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自“韩山书院论坛” 查考地名的工具书，目前有地名辞典，地名索引，地因，地理沿革表等等。但由于我国古代的疆域分合和地名演化极为复杂，单靠辞典、索引之类的工具书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正史地理志、方志和其它地理专著，仍然是今天查考地名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我国最早出现的记述与地名有关的文献，是古地图和《山海经》①、《禹贡》等古地理著作，而后出现以地区为中心的方志以及记述疆域政区的正史地理志。地名辞典、地名索引等等的编制，乃是晚近的事。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查考地名的工具书的概况，以便进一步熟悉和掌握这些工具书，这里先介绍一下我国地理学史上的有关问题，重点是讲地图发展史、沿革地理和方志等方面的常识，简单地提一下清代以来编制地理沿革表和地名辞典的经过，然后较具体地介绍查考地名的各类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
一、地图发展小史
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有关记述地名的书籍，如古地图和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和方志等等，为数很多。早在商周时代遗留下的甲骨金文中，就有不少地名可见，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就进一步导致地图与其他地理著作的出现。
《尚书•洛诰》记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建筑洛阳城的事迹，其中有“伻来以图及献卜”一句，王国维等认为此“图”字当作“谋”解，但多数学者、特别是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同志认为非图谋之图，而是地图，即营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制图事业大为发达。
《周礼•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轅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从《周礼》、《管子》二书关于疆域地图和军事地图的论述，联系《战国策•赵策》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和《史记》、《战国策》所载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的故事，可以想见当时地图的绘制已很普遍，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古代地图与军政关系密切而必须藏之官府，又由于古地图的摹绘和保存都要比书籍难，所以流传存世的机会也远比古籍为少。长期以来传世的我国古地图，以南宋时期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刻于石碑上的《禹迹图》、《华夷图》（现藏西安陕西省博物馆，旧称西安碑林）为最古。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两幅西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以前绘在帛上的地图碎片，经故宫博物院等许多单位整理拼复，考订研究，暂定名为《地形图》和《驻军图》，并由文物出版社于1977年影印出版。这两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古地图的发见，是地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谭其骧指出，它至少有四大特点：（1）时代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2）准确性很高，从而推翻了晋朝裴秀“汉氏舆图”“皆不精审”的旧说，为我国地图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3）图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可据以窥见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深平防区）的政治经济概貌，解决若干历史地理上的问题；（4）该图注记用的字体，测绘的方法、技术及其所用的工具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值得加以深入的研究。（见《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原载《文物》1975年2期，又收入《古地图论文集》。）
晋代裴秀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已失传，仅其序文幸存。但正是从《禹贡地域图序》开始，我国历史上才有明确的记载绘制地图的方法，使地图学在理论上有了准则可循。序文指出制图之体有六：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制图六体”今天看来极为平凡，但距今一千七百年前的裴秀，除了还不知地球经纬度外，能提出这些符合近代科学制图的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另据唐虞世南《北堂书钞》，裴秀还发明了方格缩制地图的办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把一幅用缣八十匹的旧“天下大图”，裁减为方丈图，这也是了不起的创造。
唐代极其重视地图的绘制。据《唐六典》、《唐会要》和《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当时规定全国州府三年（后或改五年）一造地图，交兵部职方掌管，中央又依据州府所上地图综合编制成一统的总舆图《十道图》。
德宗时，宰相贾耽绘制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在地图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贾耽在制图技术上，基本上承袭裴氏的“制图六体”，但也有创新：“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这是沿革地图以朱墨分注古今地名的最初记载。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的意见，宋代传世的著名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受贾耽《华夷图》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即是贾图的缩绘本。
又《南史》及《宋书》记载，刘宋诗人谢庄曾制成木方丈图，可以自由拆并，所谓“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字内为一”。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尝自述制作木图的经过，南宋黄裳等亦曾制作木图。这种木图，有人认为是一种活动地图，有人认为是地形模型，无论怎么说，都与地图有关，而且是一种发明创造，值得一提。
元代朱思本为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朱氏“周游天下”，遍访四方使臣，参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及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元《一统志》等，积十年之功力，绘制《舆地图》二卷。朱图计里画方，在比例、方位、距离上都用过功夫，惜原图已失传。不过，明罗洪先依朱图增广而成《广舆图》四卷，今可据以略知朱图概要，而明清舆图，自此多受其影响。
我国早从隋代开始已有刘焯建议测量纬度，以后，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曾实测子午线，元代则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进行了大规模的纬度测量，但都没有运用到绘制地图方面来。只是随着阿拉伯天文地理学的输入，由札马鲁丁造过一架画着经纬度的地球仪，然亦未曾广泛传播。明神宗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澳门等地传教，把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或称《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献给中国的土大夫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使我国对于世界地理和用经纬度绘图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但仍局限于少数人，影响也不太大。利玛窦之后直到清朝初年，都有传教士相继绘制世界地图，如西班牙人庞迪我的《海外舆地全说》（未刻，有传写本），意大利人艾儒略的《万国全图》（见《职方外纪》），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兰西人蒋友仁各有《坤舆全图》等，其影响更远在利氏之下。
1707年开始，在清康熙帝的亲自主持下，由法兰西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十人分组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经纬度和三角测量，而于1717—18年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图》的编绘工作。这份康熙朝的《皇舆全图》11929年由沈阳故宫博物馆石印出版，计41幅，图上包括西经40°以东、北纬55°以南地区，题作《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乾隆朝在康熙图的基础上，扩大改制成《乾隆内府舆国》，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或《乾隆皇舆图》、《清一统地图》；原题乾隆二十五年铜镌，实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开雕。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发现此图铜板104幅，1932年重印，题称《重印乾隆内府舆图》；1966年台北又据以重印，比例尺改缩为二百万分之一，题作《清一统舆图》。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大规模的测绘全国地图，在世界测绘史上也可算一件大事。因为，一、康熙规定以二百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每尺合经线千分之一秒，这种以经线弧长决定长度标准，比法国以赤道长度规定公尺长为早；二、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沿北京中央经线曾测量霸州至交河的直线距离，1710年又在东北地区测定了北纬40°—47°间的经线长度，发现纬度愈高则经线一度的距离愈长，这是第一次实测地球为扁圆形的重要证明材料；三、新疆罗布泊的位置，经过实测画在北纬40°40＇，后来这个湖泊迁移到北纬40°以南，这成了地理学界研究自然历史变迁的著名例证。此外，测绘了位于西藏边境的世界第一高峰，并命名为“珠穆朗玛峰”，也是大有意义的。可惜的是此图绘成，即深藏内府，虽有李兆洛、董祐诚据以复制，但流传也不广，直到同治年间胡林翼根据康、乾两朝内府图并参考了李兆洛图攻编成《大清一统舆图》，才广为流布。
自清末至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编《中华民国新地图》（又称《申报馆地图》）这一世界著名的中国地图集问世，坊间所流行的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清初的测绘地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英明领导下，地图科学欣欣向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精确的专科地图大批涌现，举不胜举。
前面提到的裴秀《禹贡地域图》，可算是我国坛早的历史地图集。贾耽图以颜色分注古今地名，乃是沿革地图的一个创举。宋税安礼《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统贯古今的地理沿革图（今存明翻刻本及何镗编《修攘通考》本）。清顾栋高《春秋舆图》、李兆洛《历代地理沿革图》亦为有名的作品，而清末杨守敬所编《历代舆地全图》、《水经注图》，尤为历史地图中的空前杰作。解放后于1955年除了顾颉刚，章粪编和谭其骤校的最新的沿革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的出版外，在毛主席亲自提议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具体负责，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杨氏《历代舆地全图》与近现代大量地图，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分八册，于1974年开始陆续发行。这部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历史地图集的问世，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二、沿革地理浅说
我国的古地理著作，以《山海经》《禹贡》等为代表，比地图出现的时代略晚，但更能反映古代地理知识的发展水平。
《山海经》、《禹贡》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都是从全国范围来进行复杂的地理上的描述，《山海经》更多地承袭着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多少带有一种结集的性质，《禹贡》则概括地叙述了全国各地区的地理特点以及山岳河流的分布概况。这两部书不但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地理著作，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的文献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管子•地员篇》和《周礼•职方》，也是先秦有名的地理著作。
司马迁《史记》一书中的《货殖列传》、《河渠书》和有关民族的列传，记载了经济地理和域外地理的丰富史料，具有相当大的地理价值。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汉志》是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前此的《山海经》、《禹贡》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不注重疆域政区；《汉志》以行政区划为纲来叙述全国疆域、政区、人口、物产、建置沿革以及山川和地方风俗等等，开创了疆域地理志的体制，成为后世撰写地理书籍的典范。另外，《汉志》所记不限于西汉一代的地理，它把汉以前古籍里所记载的很多地名，用汉地予以注释，使后人能比较正确地知道部分先秦地名的位置，所以它同时又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
古今地名，极为纷歧，或同地而异名，或同名而异地，其分合废置，一代之中，每有变迁，故自宋代开始，有专讲历代疆域、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的所谓“沿革地理”。这门学问。实际上《汉志》已发其端，并且成为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们着重研究的对象。
《汉志》以后，《续汉书》有《郡国志》，《晋书》有《地理志》，《宋书》、《齐书》有《州郡志》，《魏书》有《地形志》，《隋书》、新旧《唐书》有《地理志》，《旧五代史》有《郡县志》，宋、辽、金、元、明、清诸史均有《地理志》。这些后出的地理志虽然多数赶不上《汉志》全面、详实和扼要，但把这十五种地理志和《汉志》联缀起来，便是较完整的沿革地理的材料。北宋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如吴澥编《历代疆域志》十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是依据宋以前各地理志的材料组织而成的历代地理通考。南宋郑樵《通志》中的《地理略》和《都邑略》，是极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其中《地理略》中的《历代封畛考》，通考历代疆域沿革，《开元十道图考》专考唐代疆域，而《都邑考》又别创新例，都是很有用的材料。至于王应麟撰《通鉴地理考》一百卷，实为沿革地理的巨著，可惜已经佚失。他的《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借“通鉴”的名词表达贯通古今的意思，另有《诗地理考》六卷，同样用“诗”的名义，通过三百篇所举地名，考证三代疆域地理，都是沿革地理的专著，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清代学者于沿革地理用力甚勤。顾炎武从二十一史、一统志及府州县志、历代奏疏、文集和明代实录等文献中收集大量材料，编写成两部书，一叫《肇域志》，专讲地理；一是《天下郡国利病书》，考究地方利弊得失，成为历史政治地理的专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详细叙写疆域形势，以及山川险隘和关塞攻守，偏重于历史军事地理的阐发，尤为沿革地理的巨制。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杰复的《舆地沿革表》、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都是考寻地名沿革的有用工具书。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出现，代表了我国古代综合性地理著作的另一种形式，成为独创一格的地理专著，同时也是东汉、魏、晋以来我国古地理研究的总结。
大约三国时候有人写成《水经》，记述中国河流水道共计一三七条，到了郦道元为之作注，补充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一二五二条，注释的文字二十倍于原韦。《水经注》不但详述大小河系的源流和支脉，而且把每条河流所经行的地方，诸如建置沿革、城镇兴衰、水利开发、土地物产以及自然地理的各种现象，一一加以记载，内容丰富多彩，为后代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以上是我国地图史和沿革地理的简单脉络，下面再谈谈方志的演变。
三、古代方志的演变
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风土、物产、人文等资料的著作，是为地方志书，简称方志。这类书，早在先秦就有，而魏晋以降，日益增多，内容转繁，论其名目：有异物志，如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物志》是其类；有风土记，晋周处的《风土记》、宋盛弘之的《荆州记》是其类，有山水图记，朱谢灵运的《游名山志》、南齐宗测的《衡山记》是其类；有州郡地记，吴顾启期的《娄地记》、宋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是其类：有图志图经，甫齐王逡之《广陵郡图经》和不著撰人的各州郡图经是其类。此外，尚有记外国的，如晋法显的《佛国记》一卷，记寺观的，如魏杨■之的《洛阳伽蓝记》五卷，都极为有名，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晋挚虞的《畿服经》和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则是在魏晋方志的发展基础上，完成了全国性的和集大成的地理总志的编纂工作，影响极为深远。
据《隋书•经籍志》：“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防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这些地志，显然多是私家著述。
随着隋唐大帝国的建立，开始由官方主编地方志。据《隋志》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上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
魏晋甫北朝以来的方志和全国总地志，十九已经亡佚。其流传到今天的代表作，首推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宋代开始失附图，故略称《元和郡县志》）。这不仅是现存最古而且也是编写得较好的一部地理总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所以，它对于后世总志的编纂实有很大的影响。宋代开始，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地方志的编纂更趋发达，其编制体例也日趋完备和标准化，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其流传至今的著名总志，北宋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十卷、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南宋有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祝穆的《方舆胜览》七十卷。著名方志流传至今的也有几十种，如宋敏求的《长安志》十卷、《河南志》二十卷。元潜的《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范成大的《吴郡志》五十卷，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罗愿的《新安志》十卷，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四十卷，施宿的《嘉泰会稽志》二十卷等。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十卷、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十卷等专讲风俗地理的著作，亦享有盛名。
元明清三朝，都有一统志的纂修，其中乾隆朝所修的《大清一统志》有四百二十四卷、嘉庆朝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有五百六十卷，内容尤为丰富，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小地名搜罗较多，对于查考古代地名用处极大。商务印书馆曾为此书编有四角号码索引，颇便检索。至于方志，更是日渐增多，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年增订本）的统计，现存方志约有七千余种，其中以清代的数量为最大，约有五千多种。这是数量极为可观的文化遗产，不仅对于查考地名有用，就是在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四、地理沿革表和地名辞典的编制
前面已经讲过，古代的地理著作如正史地理志、方志乃至《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名著，主要供人阅读而不便查检。所以清代学者采用表格式的方法编制地理沿革表，如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段长基《历代疆域表》和《历代沿革表》各三卷、杨丕复《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或内容丰富，或条例清晰，成为查考地名历代沿革的有用工具书。
李兆洛及其门人六承如等自道光二年至道光十七年阅时十六年编成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收录了《汉书》、《续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十四部正史地理志所载郡县之名，按下一字分一○六韵排列，分别时代，条其同异、并注明清代所在之处，南北朝侨置州郡及唐宋金元明镇堡羁縻州郡长官司有实地可考者，并列之。这是广录历代地名编为辞典专备寻检的创始。提供极大便利，但也有不少缺点，如取材狭窄，关于地名建置沿革的叙说有错误，而按韵编次，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有不便。
1930年北平研究院出版刘钧仁编辑的《中国地名大辞典》，所录地名除史志郡县名外，兼及城镇堡塞关隘并各种小地名，共二万余条，以地名首字为准，分部编排，寻检方便，主要缺点是省区名及山水名不录。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臧励龢等编辑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地名约近四万条，按地名笔划编排，无论从那一方面讲，都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所以此书一出，前两种书的作用显然大为下降。但也还有缺点，即见于正史地志及《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书的地名未为全部采录。1963年此书曾重印。
稍后，1933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了青山定男编的：《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博综古今，收录地名在三万以上，然卷帙浩繁，难以检索，故青山定男编为此书，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府州县，并说明现今方位所在，名为索引，实兼辞典性质。然青山此书以《纪要》的范围为范围，以《纪要》的解说为解说，遗漏和舛误实多。（可参看谭其骧：《中国历代地名辞典四种》，载《方志月刊》1934年4月第七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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