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51】全元文 卷一五六六 胡 翰 (四)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憸人，坏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举天下以爲郡縣，举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销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播《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説。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继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紀立，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寛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贾谊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郡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雑伯以為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缉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扰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樂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後跋之裔也，其人民被崩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别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带，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岂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有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赋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户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其寛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已為遠，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讥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惧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惧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之。況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己以縄，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不爲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