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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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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06-12-06
以下百度百科: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原籍浙江嘉兴,但生长在南京。1909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

  梅庵先生的传人
  胡小石1906年9月考取两江师范、学堂预科,翌年2月插班入农学博物分类科。一次,学堂监督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亲自出题测试,题目撷自《仪礼》。胡小石父亲胡季石出于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门下,家学甚厚,胡小石五岁即读《尔雅》,对张惠言的《仪礼图》也研学多遍,因此胸有成竹,一挥而就。梅庵先生发现学农博的学生中居然有一弱冠少年能作有关《仪式》的文章,大喜过望,青睐有加,并亲自在课余授其传统国学。

  梅庵先生精于碑学,是清末享有盛名的大书家,胡小石得其指点,始学北碑《郑文公碑》和《张黑女墓志》,於《郑》取其坚实严密,於《张》取其空灵秀美,从此笔力沉着,书艺大进。

  1917年,胡小石经梅庵先生介绍,到上海任明智大学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先生家当塾师,一方面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一方面又师从梅庵先生及与梅庵过从甚密的晚清老宿沈曾植、郑大鹤、王静安、曾农髯(熙)等,学帖学、金石文字学及书画、甲骨学等。

  1920年秋,梅庵先生病逝,胡小石与梅庵先生同乡挚友曾农髯共理丧事,将其遗体安葬于南京城郊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墓旁植梅300株,筑室数间,名“玉梅花庵”。

  胡小石尝云:“此三年(1918-1920)中,受益最大,得与梅庵先生朝夕晤谈,小学、经学和书艺能不断深造……”。后人评胡小石“近得梅庵北派之真髓,兼受农髯南派之薰沐,远绍两周金文之异变,秦权诏版之规范,汉简八分之宽博……虽师从梅庵,但能得其所失,补其所缺,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胡小石先生却始终缅怀师情,谨遵师教。50年代中,当时为研究生的周勋初先生曾问胡:“先生的书艺和梅庵先生相比,又当何如?”胡小石先生立即惶悚地说:“先生书通各体,我只能得其一端而已。”还有一次,胡小石带几个研究生在馆子里聚餐,旁边一席有两位正对“清道人”的一幅画妄加评议,胡小石听后忿忿不平,脸上露出鄙夷不屑之神色,似乎在说:“凭尔等也配议论我先生的书画?!”其尊师、爱师之情,由衷而发。

  胡小石一生敬仰梅庵先生,每年逢梅庵先生忌日,必定素食;至清明节必亲赴牛首山扫墓。抗战后几经战乱,李墓竟无迹可寻。解放后,胡小石曾让学生侯镜昶代为寻访,但遍访未果。直至70年代末,侯教授才找到李瑞清墓园,益撰文“清道人其人其墓”,记述李瑞清的生平、成就及他与胡小石之间绵长的师长情谊。

  与李大钊友情甚笃
  胡小石无党无派,早年很少介入政治活动。但他为人真诚、正直,中年身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同时为百姓、社稷的命运常怀忧虑,因而也就自然接近那些忧国忧民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

  1920年11月,胡小石离开上海北上,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该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与同在该校执教的李大钊先生相识。李大钊与国文系师生专门欢迎胡小石并合影留念。胡小石与立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十分投缘,过从甚密,晚上常常步行去石驸马大街后宅李大钊家中闲谈。胡小石曾对其女弟子程俊英说:“守常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整夜伏案写文章,想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救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钦佩他,欢喜他,他是我的一位益友。”

  有一次,北京高校师生发起“索薪运动”,李大刊、胡小石都参加了,大家围在新华门外抗议当局拖欠教师薪水,吁请派员解决问题。但半天无一名官员出面会见。李大钊义愤填赝,振臂高呼,突然因悲怆过度而昏厥在地。站在他身旁的胡小石极度震惊,多少年后言及此事,仍为李大钊的赤诚与义愤而感叹不已,他说:“守常兄平时极为温和,想不到他那天反应会这么激烈。”

  1922年7月,胡小石辞职南返。女高师大部分留京的毕业生与第二届国文部的部分同学,请李大钊先生作陪,欢送胡小石,并在学校大礼堂前假山上摄影留念。胡小石手捧一束鲜花,站在中央,李大钊先生立其旁,其余师生分立于前。

  1924年胡小石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不久,李大钊南下广州途经南京,曾专门下车,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慷慨就义,噩耗传来,“先生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曾昭燏《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拒绝为蒋介石书写寿序
  “九一八”事变后,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他曾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当道,安问豺与狼?”并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1939年胡小石一度兼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昆明期间与楚图南等人过从甚多,还结识了思想进步的工商企业家郑一齐,郑赠送胡小石一批进步书籍。1940年1月,胡小石离开昆明回重庆中央大学,途中遭特务搜查,郑一齐所赠进步书刊被悉数没收,胡小石也被列入特务监控的黑名单之中。

  1946年,国民党为蒋介石六十寿辰祝寿,朝野各色人等竞相效忠,或撰颂辞,或献九鼎。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酬谢,请他为蒋介石六十寿辰书写寿文。此举一箭双雕,其一因为胡小石已是“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系“部聘教授”),且金石书画、诗词曲赋无所不通;其二是因为胡小石无党无派,与政治素无姻缘。请他写寿文,既有文气,又具“民意”。然而当来人刚刚说明来意,胡小石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当即回答:“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悻悻而去。

  民初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对胡小石曾有一评价曰:“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信哉此言!
[ 此贴被南山在2010-02-15 09:16重新编辑 ]

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10-02-14
上贴内容源自“百度百科”以下补缺:

http://baike.baidu.com/view/36554.htm?fr=ala0_1

临危受命 风骨凛凛

   1947年5月,中央大学爱国学生率先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胡小石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研究生刘溶池是“全国研究生联 谊会”的领导成员,胡小石提醒青年学生要注意策略,通过记者招待会等形式吁请社会舆论支持。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学生运动、酿成“五•二○”惨案后,胡小石 又与其他中大进步教授一起,公开发表宣言,抗议当局之措置,营救被捕青年学生。
  蒋介石不久即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进一步扩大内战,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胡小石为刘溶池题写了“化大炮为纸鸢”六个行书字,表达他反内战、盼和平的迫切心愿。
  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中大教授的强烈反对。1 月21日,校务会议作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27日,中大校长、训导长、总务长三人弃职而去;31日,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欧阳翥、 张更、蔡翘、刘庆云、吴蕴瑞、楼光来、吴传颐、刘敦桢11名委员和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钱钟韩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大校务维持会”,胡小石临危受 命,与森林系教授梁希、生物系教授郑集一起被推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即 向李宗仁政府提出“撤查校长周鸿经”、“拔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三项要求。胡小石与梁希、郑集等多次赴总统府交涉。当时的教育部长陈雪屏 亲自出马,一方面在中央饭店宴请校维会成员,再三强调“不派校长,由校维会治校,在大学史上查不出根据”;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出任中大校长”利诱胡小石 先生。胡小石风骨凛凛,严词拒绝,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4月1日,中央大学等 10所专上学校六千余学生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请愿游行,胡小石为保护青年学生,坐一辆吉普车紧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学生队伍先后在大中桥和总统府遭 到预先埋伏的警察和淮海战役败退回京的国民党军官的毒打。胡小石和刘庆云、张江树、吴传颐四位教授不避艰险赶到现场,也遭暴徒围追,胡小石及时进入总统府 门房躲避,才免遭不测。
  4月1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为“四•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举行追悼会。胡小石先生亲致悼词。他所撰写的两幅挽联,悬挂在礼堂南面墙上,分别痛挽死难的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和电机系学生成贻宾。其中一幅挽联为:
  你死,死得好惨,惨无人道;
  我哭,哭不出来,来悼英灵。
  4月23日,百万雄师,挥戈南下,南京喜迎解放。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胡小石欣然出任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兼任文学院院长。
[ 此贴被南山在2010-02-14 20:53重新编辑 ]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0-02-14
胡小石南京故居
http://jnsb1.e23.cn/html/jnsb/20081114/jnsb5191551.html



胡小石(1888—1962),国学大师、书法家,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他一生著作等身,早年所著《中国文学史讲稿》取“一代有一代之胜”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演变,颇具卓识,后来的文学史家冯沅君、陆侃如、刘大杰的著述均受其启发。对《楚辞》,他也能综合旧闻,择善而从,独创新说。著有《远游疏记》、《楚辞郭注义证》、《楚辞释名》等著作。
    胡小石南京故居位于天竺路21号。这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花园洋房,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主楼共两层,1949年他担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住在这里。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0-02-14
http://tieba.baidu.com/f?kz=12488151

游寿艺术网 www.ys1906.com     时间:2005年3月30日21:9 票数:0等级: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斋名“愿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原籍浙江嘉兴,但生长在南京。1909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籍、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研究与教学,造诣精深。梅庵先生的传人  胡小石1906年9月考取两江师范、学堂预科,翌年2月插班入农学博物分类科。一次,学堂监督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亲自出题测试,题目撷自《仪礼》。胡小石父亲胡季石出于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门下,家学甚厚,胡小石五岁即读《尔雅》,对张惠言的《仪礼图》也研学多遍,因此胸有成竹,一挥而就。梅庵先生发现学农博的学生中居然有一弱冠少年能作有关《仪式》的文章,大喜过望,青睐有加,并亲自在课余授其传统国学。  梅庵先生精于碑学,是清末享有盛名的大书家,胡小石得其指点,始学北碑《郑文公碑》和《张黑女墓志》,於《郑》取其坚实严密,於《张》取其空灵秀美,从此笔力沉着,书艺大进。  1917年,胡小石经梅庵先生介绍,到上海任明智大学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先生家当塾师,一方面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一方面又师从梅庵先生及与梅庵过从甚密的晚清老宿沈曾植、郑大鹤、王静安、曾农髯(熙)等,学帖学、金石文字学及书画、甲骨学等。  1920年秋,梅庵先生病逝,胡小石与梅庵先生同乡挚友曾农髯共理丧事,将其遗体安葬于南京城郊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墓旁植梅300株,筑室数间,名“玉梅花庵”。  胡小石尝云:“此三年(1918-1920)中,受益最大,得与梅庵先生朝夕晤谈,小学、经学和书艺能不断深造……”。后人评胡小石“近得梅庵北派之真髓,兼受农髯南派之薰沐,远绍两周金文之异变,秦权诏版之规范,汉简八分之宽博……虽师从梅庵,但能得其所失,补其所缺,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胡小石先生却始终缅怀师情,谨遵师教。50年代中,当时为研究生的周勋初先生曾问胡:“先生的书艺和梅庵先生相比,又当何如?”胡小石先生立即惶悚地说:“先生书通各体,我只能得其一端而已。”还有一次,胡小石带几个研究生在馆子里聚餐,旁边一席有两位正对“清道人”的一幅画妄加评议,胡小石听后忿忿不平,脸上露出鄙夷不屑之神色,似乎在说:“凭尔等也配议论我先生的书画?!”其尊师、爱师之情,由衷而发。  胡小石一生敬仰梅庵先生,每年逢梅庵先生忌日,必定素食;至清明节必亲赴牛首山扫墓。抗战后几经战乱,李墓竟无迹可寻。解放后,胡小石曾让学生侯镜昶代为寻访,但遍访未果。直至70年代末,侯教授才找到李瑞清墓园,益撰文“清道人其人其墓”,记述李瑞清的生平、成就及他与胡小石之间绵长的师长情谊。与李大钊友情甚笃  胡小石无党无派,早年很少介入政治活动。但他为人真诚、正直,中年身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恶痛绝,同时为百姓、社稷的命运常怀忧虑,因而也就自然接近那些忧国忧民的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  1920年11月,胡小石离开上海北上,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该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与同在该校执教的李大钊先生相识。李大钊与国文系师生专门欢迎胡小石并合影留念。胡小石与立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十分投缘,过从甚密,晚上常常步行去石驸马大街后宅李大钊家中闲谈。胡小石曾对其女弟子程俊英说:“守常兄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学者,他整夜伏案写文章,想用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救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钦佩他,欢喜他,他是我的一位益友。”   有一次,北京高校师生发起“索薪运动”,李大刊、胡小石都参加了,大家围在新华门外抗议当局拖欠教师薪水,吁请派员解决问题。但半天无一名官员出面会见。李大钊义愤填赝,振臂高呼,突然因悲怆过度而昏厥在地。站在他身旁的胡小石极度震惊,多少年后言及此事,仍为李大钊的赤诚与义愤而感叹不已,他说:“守常兄平时极为温和,想不到他那天反应会这么激烈。”   1922年7月,胡小石辞职南返。女高师大部分留京的毕业生与第二届国文部的部分同学,请李大钊先生作陪,欢送胡小石,并在学校大礼堂前假山上摄影留念。胡小石手捧一束鲜花,站在中央,李大钊先生立其旁,其余师生分立于前。  1924年胡小石出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不久,李大钊南下广州途经南京,曾专门下车,登门拜访胡小石。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慷慨就义,噩耗传来,“先生哀之甚至,其后辄形诸梦寐”(曾昭燏《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 “六华春”馆名引出的笑话  胡小石於篆、隶、真、行、草全面钻研,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世所公认。他生前曾为南京不少地方题过名。其中最显眼的有三处,一为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原址”铜牌,一是“南京博物院”院名,三为鼓楼的“曙光电影院”。

2005-3-31 14:3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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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的“六华春中西餐馆”、夫子庙的“永和园”等有名餐馆的招牌,也是由胡小石题写。  “文革”期间,曾经闹过这样一桩笑话:当时胡小石先生已逝世四年,但仍有红卫兵上门造反,说“胡小石是资本家,必须打倒”。胡小石的长女胡令晖问红卫兵有何依据,红卫兵竟说:“六华春中西餐馆的招牌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胡小石的名字,不是资本家又是什么?”其无知无识实令人哭笑不得。另一笑话为红卫兵要向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彭冲兴师问罪,理由是他“家中不挂毛主席像,只挂胡小石的像。”其实彭冲家中挂的并非胡小石的像,而是他所书写的条幅。彭冲同志喜爱胡小石的书法作品,198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胡小石书法选集》,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彭冲欣然题写了书名。诗作“仰追刘宾客”   胡小石早年在两江师范求学时,即以诗文名噪一时。较他低几级的陈中凡进校后,曾听不轻于许人的周实丹屡屡称道胡小石的才华。一次,陈中凡与周实丹同登清凉山,在扫叶楼品茶,看到墙上有署名“光炜”的诗句云:“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不由击节赞叹,周实丹乃告之说:“光炜就是小石的本名。”1920年,陈中凡到杭州途经上海,拜访师友,在李瑞清寓所与胡小石相识。初次把晤,相见恨晚,胡小石出示所作诗歌,陈中凡对其《与友人江头小饮》一首尤为欣赏,诗云:“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篾舫,满天风雨听琵琶。”吟诵再三,陈中凡不由“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几及”。  胡小石曾经其师李瑞清先生介绍,与胡翔冬一起师拜陈散原(三立)先生门下,从受诗学。散原先生是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他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生平所作,七绝居多,旨趣神妙,风调隽美。散原先生曾赞其“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胡小石女弟子、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遹在其所撰《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墓志》中云:“先生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又酷好谢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主编的《近代诗钞》收录胡小石诗作80余首。  胡小石一生所写诗词甚多,晚年曾厘为六卷:分别为《磐石集》、《峡林》、《无同沙词》、《蜩楼草》(以上为1949年前所写古今体诗)、《东风堂集》(解放以后古今体诗)、《夏庐长短句》(毕生所填小令词)。其中三、四卷有亲笔定稿,第六卷有曾宪洛钞本,余皆未定。1962年胡小石先生去世后,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胡令德回大陆治丧,欲将其父手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当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郭影秋力主在内地先行出版。胡小石次子杨白华(出继舅家,改姓杨氏)广为收罗,编为诗词全集,寄中华书局。因当时内地出版社尚无印行现代人旧体诗词先例,故中华书局退稿南大胡小石遗著整理委员会。未几,“文革”风暴骤起,此稿亦遭掠,“文苑瑰宝”,就此失踪,殊为可惜!   1986年,南大中文系资料室中突然发现胡小石遗物一大捆,大部分为其论著底稿及油印授课讲义及参考资料,尚有1913年初至1914年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所作杂钞诗函稿。胡小石的弟子吴白稥教授以此为主,多方搜集增补,汇印《愿夏庐诗词钞》,收入诗251首、词19阕,“约存全貌之半。”   胡小石才思过人,诗文“立马可待”。1950年夏,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将军来宁,在玄武湖翠虹厅约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之后,陈毅请胡小石先生赋诗留念,先生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  诗中寄望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将军,挟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气势,一举完成跨海作战、解放台湾之千秋功业。如今四十九年弹指而过,陈、胡二老先后谢世,读此五绝,仍令人感奋不已!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象的典故。  斗转星移数十年,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王季思教授始终记着先生这一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在给青年教师谈治学经验时,还以此事此语告诫后学,追念先生教诲之情。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既是诲人,更是自律。胡小石先生尽管记忆惊人,学富五车,却始终严谨治学,无论是备课,抑或撰文,都一一查对原文,决不单凭记忆。即便是那些教过数遍、已经烂熟于心的课,他仍认认真真从头备起。并把上课前一天的晚上专门用于备课,雷打不动,决不外出应酬或在家待客。他的弟子周勋初曾撰文追忆道:“南京号称长江三大火炉之一,夏夜的闷热更是令人难以忍受,我曾多次看到先生夏夜伏案备课……那种挥汗疾书的动人景象,毕生难忘。” 形神俱备说《楚辞》  胡小石是金陵书坛的泰斗,他在授课时的板书,也十分讲究用笔、结构、布白,点划撇捺,遒劲高古,人称“一绝”。

2005-3-31 14:3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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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边听讲,一边欣赏着先生高超的书法艺术。1961年5月作校庆学术报告时,胡小石先生示意要更换板书。有位同学上前帮忙擦黑板,突然台下响起一片“不!不要擦!”的喊声,一时间使那位学生手持黑板擦楞在台上,惘然不知所措。原来前来听讲的师生实在不忍擦去如此精妙的板书。胡小石先生见此情景,不禁莞尔一笑。  胡小石先生的教学艺术,也因形神具备、收放自如而堪称一绝。他博闻强记,既专攻农博,又精通文史,还长于绘画。他对《诗经》、《楚辞》中的名物训话,既引经据典考证其出处,又当场作画以图形阐释。如讲解《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一句时,就引南宋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指出兰蕙属于唇形科植物,一茎一花为“兰”,一茎数花为“蕙”,并在黑板上画出不同品种的形状。他还指出,“纫秋兰之为佩”之“兰”为泽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之“木兰”即木莲,告诉学生南大校园内有两本木兰,而泽兰则可去鸡鸣寺香市辨识。  胡小石还曾图解“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并据此测算屈原的生年。又曾在黑板上绘出屈原三次流放与东行的图,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屈原坎坷的遭际。胡小石曾将他手绘的屈原流放图草稿送给女弟子吴翠芬,这张练习本大小的白纸绘成的图稿,吴翠芬教授一直珍藏呵护至今。  据周勋初教授回忆,晚年的胡小石给研究生上课时,常常“用一块旧的包袱,包起一迭厚厚的书,置于座位左前方。每当讲到什么具体问题,就打开包袱,取出有关的书,按照预先夹好的纸条检出材料,让大家传观”。这些材料包括美术期刊、考古发掘报告,《李洋文化史大系》;包括古代书画作品,如《女史箴》、《九歌图》、《高逸图》、《文苑图》等。他要求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的器物、服饰,避免似是而非,贻笑大方并误人子弟。他曾讥笑有幅颇有名气的《屈子行吟图》,由于对古代的冠缺乏了解而闹出笑话:“屈原头上倒象顶着一只火柴盒子。” 妙语解颐 含英咀华  胡小石学问渊博,为人幽默,不仅授课讲学时妙语连珠,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诙谐之语,令人忍俊不禁。  一次讲到古代神话中常有“感生”故事,胡小石例举汉高祖刘邦杜撰其母在风雨中与蛟龙交合而怀孕,以抬高自己身价,故事说完,他故作不解之意云:“没想到这位皇帝不顾其父难堪,竟甘心做一个不是人养的人!”   1961年5月,年过七旬的胡小石抱病参加校庆学术报告会,主讲杜甫诗作特色,大教室内座无虚席,校长郭影秋及许多教授(其中包括南京师院中文系段熙仲教授)都专程赶来聆听。胡小石以走路为喻,分析唐代文字的演变发展走向——   初唐文学是走在长门闾巷;盛唐文学是乘着高车驷马在通衢大道上奔行,旁若无人,壮阔无前(尤其是李、杜二公);中唐文学有的是在园亭中休息(如大历十才子),有的是爬山,走险峻的羊肠小道(如韩、孟、贾),有的是则是在大平原上兜圈子(如元和诸公);晚唐文学是离开陆地走水路,舍车而乘舟了(小令和词应运而生)。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学教授的生活也较清苦,胡小石家曾多日不尝肉味。一次,保姆夏妈设法买到一点肉,剁成末子,煮成肉糜粥,胡小石闻香而至,既惊讶又兴奋地说:“猪兄、猪兄,久违,久违。”这一戏言后来传到外面,“文革”中居然有人大作文章,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要批斗业已作古的胡小石先生。〖 龚 放 〗  
来源:南大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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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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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家胡小石

  胡小石先生1888年8月16日诞生于南京,原籍嘉兴。胡小石的父亲胡季石先生,是晚清的一位举人,曾在南京候补,故举家迁居南京。季石先生曾师从兴化刘熙载,受刘氏影响,所以在对小石先生的启蒙教育中,便包含了较丰富的内容,很早就引导小石先生走上博学多能的道路。

  先生10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靠少量房租和母亲从事络丝等劳动生活。寡母孤儿,颇受富室欺凌。这种处境,培养了先生自幼奋斗自立的精神和偏于孤傲的性格。10岁以后,曾在私塾学习。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1906年李瑞清(梅庵,后自号清道人)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使学堂大有发展。先生1906年9月,考取了两江优级师范预料,1907年2月插班进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分类科。在两江师范,先生度过了18岁至21岁的年华。当时两江师范,自然科学主要由日本教习任教,而传统文化的学习,则由监督亲自过问。先生以其家传的书法和深厚的旧学功底,引起了梅庵先生的注意,有一次,李先生出题测试学生,小石先生做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受到梅庵先生的激赏,成了梅庵先生悉心指导的入室弟子。

  1910年2月,先生从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校任附中教员。梅庵先生介绍他与同学胡翔冬拜于陈三立(散原老人)门下学习诗学。先生于诗学更得精进。 1910年,先生与其同学杨仲子先生之妹杨秀英结为伉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此时,两江师范学堂已停办。梅庵先生退居上海,自号清道人,以鬻书画自给。当梅庵先生离开南京时,先生从城北急往城南藩署谒别。1912年3月,先生受聘为江苏第四师范博物教员。1913年1月又经梅庵先生介绍,任长沙明德中学博物教员。1914年4月患怔忡之疾辞职回宁。8月,乃应聘江苏第一女子师范, 教博物兼教国文。1917年7月,辞去第一女师教职。

  1917年8月由梅庵先生介绍,先生去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国文教员。1918年1月,复应梅庵先生之召,至其家中设家塾教授其弟、侄辈,同时继续从李先生学。小石先生书法本有根柢,此时更为精进。先生寓沪时,沪上寓居不少遗老,其中不乏宿学之士,有幸向之请教 , 获益很多。特别是沈子培先生,是季石先生同榜,于文字、金石之学对先生指导尤多。先生在上海期间,辑所得金石拓片,附以考释,成《金石蕃锦集》二册,由震亚书局石印出版。

  1920年9月,梅庵先生病逝。小石先生主办丧事,克尽弟子之道。后来每逢梅庵先生忌日,先生必素食以为纪念,终生不渝。先前,陈中凡先生向其任教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推荐小石先生,当年11月,乃受聘该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

    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曾给学生讲授过修辞学、诗歌选作、中国文学史等课。20年代初,许多课程尚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阶段。先生讲课,于每一时代取其代表性作品加以剖析,于每时代文学,分别其主流与支流,探究其来龙去脉,使之真正具有“史”的规模。这在当时是很有独创性的。

  先生在北京时开始深研楚辞。同时,也深研甲骨文字,最服王国维融合经学、史学与小学(文字音韵)于一炉的做法,务求以科学的方法得出可信的结论。

    1922年8月,先生辞去女师大职务,应武昌师范大学之聘,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讲授散文、文学史、诗选等。同事中有刘禺生、黄季刚诸先生。学生中有刘大杰、胡林翼、贺扬、李俊民等。先生于教学之余,每携学生徜徉于山水之间,偶有诗作,集成《武昌杂诗》一集。

  先生在武昌时,曾完成《楚辞辨名》《屈原赋考讲义》等著作。 1924年3月,受西北大学校长傅佩青邀请,往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6月因母病回宁。9月乃应聘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授楚辞、杜诗、甲骨文等课。1925年复兼东南大学教授及文理科长,教授文学史。当时金大、东大的教授往往互相兼课,但1927年春,金大认 为按校章不得兼职外校。先生辞职受聘于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定称国立中央大学)任专职教授兼系主任及中文研究室主任。先生于1911年两江师范毕业,十余年执教南北各校,至此方得回南京定居。

  先生回宁后,在城北将军巷31号,筑小楼居住,题名“愿夏庐”。小楼共三层,一楼会客,二楼北室先生自居,号称北楼,靠壁一榻 , 榻前几案堆满书籍,室中一大案,为先生挥毫作书处,三楼为藏书楼 , 藏书万卷,入室弟子得以读书其中。先生回南京后,过了10年比较安定的日子。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中央大学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 受到特别的重视。当时学校广聘名师来校任教,仅中文系就有王伯沆、吴梅、汪东、黄侃、胡小石、汪辟疆等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各有专长, 又善于做诗填词,春秋假日,每有诗社雅集,或分韵、联句为游玩助兴。 有这样的学术气氛,又有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故而抗战前十余年,是能够专心做学问的时期,先生的重要论文,大多完成于此一时期。如:1927年写成《说文古文考》,于1924年左右写成《甲骨文例》,1928年发表《金文释例》,1937年8月发表《声统表》,1933年发表《古文变迁论》,1934年发表《齐楚古金表》,1935年写成《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1926年发表《远游疏证》,此外,讲授多年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也于1928年正式出版。

  小石先生生长在南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在南京度过的。他对于南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南京的名胜古迹无不留下他的足迹, 并曾写有许多歌咏南京的诗篇。先生尤喜后湖,每年总有数次之游。 南京,这一六朝古都,一砖一瓦无不凝聚着古代文化之精彩,此地又擅出水之胜 ,无怪乎先生一生都在研究南京,欣赏南京了。 抗战前的十多年,虽然相对安定,但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日寇日益进逼,国难当头,也绝对说不上是升平时代。因此,在小石先生笔下忧国伤时之作,也时有出现。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年9月先生举家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其将军巷“愿夏庐”遭日机轰炸焚毁,书籍文物损失惨重。先生酷爱杜甫诗,今国土大半沦亡,流寓蜀中,与杜甫的遭遇竟很相似,所以就更容易从杜诗取得共鸣。1938 年作《南京陷及期书愤》有云:吊楚南公誓,收京杜老讴。寸心与江水,奋激日东流。

  先生在重庆颇多关切时事之作。如《夏教授稚子废学卖报》、《见流人鬻衣者》记叙了物价飞涨之际,人们生活之艰难。《咏伤兵二首》则对生活无着的伤兵寄予莫大的同情。《夜闻捕盗》则对“战伐生理难”“非饥宁有此”的“盗贼”寄以哀怜。 因遭逢国难家难,故所为诗颇多悲凉之语,记叙诸事则有诗史气象。

  先生在重庆时,名望甚高。1938年即为部聘教授。是公认的国学大师、著名教授。1939年8月,先生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去昆明任教同时兼任文法学院院长。1941年2月,应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邀请,兼任该校教授,并移家至江津县白沙镇,自此,始以“沙公”“沙”题款。先生在江津曾经调查研究,作《江津县方言志》。1943年8月,中央大学依例给先生一年休假,乃复往云大任教。其时西南联大罗常培先生主持文史哲演讲会,乃亲致请柬,邀请先生演讲,先生作了“八分书在中国书学史上的地位”的演讲。1944年7月休假期满,先生仍回中大任职。该年9月,中大成立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先生任主任,先后招收研究生10余名。

  1945年8月14日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延至1946年5 月,中央大学陆续迁回南京,全校于11月1日开学上课。因“愿夏庐”被毁,先生全家开始住在学校宿舍,数年后才迁至天竺路21号寓所。当时除在中大任教外,也兼金陵大学课程。

  1947年南京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高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残酷镇压,是为“五?二○”血案。先生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参加营救被捕学生行动,被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8年底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先生与梁希先生等组织护校活动,予以抵制。1949年1月先生被推选为“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并与梁希、郑集同被推定为常务委员。4月1日南京大专院校万余人举行“争生存,求和平”游行请愿,先生乘吉普车随游行队伍之后,以保护学生。

  1949年4月23日,先生以愉快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8月8日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先生与梁希、张江树等21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先生仍任文学院院长,同时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顾问,并参加南京市文联(其时省文联尚未成立),1950年,又当选为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年江宁县东善镇祖堂山发现两座大型古墓,先生协助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经考证,确定其为五代十国时南唐烈祖李昇和中主李璟的陵墓。先生亲临指导,为南唐二陵的发掘,作出了很大贡献。1951年,先生应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尹焕章之请,同去江宁湖熟镇,调查史前时期文化遗址。因该遗址具有典型性,后被定名为“湖熟文化”。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等校有关系科合并,为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先生任筹委会委员。1954年开始试行研究生培养制度,1955年先生招收研究生1名,1956年招收副博士研究生4名。

  解放后,小石先生除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过许多课程外,还曾为南京博物院、华东文物工作队等单位的人员开设“中国文字与书法”系列讲座,又曾应邀作过多次学术讲座。如:应省文联邀请,讲“屈原与古神话”、“书艺要略”等。1961年5月南京大学校庆,先生作了“杜甫的《北征》”和 “羌村三首” 两次讲演,听者云集,南大校长郭影秋及南大、南师的许多知名教授到场听讲。1961年江苏省成立“书法印章研究会”,先生被推举为会长,傅抱石、黄七五为副会长。

  先生晚年身体渐衰 ,1958年曾住院切除腹内囊肿。1960年春,先生又因旧疾,住入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先生晚年多次患病,但仍担任了校内外的许多工作,同时也着手整理历年之讲义、笔记。如1958年发表的《读契札记》,就汇集了数十年研究甲骨文的心得。1959年开始整理《广韵正读》一书,以《广韵》的反切对照现今各地方言, 可惜未写完即已去世。

  先生一生经历了许多历史剧变。晚年,新中国成立,广大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民族独立,国家日益富强,作为一名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并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只是因考虑到他的声望与影响所宜,入党才未能实现。

   1962年3月16日晨7时43分,先生病逝于江苏省工人医院(现为江苏省人民医院),享年74岁。先生逝世后,南京大学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停灵于中山南路殡仪馆。十余日内包括省市领导和普通市民,来吊者络绎不绝。 小石先生有遗言,藏书赠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文物捐赠南京博 物院。他最后也不忘振兴祖国的文教事业,留嘉惠于后人。

  先生逝世后,南京大学成立了以副校长范存忠先生为主任的遗著 整理委员会,集中了所有著作、讲稿、札记、书信等。现整理成的有《胡小石论文集》《续集》《三编》。这虽然只是先生一生研究的很少部分,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博大精深,每一创见都能给人以很大启发。(摘自《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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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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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档案局 发布日期:2006-10-17 12:42:38  访问数:233


胡小石(1888—1962) 名光炜,号倩尹,又号夏庐,晚年别号子夏、沙公,斋名顾夏庐。嘉兴人。父胡嬴,字季石;母漆刁氏。六七岁时,父亲去南京为官,兼业医,全家迁往南京。8岁时父亲逝世,家道中落,靠母亲织锦为生。青年时代入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博科求学,并师事著名学者李梅庵、沈曾植、陈三立。清宣统二年(1910)毕业后,数十年中一直致力于高等学校教学,先后在北京女高师、武昌高师、西北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白沙女师、云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因愤恨国民党政府误国,常表示不满,为当局所忌。抗战时在昆明期间,从友人处借马列主义书籍,阅读称善,被国民党特务搜去,名列“黑名单”。1949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强迫大学南迁,他挺身而出,率学生护校。1949年南京“四月一日”事件中,他亲率学生到“总统府”请愿,国民党军队开枪打死两名学生,他挺身而出,保护示威的同学,几遭毒手。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曾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南京博物院顾问、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省文联书法印章委员会主席等。

胡小石学术研究的领域广阔,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楚辞、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重点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书法理论、古典文学等方面。他对古文字学的研究突破了古人以“六书”说为准则的成说,通过古代器物的大量考察研究,论述了自殷代到战国古文字变化的规律,断定《说文》所引古文是战国时的文字。他对古文字音韵的研究有独到的成就,突破传统的方法,贯穿“以声求义”的原则,探究古代语音变化的规律。他对甲骨文字的注释有所发现,对甲骨文语法的研究有先导之功。他对我国的书法理论,早年获教于李梅庵、沈曾植、吴昌硕,研究书学史形成体系。在昆明西南联大开“书学史”课,一些名教授都来听课,晚年见解更加精纯,作《书艺略论》,对书法艺术的源流演变,对书法创作的艺术规律,都综合探讨和详细剖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阐述。胡小石在大学学的是生物学,教授却以古典文学为主,早年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阐述我国历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颇多创见,讲过历代作家作品专题课,对楚辞、杜诗的研究特别见长。作为一位硕学通儒,胡小石治学严谨,条理细察,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研究方法,讲究实证。如对楚辞中一些名物训诂的新解,都是经过调查求证得来的。又曾在四川江津县详细调查方言,了解古今语音的变化。数十年来,胡小石通过大量古代器物铭刻和花纹的实物研究,对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胡小石还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篆刻家。他所作诗词,气息醇厚,风采高远,直追唐人。他早年的诗作,即为陈三立激赏,称许为“七百年来罕见”。抗战时期的作品,感时伤乱,嫉恶愤邪,多法杜甫。对书法、甲骨钟鼎、秦汉碑板、历代名家的行楷无不临习,而取精用弘,自成面目。工隶书,擅行草,晚年笔力愈健,以碑体方笔作二王书,直追米芾“刷”字诀;其人品学问、喜怒哀乐都可于墨迹中想见,论者谓“环顾当世,能臻此境者寡”。善治印,精于书画文物鉴别,堪称一代艺术宗师。

胡小石一生著作等身,早年所著《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取“一代有一代之胜”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演变,颇具卓识,后来的文学史家冯沅君、陆侃如、刘大杰的著述均受其启发。对楚辞之学,综合旧闻,择善而从,独创新说。著有《远游疏记》、《楚辞郭著义证》、《楚辞释名》、《离骚文例》、《屈原与古神话》、《楚辞札记》(未定稿)、《甲骨文例》、《读契札记》、《金文释例》、《齐楚古金表》、《声统表》、《广韵正续》、《说文部首疏证》、《江津方言志》等。其书法著作,体系完备,论点精辟,除《书艺略论》外,尚有《中国书学史》未能完稿。此外,论文札记尚多。胡小石逝世后,南京大学曾组织遗著整理委员会。不久“文革”开始,遗稿墨迹受到很大损失,《中国书学史》(未完稿)下落不明,零散遗稿丧佚殆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遗著整理委员会恢复工作,已整理出版的有《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14篇,仅为遗著的一部分。诗词存稿原分《磐石集》、《硖林》、《无同沙语》、《蜩楼草》、《东风堂》、《夏庐长短集》6卷,只搜集到250余首,不及原存之半,已集为《顾夏庐诗词钞》印入论文集。《胡小石论文集》二集在编辑中。参见本志《著作目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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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 发表于: 2010-02-14
76年前的手稿惊现南京 “胡门抄袭案”再起波澜
转自:http://www.huaxia.com/zhwh/gjzt/2010/02/1741154.html
2010-02-01 09:57:02   华夏经纬网

相关专题:  


    著名学者侯镜昶被指抄袭恩师、国学大师胡小石

    一部76年前的手稿惊现南京,能否让“抄袭案”真相浮出水面

国学大师胡小石


胡小石的弟子游寿


    南京浦口求雨山,因为坐落着林散之、萧娴、高二适、胡小石四位杰出书法大师的纪念馆,被誉为“当代兰亭”,是书法家向往之圣地。

    胡小石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在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

    说到胡小石,学界都会提到一件憾事:他耗费毕生心血写就的《中国书学史》手稿,因在“文革”期间蹊跷失踪,而未能出版面世。

    近日,胡小石弟子游寿一部书学史的手稿意外在南京出现,专家们发现这部手稿,记载的竟然是胡小石的关于中国书学史的授课内容,而且手稿中夹有胡小石大量的批注。

    专家们如获至宝,这对“胡小石研究”,甚至对“还原遗失手稿”都有着重大意义。不仅如此,此手稿的出现,使得一桩已经沉寂数十年的跨世纪“学术抄袭案”浮出水面——著名学者、胡小石的弟子侯镜昶是否私拿胡小石手稿,并抄袭老师学术成果——有望得到证实或澄清。

    南京收藏家得到游寿手稿

    去年9月,一位收藏家找到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张蔚星,声称手头有件宝贝要他看一看。来人所称的宝贝,是一个由蝇头小楷书写成的近两百页的册子。“来人告诉我,据说这是游寿的真迹,让我帮忙鉴定真假。”

    一听说可能是游寿的真迹,而且居然是厚厚一本,张蔚星心里暗自称奇。“游寿先生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求学,主攻考古和古文字,是著名国学大师胡小石的女弟子。研究生毕业后,游寿先生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大学、中央图书馆工作,先后与梁思永、夏鼐、李济、董作宾、傅斯年等大学者共事。她的书法承袭李瑞清、胡小石一脉,主要以碑楷书为主,兼涉金文。作为碑派传人,游寿被赞誉为最后的殿军人物,在她之后,碑派一脉就几乎根绝了。她的作品可以说是绝世之宝。”

    张蔚星细细阅读手稿,进行比对鉴定,“读手稿时,我吃惊地发现,内容居然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书学史。”这个发现让张蔚星狂喜,“我简直怀疑这就是胡小石先生的手稿。”

    然而,一番鉴定后,张蔚星确定这本密密匝匝的手稿,的确是游寿的原稿。不仅如此,张蔚星在鉴定中还发现,手稿上很多圈圈点点的批注,竟然都是出自胡小石之手。

    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为何由游寿执笔?据史料记载,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书稿已经在文革期间遗失了。“游寿的这本手稿,就是胡小石丢失的是那一个版本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张蔚星颇费了一番工夫。

    他说:“我手中有很多书学史资料。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稿子的时候,立刻从家中近万册藏书中找出《书学》杂志。发现该杂志中发表的《中国书学史绪论》和该手稿的概论部分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又加了些例证。”所以,他判断这就是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

    侯镜昶曾参与整理《中国书学史》

    上世纪30年代,胡小石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楚辞》、《杜诗》等课。1934年9月金陵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班。金陵大学虽然是美国教会所办,但校长陈裕光是中国教育家,很支持办国学班。消息一出,有100多人报考,最后只录取10余人。其中就有曾昭燏(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游寿(书法家、考古学家,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徐复(语言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人。

    而早在1925年,北京就创建了清华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知名学者任教。不同的是,清华国学研究所没有开设书史、书论课,金大的国学研究班,特邀胡小石讲授书学、金石学,算得上民国时期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课,而胡小石也当之无愧成为把传统书法带进教学的第一人。

    除了胡小石,金大的国学研究班,还请了黄季刚讲经学;吴梅讲词;刘衡如讲《老子》。这些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学者。胡小石因为开设书史书论课,自己编写了一本讲义。中央大学南迁重庆期间的1940年,胡小石将自己1934年的课堂讲义整理发表在《书学》杂志上,题目叫《中国书学史绪论》。

    张蔚星介绍说,这部《中国书学史绪论》,是胡小石关于书学史论著,也可以看作是那份遗失了的《中国书学史》手稿的第一稿,两万字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胡小石执教于南京大学,他一直想出版一本书学史著作。遗憾的是,直到1962年他因病去世,这本书始终未出版。

    1962年,就在胡小石去世当年,为了弥补胡小石留下的遗憾,他的学生曾经整理他的手稿,打算出版。在整理手稿的学生中,曾昭燏做了大量的工作。张蔚星说:“据我所知,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委托曾昭燏整理胡先生手稿,曾昭燏前后为此花费一年多时间。有关这件事,她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去年我和同事曹清女士共同编《曾昭燏年谱》时,将这些内容择其要者收录了一部分。”

    现代快报记者翻阅曾昭燏1962年间的日记,的确看到了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

    “5月26日,下午二时,到南京大学参加胡小石遗稿整理委员会会议。”

    “7月16日,侯镜昶来院里商量整理胡小石《书学史》一事。”

    “7月28日上午,为胡小石恤金事写信给陶白,下午,再为胡小石《书学史》制卡片。”

    “8月18日,看海州西汉墓中新出土的漆器、铜镜。为胡小石《书学史》制卡片。”

    “9月20日,为胡小石《书学史》作资料卡片。晚上,到南京饭店参加为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妮·苏加诺,所举行的筹备会。”

    “11月1日,上午为胡小石《书学史》做资料卡片。下午,同宋伯胤查看南京博物院朝天宫库房,又看了已并为南博藏品的原江苏省博物馆的一批拓片。”

    “11月9日,上午,将为胡小石《书学史》所做的卡片进行分类。”

    “12月18日,侯镜昶来南博谈胡小石遗稿整理事。”

    曾昭燏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遗稿是1964年2月19日。曾昭燏写道:“下午写信给《文物》编辑部寄胡小石‘书学史遗稿’。”

    张蔚星推测:“从曾昭燏日记来看,1964年,经过学生整理后的这个《中国书学史》,应该是个完整版的《中国书学史》,并非像现在学界认为的那样,胡小石‘尚有《中国书学史》,未能完稿而卒。’”





2010-02-01 09:57:02   华夏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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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胡小石的原稿不翼而飞

    尽管在去世前,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已经基本定稿。然而,遗憾的是见到胡小石手稿的人并不多。

    “从曾昭燏的日记看,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曾昭燏见过,侯镜昶也见过。”张蔚星这样判断。

    侯镜昶是胡小石的关门弟子,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被胡小石收为研究生。1959年,侯镜昶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胡小石去世后,侯镜昶与曾昭燏曾共同整理胡小石的遗稿。遗憾的是,1964年年初,曾昭燏将整理好的手稿邮寄到《文物》编辑部不久后,“文革”便开始了,在那种动乱局势下,书始终未得出版。1964年的12月22日,曾昭燏从灵谷寺的灵谷塔塔顶纵身一跃,结束了56岁的生命。

    “文革”来临后,学术界一片死寂,据胡小石的外孙,今年61岁的谭雨孙回忆,“文革”中,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原稿和其他手稿,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放置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一封就是多年。

    “文革”之后,学术禁锢渐渐松动。1978年,南京大学成立了胡小石文集编辑委员会。在当时的中文系资料室内,大家惊讶地发现,胡小石的教案、《中国古典文学》等书籍都在,但是他的《中国书学史》手稿却不见了。于是,有老师怀疑,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手稿一定是被人偷偷藏起来了。然而,是谁干的呢?大家心里却没有把握。

    胡小石的外孙谭雨孙对这件事情还有印象。“我父亲曾为此事专门去询问侯镜昶先生,他是我外公的关门弟子,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一向不错。侯先生告诉我父亲,‘文革’中,资料室受到冲击抢砸,胡先生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时候被毁的。”

    事情至此,本可以结束,然而后来,谭雨孙的父亲得知,胡先生的东西在文革中并没有遭到冲击毁坏。“这就有点奇怪了,我父亲又去问侯先生。侯先生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

    谭雨孙说,当时的南大校长匡亚明也曾出面处理此事,希望能找到胡小石《中国书学史》手稿。

    手稿却始终下落不明,而此时曾昭燏已去世多年,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究竟是否完稿,如今又流落何处?一时间竟无人能说清。

    1982年,胡小石的学生出版学术著作被疑抄袭

    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手稿离奇失踪,成为一桩没有头绪的公案。然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

    张蔚星说:“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侯镜昶的学术专著《书学论集》。这本书的出版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小石手稿离奇失踪,他的学生又出版了一本和失踪手稿内容相关的书。两相联系,有人怀疑——“文革”中丢失的胡小石《中国书学史》原稿,就是被他的关门弟子侯镜昶拿走了。然而,这种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时间,胡小石的研究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侯镜昶拿了胡小石手稿,然后又以自己的名义把老师的东西发表了;一派认为,侯镜昶出书与胡小石手稿失踪,并没有直接关系。说侯镜昶藏了老师《中国书学史》的,并没有确凿证据。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侯镜昶抄袭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的说法不胫而走。关于这个说法,谭雨孙也多有耳闻。

    “书学并不是侯先生最擅长的学问,可是他偏偏就出了这么一本非常专业的书,难免引起非议。而且,曾经有人称,‘文革’期间,在紧挨着南大校园的小粉桥,看到过一个收废品的人箩筐里挑着胡先生的手稿。当时,南大中文系有几位老师就住在小粉桥,侯先生也住在那里。这样一来,事情就更说不清了。”

    作为胡小石的关门弟子,侯镜昶和胡小石的家人一向关系不错,然而这件没有坐实的“学术抄袭案”却为两家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谭雨孙说,“自那以后,我们两家的走动就渐渐少了。”

    后来,侯镜昶离开南京大学中文系,前往浙江大学组建中文系。1987年,侯镜昶在杭州去世。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抄袭案”渐渐沉寂。

    侯镜昶《书学论集》与《书学史》极为相似

    “文革”后,胡小石的家人、学生和研究者,为了找到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原稿,煞费苦心。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庄天明告诉记者,为此他还特地找过文物出版社(注:即曾昭燏日记中提到的“《文物》编辑部”)的常务副社长,询问胡小石书稿的下落。对方以摇头作答。庄天明感叹,“‘文革’期间,这家单位曾被撤销过。上世纪60年代曾昭燏邮寄过去的胡小石手稿,早就不知所踪了。”

    斯人已去,手稿失踪,所谓的“学术剽窃案”似乎可以就此画上句号。可是随着胡小石女弟子游寿手稿的被发现,这件已尘封数十年的旧事,近来又重新掀起了波澜。

    张蔚星告诉记者,“看到游寿先生的手稿后,我立刻联想到那段著名的学术公案。或许,所有的疑点都能在这部手稿中得到澄清。”他请了胡小石健在的一位学生看了此稿,“老先生仔细阅读了影印的游寿手稿,确认这是游寿1934年,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读书期间,写的书学史课堂笔记。这本笔记,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胡先生讲授的《中国书学史》课程。好学且才思敏捷的游寿,很得胡小石先生器重。当时,她和其他学生常常在胡小石家中学习。胡小石的大女儿胡令晖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游寿和曾昭燏为了便于求学,经常住在胡小石家,和胡令晖居住一室。胡小石在游寿的笔记上,做了多处补充和修改。这本‘课堂笔记’几乎可以等同于胡先生的原稿。”

    张蔚星在他的藏书中找到了侯镜昶1982年出版的《书学论集》。把游寿抄录的《书学史》和侯镜昶的《书学论集》一对比,问题出来了。他发现,侯先生和胡先生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书学论集》几乎就是《书学史》的翻版。只不过,《书学史》是一部完整的史,是用文言文写就,《书学论集》则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以论文合集的形式发表;《书学论集》增加了一些解放后出土的新资料,不过数量非常少;另外,二者的语境、表达方法都差不多,有的只是前后进行了调换。比如,《书学史》,以自己的老师李瑞清结束;而《书学论集》则以回忆胡小石结束,倒数第二篇则是论李瑞清书法的。

    游寿手稿疑为收藏家“列兵”持有

    游寿是胡小石早年执教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期间的弟子,她后半生移居黑龙江,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1994年去世。游寿去世后,她的多幅作品被藏家收藏,视为珍品。这本厚达两百页的“书学史”手稿,藏家是如何得到的呢?从1934年到2009年漫长的岁月里,手稿到底被雪藏何处?

    和记者一样,张蔚星对这些问题也充满了好奇,“可是,对方始终不肯透露。我们做书法鉴定的,有个规矩,只做鉴定,不问来处。别人不说,我也不好多问。”

    无独有偶,在张蔚星见到游寿手稿时,南京一位收藏爱好者吴先生也看到了该手稿。他告诉记者:“我是理工科出身,2000年左右,机缘巧合看到了胡先生的东西,爱不释手。自此,我时时留意有关他的资料。”

    去年下半年,他通过一位朋友辗转看到游寿先生的手稿,“我当时很激动,想把原稿买下来,但对方开价过高,没谈拢。现在,我手里只有影印版。至于藏家是谁,我也不知道,但基本可以断定,此人就在南京。”

    藏家隐身,游寿手稿从何得来,也就无从知晓。记者在网络上搜索,试图找到些许线索,无意中进入了一个论坛,上面的一篇帖子引起记者关注。

    这篇帖子是一位名叫“列兵”的网友所发,标题为《我收藏的一部游寿先生书稿〈书学史〉1934年著》。“列兵”称,这部《书学史》“以精美小楷写成,整部著作近四万字,一笔不苟,既是一部书学宏论,又是一篇游寿先生的书法精品,全稿单页近200页,也可能是游寿先生传世作品中绝有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存的孤品。据南京研究胡小石的学者考证,胡小石先生上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书学史》手稿自上世纪60年代遗失以来,自今未发现原稿,40多年过去了,已成为研究中国书学史的一大遗憾,尤其是碑学的研究,自此告一段落。游寿先生的这部手稿的发现,尤其是其中大量胡小石先生的批跋,及其中手稿部分段落与《南大学报》早期发表的胡小石先生《中国书学史绪论》基本相同,结论如何,期待有学之士讨论之”。

    记者查看发帖时间,是2009年9月21日,与张蔚星、吴先生看到游寿手稿几乎同时。当记者把“列兵”的帖子内容告诉吴先生后,吴先生说:“列兵”是个收藏家,在圈子里很有名。不过,这帖子是他转发,还是原发,这就无法判断了。

    《书学论集》与《书学史》部分相似之处

    □清代临此者以何道州最佳,世间有何氏所临百通。何氏临汉碑,能得其精彩,以己意境变化之,不以貌似,氏学汉碑最力,世之学汉碑亦莫能出其右。

    (游寿《书学史》)

    ■何绍基临汉碑,能去汉分面貌,取其神粹,自成一家,真正做到遗貌取神。这种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侯镜昶《书学论集》)

    □近代杨岘山临《礼器》最有法度可观云。

    (游寿《书学史》)

    ■《韩勅碑》碑阴用笔纵肆,近代杨岘学之闻名一时,其实不免有粗犷之风。

    (侯镜昶《书学论集》)

    是否抄袭

    还得原稿说了算

    无论游寿手稿的藏家是谁,毫无疑问,游寿这部书学史手稿重现,在学界的确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部相似度很高的著作,能否为疑团重重的“胡门抄袭案”盖棺定论呢?记者就此走访请教了诸多业内以及与此事相关的人士。受访人士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看来,若要真正揭开此事真相,有待于已经遗失了的胡小石《中国书学史》原稿被发现。

    很难判断是否有意抄袭

    “胡迷”吴先生告诉记者:“要说书学史,我是个外行,但我接触到不少研究胡小石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当年侯镜昶先生的《书学论集》,就是抄袭了老师胡小石的。要知道,胡先生在中国书学史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唯独缺的就是一本专著。实际上,他的确有专著,然而,就是因为原稿莫名丢失,书却一直不能出版。是时候了,胡先生的研究成果,现在应该还给他了。”

    谈及这桩跨世纪的学术公案,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所长庄天明给出了一个中肯的答案。

    庄天明说,“我个人判断,上世纪80年代,胡小石手稿下落不明,而当时学界又亟需一本书学史方面的专著,于是侯镜昶就写了《书学论集》。但是,他的功底造诣毕竟不如胡小石,加上又跟随胡小石学习多年,并且曾经和曾昭燏一起整理过老师的遗稿,因此他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老师的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至于他是有意识地抄袭还是无意识地复制,这是这个很难评判。恐怕也是今后研究的课题。”

    “偷书稿的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与吴先生所讲的观点不同,侯镜昶的好友、曾受教于胡小石的书法家孙洵,对所谓的“胡门抄袭案”有自己的看法。

    “我那时候是鼓楼一家小医院的医生,因为给胡师母看病,结识了胡先生。我酷爱书法,就向胡老师请教,胡老师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虽然不是胡先生的正式弟子,但是他在南大的课,我是常常去听的,即使当个旁听生,也绝对受益匪浅。”

    孙洵与胡小石的学生侯镜昶也非常熟悉:“我和侯先生是朋友,以我对他的了解,偷书稿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在孙洵的印象里,“侯兄这个人,虽说是江南人,但为人不太圆通,性格容易得罪人。他和系里的几位老先生关系似乎不大融洽。”

    谢建华在1985年到1987年师从侯镜昶,在谈到侯镜昶《书学论集》风波时,她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孙洵的观点:“我只跟侯先生学了两年,是小字辈,孙先生和侯先生很早以前就认识,他对他应该很了解。”

    谢建华读书期间的专业是书法美学,她认为仅凭游先生的手稿,就断定侯先生抄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能找到胡先生原著,才可定论。”而且,以谢建华对老师的了解,他的水平写《书学论集》完全够了,“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可以说,胡小石先生是对李瑞清先生的学术观点做了传承和补充,而侯先生又对胡先生做了传承和补充。”

    “外公倘若在世,也不会苛责学生”

    在谭雨孙的印象里,外公胡小石是个严谨的学者,“他早年师从沈子培先生,沈先生很严谨,他常说:‘嘉兴前辈学者非有真知灼见,不轻落笔,往往博洽群书,不著一字。’受沈先生影响,外公也是惜墨如金,从不轻易出书。民国期间,曾有学生把他课堂上讲的东西整理成文,上面还有错误未厘清,就直接拿去发表,提也不提老师的名字。对这种事情,他也不多苛责。”

    除了治学严谨,胡小石性格中也有固执的一面,“比如,他因看不惯郭沫若未经严格考证,就大胆猜想的治学作风,曾经当面指出。1949年后,他本可以去北京教书,但因与郭沫若先生的这段小过节,终未能成行。”

    至于侯镜昶是否抄袭是否抄袭胡小石,谭雨孙说:“即使学生真的抄袭,外公倘若在世,我想也不会苛责。”(现代快报)
114412749@qq.com

只看该作者 7 发表于: 2010-02-14
国学大师书学史初稿80年后重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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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3
书学史修正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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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书法史手稿“身世”坎坷

国学大师书学史初稿80年后重现人间

本报记者 肖林

昨日记者得知,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部的书画鉴定家张蔚星目前正在做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整理著名国学大师胡小石当年开辟先河,第一次给学生教授书学史的讲稿,整部手稿是由文言文完成的,他正在负责添加标点、注释,并将全文翻译成白话文。细算起来,这部手写的讲稿内容从诞生到现在已近80年了。南博古代艺术研究所所长庄天明介绍说,目前他们正计划将这部手稿整理出版。庄天明和张蔚星向记者介绍了这堪称“中国第一部书学史”书稿的坎坷“身世”及珍贵价值。

众里寻她千百度

1932年到1933年,在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国学大师胡小石为当时的国学研究生班第一次教授一门书学史,这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开先河之举。著名学者徐复、曾昭燏、游寿都是这个班上的学生。而后女弟子游寿将老师的讲稿整理了出来。但是后来这份书稿只在1940年发表过其中的绪论部分,其余的内容再无声息。这本书稿也正是中国第一本书学史的雏形。

1958年,胡小石开始重新整理补充这本书学史,可惜刚刚整理到唐代,他已病逝(1962年)。好在他的得意女弟子曾昭燏(考古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与另一名学生侯镜昶(书法家,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接过了老师的接力棒,于1964年整理完毕,并寄到了文物出版社。当时时局动荡,不久之后“文革”爆发,这本书未能问世。1979年,胡小石的另一弟子吴白陶提出想整理这本书,可是找来找去,在胡小石留下的许多资料里,这本书稿不翼而飞了。这让许多书学研究者唏嘘不已。

蓦然回首失而复得

再回到由游寿整理的胡小石教授的书学史讲稿上来。这部手稿被整理完成是在1934年,此后胡小石先生一直将它带在身边,甚至跟随他去了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随他回到了南京。1963年这部手稿被交给了南京大学的胡小石文集整理委员会。该稿最后一次被提及下落是在1966年,而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久前,南京的一位收藏家找张蔚星鉴定一份书稿是否是游寿的稿子。张蔚星经过鉴定,确认是游寿的手迹,但内容却正是胡小石当年教授书学史的讲稿。于是他大喜过望,要来复印研究整理。

运用考古学最新成果

张蔚星介绍说,之所以称这部手稿是中国第一部书学史的初稿,是因为关于中国书学史,此前只有一些语录体的散记。而学过生物学,又身兼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的胡小石是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架构这部讲稿的,还运用了当时考古学、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当其时,康有为著有《广艺舟双楫》来阐释他的碑学思想。康有为认为,提倡碑学书法,更有利于国民恢复狂野的天性,有进取心,因为帖学书法太温顺。他的观点貌似复古,实为创新,在当时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文人、思想家中风靡一时。而胡晓石的这部书学史恰恰运用种种考古新发现,对汉代的碑刻进行了科学的分类。他更考证出金文和甲骨文的发展分属两个体系,前者倾向图案化,后者更抽象化、文字化。他的种种有科学依据的论证,为碑学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证明《兰亭序》真实性

多少年来人们质疑《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写的真实性。因为有人认为东晋时期尚未出现楷书。新中国成立后,两位文化名人郭沫若与高二适也曾为《兰亭序》有过笔战,前者认为其假,后者认为其真。

而在胡小石的书学史讲稿中,他已运用斯坦尼的考古成果,依据出土文物证明,早在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木简中就已经出现了楷书的雏形,到了王羲之所在的东晋时期,楷书已发展了两三百年,所以《兰亭序》的出现是水到渠成,毋庸置疑的。

胡小石对推出这部书学史倾尽心力,曾关照学生配图借用日本的《书道全集》,早在讲稿整理阶段,他已亲自为此初稿画上插图。第二稿更补充了更多的考古新成果,最新考据资料等。庄天明先生后来询问过文物出版社副主编第二稿的下落,得知已经找不到了。如果那一稿真的是“黄鹤一去不复返”,那么目前找到的这部讲稿的手稿,就是国学大师胡小石对于中国书学史研究留下的唯一完整、系统的资料了,其价值弥足珍贵。


胡小石书学史讲稿手稿(游寿整理)中的一页,贴图为胡本人亲自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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