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下面谈一谈胡旦的《义门记》，义门记的问题，主要就是作者胡旦是哪位胡旦的问题

先附上《义门记》全文:

按《陈氏家谱》：陈宜都王叔明之后五世孙兼，唐元宗时举进士，为右补阙。生京，进士及第，官给事，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官至盐官令。生瓘，为高安县丞。其孙伯宣，隐居庐山，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诏征不起，就拜著作郎。孙旺徙居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从孝道始，乃撰家法，垂示将来。至衮为江州参军。太平兴国七年，张齐贤为江州转运，奏言“陈氏积世义门，全家孝行，在李煜时尚蒙蠲免，今归圣朝，岂合征收，宜免本户沿征杂配，庶彰德化”。诏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戬理江州事，又奏“陈氏一宗千口，近年乏食，饥贫难济，请每年春首贷米二千斛以赡之，俟丰年还官”。从之。至道中，陈氏上《家法》一篇，送史馆缮写。开宝之末，计口四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青，显祖也。伉，二世长也。崇，三世长也。让，四世长也。衮，五次长也。昉，六次长也。鸿，七次长也。达，八次长也。兢，九次长也。肱，十次长也。龙，十一次长也。旭，十二次长也。《春秋传》曰：“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与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衮八世矣。衮昉皆兄弟也，共为一世。衮立义门，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鸿以下，又昆弟也。若崇为长史，勋为蒲圻令，致为德安令，礼为吉王府司马，众为司事参军，昉试奉礼郎，恭为洪州掌书记，密知武阳县事，赏为渭州军士推官，皆衣冠之荣、文学之英者也。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独田完之在齐比矣。大兵之讨江州也，陈氏昆弟七人在围中。及城破，军民杀伤殆尽，七人异处同归，一无所伤，义感也。至道以来，仍岁饥旱，陈氏举宗啜粥，杂以藻菜，怡然相存，义之至也。丁酉岁夏，予以尚书兵部郎掌制诰，持史笔，坐命词不当，连贬岭表，己亥会赦东归。辛丑春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咸平五年壬寅，中书舍人胡旦撰。

这篇《义门记》，我最早是2002年在《庐山志》上看到的。看完第一遍就判断此文是出自渤海胡旦状元之手。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从文中"辛丑春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这几句来看，不像是德安胡旦所作。因为德安胡旦家距义门陈家很近很近，应该早就非常熟悉。且德安胡旦还是义门陈家外甥，应该经常走动才对。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大文人，而义门陈的东佳书院乃文人汇集之地，住在近旁的胡旦就算不是亲戚，也一定会常常前往交流，所以如果是德安胡旦去义门陈家，不应该是"访名家，得诣陈家…，“等语。二是文中的"执史笔，坐命词不当，连贬“等语，符合渤海胡旦状元的情况，而德安胡旦没有遭贬的记载。三是德安胡旦为咸平年间进士，而从文章内容看，此文作者比德安胡旦早出道很多年。这种观点持续了很多年。

多年以后细品此文，觉得当初的判断过于草率。主要也有两点。一是渤海胡旦没在兵部任过职，在兵部任职的是德安胡旦。二是渤海胡旦几次遭贬都是在长江以北任职，不存在如文中所说的"贬岭表。东归过浔阳"的情形。所以《义门记》的作者，又不像是渤海胡旦状元。

在得出《义门记》的作者不像是渤海胡旦状元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初认为是渤海胡旦的三个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和第三个理由都没问题，只有第二个理由似乎有不确定性，因为祖谱通常是不记坏的方面的，就算德安胡旦遭贬过，谱中一般也不会记载，更何况德安胡旦先任兵部郎中，后任贵州团练使，虽然都是正六品的官，但从京官到地方官，也可以算是贬。而另外两个理由的无法否定，让我很是困惑。

《义门记》给我造成的困感，让我一度怀疑自己一直认为的。德安胡旦和渤海胡旦是两个人。逼着我对有关胡旦的资料重新梳理了一遍。梳理的结果是:德安胡旦和渤海胡旦是两个人无疑。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