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现在，社会上一般公认为李白是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游陵阳山和黄山的，《求白鹇》诗也作于这一年。至于访胡珲事，就含糊其词了。现在，《乾元已亥谱序》的发现，就要改写这一段历史了。李白在天宝十三年游黄山，是因为游陵阳山仙坛宫，访汉代陵阳县（即后之石埭 、石台县）令竇子明在陵阳山学道升天的遗迹，遇见黄山隐士温伯雪而送温回黄山白鹅岭的。因而，至今黄山有许多景点都和李白那次上黄山有关。但李白访胡珲却不在天宝十三年。而是在五年后的乾元二年。
下面这些史料，可以帮助逐步证明。
其一，《詹瑛系年》（即詹瑛之《李白诗文系年》，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是这样说的：“白之得释，当在二月。还江夏、岳阳，旋赴零陵，去时在本年秋季。据《巴陵赠贾舍人》诗考证，贾至抵巴陵在乾元二年九月，李白诗当亦在是时。”巴陵即湖南岳阳，而零陵在湖南南部。“去时在本年秋季”，阴历九月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关于李白的年谱也持此说。就是说李白遇赦是在二月，但直到八月，他只在江夏，即只在今武汉一带。可是，李白《乾元已亥谱序》却是在“秋七月初浣”写的，即阴历七月上旬写的，并且，“主其家稍久”，说明李白应在夏六月就已到了胡珲家了。尽管詹瑛、郭沫若都没有提及李白访胡珲此事，但时间却是十分的切合，正好说明了李白从二月到八月不可能只在江夏不动的缘由，劫后余生，他有许多事要做。
其二，再看《王琦谱》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未至夜郎，遇赦，还江夏、岳阳，入寻阳。”寻阳即今江西九江一带。王琦指出了李白有“入寻阳”即入九江、上庐山的一节行踪。笔者认为“入寻阳”一节完全是情理中事。
李白在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应永王璘邀请时，和宗氏夫人是隐居在庐山屏风叠的，抱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热望。下山后，不想永王败亡，自己亦被判罪长流夜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和宗氏夫人于寻阳分别后，启程溯江去夜郎，直至乾元二年（759年）二月遇赦，和宗氏夫人分别已十五个月，故入寻阳、上庐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这就为他访胡珲造就了契机。他“适采石而过黄山”就顺理成章，而去零陵倒反悖情悖理了。
其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其380页下，辑李白诗前，对李白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恰可以为李白《乾元已亥谱序》中“适采石而过黄山”一说，作了注脚。十分吻合“------（永王）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李白遇赦是乾元二年二月，写《乾元已亥谱序》是当年七月上旬，而去岳阳已是九月。如果按王琦的谱系追踪李白，他先在江夏盘桓，再逆江到岳阳，约200多公里水程，再顺江入寻阳，全程长江水路，然后往依当涂令族叔李阳冰的途中，而经过黄山访胡珲，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路线，都是合情合理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年表认为，李白在乾元二年遇赦后，由江夏而岳阳，再游零陵，直到唐肃宗改“乾元”为“上元”的上元元年（760年）春才折回岳阳，旋赴江夏，再往寻阳。但相较之下，王琦对李白乾元二年的行踪考证更近人情，更合常理些。推究其缘由如次：其一，和夫人分别一年多，夫人当还在庐山；其二，其族叔既在当涂为地方长官，李白劫后余生，必往投靠，以解决生活着落问题；其三，李白对宣城、南陵、贵池、泾县、太平一带已比较熟悉，亦当得知胡珲情况，他既想了解朝廷政局，以关心自己的前景，也想向故友一倾别后衷情，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李白当时的思想情感，所以入寻阳，访胡珲，去当涂，合情合理。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李白年谱，认为李白投靠族叔李阳冰是上元二年（761年）的冬天，即遇赦后的第三年，这是他不知道李白在乾元二年（759年）为胡珲写谱序一事，也忽略了李白《白鹇》诗末句“笼寄野人还”这一事实。再说上元二年李白已61岁，并且已明确患了脓胸症，行动已困难，他的活动范围只在当涂、南京一带，不再远行了，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