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晴朗，无风亦无云，中午照例美美的睡了一觉。大概是早晨起的过早，或是窗前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我的床上挺舒服，我睡得过了头，到了三点才醒来。幸好现在是二线人员，不会考勤（许多单位二线人员不上班的）。说实话，若不是做了个奇怪的梦，恐怕还在睡呢。
午觉中，我梦见我的大伯伯了，这很奇怪，因为大伯死去24年我从来没梦见过他。梦里，我在大街上走着，偶然回头一看，前面有个白发老人，竟是我大伯，当时我心想，大伯是下县来领补发的工资的，现在不正在涨工资吗？谁都有份，离休的大伯当然少不了，只不过现在的大伯精神恍惚，神志不清，光着下身，披件破衣，难于遮体。我心头一紧，赶忙上前抱住了他，说：“下来了？领工资吧？”大伯说：“补了好多啊！”我说：“叫移伢（他侄子）带你去，把钱点清楚了。”“晓得。”大伯去了，我还站在那望着光裸着下身的他，眼泪止不住的淌。心里一难过，觉也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大伯死去二十四年了，哪来的他呀？醒来后，心里仍然不是个味，想起风风雨雨中可怜的大伯的许多往事。
大伯与我父亲是同爷爷扩父辈的兄弟，虽然不是胞兄却也亲得很。他的一生历尽坎坷，数经磨难，享过清福也遭过苦难。解放初，由于属南下干部，被安排在税务部门工作，后又调任一所小学的校长，那时的他可谓大红大紫，吃香的喝辣的，竟然离了家里那个童养媳的老婆，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婶娘。这婶娘是肚子里带着孩子来的，大伯不在意，后来那孩子也当成己出，疼爱有加。婶娘与我大伯也生了个女儿，可没多久由于大伯在反右斗争中倒了霉，那婶娘竟带着襁褓中的孩子离开了他，改嫁他人了。从此，大伯的霉运一直伴随他大半辈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是几乎被折磨至死。
大伯是个性格极其开朗的人，喜说喜讲，嘴多毛长。什么事他都得说说，所以他的许多苦难都与多嘴有关。文化大革命时，他与几个同伴上山打柴，休息中七谈八扯，不知怎么说到毛主席了，他说：“古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毛主席不也七十多了吗？”同伴中有一姓黄的告密者，添油加醋的向造反派报告了，竟把大伯的话进行了修改，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毛主席七十为什么不死？”那时这可是死罪啊，可想而知，大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在斗争会上，那位姓黄的告密者为了表达他对“阶级敌人”的恨和对伟大领袖的亲，竟然用造反派专用的棍子把我大伯从台上打到了台下。大伯的头朝下摔了下来，使得头和脖子都受了重伤。大伯孤身一人，又重伤在身，躺在家里无人问津。那时，我奶奶偷偷的做点好吃的，熬点骨头汤，让我大妹乘着早、晚没人时走后门口送过去。大伯生命力相当旺盛，本以为活不久的他却顽强的活过来了。可过不了多久，不单行的祸事又找到了他。有一天，他独自上山打柴，由于抽烟不小心引着了山火，当地民兵、群众几百人上山救火。大伯当然也在救火的行列中，事后，来不及洗去浑身烟灰的他跑到民兵营长面前双膝跪地，主动承认了错误。一来他为失火而内疚，二来他被打怕了，想落个坦白从宽的处理。然而，坦白的他并没有落着从宽的处理结果，反而遭到更严厉的折磨。那个民兵营长把大伯捆起来，吊在一棵树上，用他的那支卡宾枪的枪托打大伯。大伯被打得浑身是伤，奄奄一息。吉人自有天向，他仍然没死，硬是挺了过来。
进入八十年代，大伯的春天才开始。他被平反昭雪了。组织上安排他光荣离休，补发了一大笔钱。补了多少钱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也不说。日子好过了，生性张扬的他又开始拽起来，买了收音机，成天带着走街川巷，买了大头皮鞋、呢子大衣等，整个人上下一新，只可惜头发全白了，那会山里还没有染发一说，都叫他白毛佬。有钱了，许多女人盯上了他，有事没事套近乎，打了一辈子光棍的他免不了有偷荤吃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也不能瞎议论，只觉得他的钱大多花在了风花雪月上了。为了这事，少不了遭惹是非，奶奶也经常骂他，可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他竟然死在了这放荡不羁上。
1983年春天，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