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1098—1156），①字明仲，人称致堂先生，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其父胡安国，弟胡宏、胡宁、胡宪合称“五胡”。其学说秉承河南程氏，但独具风格，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支。胡寅的著作有《斐然集》、《读史管见》、《崇正辩》和《论语详说》（已佚）。
胡寅的政治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除两度隐居外，胡寅毕生的精力皆倾注于对社稷前途、国家命运的关注之上。也因此，胡寅的哲学思想显得淡晦无光，以致门庭冷落，学说不传。但其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却是极为活跃的。儒家的忧患意识，修、齐、治、平的理论轨迹，尽在胡寅的身上体现出来，并折射出南宋之初，主战派与议和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胡寅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南宋政治策略的变化、内部党争及新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本文试就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集中反映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他的《上皇帝万言书》中。②他在《进万言书札子》中写道：“臣自扈从以来，日夜忧惧，欲奋然陈论，慕断鞅之为。窃恐宸心积久多畏，在朝议论，决不佥谐，……欲泯默度日，又念数备年侍，存亡休戚，分议所同。反复思之，不能自已。辄以愚鄙之见，条成一书，纲举七策，③别为二十事。论巡幸之失，书拨乱之计。”④但《上皇帝万言书》所献七策、二十事，虽详尽，但显庞杂，笔者仅参考此后胡寅的札子及书信中所反复论述的观点，条理出如下几个方面，以期呈现胡寅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思想之概貌。
一、主战反和
作为一个主战派，胡寅坚决反对议和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在敌我势力相当或我强敌弱的形势下才可以考虑和议之策。在上万言书中，胡寅说道：“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俟所能成也”。①可见胡寅清楚而又理智地看到了当时宋金两国的形势：金兵锐气正盛，必欲吞没中原，独霸天下而后快。而宋王朝只顾远逃，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皆是些弱旅疲师，无法与金兵争锋。因此一味地妥协退让、割地赔款，势必只能纵其气焰，灭己士气，终非长久之计。而高宗却只贪一晌之欢，并决定遣使求和。胡寅遂指出遣使议和的利害：“陛下卑辞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用其极，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而尚无效耶？”②故不如罢和议之念，开武略之功，“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③然而高宗无心抵抗，只求偏安一隅，甚至避居海上，惟保一命。且，时主战派陈东等被杀，李纲起而复罢，而议和派如吕颐浩、张浚等人又深得高宗宠信，胡寅的上书必定遭到其反对而不能实施。史载：“（建炎三年）庚寅，起居郎胡寅上书言二十事，吕颐浩不悦，罢之。”④
胡寅的罢和主张不被采纳，高宗依然决定遣使议和。胡寅又进《论遣使札子》，从金人、高宗和议和之臣三个角度分别予以论述，权衡利弊，明晰得失。“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持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仇也”；“（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我所重，平我所恨，匿我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⑤胡寅看到了金人并非诚心议和，其野心已昭然若揭。而宋王朝的腐败无能已完全暴露在金人面前，金人抓住其偷安的苟且心理，志在蚕食鲸吞。然而中原疆域广大，议和之计不失为缓兵之上策。一方面可以损耗南宋国力，挫其士气；另一方面可以使金兵得到喘息整顿的机会。然而胡寅认为宋“所重在二帝”，这也许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情绪，高宗等人所想却未必如此。故虽胡寅不惜口舌之费，对高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终不能改变高宗求和的心意。
对于高宗本人来说，胡寅认为议和乃是违背孔子大义之举，不是为君之道。“今（高宗）乃无故蹈庸臣之辙，践阽国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⑥而主议之臣子，“自知其才不足以勘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是故譸为幻，遣使求和，苟延岁月”。⑦故此，“陛下与女真绝，则臣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下，而人主受其恶”。⑧
胡寅的这一进谏得到高宗的嘉奖：“（胡寅）朝廷一时利弊多所论奏，词极剀切，有补
当世，朕甚嘉之。”①然而这仅是对胡寅的一种安抚，议和之臣依旧派出。胡寅又上《再论遣使札子》，详论遣使十弊，主张“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才，修政事，息民训兵，以俟北向，更无他策”；“至于何藓之行，非得无效，决须取辱”。②但胡寅已无力挽回局面。
二、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人生追求，也是其政治理想的指导方针。只有内修圣贤之道，方可收外王四海之功。故胡寅认为，长治久安之策必须从拨乱反正，整顿内务始。因此，在主张罢和议的同时，他又提出了一系列整顿乱世的策略和建议。
首先，胡寅要求高宗以身作则，以仁为本，以正天下士风，重振国威。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南宋王朝衰微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天下失仁，四维不张。“今世风陵夷，四维未张，为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尼雅满”；“邪说烂漫，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时”。③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从人君做起。“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则百官万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④因此，胡寅要求高宗以圣贤为师，做到“不杂不放，本心昭然”，“然后能守中道，无所偏倚，犹鉴明水静，于人之美恶无不知也。犹权轻重，度长短，于事之举措无不当也。以此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⑤胡寅坚定地认为内圣之道必可开外王之功，“若夫体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拨乱反正，天下归仁之效，更加圣心焉！则何畏乎女真，何忧乎叛贼，何难乎中兴之业哉？”⑥
显然，胡寅是正统儒家的观点来要求高宗的，但此时的高宗唯求一时之安，毫无进取之心。“仁者，人心也”，而此时赵构的心只顾留恋于江南的湖光山色、声色犬马之中，心不在焉！哪里能听得进这些儒家的道理呢？更不愿费力做一个儒家的道德君主或柏拉图的哲学王了。故此，胡寅的建议虽源自儒家元典，却不符当权者的心理需求，只能遭到冷落，而成一纸空谈。
其次，针对官员们各怀私计，不体国道，一味“攀援进取，肩摩辇下”地追逐个人晋升的流弊，胡寅主张“明昭宰执，举行成宪，有驰骛不悛者，仍委御史台觉察弹奏，重惩治之”。⑦对有罪之臣，胡寅认为应量之以法，对有功之臣则应于以褒奖，做到赏罚分明，
方能服众。“古之世，仕而有罪则废黜之，甚则流放窜殛之。此尧舜之仁政，非刻薄也”。①时张邦昌立伪，旋被废，然而并未受到南宋政府的严惩，这引起了不少耿直之士的不满。胡寅此刻提出这一建议，无疑是在警戒高宗要赏罚分明，以免失去人心。
另外，胡寅反对词臣们去实务，寻空言的习气。他认为“言而有当则为实用，善者帖焉，恶者惧焉。其有益于治，不在赏罚之后矣，而非空言也”。②然而，“臣窃见比年以后，书命所宣，多出词臣好恶之私意，遇其所好，则誉庄、跖为夷、齐；遇其所恶，则毁晋棘为燕石。极意夸大，有同笺启，快心摧辱，无异诋骂”。③全无教戒箴警之用，更无垂法万事之效。因此，胡寅建议应“申谕外制之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褒奖贬黩，务合至公”。④
三、选拔人材，整顿地方官吏
对议和派的不耻尤让胡寅感到同道者少，人材难得。然而“夫兴衰拨乱，全在人材”、⑤ “历改自昔衰乱之时，亦有乘势维持之政，而其枢要，全在人材”。⑥胡寅反复强调人材的重要，但时逢乱世，诸多有识之士或隐逸山林，或自保于朝廷，“而自以为能者，则未必不为民害”。⑦因此选拔人材实乃当务之急，但如何进行选拔呢？对此，胡寅提出了品定人材的标准。“人虽难知，而某独谓告之以过则喜，闻善言则拜，集众思，广忠益，不甘受佞言而貌正式者，乃知人之本也”。⑧若人材实在难得，退而求其次，，“不若于已用者，舍短取长，犹少失也”。⑨
选拔人材固然重要，而恰当合理地使用人材，使各得其所，材尽其用则更为关键。胡寅认为最需要人材的是州郡等地方官衙，“郡守县令者，亲民之官，监司者，统治州县之长。天下之治起于一县，县治则州治，州治则无不治矣”。⑩因而选拔地方官吏则至为重要了。
然而高宗时期，底层官吏混乱，许多为谋私利者混入进来，出现官多阙少的现象，“乃有一阙，添差至五六人者”。①因此，许多官员不得不频繁地迁徙流动，以保持政治的相对稳定。但这样便造成官无常任的弊端。“臣窃见近岁帅臣监司，更易频繁，虽使绝人之才居之，号令未及信于民，而已报代除矣”。②如此以来便会出现两个弊端，其一：官与民脱节，官吏任期不定，使民无常制可守，无所措手足，从而使政府失信与民；其二：选贤任官的尺度已名存实亡，造成官制的混乱，“是以官爵益滥，任子益众，贤士不劝，而用人之资格废矣”。③
如何消除这两个弊端呢？对于前者，胡寅建议“凡前宰执侍从官为州郡，未满三年，不许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转运副使、判官、提典刑狱，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余凡系当除者，除代以两人而止，皆以三年为任”。④胡寅认为，固定任官的最低年限，“则官有宿业之志，功绩可稽，士息竞夺之风，廉耻之心可立”。⑤当然这要以选官得人为前提。对于第二个弊端，胡寅主张“诏大臣立法，应宫观、岳庙人，并不许理磨堪日月入官资任”，“大臣侍从以身率之”。 ⑥
此外，对于县令的考核办法胡寅也作了详细地论述。他认为应根据该县户口、税收的多少，把县令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拟；下等令帅臣、监司共同辟奏”。⑦并定立了四条考核标准：“曰纠正税籍，曰团结民兵，曰劝课农桑，曰敦免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绩效，已就绩者，就加旌赏；未有伦者，严行程督；皆无善状，则黩汰之”。⑧
综上，胡寅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系统，上至皇帝，下至县吏都提出了建议或改革方案，然而这也只是在原有的基本政治框架上加以修补改善，以期使南宋王朝走上正轨，实现他理想中的封建统治模式。
四、整饬军队
从上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寅的主张完全是围绕着政府的政治统治机构进行内部
调整，但这还仅仅局限于文官系统。作为一个忧国忧民且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胡寅并没
有忽略军事，相反，他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军队本身的混乱，特别是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相对于北宋王朝时期已大为疏松了。且统兵之将帅与政府的矛盾加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高宗只顾一路奔逃，不能形成对将帅的威慑，仅凭着封建伦理道德和个人的爱国之情维系着君臣之义。皇帝对将帅的实际驾御力量已大大减弱，这也是北宋以来一直奉行削夺军权，积弱致极的一种逆返现象。如何整顿军队，并调整军队与政府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南宋整个时局的稳定。
高宗时期，政府军队纪律涣散，且失训已久，战斗力极弱。因此胡寅认为应先修兵政，进行军队自身的整顿。他说：“兵政不修，则水涸鱼死之喻，指日可见矣”。①首先，胡寅主张去冗员，存精锐，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说“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锐，分为等级，如所谓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其余充声势，备辎重而已”。②然而当时南宋军队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宪，畏逮捕者往焉；违科举，失业者往焉。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百工手艺之人，方技数术之人，音乐俳戏之人”。③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宋王朝积贫积弱恶果的反映和延续，但也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金兵南侵，每遇一城，则屠掠而去，底层人民失去政府的庇护，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障。且中原地区又遇水旱之灾，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人民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故多有从戎参军者。但这批人从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战斗力。因此胡寅认为必须“简汰其疲老病弱，开择其壮健骁勇”。
其次，胡寅主张赏罚分明。对于士卒，应根据其临敌是否听从号令而判其赏罚，勇往直前者则赏，临阵退缩、脱逃者，“事定而诛之”，这样能激发个人的作战精神。“而今之赏功，全队转授，未闻以不用命被戮者”。④这样以来，奖赏与个人失去了直接联系，士兵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对于将帅的赏罚也存在着弊病，“今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⑤这直接导致了官爵的更加泛滥，兵制更加混乱，也使政府不易控制军队。因此，胡寅主张明确赏罚，有功则赏，有罪则罚，且赏罚要适当得度。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加，政府方能在军队和人民中树立起威信，号令方能通达无碍。
第三，军队数量不实。这是由于一些军官为了向朝廷邀功而虚报士兵的死伤数目，或为了得到政府的军饷而以虚充实，谎报军数。更有连续数年不向政府汇报军队人员变更替换情况的，“今诸军近这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开落死损折伤之数”。⑥胡寅认为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军籍的混乱，应坚决改正避免，“逃而一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补以告，不可也”。⑦因此胡寅主张“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时具数申上缺额，必听朝廷旨补填”。⑧这样以来，政府可随时掌握军队的变动情况，利于操纵控制。
然而政府欲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统兵的将帅，“今天下所共患者，
外则有强敌、叛臣，内则有握重兵难驭之将帅”，① “今总兵者以兵为家，厚自培植，若不复肯舍者”。②将帅拥兵自重，“而劲旅、利器、良马尽归诸大将，名为神武将军，其实恩威不出于天朝，诬上行私，自植形势”。③这对于一向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宋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变动和威胁。胡寅认为“自古制兵，有事则付之诸将，无事则归之天子”， ④因此他建议调动将帅，使兵无常帅，以利于政府把军权收归中央。并建议在军中设谋臣，“其谋议官许置两人，一听自辟，一从朝廷选授”。谋臣的设置明显是为了牵制将帅而为。
在经济上军队与政府发生了争利的矛盾。胡寅认为“自古利权尽归公上，予夺操纵惟君所命”，⑤然而“今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⑥对此，胡寅建议首先要裁汰冗员以减少政府开支，并进一步规定“屯军所在，不得侵夺在官之利。以两淮荒地分给顷亩，责委大将，率次军、下军受田而耕，其上军则固获营屯，阅习武艺”。⑦实行以养兵的政策。
五、胡寅社会政治思想的来源
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如前文中所述及的，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永远是社会这一肥沃的大花园里的花朵，没有脱离于社会现实的思想。对于胡寅的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本文在此不作赘言。
如果说社会现实是思想产生的源泉，那么如何解释在同一个时间平面内各种思想间的差异呢？既然外在的社会环境不能用以说明胡寅社会政治思想之所以然，那么就应该从其思想内部加以分析了。在胡寅整个思想体系中，如前文所说，其政治思想占据主要地位，但，虽然其哲学思想不那么显著，却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其他思想和言行皆是由此而开出，故欲探究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来源，必须从此入手。
对胡寅哲学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为其父胡安国。胡安国以治《春秋》见著于世，著有《春秋传》。而《春秋》三传之一的《春秋公羊传》推崇所谓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的王权至上和“大复仇”的征伐夷狄合理性的理念，这迎合了宋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需要，故胡安国等人虽对三传均有批驳，但对《公羊传》的推崇远胜《左传》、《谷梁传》。因此，胡安国思想中的“大一统”和“大复仇”的君命天授的王道论和排夷观显的尤为突出，这直接影响了胡寅的思想。胡寅秉承家学，对胡安国所著《春秋传》十分推崇。绍兴五年胡寅的《乙卯上殿札子》便引用《春秋》之章句，以其大义明示高宗。因此这个奏议得到胡安国的赞赏，在胡寅的集子中，这一奏折的标题下注有“文定公（胡安国）云：‘此
章深得敷奏之体’” 。①可见胡寅受其父影响之深，因此胡寅一直坚持罢和议得主张便不显突兀了。
作为一个理学家，胡寅必须面对佛教理论得挑战，担负起复兴儒家道统的任务。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胡安国的“心即是理”的思想。“理”这一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与命、道、性等概念处于同一层面上，所谓圣人就是要作到体贴大道，与大道为一。他说：“圣人与道为一，己即是理。无所用思，不思而中；无所用焉，不勉而中。寂然不动，犹明鉴焉，犹止水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②这也是胡寅用来教导高宗以圣贤为师的理论根据所在。那么何为“理”呢？理，通常分为物理，即自然之理，和人之常理，前者不论，后者所谓常理者，胡寅这样解释：“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也。父道、君道、夫道，于伦为尊，子道、臣道、妇道，于伦为卑”。③可以看出胡寅把天理拉向人间，转而一变为伦理，并分为尊卑两种，这就为尊王攘夷奠定了基础。不但如此，胡寅还认为并论证这个理是不可变更的，他说：“父子、君臣，理之不可易也”， ④ “有天地则必有万物，有万物则必有男女，有男女则必有夫妇，有夫妇则必有父子，有父子则必有君臣，有君臣子必有上下，有上下则礼仪必有所措，非人以智巧强为之也”。⑤这样，胡寅又把这个被他拉往人间的“理”本体化了，他以天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来论证三纲之理的不可易转性。这一思想之深厚使得他自觉地把外族的入侵、人民的叛乱都视为异端，因此必须坚决地进行反抗和镇压。
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再反观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便不会觉得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但二者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文暂不作阐述。
六、小结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作一小结：
首先，其思想始终以“尊王攘夷”为其宏旨。维护宋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这是胡寅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点。无论是修内政，还是平内乱、攘外夷，其根本目的都是想恢复北宋王朝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并力图实现其理想中的统治模式。
其次，轻民思想。对于下层民众，胡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他也曾上书建议统治者爱民、以民为本，但他仅仅把民众看作是被统治的对象，只要求统治者作到使民不乱即可。“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⑥他还认为民众是是非之端，“凡
事皆本于民，无民则无事，无事则无官，而民终不能无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养之
事治则足矣”。①民众奉养官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对于人民的起义理所当然地应予以镇压。可见胡寅地政治思想指向是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这完全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现实体现，走的是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
第三，坚守儒家传统学说。胡寅论事皆以儒家元典为据，其言行皆以礼为守则。湖湘学派务实的思想、原始儒家身体力行的实践思想在其身上明显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寅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儒家。但是正因为如此，胡寅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王安石的变法和其新学都有所排斥，他要求的是用儒家传统的治世之道来拯救南宋王朝衰亡的命运。然而其学说多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后人这样评价他所著的《读史管见》：“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彦、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②这也可以作为对胡寅整个思想的一个评价，虽然此评有刻意抨击宋明理学之嫌，但也有可借鉴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胡寅的社会政治思想深深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辽、金等国强悍的攻势相交织而形成的强弱鲜明对比为其背景的，而其思想源头则终归于儒家正统元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特有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新儒学的兴起是否因单纯的道统延续的使命感使然；近世以来的实学救国思想的渊源何在；儒学的真正意义或其真谛是什么，等等。胡寅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理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我们如何去正确、客观地对待他以及他所反映的历史和由他而引发的思考，这是应该继续深入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