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治国的主体意识是儒家理论，以“秉笔直书”闻名于世的司马迁写《史记》时，还不是顺应潮流，树造了一个远他两三千年的尧、舜、禹“ 三代禅让”、“选贤任能”的盛德典范。历史上许多迷案随着时间的远去，当事人、知情人相继过世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如蚩尤被黄帝战败退到南方；舜帝征“三苗”“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明朝胡惟庸案被冤杀的三万多文武官员；清宫光绪帝之死；民国戴笠之死；共和国初期政治运动、武斗事件死去的人；温都尔汗林*等等大案，都是发生在很短很语而且万分诡秘的时间里，后来人想搞清这些“问题” 也很难。如果说一切探索考证都要以文献史料、证人证据为准才能定论，这样的条件太苛刻，怕国史方志都没人敢去写了。所以，我认为：记载一族人、一家人、一个人的家史。只要不超出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与那特定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吻合，不是“根本性错误”，出现点差错也是再所难免的。
2014.11.27 收稿，代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