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县令，作为长子的胡令仪，又怎会在90年之后的1017年，才中进士？
       而《崇安胡氏族谱》中，“入闽始祖‘钓鱼翁’胡夔”，则生于南唐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相较于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记述，年龄要比胡瑜小60岁左右，比胡令仪则大30岁左右。
       抛开出生年代，单看世系：《华林山的胡氏渊源》中胡瑜的世系之一，是“胡瑜——令仪——绍——美弼——罕——渊——安国”，从胡瑜到“安国”，共七代人；而《崇安胡氏族谱》的世系为“胡夔——光仁、春生——敏——容——罕——渊——安国”，从胡夔到安国，也是七代人。两相比较，胡瑜与胡夔，“辈分”相同，只能是兄弟，何来“父”与“子”之说？更何况，“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而胡瑜，“字可佩，号雪宝”，二人毫无相似之处？
        黄启昌先生此说，不过是抄自某个未经辨析、考证的资料罢了。然而，由于黄先生对此说的失察，导致《中华姓氏通书•胡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不免令人遗憾。
        二、关于黄启昌先生“胡瑜——令仪——安国”、“胡瑜——令濬——安国”说
        樊明芳先生《华林山的胡氏渊源》“胡城次子瑜世系”中说：“五代”时，“胡瑜，字可佩，号雪宝，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卒葬华林宅后。原配吴氏，生子三：令仪、令濬、令熊；续娶刘氏，生子三：令绵、令延、令弦。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迁淮南转运使，生绍；绍生美弼；美弼生罕；罕生渊；渊生安国；安国生宣（寅？宁？）、宏；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令濬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上述介绍，既有“胡瑜……徙崇安”，又有次子“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让人一头雾水。若是自胡瑜就开始“徙居”崇安，怎会到次子“令濬生羽仪”之后，才“徙崇安”？若是“令濬生羽仪，徙崇安”，胡瑜就不是“徙崇安”的始迁之祖。但是，同一文章之中，两种说法却赫然并存，到底那个真，哪个假？亦或无一真，全为假？
     上述介绍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是否是同一个人？若是同一个人，为何胡瑜长子令仪的“后裔”之“宏”，“生常原；常原生覃和；覃和生璨；璨生顺；顺生彦酬……”，与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之子胡宏的世系一样；而胡瑜次子令濬，却是“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毫无疑问，此文中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就是《崇安胡氏族谱》中的胡安国父子。因为，樊明芳先生在《附录：华林胡氏（简介）》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强调说：“瑜迁陈留后徙居福建崇安，后裔中著名人物有胡安国、胡宏。”在未读到《华林山的胡氏渊源》原文，不了解樊明芳的本意时，笔者曾在《崇安胡氏族谱世系考辩——武夷山寻根考察报告之二•“钓鱼翁”并非华林系》中，曾经质疑说：此一说法，当然也是抄来的。而不论是否别人代抄，作为樊明芳先生，难道就一遍也不看吗？倘若扫上一眼，也应感到奇怪——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当然是一个人，怎么既是令仪之后，又是令濬之后？何况，令仪与令濬，本是同胞兄弟？如此明显的错误，竟然招致众多不加分析的引用者，岂不滑稽而又滑稽？如此之渊源，哪里还有一点可信度？
        更值得推敲的是，既然“胡瑜……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又怎会“卒葬华林宅后”？即使胡瑜真的“徙居”过崇安，至多也是“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