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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浏览，发现这几天又是什么“节”、什么“日”的，当然，是些泊来品。前天是什么世界问候日，昨天又是什么感恩节。这一节一日放到一起，挺合适，毕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心情---感恩之情。说到感恩，我想说的很多，首先当然得感谢给我生命的父、母，更重要的是还得感谢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祖母。
奶奶出生在大别山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到大也没个名字，家里人管她叫“毛女”，同辈份的叫她毛姐、毛妹，低辈份的则叫她毛姑、毛奶，典型的传统女性，裹着“三寸金莲”，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晚清、民国时的乡下女人没什么二样。奶奶出生于1902年，约十八岁嫁给我爷爷（我们这里都称爹爹，与北方的称呼不一样，这很麻烦，每次都得如此解释一番，原因就是怕把辈份弄乱了。以下该入乡随俗称爹了。）从此，毛女的名字略有改变，称毛姑、毛奶的都改称“胡婶”、“胡奶”了，妻随夫姓嘛。那时我们家很穷，爹爹兄弟三个，均随父往庐江打铁，相当如现在的外出打工。爹爹由于常年受火炉熏烤及铁屑的溅伤，使得害了眼疾，后来竟几近失明。打那时起，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奶奶虽是山姑农妇，但聪颖过人，她性格刚烈、热情爽朗，有股什么事都不服输的劲头。奶奶很快学会了做豆腐、做挂面，并以此为艺养活了一家子。随着我父亲和叔父的先后出生，这个贫苦的农家才开始有了生气，有了希望。奶奶常说，我父亲和叔叔小时候长得多么的可爱，“象两个粉团。”她这么形容。奶奶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两个儿子身上，再穷也要让儿子读书识字，可那时的山村里想培养知书识字的孩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加之兵荒马乱，连生存也有了问题，哪还能上得起私塾啊。那年，因为族下摊派一个庙会费用的事奶奶与族尊（即胡姓掌头人）闹翻了，凭着奶奶的脾气，别说什么族尊，就是县长来了她也不放在眼里，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儿子砸了木头菩萨，大闹一通，使得十里八乡都知道这个毛姑奶奶的厉害。当然，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肯定没好日子过，于是，奶奶作出了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举家迁移出山，这真有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侠义味道。从那个小山村到县城有百多里山路，奶奶，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女，牵着失明的老公，拖着两个不喑世事的孩子，沿途乞讨着走出了黑云密布的重重大山。临走时，奶奶扔了块石头说：“此石为证，我毛女不带儿子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乡！”这年，父亲九岁，叔叔七岁。
县城，其实还没有现在的一个乡镇那么大，可象奶奶这样的人到了县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虽然无亲友可投，但奶奶还是挺有办法的。当时全县各乡村的大姓人家几乎都在县城设了名为“学社”的接待所，相当于现在设在北京、上海的办事处。我们胡家也不例外，与辛姓共设了个“辛胡学社”，专门接待下县办事的本族人及族下考学的孩子。奶奶一下县就住进了这个“辛胡学社”并找到驻县的族长，要求接手承包“辛胡学社”，理由是为你们胡家培养人才，抛家舍业投奔县城求学。族长为奶奶的豪气所折服，且当时也确实需要找个人接管“辛胡学社”，于是，“辛胡学社”就成了我们的家。从此，奶奶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也是更为艰辛的一页。 历史的东西，年代久远，许多记述不那么全面和完整。昨天晚上与老爸通了电话，和他说了我写奶奶的一些事，老爸说，你遗漏太多，许多事都不是那样的。于是，爸爸滔滔不绝的讲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下到县来，哪那么容易能够入住“辛胡学社”？开始的那一年，可吃尽了苦头，一家四口，住在县城里的宝塔里，宝塔四面通风，寒冬腊月，一家人依偎在一起冻得瑟瑟发抖。白天，爹爹带着两个儿子出去讨饭，由于爹爹眼睛不看见，就把儿子当眼睛使，儿子们一前一后牵扶着父亲踏上了乞讨之路。奶奶找到一家卖小吃的店里，给他们当下手，混口饭吃。由于奶奶有做豆腐的手艺，不久便帮东家做起了豆腐，从此，一家人搬出了宝塔，住进了这家小吃铺子，爹爹和他的儿子们也帮着东家卖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