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三、胡安国与秦桧：相携并进，同舟共沉

建炎四年（1130）秋，金帅挞懒（亦作挞辣）奉命攻宋楚州。

十月二日，秦桧意外从挞懒军中逃归。此事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所以当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怀疑秦桧是被挞懒故意“纵归”。

秦桧逃归一月后，入见高宗皇帝，第二天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

秦桧逃归朝廷受任礼部尚书一事，很快传扬开来。胡安国闻听，高兴得喜不自胜，寄望秦桧早日得以执政，佐助高宗皇帝复兴大宋，造福苍生。“胡康侯初甚喜之，于《家问》中云：‘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为政，必大可观。’”

绍兴元年（1131）二月十四日，高宗皇帝鉴于秦桧在靖康二年“抗死力陈”，以存赵氏的卓异表现，同时又知其能力出众，而且了解敌情，任命为参知政事。

胡安国闻听此事，兴奋得彻夜不眠，致书友人称：“吾闻之，喜而不寐。”

秦桧得以入参，是当时知枢密院事张浚（字德远，1097—1164）所荐，张浚所以大力举荐秦桧，是因为胡安国的极力引介。“京城破，虏欲立张邦昌，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惟会之抗疏以为不可。康侯亦义其所为，力言于张德远诸公之前。”

“后会之自海上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尤切，尝有书疏往来，讲论国政。”秦桧入参后不久，即向高宗举荐胡安国，胡安国因此被除授中书舍人，朝旨敦促赶赴行在。胡安国初辞未赴，致书秦桧，劝其向高宗皇帝，“及时建白前定之计”，以便“君臣合谋，早定大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胡安国于此信中，为秦桧提了很多朝廷和地方政治改革具体方略的建议。在这封信的末尾，胡安国郑重奉劝秦桧：“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

绍兴元年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再度举荐胡安国，朝廷重申前命，以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详细时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在绍兴元年十一月二日。

在朝命一再敦促之下，胡安国于绍兴二年二月，在两个儿子胡寅和胡宁的陪侍下，乘船沿长江东下，赶赴行在。七月到达行在所，高宗召见之后，正式就职。

《宋会要•崇儒七•经筵》，载绍兴二年七月十五日：“上谓辅臣曰：‘儒臣讲读，若其说不明，则如梦中语耳，何以启迪朕意？将来开讲，欲令胡安国兼读《春秋》，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欲咨询。昔英宗皇帝时，司马光为讲筵官，有请乞诘问，若知则进献其说，不知则退而讨论。此于帝学，最为有补。’”

《春秋》本来记载的都是春秋时代诸侯鲁国发生的事情，据传后来经过孔子删削，加进褒贬功能，于是有了所谓“微言大义”。后世儒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喜欢就实事拔高，习惯将春秋时期鲁国发生过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提升到价值和善恶的层面去论说，他们所强调的往往是其中的道义层面，称作“义理”。《春秋》作为记事的史书，因此被当成论说义理的经典。高宗皇帝大约只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前后经过之类问题，而胡安国讲《春秋》，却偏要提升高度，陈说义理所在。高宗大约不喜欢这种讲法，所以才说出了上面一通话语。

宋高宗将《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拿给胡安国，请胡安国帮助点句、正音。胡安国却上奏曰：“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顽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史书虽载“高宗称善”，大约只是单指其中一方面。高宗欣赏胡安国的耿直性格，对他的学养也很钦佩，但对他讲书一定要拔高，非要与意义、价值之类联系上的做法，心里并不喜欢。而对胡安国事无巨细都要上奏，不久便产生厌倦情绪。高宗把这种心思告诉了秦桧：

“比来台谏论驳，多涉细事。朕谓宣和间言事者少，千百中无一，今朕尽令人言，不间疏远，所以人人敢言。”高宗对秦桧说这句话，明显是不满意胡安国“多涉细事”。所以才有秦桧下面的回答：“陛下听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尝谓胡安国，凡有论驳，当务大体，若或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