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牵扯到王符、张轨、胡太后等历史名人的籍贯，乌氏、临泾县名沿革被叫错了千百年。权威的辞书说起乌氏，只说在今甘肃平凉西北；说起临泾，只说今甘肃镇原南。事实上乌氏县东汉时就从平凉西北迁至泾川东，但史志只说在平凉西北而不说在泾川东的历史变迁。祝世林《平凉古代史考述》和《平凉市志》定稿，已纠正了以上错误。
乌氏，《辞海》解释：“古县名。（1）又作阏氏（yān zhī）、焉氏。本乌氏戎地，战国秦惠王置县。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西北。东汉作乌支，北魏末废。（2）北魏末置。在今甘肃泾川东”。
祝世林说：乌氏县“其东移始见于《魏书·地形志》，经查考，我以为东移的时间应是东汉，如前所述（指安定郡在东汉从美阳迁至临泾城时，将原在平凉市境的乌氏县迁至泾川的东部），其省废时间未见正史记载，后人考证大概在北周之时，在泾州境内约450余年。《括地志》直接记在泾川境内，不言其曾在平凉，原文说：‘在安定县东四十里有湫池（丰台乡湫池），又北二十里有乌氏城’。或谓在今太阳墩附近。乌氏县废后为乌氏驿”。
泾川当地人都知道，乌氏城在今泾川玉都镇太阳墩一带，当地老年人都知道昔日此地叫“乌氏塬”。
概括为一句话，乌氏县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前在平凉西北，之后在泾川东。至北周（公元557—581年）废，在泾川境内存在了450余年。
张轨（公元255—314年），是晋安定乌氏人，与晋皇甫谧交往甚密，张轨生时，乌氏县在泾川境已存在126年，无疑是泾川人。
临泾，《辞海·地理分册》记：“（1）西汉置，治所在今镇原南，西魏后废……；（2）隋大业十二年，改秋谷县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祝世林指出：“即临泾有两个，汉临泾不在镇原，而在镇原南（今泾川县城）方位，在镇原者为隋唐临泾”。“明清两代的考据学者多认为隋以前的临泾县在今镇原南50里，或东南50里，是因为从史料分析隋以前的临泾不可能在后来的镇原县城而提出的，他们仅说书本知识，未经实际调查，更没有发现泾州城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祝世林说：“东汉时发生长期的羌族反汉战争，安定郡受到严重破坏，于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4年）安定郡县迁至陕西扶风，18年后于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迁回。因战争仍在继续，迁回时郡治未回原来的治所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是留在接近三辅的临泾（今水泉寺），从此临泾成为安定郡的政治军事中心”。“以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废临泾县计，至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临泾县建制中断81年。复置的临泾县即今镇原县城，仅是使用旧名，已在泾河之北百余里，不再临泾河了。从隋大业时开始了以今镇原为临泾治所的新历史”。
张怀群在《圣地泾川·地望与人望》中撰文认为：临泾原创之意，无论如何分析都是临泾水之意，这种临水地名从古至今在中国存在的例子很多，世人皆知，如临汾临汾河，临澧临澧水，临漳临漳河，临汝临汝河，临沂临沂河，临武临武水，临沭临沭河，临湘临湘江，临洮临洮河，临夏临大夏河，临泉临泉河，临桂临桂河，临颍临颍河。如果临泾地名原创时在镇原，镇原县城临蒲河，就是临蒲。2001年4月，张怀群等人在泾河之南的太平乡三星村发现北魏临泾古墓和墓志铭，铭共三砖，以魏碑书法写有“大魏正始四年十一月五日临泾氏王羽生”、“封临泾侯内官受任”、“北盖泾水”等句。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正是胡太后夫宣武皇帝元恪执政之时，临泾二字在铭中两次出现，至少证明泾川之南（而非泾川之北）的今太平乡是临泾属地。墓志铭现存泾川县博物馆。
概括为一句话，隋以前的临泾县城在泾川古城今水泉寺，隋以后的临泾在今镇原县。
安定临泾人王符是东汉人，胡太后是北魏人，隋以前的临泾在泾川，因此王符、胡太后是今泾川人。
祝世林说：“水泉寺古城是临泾城，临泾人物应全部移入泾川，暂且不论。退一步讲，如旧志所说东汉时安定并入今泾川，临泾人物也应该有一部分属于泾川。如东汉的大思想家王符自号回中子，即与回中山有关”。
叫错、叫错不改口的县城所在地，只有找到古城遗址，与文献记载吻合，才是真实历史。乌氏、临泾的城址被叫错，是在京城的史学家从未去过原地，以首次本来记错的记载，以讹传讹，无论怎么迁城，无论城址在何处，都以第一次记载为准。比如，安定郡西汉置高平（宁夏固原），东汉即迁至临泾（泾州），如果以初置地一直叫下去，安定在2000多年间就只能定在固原吗？
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文献记载与实地遗址相对应，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泾川人，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古城遗址所在，是第一位的历史责任。
——选自《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