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年(1342)，胡助再度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正三年(1343)，朝廷诏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为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一时后生奔竞图进，挟势求为之。中书总史事者，往往视人情选择非才，贻笑当世。”作为翰林国史院的编修官胡助却不能参与修史，未与选的同僚怂恿胡助一起提出辞职，胡助以过去修史“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且韩愈职在史馆也不肯为史为例，劝勉同僚不必计较是否与选，他这种淡然处之的心态，深为同僚所敬服。至正五年(1345)，胡助擢太常博士，时六十八岁。也就在这一年，胡助告老归田。他的《告老得请留别诸公》诗表达了他致仕时的心境：“来往京华三十载，自怜孤苦傍人门。白头始遂归田志，朱绂新承致仕恩。上苑莺花春梦老，故园松菊晚香存。太常博士古官职，赢得虚名遗子孙。”

二

婺州为理学之乡，素有“小邹鲁”的美名，胡助出于是乡，其受到理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和多数婺州文人一样，胡助也强调道统和文统，他在《纯白先生自传》中为自己“好文辞懒著书”辩护时说道：
道六经而文不六经者有之，未有文六经而道不六经者也。道其体也，文其用也，体用一原，文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颜、孟既没，而不得其传。至宋，濂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如水赴海，学者唯当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书之士，徒剽窃古人糠秕，或执己见穿凿其说，是书之蠹也，何补斯道邪?
元代后期，理学已上升为官学，如果没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胡助不可能有三度为儒学学官，两度为翰林国史院
编修官的经历。不过，我们在指出胡助受到理学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道家思想对胡助的影响。与被誉为“儒林四
杰”中乡友柳贯、黄溍不同，胡助是一个有着浓厚道家色彩的儒家文人。表现在：
1．“纯白道人”的自号表明胡助对《庄子》思想中那种原始、真朴、恬静、没有机心境界的认同和向往。《庄子’天地篇》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见一个菜农为了浇灌一片菜园，竟然不辞劳苦凿开一条隧道入井，用瓮取水浇灌，费力多而见功少于是，子贡出于好意建议那个菜农改用机械灌溉，说这样可以事半功倍，不想那菜农听后很不高兴，说：我从老师那儿听说，用机械操作必然有机巧之事，有机巧之事必然有机巧之心，如果机巧之心存于胸中，那么他的心就不可能纯净洁白，心如果不纯净洁白，就会导致心神不定，如果心神不定，则原有的道也将失去。我不是不知道用机械灌溉，只是羞于用它罢了。子贡听后，惭愧得不敢作答。《庄子》这个故事的实质是对儒家文明的解构，而胡助却从中拈出“纯白”二字作为自己的号，不能不说他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深。
2．《大拙先生小传》是一篇充满道家意味的寓言小传。大拙先生虽然有名有姓，但实际上是胡助自我的化身。他看似像一个儒者：“恒以孝悌忠信语人，独好儒学 “间与释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实际上更像庄子之徒：“尝自吟大拙诗曰：‘我有大拙，知巧灭绝。不贵王侯，不爱田宅。衣冠不饰，饮食不择 五湖四海，到处为客。一片襟怀，风月白。，世莫测其何如人也。”这篇文章作于胡助晚年，观其内容也并无什么特异之处，而胡助这么写，无非是想表明他对道家出世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
3．胡助的朋友黄溍曾撰文指出陶渊明的诗文不能用来说读，因为陶渊明的诗文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与儒家提倡积极人世的精神背道而驰。但胡助却毫不隐瞒他对陶渊明诗文的喜爱，他借大拙先生的口说道：“醉后，喜诵陶渊明《归去来辞》和苏子瞻《赤壁赋》，慨然慕其人。”在《自传》中也说道：“诗好渊明、山谷之诗，怡然自得于心间。”
有一点奇怪的是，像胡助这样一个两度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人，《元史》的编纂者们似乎没有理由不为其作传，何况《元史》的总裁官宋濂、王神与胡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