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东征西伐，先灭金，后亡宋。
宋、金、元易鼎，连年兵荒马乱，山东先为宋金、后为宋元拉锯地带。
据《增修胶志》记：
金自宣宗癸酉、丁丑密州再破于蒙古，戊寅三破于红袄贼，秋四月破于李全，己卯全又以州降。
金卫绍王至宁一年（1213），蒙古木华黎屠胶、密二州，横尸遍野。
此后的七年，胶州五易主。
蒙古入主中原之初，不知稼穑之重，甚至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其黑暗统治维持了半个世纪，北中国虽相对安宁，但受破坏最深。
其时，北方又连年瘟疫。
《大槐树、洪武赶散及其它――明初大移民》一文记：
十四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区为浓厚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元末明初，乱世连年，豪杰四起，先是驱逐异族，后是同室操戈，战争连绵近二十余年。
韩山童、刘福通借白莲教起事，韩山童事泄被杀，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率先举义，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徐寿辉、郭子兴相继揭竿，后刘福通战死，诸枭雄虽各怀异志，但名义上都尊韩山童之子小明王韩林儿为主，国号“宋”，并皆头裹红巾，举红旗，时称“红军”或“香军”。
除战争、瘟疫，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而今日照地，时属莒州。据不完全统计，自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100年间，莒州一带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28次。
《诸城县志》载：
元文宗天历三年（1329），春水灾，夏秋旱蝗并行，民采草木充饥。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夏五月，蝗。
同时，自蒙元起，倭患迭起，倭寇时常侵扰沿海，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如胶州沿海多次受到倭寇侵扰，长期不得安宁，许多居民被迫内迁。灵山湾唐宋时还是山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可元末这里就已人迹罕至，“荆棘充塞，树木丛杂，豺狼之所居，狐狸之所嗥，渔夫樵子时或出没期间，不过一二野人耳”（《灵山卫志·建置序》）。
在这江山代谢之中，元末诸路“红军”南北纵横，诚可谓“风卷红旗、残阳如血”，“红巾”所到之处，尸骨遍野。
天灾加人祸，北中国十室九空！
而在其中，最彻底、最残酷、最无奈的人口减少，是战争，是手持“红旗”、头裹“红巾”之下的“红色死亡”！
【4】
而且，明初确实发生过“红蝇赶散”之事，这即明初大移民。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之人还乡生产，还乡者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洪武二年（1369），朝廷开始组织大量移民。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不断把狭乡（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宽乡（人少地多之地）迁移，日照的移民基本都是这一时期从山西洪洞、江苏海州等地迁来的。
孙徽先生在灌云县博物馆，曾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洪武四年（1371）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为开发边远地区，戊边屯田，洪武五年（1372）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
与此同时，明初，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