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建峰
泾县溪头都通往黄田的小道，有一座牡丹亭，古民居志道堂一侧的墙壁墙体剥落，但“誓复国仇”四个红色大字依稀可见。我为之一振，兴趣陡然。走近黝黑的灰墙，驻足仔细辨认。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字迹不甚清晰，红色线条隐现，“誓复国仇”却依稀可辨。繁体行书，每个字长近有一米，字与字间隔约二十公分，排列很均匀。
这条标语究竟是那一个组织所写呢？从事党史研究的我在思在想：新四军驻扎云岭期间，由于国民党三战区要求共产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新四军当年未向泾县东乡派出民运工作队。而国民党最不擅长的就是发动民众，所以国共双方都不大可能书写这条标语。
但“誓复国仇”一定是抗日战争时期书写的墨宝，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历史。时过境迁，故人已去，现在已无法弄清它的出处了！也许是青年学生，也许是睿智学者，也许是耄耄老人......不管是谁？都留存了中国人不屈不饶，“誓复国仇”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它见证了锋火岁月，无声的向后人叙述罄竹难书的日本侵略者暴行，记载了为冲破黑暗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的历程。如今，“誓复国仇”依然光彩夺人，给人以震撼，激励人奋进。
泾县溪头都“龙坦胡氏”是文风昌盛、科举连绵的名门望族，文化底蕴浑厚。当时就有一批文人活跃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
安徽省社科院任副院长王传寿在搜集《安徽新闻传播史》资料时，发现“龙坦胡氏”与抗战新闻界有着一段较为密切的关系，为此发文《皖南胡氏与抗战新闻界》。文中介绍了胡朴安、胡道吉、胡道静、胡惠生、胡道和、胡道彰、胡传枢、胡传厚等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从事报业抗日救国，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的艰苦斗争事迹。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格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胡扑安纪念座谈会”撰文《胡朴安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文中介绍由胡朴安作词的《八百壮士歌》，激励军民浴血奋战的事迹。“龙坦胡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可圈可点。
由于上海、长沙等地的沦陷，为避战火，其中有人回到尚未波及战火的家乡。但立志报国的乡人，积极为抗日力所能及。他们帮助无家可归的名士逃脱日寇魔掌，安排到溪头暂住。在家乡办学，继续文化救国的事业。
陈元清、陈友琴弟兄分别是名中医和古文学家，是上海名人。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侵占上海，而他们家乡安徽南陵也是日寇占领区。为躲避战乱，在陈友琴曾经的老师、教育家胡息求的帮助下，全家迁到到未波及战乱的泾县溪头都，因为胡息求与胡养初同宗同辈，儿子胡有报与胡古稀系亲密发小，于是安排到胡家“兰馥堂”居住。陈元清从医，而陈友琴到黄田培风中学任教，直至抗战胜利陈家兄弟才离开溪头都回到上海。对于这段经历，陈家人刻骨铭心。陈友琴的儿子陈生健回忆撰文《老家》中描述：“我出生在南陵。我一生呆过不少地方，在出生地南陵也只住了六年就随当教师的父亲陈友琴到了上海，以后因为战争、就业而辗转于皖南、浙东、辽宁、黑龙江、北京。说也奇怪，这几个地方使我产生“老家情结”的却是我住的时间最短的皖南泾县”。对困难时无私援助的胡息求描述：“父亲的中学老师胡息求，这是一位笑容可掬，会打太极拳的老人。”
出生于1893，于1938年参与创办《文汇报》，后任主编的胡惠生，因为如实报导红军、八路军抗日要闻，连载美籍作家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行进》文章，在新闻界颇有影响。作者吴志新在《胡惠生：一次未能接受的邀请》的文章开篇写到：“胡惠生是民国有名的报人，在《文汇报》担任总编辑期间，即因坚持宣传抗战，招来日夲特务的威胁与袭击。1943年秋，胡惠生就任《中央日报》总编，仍旧坚持抗战第一，中国必胜的观点，从事抗日宣传。”形势所逼，他于民国31年（1942年），自上海回到溪头都。
返乡后，他立即着手文化救国的事业，“龙坦胡氏”族人大力支持，由大宗祠选派，以胡氏宗祠2000余亩田租收人为基金，在三甲祠内的“溪上书屋”创办了“泾县私立龙坦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