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戴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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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巨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校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孺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稗益。
关键词：安定郡；胡叟；儒士；文士；隐士
“安定”因立郡而得名，其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据班固《汉书• 地理志》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汉武帝为加强西北军政管理、积极有效地抵御匈奴、拓疆辟地，遂析北地郡而置安定郡，辖21县。陈育宁主编的《 宁夏通史》认为，安定郡21县中高平、乌氏（今固原市南）、朝那（今固原市东南）、月支道（今六盘山附近）、三水（今同心县东）、朐卷（今中宁县东北）六县均在今宁夏境内[1］。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则更明确指出：安定郡，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州郡级政权建制，它由此奠定了固原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格局［2］。
安定临泾胡氏发迹于魏、晋之际，十六国至南北朝臻于兴盛。期间名人迭出，如魏晋之际的胡遵、胡烈、胡奋，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的胡义周、胡叟，尤其后来更出现了对北魏历史影响极大的胡太后等。安定临泾胡氏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然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对此缺乏专论。有鉴于此，本文专门抽取十六国至北魏之初安定胡氏的重要代表人物胡叟作为典型个案，对其人物形象进行深人辨析和认真考究，以期从一个侧面窥见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安定胡氏的整体演进过程及其规律。
一、胡叟的儒士形象
胡叟字伦许，北魏安定临泾人。《 魏书》本传称其“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其意之所悟，与成人交论，鲜有屈焉”[3］。这表明胡叟少年时即对儒经深钻细究，明辨是非，领悟能力强，且善谈论，有“知名乡国”之美誉，其儒士形象于少年时代初露端倪。
通过长期地研读、感悟和“与成人交论”，胡叟尤其对《易经》有精深的见解：“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4］显然在胡叟看来，儒家经典固然许多，然博大精深、思想性高者仅《易》等少数几部；即使作为“精深儒经”的《易》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何况它经？胡叟此言既高度概括了《易》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亦扼要指出了其历史局限，观点鲜明，发人深省，据此表明其儒士形象已彰明较著。
众所周知，汉中叶前的儒学为原始儒学。论及原始儒学的精神实质时，张岱年先生曾深刻指出：“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5］亦即儒家的精华主要在于儒学先哲孔、孟、荀等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的创造精神。然自汉中叶以降，封建统治者奉行“独尊儒术”之策，原始儒学日渐被经学化、神圣化和政治化，渐次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失去了昔日的创造（创新）精神。儒士们从此埋头于教条般地儒经注解，而缺乏对儒经本身的开拓、创新和发展。
针对后世儒学的这一严重局限，胡叟颇有体认：“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就道之义，非在今矣。”[6］意即鉴于“末世腐儒”仅能“粗别刚柔之位”却未能“探赜未兆”的严重弊端，胡叟当即发出了“就道之义，非在今矣”的大声呐喊，力主恢复、发扬原始儒学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优良传统。这在当时佛、道、玄并盛而儒学发展举步维艰的时代弥足珍贵！当然，胡叟此举也就积极适应了当时一些封建统治者力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政治形势，有力地推动了自汉、魏儒学衰落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兴盛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