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十二、胡氏兄弟与秦桧断交后的心态

秦桧死后，高宗皇帝贬斥了不少秦桧招引的专事阿谀逢迎的官员，同时恩赦很多被贬窜的旧臣，令其“自便”，恢复原官。胡寅就此获得新生。《自便谢表》称：“强臣之壅关虽坚，圣主之聪明无蔽。乃公朝之盛事，非小己之私荣。”

紧接着，胡寅又得以恢复原官。

胡寅的《复官职谢表》，写得悲欣交集，情采兼扬：“尽涤垢污，风波浩荡；俾还官职，纶诰坦明。感切涕沱，喜深拜舞。……白发飘萧而老去，黑裘破敝以归来……有如微臣，亦遇大赐。”

胡寅本想在官场上继续有所作为，重获新生后写给魏良臣、汤鹏举和张九成的书信，都能体现这种意愿。可惜回到衡州家中只半年，在岭南染上的瘴疠就再度爆发，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化成了存藏于《斐然集》文字间的丹红晚霞。

被贬岭南新州期间，在手边没有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情况下，胡寅全凭记忆，撰成三十卷《读史管见》。其时，胡寅正受秦桧之害，所以论述历史问题，不免有借机讥刺秦桧之处。

后来张栻看出了这种意味，致信告知朱熹：“《读史管见》并往。近看此书，病败不可言。其中间有好处，亦无完篇耳。看元来意思，多是为桧设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为讥刺一夫，不亦碍且陋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乃著《读史管见》三十卷，论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论甚正，盖于蔡京、秦桧之事，数寄意焉。其书今行于世。”

李心传虽然同样看出了胡寅讥刺秦桧的情形，但他对这种做法的判断，却与张栻大相径庭。张栻的说法，明显只是单纯的指责，而李心传对胡寅借古喻今的写法，未加批评，反与肯定。

《读史管见》虽然有借机讥刺秦桧处，但胡寅整体用心，是为了提升对历史理解的层次。虽然偶或夹枪带棒讥刺秦桧几下，但却不是为了专门讥刺秦桧所作。张栻对胡寅的指责，显然过当。朱熹后来对门生们说起《读史管见》时，虽然肯定张栻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仍然充分肯定《读史管见》“自有好处”。

对胡寅著述《读史管见》的目标和用心，其侄胡大壮（胡宏长子）看得似乎更清楚、更精透：

“《读史管见》，先伯父侍郎论史之书，书名所自命也。……司马文正所述《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伯父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是是非非，治乱善恶，如白黑之可辨。后人能法治而戒乱，趋善而去恶，人君则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为明君；人臣则能致其身、尽臣节，而为良臣，士庶人则可以不陷于不义，而保其家于天地间，岂小补云乎哉？”

胡大壮的说法，自然有美化自己伯父的意味，但却基本符合实际，只是为了宣扬其书的“教化”功能时，稍显啰嗦。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读史管见》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理论史，而不再向从前的历史学著述比如《资治通鉴》一样，只是为了给现实政治提供历史的借鉴。不过从终极的角度看，胡寅仍然没走真正走出司马光等的窠臼，尽管是“以理论史”，但其所依据的“理”，依旧是儒家的伦理，仍然是儒家的指向政治的伦理。

包括后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尽管又较胡寅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仍然没能在根本的意义上，突破儒家伦理的框范。最终目标，依旧是希望世俗政治，走伦儒家理化的道路。这是传统儒家的最高理想，他们既不能也不愿超越这样的理想。

因为不能走出仅仅从儒家伦理的角度，评判世俗政治得失的自我限制，从而使得他们的杰出“史论”著作，距离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本文作者从前情绪用事，将上述胡寅和王夫之的三种著述，基本等同于今日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今天看来，乃是因为敬重过度而有失客观。

胡宏的著作，虽然没有故意讥刺秦桧的言辞，但显然也有故意躲避跟秦桧关系的情况。

绍兴二年初，“胡文定公安国，贻书宰相秦桧曰：‘向某忠节，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纲。’……惟胡文定公以《春秋》学为诸儒倡，推许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