重建之，而山之上下左右咸植松木，至郁然苍翠，实郡之大观也。”此前我辈但知汪纲建越王台，不知胡以涣知绍兴府的次年又经重修。这篇文章填补了历史的一页空白。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会稽郡守以涣事实》原刊于下里溪《胡氏家传》，但早已被收入于民国年间的《绍兴县志采访稿》，即此前外界所传“《民国县志资料》（第二辑）”，绍兴图书馆藏有稿本。绍兴县近年借国家图书馆之力，编纂出版《绍兴丛书》，其第一辑地方志丛编第九册，即为《绍兴县志采访稿》的影印本。《会稽郡守以涣事实》即在其中。更早几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影印出版了一批县志资料，如《嘉泰会稽志》等，过去一见为难，而今常备案头，方便多了。《绍兴丛书》搜罗完备，工程巨大，遗泽后世，功德更无量矣。
胡以涣捐俸置田
□吕 山
拙文《清绍兴知府胡以涣籍贯辨》揭载以后（见3月23日本版），有热心朋友推荐上了E网，更有朋友表示了极大兴趣，希望能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再作冯妇，接续如下：
胡以涣捐俸置田，是在他接任绍兴知府一职的次年，经过情况他自己撰有一篇碑记，说得十分明白，说“昔笃斋汤公之建闸于三江也，其形势枕山卧江，横亘数十丈，下槛上梁，而中受障水之板。盖水之消长恃闸以为蓄泄，而闸之蓄泄恃板以为启闭，固相须而不可缺者也。”闸板至于闸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其时因为经费短缺，“于是闸板之腐朽者，铁环三残缺者，不即更换，而闸夫亦以廪稍不继怠于趋事，因循苟且，寖以成习。”经费何以短缺？原因是康熙十七年（1678）以军费浩繁，把原岁供正支一百二十两的拨付，裁减了一半。这笔支出本属两项费用，即一闸板更新，二闸工报酬。因为费用裁减，遂致使“欲令工食无缺则板环之费无所出，欲购造板环则闸夫之仰给予上者，于何取足焉？”是为捉襟见肘，兼顾两难。
胡以涣说：“余职司保障，饥溺犹己”，意思说，我负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老百姓的饥溺就是自己的饥溺，所以才毅然作出捐俸置田之举，他自己捐俸置田二十亩，山阴县令高起龙、萧山县令刘俨各五亩，以这三十亩田的田租收入，“为每年缮补板环之费”。这也就是说，把维护三江闸的两项费用分开，列入财政拨付的经费专供闸工报酬，三十亩田的田租收入，用以闸板的更新维修，从而使多年存在的问题获得妥善解决。
不惟如此，胡以涣还以此为契机，对于三江闸的正常维护制度，三十亩田收入的收支管理，有关人员的职责，逐项作出了细致规定。如规定“板必本山松，厚四寸，阔倍之；环必福建铁，重十二两方为坚久，一遵旧式为之。”又规定所入多余部分，用以修汤公祠，和给予闸工奖金，以促其勤，等等。其用心之良苦，归根到底只是一句话：“庶几旱涝各得其宜，有水之利而无水之害，于先贤之遗泽不无小补云尔。”
以上见于《郡守胡公捐田碑记》，旧在三江，今载《绍兴丛书》第十册《民国县志资料》第一辑《三江所志》。
转帖者录自4月13日《绍兴县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