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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胡安国父子与秦桧的交往关系----王立新
回帖:九、胡宁与秦桧:道不同不相为谋

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秦桧子秦熺,自翰林学士承旨,被除授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为宋廷国防委员会,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之后是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这都是国家一级长官,与左、右宰相、参知政事,同属“宰辅”系列。在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空缺的情况下,知枢密院事,就是国防委员会最高长官。秦熺除知枢密院事时,枢密使由丞相秦桧兼任,而枢密副使空缺若干年,只有签书枢密院事,而且又在不断轮替。也就是说,秦熺如果再来担任知枢密院事,全部国家最高权力,就都掌握在秦桧父子手里。国家政权所属虽是高宗皇帝,但行使权力,就基本全部掌控在秦氏父子手上。

秦桧此时虽已独相七、八年,脸皮也已磨厚,但对舆论仍有顾忌,想了解一下朝臣们的看法,于是去问胡宁:“儿子近除,外议如何?”胡宁的回话直截了当:“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蔡京在北宋徽宗时担任宰相,其子蔡攸官任枢密副使,被时人讥为父子同相。

胡宁的话语带有明显的讥刺意味,但秦桧当时并没有过分怨恨胡宁,而是马上指使儿子连续上疏,请求高宗允许,“乞避父子同政”,辞掉知枢密院事职位。看来当时朝廷中还有很多官员,并不完全站在秦桧一边,秦桧仍然心有余悸。高宗虽然同意秦熺请求,但却仍然给秦熺加官,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待遇视同执政(参知政事)。高宗还为此事特意对秦桧说:“熺出朕亲除,可为士人之荣也。”证明秦熺得到如此高的官职和待遇,不是秦桧指使人举荐,而是高宗自己的意思,并且是自己亲自任命。高宗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本文讨论内容。

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下旬,秦熺再除知枢密院事,高宗不许辞,乃就任。高宗恩赏其上朝时,班位左相之次。父子位置紧挨,上朝排班前两位。

半月后的四月上旬,胡宁由右承务郎、敕令所删定官,改京官,微升为太常丞。

绍兴十八年(1148)闰八月,轮到胡宁面对皇帝(宋代皇帝勤政,规定大约七品以上京官、地方路(省)级长官、转运使等,按规定日期轮流面对奏事,反应实际问题,同时指出朝廷和地方官政之失,不许隐瞒不报。这种制度叫“轮对”)高宗口谕胡宁:“乃父既纂释《春秋》,尚当有他论著,其具以进。”

朱熹后来回忆此事:“太上(指高宗皇帝)一日问胡和仲:‘文定《春秋》外,更有甚文字?’胡曰:‘只有几卷家集。’上曰:‘可进来。’遂进之。……和仲上殿,光尧(亦指高宗)索文定公文集,因以训本呈。”

高宗既出口谕,胡宁急以家书,报兄胡寅。胡安国去世数年后,胡氏兄弟大致已将父亲文集整理好。胡寅既得胡宁家书,加快速度再行续整,将正本献予高宗皇帝,同时又手抄副本,另外送与秦桧。秦桧粗阅数篇之后,请胡宁来家叙旧。

秦桧对胡宁说:“先丈议论好,然行不得。”胡宁问:“既是议论好,如何行不得?”秦桧曰:“仲尼垂世立教,且说个道理如此以示人,如何便一一行得?……《论语》、《孟子》许多说话,哪曾是尽使得?只是也要后人知得许多说话。”

这段话语的意思,就是秦桧认为胡安国的说法很好,只是不能按照这些说法行事。胡宁问:既然说得当理,为什么不能按照行事。秦桧说:孔孟的很多话语也一样,说得都很好,但也不能按照行事,因为道理是道理,做事是做事,做事不能完全按照道理,有道理的说法,只是在道理上说得通,做事时却行不通。所以对于孔孟的说法,不能太拘泥,他们说得虽然有道理,也只是留给后人一些有道理的说法,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说法去做,因为在事实上行不通,如果硬要落实,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倒会害事。

一段时间之后,秦桧又问胡宁:

“贤道‘敬以之内,义以方外’是两事?是一事?”胡宁答:“闻之先人,这只是一事。”秦桧道:“贤后生不识,某看来只是上一句用得。”胡宁说:“此是圣人两句法语,丞相如何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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