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碑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给先人树碑立传，自古有之，有皇家的，有官宦的，有民间的，大小不一，格式有别；但文辞精炼，字迹工整，记述准确，大同小异，为的是留名千秋，以供后人瞻仰。寿阳胡氏在本邑西岢村垴环岭其先人的坟莹，留下了自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清四朝以来共十通墓碑，它们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一看便是中晚清本邑的名门望族。以其规格和数量在乡间还是较为罕见的。
首先从碑铭的荣誉封号来看，大多留有“皇清恩赐”字样。其先人胡茂贵（家谱第五代，碑存第三代）公，有“皇清”字样；其先人胡德（茂贵子）公有“钦赐修职郎”字样；其先人胡启陈（字宗虞，德三子）公墓表有“皇上钦赐正八品修职郎熙朝寿考”字样；其先人胡祚陈（字从古，德四子）公有“皇清恩赐登仕郎”字样；其先人胡善继（字志孝，启陈长子）公有“皇清恩赐寿民”字样；其先人胡善宗（字子厚，祚陈二子）公有“皇清处士”字样；其先人胡善友（字久敬，祚陈三子）公有“皇清恩赐乡饮耆宾”字样。
“皇清”即清皇，清朝皇帝，皇上老大，故置顶。
“修职郎”即正八品散阶，即授予官职同时授予的虚衔，此为荣誉衔，有比今天之军衔（亦或正团，上校），似副处级。
“登仕郎”即正九品衔，或为逝去所赠，亦为荣誉头衔，虚衔。
“乡饮耆宾”即清制每年由各州县遴选德高望重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若犯错误，亦详报褫夺革名。授此衔主要起到尊敬老人，教化乡里的作用。
由此可见，胡氏先人的七通碑铭所加授的荣誉头衔，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加或敢加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朝代由朝廷或地方政府代表朝廷所授予的荣誉衔。
其次，从碑铭的记述细节来看，除了记述其先人的生卒年月，配偶及子女情况，还记述了其先人的经商贸易的情况。至于其先人的经商贸易，虽较为简略，但足以证明其家族的发迹是与经商分不开的。如胡启陈公墓表有“二十四岁风尘雨雪，效陶顿业，五十一岁家居不复游还归”字样；胡善言公墓表有“秉公贸易，亦淳淳然有喻义之示”字样；胡祚陈公墓表有“想公贸易于归化城“字样；胡善友公墓表有”因家运不丰，弃儒为商，贸易化城，方逾不惑之年，家累千金“字样。但也有人操守家业，如胡善宗公，碑铭亦有记述。由此可见，老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胡氏也是”经商亲兄弟父子兵“。胡启陈胡祚陈兄弟，胡启陈胡善言父子，胡祚陈胡善友父子结队报团经商，足迹远达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乃至其先人口口相传的结对商帮远达俄罗斯恰克图，看来是极有可能的。贸易内容不可能在墓表一一道来，但据其先人口口相传的经营马匹，皮毛，茶叶等商品在这个商道上也是十分可信的。从胡氏父子经商的时间来看，彼时胡启陈二十四岁始，值乾隆廿四年即公元1750年，正值乾隆盛世，相对来讲和平安定，市场繁荣，也正是山西商帮活跃的时期。如此看来，胡氏一门在距今二百六七十年前的清中期开始经商，也正是由于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故而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迹并奠定了家族的经济基础。
渐次，从碑铭的撰文和书丹来看，也多为当时本邑名宿大儒。其先人胡德公墓表由乾隆庚子科举人祁朝鸾撰文，该为大清名相祁寯藻之族人，曾任猗氏县（今临猗县）教谕；书丹则由嘉庆丙子科举人祁世弇为之，该为祁寯藻之侄辈，历署临县，临汾县教谕；荣河（今万荣），长子县训导；其先人胡祚陈公，胡善宗公墓表则由同治甲子科举人霍凤翔书丹；其先人胡启陈公墓表则由本邑儒学庠生（即秀才）阎中孚撰文及书丹，此碑文从辞藻，书写似乎更胜一筹。由此可见，胡氏一族当时在乡里的影响是较大的。有的碑铭则由其姻亲所立，如胡祚陈公墓碑由其三子胡善友的长子胡学睿之妻侄马意静所立。马是否取得功名，待考，至少是出于仰慕胡氏一门，勒石留名，以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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