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绍兴五年五月丙戌，诏：“中书舍人胡寅论使事，辞旨剀切详明，深得论思之体。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时既用尚书右仆射张浚，议遣问安使何藓入云中。寅上疏言：“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质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顷者，误国之臣自知其才术不足以戡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是故诪张为幻，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窃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圣德，国家大计，亏丧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跻，灼然独见于邪言，久惑之后奉将天讨罪状，刘豫再安国步，渐图兴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万里，登车出门；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乱，寔系此时。今乃蹈庸臣之辙，践已失之谋，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讎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或谓不少有贬屈，其如二帝何？臣应之曰：自建炎丁未至于绍兴甲寅，所谓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因讲和而能息敌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次失险矣。臣但闻去年冬使者还，言豪长贴服，国势奠安，形于章奏，传播远近，曾未数月，而刘豫称兵犯顺矣。女真者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天下其谓自是改图必矣。何为复出此谬计耶？苟曰姑为是耳，岂有修书称臣，厚费金帛而成就一姑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则前效可考矣。况岁月益久，敌情益閟，必无可通之理也。臣尝思之，陛下与女真绝，则臣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臣下，而人主受其恶。故凡愿奉使通和，皆身谋非国计也。陛下可不据孔子之论而决此策乎？苟为不然，以中国万乘之尊，而称臣于外国，则宰辅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讲解，以一将军数万众驻兵泗水之上，愿陛下面相结约，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试加采择，或合圣意即以此讎当复，无可通和之义，明降指挥。”寝罢。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纳。命宰相赵鼎召至都堂谕旨，仍赐诏奖谕。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大有为之说者，孟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元勋旧德，皆以祖宗旧法不可变改，安石斥之为流俗，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大有为者乃所以召乱，其所谓流俗者皆贤才也。使神祖照之，于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之时，而退王安石，罢新法，则尚有崇观之乱乎？及蔡京秉政，托继志述事之说，继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忠臣义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为谤讪，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继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谓谤讪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于陈瓘论列之时，而退蔡京，复元祐，则尚有宣靖之祸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于是则入非，出于非则入是，理不并立，人无两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国家治乱之所由判，自古如此，岂惟今哉。女真入犯以来，和、战两议，肇于孝慈在位之日，两议不决，驯致北狩。自今观之，其不可与和，亦易见也。而和议之说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刘豫，和之一字，寔怀二心，以国与人，亦所不恤，岂不过甚矣哉。原其所本，起于耿南仲，昌言之正犹王安石大有为之论，蔡京继志述事之说，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恶，不欲和者，亦犹司马光不以王安石为然，陈瓘不以蔡京为是。八年于此，正论不胜，监观前事，识者忧之，尚赖陛下险阻备尝，照知情伪，于和议事皆已试用，了无功效，此策不足中兴。断自宸衷，舍非从是，遂严降诏旨罪状反叛，声罪致讨，一振国威，岂于女真尚肯通使？臣姿禀素愚，误以文字上简圣知，擢置纶闱，仍使献纳，适睹何藓之事，恐和说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细，遂具陈奏，陛下宪天聪明，灼见忠志，曲赐褒谕，以来众言，使天下忠义之士，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