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1913—2003），泾县溪头村人。其父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并都参加了同盟会革命报纸的编辑工作。胡怀琛与柳亚子交谊甚笃，辛亥革命以后，世事沧桑，然亚子先生终不能忘情于这位“非常忠实的(南社)社员，”胡怀琛精国学、工诗文，他的旧诗为柳亚子所深赏，评之为“味在酸咸外，功能新旧中”。胡朴安精于文字、训诂及校勘之学，著述甚丰，更是学界盛名的国学大师。胡道静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加上自幼好学，勤奋自砺，故成功绝非偶然。胡道静的父亲治学方法有一特点，就是凡读书必作抄录，早年手抄许多书册。胡道静自幼秉承“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庭训，在广泛学习先秦两汉典籍的同时，也养成了手抄群书的学习方法。其时，胡怀琛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胡道静不仅从父亲于馆中所借的藏书中抄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书，而且还常常从师长处借阅未见之书。
　　1928年，胡道静插班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 1929年，拜父亲和伯父的至交、版本目录学大量师陈乃乾为师，进一步学习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专门知识。此外，胡道静还从周予同学习经学史、从吕思勉学习中国通史、从姚明辉学习历史地理学、从姜亮夫学习音韵学、敦煌学、从王庸学习地理学史、从陈守实学习因明学、从顾颉刚学习史学史、从蔡尚思学习思想史、从闻宥先生语言学、古文字学、从辛树帜学习农业生物学、从胡先骕学习植物学等。这些学习使他广泛涉猎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并深刻地受到这些学界前辈的影响。
　　胡道静在深入攻研各门学科的同时，于古典科学技术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其时，他父亲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部分编辑工作，见胡道静对古典科学的兴趣比古典哲学的兴趣都高，便将“万有文库”选题中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处理和发稿工作交给他做。于是胡道静借此初步熟悉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其文献，并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农业生物学、农业气象学、耕作制度和农田水利学的许多条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辑佚学方面，胡道静也作出了成绩。王安石的《熙宁字说》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郭沫若曾经说：“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文字学，著《字说》。其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自熙宁新政失败后，此书久遭抹杀，明初所编《永乐大典》，已无《字说》可录。胡道静在博览群书、手录秘册时发见现存的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的著作中散见不少引文，可以鸠集；还发现清四库馆虽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瓮牖闲评》《考古质疑》《东斋纪事》《萍州可谈》《张氏可书》等宋人笔记，但仍有《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老学庵续笔记》《就日录》等数十种未被辑录之已佚的著名笔记散见各书，可以辑集。于是，借课余工隙之际，辑集了《熙宁字说钩沉》和《宋人笔记钩沉》等稿，但都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毁失了。
　　在校雠学方面，胡道静同样成绩斐然。他购得上海中国书店新印的严可均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册，经与几个明刊本对校后，发现颇有异同，严校并未俱举，于是萌发了“尽取诸本校勘、诸家校语汇录”之意。他次第求得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以及俞樾《诸子平议》和孙诒让《札》中的校语，一一对校过录。当时，适逢王献唐先生的《公孙龙子悬解》出版，他遂潜心研读，并与自己的校本参照的循览。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校雠学》一书。次年，又出版了他的《公孙龙子考》。
　　1931年秋，道静先生从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毕业，次年，他家遭日寇炮火轰炸，全部藏书及文稿都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他随父亲进了柳亚子先生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馆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胡道静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他白天在中学任教，维持生活；夜间在宣传抗日的《通报》担任义务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