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13”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通志馆不得不被迫关门了，人员各奔“前程”，柳先生去了香港，胡先生则进入新闻界，先是在上海租界的《中美日报》、《大晚报》任编辑，同柳先生还有书信来往，后来，他到了浙江金华，任《东南日报》编辑，同柳亚子中断了联系。有一天，柳亚子无意中在《大公晚报》上看到“一段惊心动魄”的消息：“《东南日报》由金华西迁江山、衢州之时，中途全车被炸，损失惨重，该报编辑胡道静氏有不幸消息。”柳先生说他看了这则新闻，“非常惊骇、恐怖、痛心。”于是，他写了一篇《怀念胡道静》的文章，发表在1942年11月4日桂林出版的《野草》杂志上。文章中说，所谓“不幸消息”，到底正确与否，他是无法打听的。不过，“在我的感情方面，实在非常牵挂，不能忘怀的。”他回忆胡道静在通志馆的情景：“此时，道静年龄很轻，新从持志大学毕业出来。但他聪明而又努力，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在馆中的同事是没有一个不敬佩他和爱慕他的。因为他待人接物，又是非常的恳挚，非常的和蔼。在几个老朋友中每谈到道静时，大家总说，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呀！”柳先生又充分肯定了胡先生在通志馆的工作，他写道：“通志还没有办成功，积积累累，道静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市通鉴》，四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中间执笔的，在质在量，道静也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柳先生特别表彰道静为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淞沪沦陷后，他在离开上海时，委托道静把通志馆的一部分藏书，“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现在胡先生是死是活？柳先生未得到确证，所以最后他写道：“希望道静还在人间，或者见了我这篇文章而给我来信吧，那就是非常的幸事了。”青年的胡道静，在柳亚子先生和他的同事心目中已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
胡先生没有死！《大公晚报》的这一则关于胡道静的“不幸消息”是一则假新闻。他还在《东南日报》。解放前，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涨，为了养家糊口，胡先生颠沛流离，到处找工作，但无论到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都离不开书，遇书必校，有得必笺，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阅览的书籍很多，范围很广，尤其对《梦溪笔谈》和古代农书，他最有兴趣。《梦溪笔谈》是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一部论述科学的专著，胡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很喜欢读，做了许多读书笔记，但因当时生活不安定，一直没有整理成书。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先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处理本大区图书馆业务调整工作。1954年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专门做古籍出版编辑工作，特别是编印目录学方面的工具书。胡先生如鱼得水，在做好编辑之余，他继续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先生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了。一炮打响，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指《梦溪笔谈》）”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
“校证”蜚声海内外。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先生听说老朋友出版《梦溪笔谈校证》，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沈括在“中国史上，也是世界上稀有的一通才，对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历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并且在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对天文、历法和算术，都能精通，并且有重要的发明。”而胡先生“把古今中外学人对沈括之学的研究，作了有条理的比次……我相信道静兄不仅善读文学，也必重之不朽了。”曹先生说他“曾推许胡道静和钱锺书为新一代的学人。”这件事，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