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新6军参谋长胡慎己---洪湖名将
胡慎己，本名胡陈杰。
1930年7月底，胡陈杰改名胡慎己，跟随中央指定的向导，由上海溯江而上辗转到武汉，最后化装成渔翁，坐着小舟，进入洪湖苏区。
这里从秋收起义后，一直坚持了游击战争。1928年，在周逸群、段德昌领导下，统一了游击队，1929年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不久前，贺龙等领导的湘鄂边红四军和洪湖红四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湘鄂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周逸群和贺龙的领导下，已经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胡慎己一看苏区红火的局面，心里异常兴奋，再也不用像在国军中那样违心应付、提心吊胆了，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革命了。
周逸群、贺龙当然欢迎他的到来，正在监利县北吴墩创办湘鄂西红军洪湖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政委周逸群兼，教育长胡慎己主持军校工作，政治部主任傅光夏。在军校，胡慎己认真研究军事理论和教学知识，带头示范操练，军校办得虎虎有生。
这时，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硬要红二军团南下，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率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以后，蒋介石乘虚而入，调动五个师七个旅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围剿”。此时，洪湖苏区“所留之枪，好坏加在一起仅有80余支”，形势极为严重。周逸群集中各地武装(共300人上下)，发动苏区人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胡慎己充分利用黄埔军校学到的知识和北伐战争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带领军校师生，利用水网、湖泊、堤岸、苇林等有利地形，巧妙地开展游击战争，经常阻击、骚扰、消耗敌人。浴血奋战中，他们“以苇林为房，以船板为床，以菱角为粮”，坚持斗争。
洪湖兴起赤卫队 军民团结反“围剿”
粉碎第一次“围剿”
在此紧急情况下， 1930年12月，段德昌率部分伤病员和枪支从前方返回洪湖苏区。不久，在松滋杨林市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的红17师51团2个营600余人、49团2营300余人、48团和红4师12团各一部陆续回到洪湖苏区。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特委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立即将回来的部队在石首县城整编为红军新6军，军长段德昌，政委周逸群兼，参谋长胡慎己，辖12、48、51团和特务营。
为配合江左军反“围剿”斗争，段德昌胡慎己率领新6军于1月上旬在鲢鱼须歼敌新编11师1个营，继又在华容附近歼敌2个连；江右军8大队紧密配合，在板桥、话岗岭等地予敌重创。华容守敌弃城东逃。1月16日，新6军再次收复华容城。这些战斗中，红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充实了部队及地方武装。接着，新6军北渡长江，在江陵地区歼灭进占胡家场之敌142旅一部。但敌已占江北苏区主要地区。2月1日，监利堤头和汪家桥之敌乘新6军进攻胡家场之机，向石首江北冯家潭、小河口进犯，疯狂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民房。新6军闻讯后立即由江陵回师反击，在拖茅铺附近歼敌48师补充2团数百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恢复了石首北区。但红军伤亡较大，48团团长桂伦、政委谭抗均牺牲。
粉碎第二次“围剿”
1931年3月1日，敌人向江南地区发起进攻，开始第二期“围剿”。敌142旅全部、143旅一部兵分两路，分别从公安、陡湖堤经高何厂、横堤市向石首重镇藕池进攻，当日下午占领藕池，并向石首城进犯；同时敌新编11师主力自安乡经梅田湖向高基庙进攻，11师和新编11师各一部由南县进攻华容。
红军江右军积极阻击向石首、华容进攻之敌。新6军集中打击向高基庙进攻之敌中路新编11师，3月6日在梅田湖歼其一部，击退该路敌军。但藕池之敌142旅1个团乘兵力空虚，6日又攻占石首县城。7日拂晓，段德昌、胡慎己、段玉林指挥新6军、江右军和群众武装万余人反攻石首县城，但因敌人火力猛烈，未能攻克。13日，新6军、江右军集中数千人，再次反击石首县城，激战6小时，仍未攻克。这时段德昌胡慎己率领新6军渡江，乘敌主力集中江南之机，反击监利、沔阳、潜江等地敌人，肃清反动势力。
段德昌胡慎己率领新6军进入监利后，即与江左军4大队会合。随后，新6军在江北地区积极打击敌人，恢复根据地，先后收复瞿家湾、柳家集、府场等地；4次攻克朱河镇，歼敌新编2旅2团大部；2次攻克峰口，歼敌1个营。至4月初，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恢复。于是，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后方机关迁驻监利瞿家湾及其附近地区。新6军稍事休整后，移师向洪湖西北发展，先后收复了监利周老嘴、新沟嘴等地
4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对苏区武装进行整编，以新6军缩编为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刘鸣先，辖26团由洪湖独立团改编，团长陈华山、政委邱鸿禧；以苏区地方游击武装近500人组成1个教导团。
改编以后，部队随即向敌发起进攻。4月19日，红9师袭击老新口，全歼敌新编3旅2个营，24日击溃该旅1、3团反扑，乘胜收复龙湾、熊口等地，俘缴人枪500余。警卫1团在沔阳游击队配合下，肃清府场、峰口一带残敌，收复汉河口、大丰口等地，继又向东发展，一度占领宝塔洲。
5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之间矛盾又趋尖锐，徐源泉部48师等相继撤离鄂西，调集长沙。红9师乘机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6月初在三宫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地连续获胜，共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至此，江北根据地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经全部恢复。
敌人对洪湖苏区的一、二次“围剿”终以失败结束。
粉碎第三次“围剿” 红3军返回洪湖
为减轻苏区困难和打破敌人围困，中央分局8月2日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在保证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以红9师主力向襄北出击，以发展潜江、天门地区游击战争；同时考虑到红9师向北行动时，有可能与红3军主力取得联系，便派万涛随红9师一同行动，如与红3军取得联系，即由万涛接替邓中夏任红3军政委，转变红3军政治路线。另留红9师25团在苏区，应付突然情况。
8月13日，红9师主力（实际为师直属连和26团）由熊口向襄北出击，途中首歼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后于17日攻克荆门沙洋，歼敌新编3旅旅部及其2团全部共2000余人，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沙洋战斗后，以缴获武器组成红9师27团（实有3个连，约400人）。
由于湘鄂西党和人民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特别是红9师连续出击得胜，因而部分解决了根据地困难，为苏区人民最后战胜水灾、坚持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8月中旬，红9师攻克沙洋以后，从缴获的远安县长告急文书中，得知红3军在南漳地区活动。为迎接红3军主力返洪湖苏区，万涛决定暂缓东渡，改向荆门发展，以联系红3军。但部队进至荆门时，未能得到红3军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后东渡襄河，进入襄枣宜苏区，在钟北区与红26师会合。会合后，两师协同作战歼灭了钟北数股反动武装，予敌很大打击。在红9师帮助下，红26师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
红9师得悉红3军主力到达荆门地区，立即取捷径西渡襄河，9月28日与红3军主力在刘猴集会师。此时，红3军实力为3个师7个主力团：红7师，师长孙德清兼，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孙子俦，辖特务营和19、20团，每团辖5个连，原21团在转战途中兵力受损，6月撤销番号；师部特务营辖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3挺、迫击炮3门）。红8师辖特务营和22、23团，22团辖10个连，23团辖9个连，原24团因在保康马良坪战斗中被敌截断，6月撤销番号；师部特务营辖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红9师辖手枪连、骑兵连、机炮连和25团（约有枪1100支）、26团（辖13个连）、27团（辖3个连）。军直辖手枪队、经理部监护大队、政治部政治保卫队1个分队。军部教导团约有枪千支，留在房县游击。
以红7、8师进攻岳口，
1932年1月19日 与此同时，贺龙、孙德清，胡慎己指挥红7师，在汉川、汉阳两县游击队配合下，采取湿被子战法，袭击了汉阳黄陵矶和侏儒山，歼灭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1个营，逼近武汉。
面对敌人强大攻势，洪湖苏区仅有汉川独立团坚持战斗，情况非常紧急。湘鄂西省军委急调红7师由汉阳西移迎敌，红9师由襄北沿汉（口）宜（昌）公路向西抄袭独37旅右侧后，打击张截港至多宝湾一线之敌。待红7师赶抵峰口时，敌34师已经被独立团击退。2月4日，红9师27团乘雪夜袭击张截港，歼敌新编3旅1个营，连夜又袭人潜江城，残敌退守策口，红军占领黑流渡。
此时，根据湘鄂西省委指示，红3军教导团从红25师调出，由鄂西北房县出发，经洋坪、东巩回到了洪湖苏区，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随后，湘鄂西省委决定，以鄂西北独立团、红7师21团（1931年10月由原红8师22、23团合编而成），重建新的红8师，全师共3900余人，师长段玉林、政委柳直荀、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辖22团（由鄂西北独立团改编）、23团（由红7师21团改称），随即投入包围策口战斗。
敌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和沙洋两个方向出动援军。12日，红8、9师乘沙洋援敌未到之时，在竹根滩击溃岳口援敌独37旅2个营，策口守敌被迫投降。沙洋出动之敌48师3个多团，14日晨向张截港方向进攻，红9师与敌激战后，主动撤往灰埠头附近。张截港、黑流渡一线之敌在红军军事压力下，相继退去。
瓦庙集战斗，1932年3月21日开始的瓦庙集战斗，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共出动14个团2万余人，向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主力则遵照省军委的作战部署，准备在汉川境内迎击敌人。但是红七师尚未到达集中地点，便与敌在瓦庙集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夏曦要红八、九师立即前往增援，“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瓦庙集战斗就打响了。时任红八师参谋长的胡慎己和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等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种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的打法，认为还是应该把敌人放进苏区打游击战。但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严厉批评。在七天七夜的血战中，胡慎己率领红八师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天下午，胡慎己去视察一个前沿阵地，发现在这个山头上只剩下六七个人了，而敌人又发动了进攻。他急中生智，叫战士们把受伤的和牺牲的同志的帽子收集起来，摆在阵地上。自己带领战士们这边打一阵，那边打一阵，使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上山。待夜幕降临后，即带领这部分战士安全转移。事后大家称赞这种打法叫“新式草船借箭”。但是，由于夏曦指导思想的错误，在整个瓦庙集战斗中，红三军仅消灭敌人一个营，击落敌机一架，而自己则伤亡1000多人。
瓦庙集战斗后，夏曦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指挥上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反而将失利的原因归之于红三军中所谓的“反革命的活动”。接着，便发布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训令说：“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这就是说，要借“肃反”之名，来打击那些敢于对夏曦的瞎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即所谓“捣乱”）的同志了。个性爽直、爱提意见的胡慎己，理所当然地成了“肃反”的首要对象之一，事实也正是这样。
湘鄂西地区“各种反革命组织”的线索，起初在襄北被发现。1932年5月，红军在襄北捉到一个名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官，此人伪供出自己是“统一国民党”成员，与我“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勾结，密谋于5月18日，在红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暴乱”。保卫机关不作任何调查，十分轻率地相信张锡侯的供述，在毫无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夏曦等人据此将杨国茂逮捕，进行逼供、诱供，步步株连，“反革命”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几乎遍及湘鄂西各根据地。各级保卫机关不断在地方上和红军中一批一批逮捕各级干部、一些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轻率地给他们戴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帽子。而且自从发现“反革命组织”在各地“线索”后，“肃反”便成为湘鄂西党组织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在红3军中，甚至进行战斗时，也得奉命展开“火线肃反”，从战场上将一些指战员逮捕起来。为了加强这种错误斗争，省政治保卫局也换上“左”倾分子认为能够坚决执行其“肃反”路线的负责人。
正当胡慎己为革命浴血奋战的时候，不料祸从天降，他被从前线召回，夏曦胡说什么胡慎己是“改组派”的负责人，是“第三党”，是邓演达派来的，以“改组派”的罪名被逮捕了。光明磊落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胡陈杰感到蒙受了莫大侮辱，义愤难平。他据理力争，说夏曦借“肃反”之名，行“派别斗争”之实，是对党的破坏，对红军的破坏，对苏区的破坏。如果真有这么多“反革命”，苏区何以发展到今日的规模?他最后诚恳地说：“你还是冷静想想吧!”然而，夏曦恼羞成怒。
继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便是大规模的处决。被逮捕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般是很难幸免的。因为那时关于处决“反革命”有明确规定，一是红军营以上的“反革命”都要处决，并且一律不允许自首（即不允许坦白从宽），二是要“按照阶级的惩罚原则”，即大搞唯成分论。胡慎己既是高级干部，又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当然是“在劫难逃”的。
1932年5月，胡慎己被诬陷杀害于洪湖瞿家湾青龙庙，年仅29岁，同地被诬杀的还有万涛，孙德清，潘家辰，杨国茂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其后，段德昌，柳直荀，傅光夏，陈培荫，刘鸣先，朱勉之，孙子俦，段玉林，戴君实，陈华山，邱鸿禧等也被诬杀了。
1949年后，经党中央核查批准，为胡慎己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