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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等
回帖: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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