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鼻祖杨时
据明代陈仁锡《潜确类书》载:“福建将乐县北门有落星穴。晋义熙年间（公元405一419年）有长星堕其处俄戏一穴”。当时，民间流传说陨星堕落之处，“五百年当生大贤”。果然灵应，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之麓龙池团一家杨姓人家诞生了一位男婴。他就是北宋著名理学大师杨时。
杨时（1053-1135年），原字行可，后因犯友人父讳，改为中立，学号龟山先生。杨时从小聪明灵敏。他4岁开始读诗书，8岁就会吟诗作文，人称神童。治平四年（1067年），15岁的杨时潜心研读经史，曾游学邵武。熙宁六年（1073年），杨时参加礼部考试下第，补太学生。回乡后，杨时到将乐含云寺讲学、著书。翌年，杨时作《礼记解义》一书。熙宁九年，杨时一举登科，中徐铎榜进士。次年，杨时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他以病为由没有赴任，专心研究理学，著《列子解》。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他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与游酢、伊熔、谢良佐成为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回归时，程颐目送他远去，曾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元丰六年，杨时赴徐州上任；同年八月，他完成《庄子解》的著述。元丰八年六月，杨时闻悉程颢逝世，悲痛不已，“设位哭于寢门，作哀辞职”；同年七月因继母去世，杨时解官居制。元祐三年（1088年）守制满，杨时被授予虔州司法。杨时执法公平严明，“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
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元祐五年又因父亲杨殖去世，杨时回乡守制；次年，杨时作《父殖行述》。
元祐八年四月，杨时至京，迁瀛州防御推官，复授潭州浏阳县令。同年五月，杨时又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那时，杨时已40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一天，杨时与游酢一同去向程颐请求学问，不巧赶上程颐正午后休息。为了不惊扰老师，他俩静立门廊下等候。门外大雪纷飞，积雪一尺多厚。程颐醒来，才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程门立雪”由此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颐的真谛。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程颐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论。杨时继承发展二程“理”的最高范畴，认为：“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他认为天下万殊之物，都是由一理之本派生出来的，而这一理之本又规定了万物之所以是殊异的。杨时提倡由诚意正心，推之以“平天下”的内外合一之学，强调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区别。杨时一生精研理学，为“倡道东南”,为二程洛学入闽，并且在福建得以很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被人们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同时，杨时在对理学研究的同时，形成自己独家的学派。他在哲学上用宗教《华严宗》、《易经》的内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用儒学的“格物致知”诚“形色”、“天性”等概念来丰富、扩充自己的思想，对“理一分殊”、“明镜”等学说有新的创见。在自然观上也吸收了张载关于“气”的唯物主义观点。杨时的思想对后代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绍圣元年（1094年），杨时赴浏阳上任。翌年夏末初秋，浏阳县出现严重旱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外出逃荒。杨时立即赶写《上程漕书》、《上提举议差役顾钱书》，向上反映灾情，使朝廷及时拨给赈灾粮款，将官仓三千石稻谷迅速赈济灾民，缓解了灾民的苦难。绍圣四年浏阳连降暴雨，浏阳成了“水泽之国”，大片农田被淹。杨时《上州牧书》禀报浏阳爱灾情况，请求拨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赋庸调。
元符元年（1098年），杨时著《周易解义》。翌年，他被授予无为军判官。同年十一月，他辞官回乡，到含云寺讲学，作《勉学歌》。崇宁元年（1102年），张舜民推荐杨时出任荆州教授。“时安於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宋史·杨时传》）
崇宁五年，杨时奉敕差充对读官，转授浙江余杭县知县。奸相蔡京借口“便民”，实际上是为其母筑坟圈地。杨时不畏权贵，坚决抵制其害民之举；并且揭露和批评蔡京专权、暴政虐民的罪行。奸臣蔡京、童贯、朱勐、王鞴等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大肆搜刮民间奇珍异宝，建龙德宫。仅朱勐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用来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就多达2400多艘。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朱勐之流还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杨时对蔡京、童贯、朱勐之流的行径深恶痛绝。他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他痛斥“宦官所为”乃“伤财害民”之举，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
大观二年（1108年），杨时迁任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同年三月以八宝恩转奉议郎，政和元年（1111年）四月授越州萧山（浙江萧山）县令。
政和二年四月，杨时到萧山赴任。萧山县城周围农田易旱易涝，连年受灾。乡民曾多次要求将低田蓄水为湖，以灌农田，但都未实现。杨时到任后，认真听取乡民的意见，并且实地勘察，汇集各方意见后，“裁决如流”，率百姓筑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万7千多亩，周围80余里，可以灌溉农田14万6千8百余亩；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过半农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产鱼鲜，又有莼菜，可炊以疗饥”。不仅使周围9个乡都受益，而且逢灾年，邻县也可以得到救济。民众深得其利，感恩不尽。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
政和四年四月，杨时萧山任期满后磨勘转朝奉郎，同年六月差提点均州明道观，同年十一月由余杭县徙居毗陵。这期间，杨时完成《中庸解义》、《中庸序》、《答邵康节论先天图》、《易学》等书的写作。杨时哲学思想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流传到海外。宋使出使高丽(今朝鲜)，高丽国王都急切地询问：“龟山先生安在?”（《续资治通鉴&S226;卷第九十三》）
宣和六年（1124年），经张舜民推举，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翌年三月，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答刂 子》，建言10件大事。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杨时提出不能只给流亡他乡之人免除赋税，还应对辛勤劳作的农民一视同仁，使他们也能得到实惠，从而信任朝廷，而不至于跟着抛弃土地，背井离乡，沦为盗贼，引起社会动荡。他主张放宽或废弃茶盐二法，以保证贸易自由，减轻百姓负担。他认为爱民就要民有常产，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杨时建议朝廷恢复以前做法，拨出一笔经费作为籴本，即定购粮储备金，年初预支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平时生计，秋收后农民按额交粮，结算时从中扣除原发的预订金。这样，国家既能按时收粮入库，农民也从中得到便利，乐于耕种土地，不至于逃亡。但因当时奸臣当道，杨时的建议未被采纳。
同 年七月，杨时被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八月授国子监祭酒，赐祭器、谱牒、金盆花。十二月，杨时闻金军南侵，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言。杨时不惧强权，公然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拏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弃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他斥责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 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
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任著作郎兼侍经筵。正月金兵包围汴京，朝廷对战与和争论不休。杨时抗金态度坚决，他提出立统帅、示纪律、一号令、攘夷狄、排和议等7项主张。他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投降卖国政策,力主抗金，希望朝廷重用李纲等抗金重臣，认为：“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燃），当自奋历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萎靡不振，则事去矣。”因此，“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公孙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他对军事提出自己的见解：“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之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兴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用权之腹背受敌，则可制胜矣。”他希望朝廷要重视民心，他说：“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他告诉朝廷：“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边事之兴，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误国之罪，宜有所归。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应奉’之名，豪夺民财，不可数计。天下积愤，郁而不得发几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
同年二月八日，朝廷任命杨时为谏议大夫兼侍讲，杨时上疏乞辞，不许；十三日又命他兼任国子祭酒。负责京都防务的主战派人物李纲被罢官，激起开封军民的愤慨。陈东等太学生到宣德门前上书请愿。朝廷准备镇压民众。杨时毅然挺身而出，为陈东等辩护说：“士民伏阙，诟骂大臣，发其隐慝，无所不至，出于一时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李邦彦首画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质亲王以主和议，罢李纲而纳誓书；李邺奉使失辞，惟虏言是听；此二人者，国人之所同弃也。”。宋钦宗一意求和，依金人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杨时上书，认为“朝廷割三镇三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要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之后，他又上疏乞诛拥重兵坐视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采纳。李纲有诗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同年三月，杨时上疏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宋王朝内忧外患深重之由皆王变法所致。他说：“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於今者举而行之。”甚至，认为：“蔡京以给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要求朝廷“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享之像。”王安石被追夺爵位，毁去配享之像后，引起朝野议论哗然。谏官冯解上疏抗论。钦宗只好罢去杨时国子监祭酒之职，改任给事中，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任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杨时还是力辞，乞为战守备。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杨时上疏请除茶、盐二法，并且力陈对金国割地求和不可为。建炎二年，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后改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赐对衣金带、紫金鱼袋。同年十一月，杨时回到镛州。建炎四年（1130年），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
杨时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俭朴。吕聪在《问书册》中说：“（杨时）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书含云寺学者》）
杨时在将乐故里仍然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写成《三经义辨》、《日录辨》、《字说辨》等书。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二十三日，杨时与李纲讨论性善之旨，翌日辞世。杨时逝世时，“身后肖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秘书少监朱震上表朝廷说：“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进，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学者。” （《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经义辨》，赠文说：“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并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诰赠左太中大夫、太师太中大夫，谥“文靖”。
宋宝文阁直学士胡安国为杨时撰写墓志铭。他说：“公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他认为：“伟兹三贤，阔步共驰；有学术业，颜其馁而；公名最显，垂范有祠。”（胡安国《龟山先生墓志铭》）文天祥誉其：“维我先生，天立作傅；七岁能诗，八岁能赋；文明聚奎，鼻祖为祖；毁弃三经，和议排阻；邹鲁鸿传，道南有补”。此后，随着杨时在理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封赠也越来越多。绍兴十二年，朝廷追赠杨时为吴国公，咸淳三年（1276年），度宗降旨在将乐县城 北龟山脚择址兴建“龟山书院”，御笔赐匾额，诏郡县拨田优恤后嗣，春秋致祭。明成化元年（1465年），明朝廷敕建南平道祠，像祀杨时与罗豫章、李延平；弘治八年（1495年）又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玄烨皇帝允督臣沈涵疏，御笔题匾“程氏正宗”赐龟山书院。
杨时去世后葬于将乐县城南郊的乌石山麓，墓地面南背北，宽3米，进深3.5米,入口处立两尊石狮，墓碑刻有“宋龟山文靖杨先生神墓”字样,为明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御史滕昭师所书。1985年，杨时墓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此文杨时任职时间依据《杨龟山先生年谱》一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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