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析”。“辨”者，“辨别”、理顺、寻真也，不是有“言”字的辩论、辩驳之“辩”。
《胡公满寿考辨析》，题目本身表明，不是论辩。宗亲之间，平心静气地引证史料，逐一分析、探讨、商酌问题，只为“共祖”的生卒年“寻真”，不必“辩论”、“辩驳”。虽然其间局部不乏论证，但总体而言，只限于“辨析”——辨别、分析、推理。而“考辩”，就必须提出论点，用必要而又充足的论据，去层层论证、辩驳，直到得出结论。
三、关于“论点、论据”
你质疑“恒俊宗亲所列举的‘周武王灭纣时的年龄’，‘阏父为周陶正时的年龄’，‘满公何时受封于陈’，‘武王为何将妫满封于陈’，这四个论点及其文论据都是与‘满公生卒年期及享年’这个主旨无关或没有说服力”。
其实，“这四点”，既不是“论点”，也不是“论据”，仅仅是分析满公生卒年份的外围线索，为“辨”与“析”之必须的基础。既然满公的生、卒年记载，被3000多年的历史尘埃掩埋，成为一桩“公案”，欲破此案，就要找线索、理关系。正如剥笋，须从外向内，将包裹之壳层层剥离。又如寻宝，须在相关区域内，找准方位，然后才能掘去覆土、打开库门，让宝藏大白于天日之下。
你的《考辩》，列举了“周文王的在位年限”、“周文王的受命年数”、“武王克商是‘文王十一年’还是‘武王十一年’”、“周武王的年龄”、“周成王继位时的年龄”、“文王、武王、成王编年资料汇编”等，方法与我不是一样么？
四、关于“与主旨无关”的问题
1、周武王从何时“制正朔”，改“纪元”
中国历史上，帝王或国君一去世，其纪年就结束；继位或新立之君的纪年，从就任之年开始，称“元年”。这是惯例，亦是常识。
文王去世，周武王以太子继立，特立独行的，是不仅按照惯例开始新的“纪年”，而且重新“制正朔”，将每一年的起始月、日、时，比“殷历”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史记•周纪》载：“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修文武绪业”。
按照常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西伯虽崩，商王朝的“天子”纣王还在，姬发只是作为封国“周”的太子继立。但是，武王“即位”之后，就追谥曾祖、祖父、父以“王”号，不仅修改法律制度，还制定新的“正朔”，明示以灭纣克商为己任，向天下诸侯传送替天行道的信息。
所谓“制正朔”，“正”， 就是“正月”，即一年的开始；“朔”，即一个月的开始。月亮月圆为“望”，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与太阳同时出没的那一天，定为该月的第一天。
中国历史上，每年开始的第一个月“正月”，自夏、商、周至汉武帝以来，曾历几次更改，分别称为“正月建寅”、“正月建丑”、“正月建子”，然后回归“正月建寅”。而每次更改，都是朝代或帝王“改元”的标志。
夏代，以孟春之月（也即冬至后二月，相当于今天的夏历正月）为“正”，由于夏历正月的地支为“寅”，所以又称“夏历”“正月建寅”；正月的“平旦”（天明）为“朔”。而按甲子纪月法，夏历的十一月为“子”月。一年十二个月，月份的地支，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现在的正月，就是夏历的正月，配以十天干“甲、乙、丙、丁……”，就写作“甲寅月”或“丙寅月”等；正月的第一天，为“朔”，称为正月初一。
商克夏桀，遂“改元”，将夏代以“孟春之月为正”，改成以“季冬之月（即冬至后一月，相当于今之夏历十二月）为“正”，地支为“丑”；鸡鸣为朔（半夜鸡叫，也就是以子时为朔）。
周武王继立，断然改变殷商王朝通用的“正朔”，以仲冬之月（相当于今之夏历十一月）为“正”，该月的地支为“子”；夜半为朔（也即子时）。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之后，“周正”延用了800多年。
汉代以来，自汉武帝改“周正”，实行“太初历”，直至今天的夏历，沿用的都是“夏正”。
2、关于“文王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