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