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他的家庭 （原载《家庭》杂志1989年第7期）
http://shang.cnfamily.com/198907/ca24080.htm “这个《家庭》杂志上的文章，讲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家常话，既不浮夸虚假，又很生动活泼。办得不错嘛。我欣赏，我爱看!”
胡耀邦同志1988年秋对陈明远同志的谈话
文/陈明远
（《家庭》杂志）编者按 我们郑重向本刊读者推荐科学家、诗人陈明远同志的这篇文章。本文忠实地记录了胡耀邦同志临终前不久与作者的一次重要谈话；还介绍了胡耀邦同志的子女亲属情况。阅读本文，将使我们更深切地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的伟大胸怀和伟大思想。我们深信，胡耀邦同志的遗言一定能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从60年代到80年代，也就是从我的少年时期到中年时期，我曾多次到胡耀邦家里作客。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请我去谈谈或随便玩玩。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弟，跟他非亲非故，也从来没有借助跟耀邦同志的友谊提出什么个人的要求。在多次接触中，深感他十分平易近人。跟他交谈过的朋友可说是成千上万，由此可见他体察民情、深入民心，博得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拥戴。
从1955年起，近30年间，胡耀邦一家住在北京市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甲6号(团中央宿舍)，跟胡克实合住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文革”浩劫后期，他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家里促膝谈心，议论国家大事，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席间有人慷慨激昂，甚至发表许多激烈的言论(在当时谁反对“四人帮”谁就是反革命，专政对象)，但是胡耀邦只是提醒声音轻些，不要传到外面去。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谈话，也从不用训导的口吻说话。他夫人李昭对于任何客人一视同仁，热情招待，总是说：“希望你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使人感到非常亲切、温暖。
耀邦家属(戴白花的一排)在追掉会上。 刘少山摄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1984年底才从富强胡同搬出，住在紧邻中南海东侧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地址是北长街会稽司(俗名会计师)胡同25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家总是那么作风朴素。他经常说：“我胡耀邦还是原来那个胡耀邦，我家的大门是对所有朋友们敞开着的!”有时，北京的市民或外地赴京上诉的群众等候在他回家的路上，他从不回避，而是亲切地迎上前去，主动跟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
1988年秋季，这时耀邦同志已经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有一天，朋友转告我说：“耀邦同志想跟你约个时间，请你到他家里去谈谈诗歌、拉拉家常。耀邦同志说，他现在比较清闲，但知道你们中年知识分子很忙，很辛苦，所以请你自己先定个时间，看你什么时候有空，耀邦同志欢迎你去!”当时，《家庭》杂志第8期刚刊登了一篇报道《科学家兼诗人陈明远的一家》，胡耀邦看过以后说：“这个《家庭》杂志上的文章，讲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家常话，既不浮夸虚假，又很生动活泼。办得不错嘛。我欣赏，我爱看!”而9月，《劫后诗存》首次印行3万册，成为全国最畅销诗集，好几位老同志向耀邦推荐过，他爱好诗歌，又关心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因此想起要找我去。我们亲切交谈了好几次。胡耀邦跟我的谈话，范围很广 ，内容丰富。现在只能把有关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对有关家庭问题的一些看法，介绍给《家庭》的广大读者，也作为对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人民公仆的亲属关系
每当人们向胡耀邦问起他本人的家庭亲属情况，他都坦然如实相告，毫无隐讳。他认为：党中央会议有机密要保住、国务活动有机密要保住、军事情报有机密要保住，但是，人民公仆的家庭及其子女亲属情况，没有什么机密，不怕公开。公开了，更便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胡耀邦说：“我的家属、亲戚、四个子女，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只应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除此以外，不应享有任何特权。一切都靠他们自己，跟老百姓一视同仁，决不作任何特殊照顾!我本人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我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希望广大群众一起监督他们!越是领导人，越要以身作则嘛!”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
胡耀邦同志和本文作者亲切交谈
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区中和乡苍坊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4岁在浏阳中学念初中时，就背井离乡，投身革命。1962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时，才回乡一次。他的父亲，终生贫苦操劳，直到老年体弱多病，才接到北京住院治疗。胡耀邦把自己的大衣送给老父穿，用自己的工资为老父购置生活用品。一年后，父亲病逝。胡耀邦痛哭失声，说：“多好的父亲啊!我小时候，他特别疼爱我，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我为了革命，40几年顾不上老父亲!我送给父亲一件大衣，他老人家才穿了一年就去世了!他贫苦一辈子，只穿过这么一件象样的大衣啊!”……
1962年秋天，正是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困难时期，胡耀邦来到母校浏阳第一中学，看望该校老师，并和学校团员座淡。然后，他赶到老家的里仁学校，看望他少年时代的同学、现里仁学校语文教师陈世艾。当他了解到陈老师家庭非常困难，立即拿出自己身上的100元来送给陈老师。他又在里仁学校召集全区教师大会，诚恳地勉励教师们克服困难，搞好教学。他满腔热情的讲话和交谈，使大家深受鼓舞，增强了信心。夕阳西下，他走出校门，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去吃炖狗肉(这是他年轻时最爱吃的)。耀邦因有其他任务在身，实在顾不上去哥哥家里探望。哥哥诉说家里的许多困难，并向弟弟求援。耀邦拿出身上仅剩的10元钱给了哥哥，诚恳地对他说：“我兼任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必须秉公办事!我无权给予亲属特殊照顾。家里有困难，要靠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来找我搞特殊化!”至今，他哥嫂全家住的仍然是土砖房，只有简陋的家具。
“四人帮”被打倒后，在一次谈话中，耀邦明确地给老家的人们定下两条要求：一、不许亲友上北京找他办私事；二、不许亲友在老家打他的招牌办私事。耀邦坚持自己所有的亲属跟当地老百姓一视同仁。在1983年，国营工厂曾破格把胡耀福的一个儿子转成了国家职工户口(农转工)，胡耀邦得知此事后，立即表态；严格按规定办事，将户口退回农村。为此，他哥哥大动肝火。但是，胡耀邦同志耐心地向哥哥作解释、说服工作，仍然秉公办理。
耀邦说：“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威望，决不是靠吹牛皮吹出来的，也不是靠拍马屁拍出来的。一个人的形象，完全要靠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建立。”他理直气壮地声明：“我胡耀邦一清二白，光明正大，从来不搞什么裙带关系。我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全体人民监督。如发现有任何以权谋私的情况，请给予严厉处分!”
高干子女更要严加管教
胡耀邦和李昭有三子一女。
大儿子胡德平，今年47岁，6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现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名中层干部。他刻苦好学，文静多思，待人诚挚，稳重踏实。平时戴一副眼镜，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二儿子，现名刘胡(有时写作刘湖)，生于1945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保卫延安的艰险环境下，胡耀邦夫妇在行军途中，忍痛把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寄养在一位陕北农民家里。这位老大爷姓刘，他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这个孩子，抚养他成人。因此，胡耀邦的二儿子就取名“刘胡”，以此表示永远不忘陕北老区人民，永远不忘刘老大爷的养育之恩。刘胡一直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现任对外经济贸易部某局副局长。
三儿子胡德华，现年40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发动时，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十年浩劫剥夺了他继续学习的权利，而且由于父母被打倒成为“三反分子、黑帮”，他也受到株连，送去农村劳动改造。但他坚持刻苦自学科技知识。1974年大学恢复招生，他终于以优良成绩考上了大学。1977年毕业后，曾报考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但因分数稍差几分，而未被录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有许多老朋友、老部下，他却不作任何暗示，要求给予照顾。胡德华与父亲商量后，决定去外地一个部队工作。1986年底才转业，回到北京，目前担任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一位人事干部最近告诉笔者：“我知道，耀邦的小三子表现很好，做的是普通的工作，没有一点儿在某些高干子弟身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
小女儿李恒，跟母亲姓李，现年34岁。“文革”后期在工厂当工人，1978年才考入医科大学。目前担任红十字会医务人员，兼《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她的爱人刘晓江是军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校级军官。
李恒是耀邦夫妇最疼爱的小女儿。前几年，在“出国热”的高潮中，中科院一位科学家大力推荐，为李恒联系出国留学手续，但终于未成，原因是耀邦不同意，他不愿自己的爱女去给“出国热”再加温。耀邦说：“我是个开明的人，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年青人出国进修。我主张通过多种渠道派遣出国留学生，为祖国培养优秀的人才。但有个问题很头疼：许多年青人出国后，不是去努力进修现代化知识，而是在国外乌七八糟地鬼混!特别是有些干部子弟，在国外的所言所行，丢人现眼，影响很不好!有的外语都不过关，有的只会投机倒把，或者在国外摆个小摊，这样的‘活宝’，就是勉强让他出国了，于父母脸上有什么光彩?家教不严，自食恶果!”
耀邦一生爱惜人才，从来不搞“任人唯亲”，他最厌恶的就是“裙带风”，并且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为此而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例如，他的大儿媳，胡德平的妻子安黎，是前中央组织部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安子文同志的女儿，几年前，中央组织部门已决定任命安黎担任某市副市长。消息传来，耀邦夫妇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认为安黎不宜出任这样重要的职位。但当时委任状已经下达，耀邦特地让李昭专程赶到某市，坚决要求撤消这一任命。
耀邦的子女、家属，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他们无愧于祖国人民的培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耀邦的“严于家教”分不开的。
“只要领导带头，当前困难就能克服”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在他逝世前一个月，他热情邀请我带上妻子和女儿，去他家畅谈并留我们吃晚饭。
我和妻子管汀鹭对耀邦同志说，中关村各研究所的几万名同志都非常想念他。胡耀邦1975年曾负责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上任后的几个月内，跑遍了中关村30多个研究所，一面主持拟订《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提纲》，一面着手具体解决科研人员的家庭生活困难。在耀邦坚持不懈、据理力争之下，中关村几万人迅速地用上了煤气炉；几百对分居10多年的牛郎织女解决了“老、大、难”的户口问题，得以团聚；新办起一些托儿所，上千名儿童的“入托”问题得到妥善安排；停建了10多年的新居民楼也开始修建，住房分配采取“公开化、合理化”的正当方式，并准备大力提高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就是著名的“炉子、妻子、儿子、房子、票子，五子登科!”耀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着手解决这些拖延了十几年的重要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1975年底，风云突变，“四人帮”一伙又发动了“狠批右倾翻案风”、“狠批《汇报提纲》”的政治运动。这就犯了众怒，群情愤然。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四五事件”中，几万名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都挺身而出，投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斗争。在我和耀邦同志交谈时，我们津津有味地回顾了那段历史。
耀邦说：“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就是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是广大群众把我们这些干部解放了出来，冲破了‘个人崇拜’的枷锁，走向改革开放的宽广道路。多亏有人民的支持，我们许多干部，从劳改农场回来，从‘四人帮’的监狱出来，才登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似乎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他们又犯了做官当老爷的毛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裙带风’，种种不正之风，象万恶的癌症一样蔓延扩展，直接危害我们的经济命脉，危害我们的国家机构。看到一些新、老干部及其家庭、子女的腐败堕落，我非常痛心!……看到我国科技人员、教师、医生护士、文化工作者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有的甚至有所下降，我感到万分忧虑!我们领导同志要带头艰苦奋斗，带头过紧日子，决不允许干部子女去当倒爷!‘官倒’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百姓有怨气，情绪低落，我们大家不能装聋作哑，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嘛!怎么解决?就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不要空喊，不要清谈。我们领导同志自己要后天下之乐而乐，慢一些富起来。要让那些有实际贡献的先进工人、先进农民、可尊敬的教师、医生护士、科学家、工程师们先富起来，让他们的家庭生活得到切实的改善，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真正提高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耀邦询问了我们家庭的生活情况和一般群众家庭的经济情况，他仔细倾听了以后，感慨地说：“广大知识分子生活这样清苦，我很不安!你们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还是努力奋斗，我很感动!请相信，我们一定能渡过目前的难关。只要领导带头，当前困难就能克服!”
耀邦夫妇热情地留我们吃晚饭。饭菜是一般的，只是特为我们多烧了一条鱼。席间我注意到，耀邦同志进食较少。他说是胃痛，只吃了些玉米面粥和豆腐、青菜，就放下筷子，笑眯眯地等着我们吃完饭。
他问我的小女儿陈星涛：“今天在我家吃得香吗?饭菜还对胃口吧?”星涛天真地回答：“跟在家里差不多，吃得很香，谢谢胡爷爷!”他拉着星涛的手说：“那就欢迎你们以后再来!”
今年人大会议之后，我天天等待着耀邦同志的邀请，等待着再去向他倾诉我们的肺腑之言。想不到，他以前说的“胃痛”，实际上是心脏病的征兆；更想不到我最终等到的竟是一张“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黑字通知!想不到耀邦同志的最后一席谈话，竟成了他的遗言!但我认为他的这些话很重要，很有意义，为此我忠实地整理如上，供广大干部群众参考。但愿他的遗言，能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写于1989年4月19日—29日，北京中关村
(陈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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