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和延续，是明清徽州宗族的头等大事。对于有着辉煌族史的胡氏宗族来说，同样如此。胡氏修谱，恪守“三代不修即为不孝”之朱子家箴。然而，仔细研究上述修谱世次却发现，其中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促使动因，即外姓对胡氏宗谱的“赝鼎”与“私售”。从民国《清华胡氏宗谱》提供的信息来看，上述编修世次中，就有三次直接与之有关，几占总编修世次的三分之一，明清编修世次的二分之一。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比例，在同时期徽州的其他宗族谱牒编修史上，也属罕见。正因为如此，非常有必要对之作一考述。这三次编修，有两次发生在明代，一次发生在清代，现简述如下：
　　第一次发生在景泰初年。景泰元年(1450)五月二十九日，胡氏不肖之子胡庶，贪财忘本，收接“白银贰两五钱”，将其父胡尚文原掌宗谱，设计私卖给了“非族”小姓胡巽宇之孙胡否、胡礼道兄弟。之后，胡否兄弟“冒认所迁祁门支派，插写其名于下”，妄图扳援“认宗”，胡氏举族惊骇。最终，以族长胡汝器为首的胡氏宗族，通过诉讼的方式追出宗谱还众。胜诉之后，胡氏宗族认为：“旧谱被非族谋买，妄接枝派，若不革弊重修，恐莠乱苗惑深难辩”，为此召开宗长会议，于景泰二年立式修葺本宗正谱，最终纂成十本(11)。
　　第二次发生在嘉靖中期。在正德朝胡棠荫等人再修之后，“不四五十年而赝售并兴”。就是说，这时一些人为了大肆射利，出现了伪造胡氏宗谱并四处进行兜售的现象。为了杜绝赝售、澄清宗派源流，于是以胡良乾等人为首的胡氏宗族，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开始，再次编修宗谱，于第二年十月最终告成，纂成二十五本(12)。
　　第三次发生于康熙初年。自嘉靖中期至康熙初期，一百三十年将过。胡氏宗族“考诸祖训，三代一修之期，则过矣”。更重要的是，此时“借鬻之弊又兴矣”。考虑到若不亟为修续，宗族则有“中坠之虞”，而后世子孙“不几按籍而叹缵述之无从”。于是，宗族族长合议，在胡文璧、胡德良、胡永弼等人担纲下，合修宗谱(13)。
　　从以上统计和介绍不难发现，嘉靖朝与正德朝修谱间隔只有四五十年，相较于三世一修而言，至少提前了十几年的时间。而景泰朝离元至元朝修谱居然长达一百六十多年之久，康熙朝与嘉靖朝修谱间隔也达到了一百三十年，并且在谱牒事件发生之前根本就没有发出续修“公启”或“知单”的任何信息。可见，这几次谱牒事件直接促成了上述三次宗谱的及时编修。同时也说明，谱牒的赝鼎与私售等事件，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谱牒编修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对宗族谱牒编修的世次具有重要影响。
　　二、清华胡氏宗谱采用的防伪措施及其实施效果
　　从上文来看，胡氏宗谱的编修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一旦发生赝鼎或私售现象，首先考虑的就是对世系进行重修。可以说，重修世系实为杜绝非族异姓买谱乱宗的重要防范措施。然而，每次编修谱牒都要花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随着宗族的不断扩大，子孙的不断蕃息和外迁，修谱成本也将越来越高，加上盗卖与伪造的现象又非常普遍，倘若每次都跟着重修的话，无疑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是每一个宗族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事情。为了保证正谱真传，防止或降低伪造盗卖的几率，胡氏宗族首先想到的是制定祖训诫谕。根据记载，在景泰朝之前，胡氏宗族就曾两次制定祖训以告诫后世子孙谨守而勿怠：
　　人生本乎祖，如水之有源。乔木名故家，后裔自邈绵。燕毛叙乎齿，昭穆犹粲然。披图观遗像，冠盖若蝉联。诫尔后子孙，谱牒宜宝焉。爱护勿借鬻，非族莫攀缘。行止有瑕玷，芟除不入编。三代一修五代吊，相传慎勿忝于先。(14)
　　故家编谱明昭穆，三代一修五代吊。遵命不许鬻借人，世世相承毋违背。(15)
　　但从实际来看，运用祖训诫谕的方式其效果并不大。更重要的是，“有连城即有碔砆，有蚌胎即有鱼目”(16)，在“私售”的同时，开始出现了“赝鼎”而兜售的新趋势。显然仅仅依赖祖训的方式，再也不足以防范了，毕竟祖训只能约束族人。
　　然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