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落户于北伐前一年，而他们的先祖是在北伐途中或者溃逃中途经河南时留在那里的。李自成是米脂县人，我们的故土应在米脂周边陕西境内的某个地区，或者为有千年古槐的山西洪洞县。先祖记忆中的“弯弯槐树”是地物特征，并未界定方位。米脂与洪洞相距三百一十公里，看似遥远，但对于战时的军事行动抑或逃难者的生存欲望来说，不是无法克服的距离。洪洞县的千年古槐名扬四海，一直是许多此地后裔朝圣的故地。古槐是否就是先祖记忆中的弯槐呢？因为山西毗邻陕西，也是李自成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且洪洞县距米脂县只有六百里而已。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发源地在山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这个推理不能成立，那么陕西境内一定有存在弯槐的地方，或者近四百年历史里存在过弯槐的地方。由于李自成、高迎祥是米脂县人，起事当首起于家乡。其思维定势必以陕西为首推。加之一九九五年有来自陕西的胡姓人风尘仆仆地赴小樊洲寻亲之事，更加深了发源地在陕西的印象。假如这位寻亲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情怀的人，那么我们的发源地在陕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先祖是随李自成而来。至于发源地在晋在陕皆有可能，但并不重要。
从崇祯十五（1643）年算起，胡氏家族在小樊洲已三百七十九年，繁衍子孙超二十代。一世育有三子，分别为长子胡琏（瑜字辈），次子胡瓒，三子胡珪。长子胡琏育有六子，只传下一、二、四、六房。次子胡瓒传下一房，即老二房。三子胡珪未见子嗣记载。有人认为宜城的胡集胡姓人就是胡珪后人，但缺乏依据。三世胡霈（雨字辈），是二世长子胡琏第四子，故为四房，四房由此展开。胡霈虽有五子，却只传下长子胡国安(国字辈)一脉。次子以下无子嗣记载，其原因可能与战乱有关，四世所处的年代值康熙朝中后期，在康熙六十一年里，特别是亲政的五十五年里，东征西讨从未消停过。频繁的兵役徭役，生还者寥寥，印证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从留下长子这一点看，倒是证明自古就有“多子留长独子不兵”的传统习惯。康熙帝虽然统一华夏功不可没，但战争致人口锐减和国力消耗的程度不亚于一次改朝换代。四世长子胡国安成为事实上的单传，后来连续单传三代（胡肇先、胡熄王、胡倬云），到八世才兴旺起来。七世胡倬云（云字辈）育有三子，三子皆有众多的后人，形成三系。一系为长子胡近圣，二系为次子胡闲圣，三系为三子胡作圣。三系中除长子胡近圣经商发达后子孙们住进港内（俗称蒋里）的庄子，余下二系均在小樊洲。后来随着时代变迁，有少数族人离开了小樊洲。二系胡闲圣五世孙胡玉花于胡金三兄弟事件之后住进庙儿岗庄子里，其三个儿子的后人还未找到。八世孙胡相道于解放前夕在牛首做生意，后来在雷家湖定居至今。后又将其弟胡福道介绍入赘牛首朱家。九世孙胡家昇于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后住进金牛寺至今。八世孙胡欢道浪迹茨河谋生，抗日期间入国军，因战功混得团长一职，后随国民党退台湾，其家眷仍在茨河。三系胡作圣的八世孙胡为乐（又名月亮、滋道），于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中共，在本地发展党的组织，期间得到其兄大地主胡厚田的大量资助和掩护。身份暴露后，于一九三八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年后任华北财校队长。一九四三年任溧县七区区长。一九四五年任安阳县委财政科长。一九四八年任热河省围场县县长，一九四九年任北京市企业局科长，一九五零年任湖南省长沙市财政局科长。一九五一年任湖南省益阳市市长，一九五三年任广州市国营建筑公司经理，一九五五年任广州市工商局秘书主任，一九五七年任广州市外调办公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任广州市铝厂筹建处副主任。文革时受到冲击，加之积劳成疾，于一九七三年五月逝世于广州，享年六十六岁，其儿孙仍居广州。其侄子胡家森（胡厚田之子），解放后任教于黄集，后留居黄集。我与家森哥素未谋面，与其前妻赵嫂凤英和侄女秀普熟识。他们家的四合院拆毁后，我曾在此废墟里捡过一支蜡台。不久后的一九六零年建街时，这里成了老河洲的宅基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