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编辑本段]堂号的意义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