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处来找我。这次他见着我，开口称兄道弟，我听了异常感觉亲切，本年那时他正五十岁，我比他小十九岁，自然他是我的老大哥。......临别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老弟等着瞧吧，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要死了才能算数。’我知道他是伤心人感触太深，劝他不要再提那些问题。”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3月8日，午后，前来指导作战的徐祖诒（第五战区参谋长）低峄县，中央社记者胡定芬与徐同行。在峄县车站，徐祖诒与张自忠、李文田商讨临沂地形和作战部署。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在鲁南的峄县，我们赶上了张将军。他看见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给我们介绍李文田，张克侠、李显堂、王尚志，几位朋友，和我们谈了许多平津和东京秘闻。”

胡定芬在文中肯定了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中两次急驰增援临沂，抗击日军精锐之师板垣师团的功绩：“这样的急趋战场，视死如归，在抗战史上，可说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二次到临沂，又挡住了板垣的凶焰，再度予以极大的打击。直至台儿庄会战开始，临沂仍在我军手中，使胶东敌人，与津浦北段正面敌人，不能按其预定计划会合，非但给与我们以各个击破敌的机会，而且保障了台儿庄的外卫线。这是造成台儿庄大捷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胡定芬也在文中给张自忠将军洗刷“接受东京馈赠”的冤情：“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追说，那时他的经理制度，尚未直隶中央，由宋明轩总司令转拨。他出发的时候，领的经费就不多，初到徐州寸功未立，又未便向李司令长官商借，而他由河南到淮河，辗转到津浦北段，再到临沂，沿途花费实在不少。枪响之后，前线下来的伤兵往后方去休养，都需要发给旅费，预支薪饷。他穷得没有办法，只好向临沂城一位商家移借三万元挹注。后来沂河会战大捷，领到最高统帅发下奖金，才把那笔借款还清，人家说他到东京得了多少馈赠，由于这件事实的证明，显然是不可靠的。”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3月13日下午,在军部见前来采访的中央社记者胡定芬、《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和《武汉报》记者李某（李君齐），对他们表示“这次攻击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没有把握。板垣的部队实力很强，不过我将尽全力去做，以求良心之所安。” ......5月12日，五十九军开低徐州。5月16日午后二时，奉命......阻击日军，以掩护掩护主力大军集结，撤离徐州。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他二次奏捷临沂之后，台儿庄会战序幕已告展开。我们遂与他暂别后，来到徐州。突围的前夕，他率部来到徐州，我在司令长官部又与他不期而遇。他看见我，很惊讶的发问：‘听说老弟已随雨东（即关麟征将军，是时关奉命率部西开整补，大批记者随行）往郑州，为什么还在此危城中？’我回答：‘因为司令长官和白总长还在此苦撑，我不能先行，准备和大哥一块儿突围。’他听了，很高兴，约定即晚派汽车到中央社徐州办事处来接。到了晚间，汽车果然开到，我便先和两位电务员，携带全部通讯器材，上车到他的指挥部。不料汽车夫自作聪明，走错了路，开到萧县城边去了。那晚张将军的刘师，正开始攻击萧县，我们的汽车几开到刘师的攻击位置，汽车夫看风势不对，又开回徐州，再向陇海路以北地区驶行，才找到他的指挥部，那时天已拂晓，他刚上散兵壕去督战，预先派定两位高级幕僚，在指挥部附近等了我一夜。两位高级幕僚看见我们到了，就告诉我们说：‘军团长（那时张将军已升此职）挂念您们好久，怕汽车在路上出了岔子。’我们对于张将军的体贴和热情，实在感激涕零。”

胡定芬在《追记张自忠将军》继续回忆道：我因为还挂念在徐州的同事，便把通信器材，托那两位高级幕僚派人照管，带同两位电务员，仍返徐州，改由南路突围。他呢，却做了这次庞大兵团突围的后卫。据随行的某记者们告诉我，他的部队在掩护大军突围途中，纪律既严明，处置情况又迅速确实。他始终紧密的掌握部队，没有使之丝毫紊乱。他到郑州，就担心我的下落，李显堂兄告诉我，张将军对他就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