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僧芝墓志考释（节选）----王珊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北魏僧芝墓志的拓片图版，见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首题“魏故比丘尼统法师僧芝墓志铭”。据称志石长70厘米，宽67.5 厘米，2000 年春出土于洛阳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西南约1500米处的一所营房内，原志石已佚，仅存拓片一张。据墓志可知，志主僧芝俗姓胡，是北魏后期洛阳政权的实际控制者胡太后的姑母，生前曾任“比丘尼统”。这一职务应是当时北魏僧官系统中比丘尼的最高统领，且孝文冯皇后、宣武高皇后和王肃的前妻谢氏等不少政权高层人物，都是这位僧芝的弟子。因此解读这一方墓志，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比丘在北魏上层社会中的活动，比丘尼与宫廷政治的关系，以及北魏的僧制度和佛学流派等问题的认识。


法师讳僧芝，俗姓胡，安定临泾人也。虞宾以统历承乾，胡公以绍妫命国，备载于方/册，故弗详焉。姚班督护军、临渭令、勃海公咨议参军略之孙，大夏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圣世宁西将军、河州刺史、武始侯渊之女，侍中、中书监、仪同三司、安定郡/开国公珍之妹，/崇训皇太后之姑。禀三才之正气，含七政之淑灵，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洗素里，习教玄门。十七出家，戒行清纯，暨于廿，德义渊富。。。




僧芝的家世及安定胡氏的谱系编制




北魏后期，宣武灵太后胡氏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政治人物之一，可是有关她出身的安定胡氏家族，史传的记载却相当有限。尽管僧芝墓志有关僧芝父祖官职的记载，与《魏书·胡国珍传》基本一致，但墓志所载历官，却较《魏书》记载为详。如其祖父胡略的官职，墓志补充了他在“渤海公咨议参军"之前，还曾为“姚班督护军、临渭令”。又如其父胡渊曾任赫连夏中书侍郎，入魏后又有宁西将军的军号，均为《魏书》所不载。这些材料为我们讨论胡氏家族在十六国时期的经历提供了新的线索。根据墓志和《魏书》，胡略在姚秦先后任职为“督护军”、“临渭令”和“勃海公咨议参军”。县令一职地位从魏晋就开始下降，平北府咨议参军，同样不是显要的职务，说明胡略在后秦政权中只是个中下级官僚。《魏书》记胡略为“姚兴勃海公姚逵平北府咨议参军"@，可见墓志中的“渤海公”即为姚逵。据《晋书》，勃勃在凤翔元年左右“又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执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坑战士二万人”。由此可以推测，姚逵全军覆没时，胡略大概正在“勃海公咨议参军”的任上，可能因此被俘，胡氏家族大约从此时进入赫连夏。




胡渊在赫连夏政权先后担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地位不算高，但具有文士色彩，显然与胡氏家族的士族背景有关。胡国珍、僧芝一家的籍贯墓志与《魏书》均作安定郡临泾县。如前所述，其祖父胡略曾任职于姚氏后秦，后在杏城被俘入夏。而据《胡国珍传》记载，其父胡渊是在“世祖克统万”时，“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后来又被委任为河州刺史，可见胡渊也一直生活在关陇地区。胡国珍幼年的生活地点虽难以确知，但据僧芝墓志记载僧芝17岁出家，20岁时即因能讲诵经文“声动河渭，德被岐梁”，可知僧芝出家的地点也在关陇地区。北魏比丘尼有不少是婚后出家，尼寺与她们本人对此都并不避讳，僧芝出家之时年龄尚幼，墓志中又没有任何关于夫家的记载，可以判断她并未嫁人。一个未曾出嫁的17岁少女，自然应该是和父兄一起居住，而且也不太可能独自远赴外地出家。因此根据僧芝墓志的这一记载，推断胡氏家族至少从胡略时起就生活于关陇，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北魏政权中还有不少如胡渊这样出身敌对政权的新附之人，国家必然要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控制。将他们及家人一起集中到京畿管理最为方便，但迁徙大量人口却会带来困难。从僧芝墓志看，或许有不少新附的官僚是和胡渊一样，分散在原籍居住的，他们和北魏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原籍的生活、仕宦和家族影响，都十分值得关注。




胡国珍在年老时，曾考虑过“欲就祖父西葬旧乡”，而胡太后在胡国珍死后谈到他的安葬问题时则感慨:“我公之远慕二亲，亦吾之思父母也"，可知不仅胡略，胡国珍的父母也都埋葬在安定地区。北朝时期，在地方经营家族墓地往往是确认籍贯、增强地方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胡氏家族的原籍虽然尚难确定，但是由胡家的安葬情况看，从胡略一代起，胡氏家族已经正式附籍安定，并开始了家族势力的经营。至胡太后统治的时期，胡氏家族应该已在安定地区培植起了一定的地方影响力。




关于胡氏的由来，《胡国珍传》并无追认，僧芝墓志则将其家族谱系追溯至虞舜和周代陈国的始封君胡公，这种谱系叙述，显然与汉代相关姓氏材料中对胡氏祖源的记载存在差异。如《潜夫论·志氏姓》所记陈胡公之后妫姓诸氏中并无胡氏，而在“归姓”之下记有胡国;《风俗通义·姓氏篇》所记陈胡公之后，也仅有“胡毋氏”而无胡氏。由此可见，僧芝墓志对胡氏祖源的追述，并不具备上承汉代的文本依据，却与北魏的大族在追溯谱系时，普遍将姓氏来源溯至五帝之一的通行做法比较一致。僧芝墓志编造胡氏祖源的手法，显然受到了当时拓跋皇室与北魏大族普遍编造谱系风气的影响。唐《元和姓纂》在记载胡氏时，则忽略了汉代的姓氏记载，沿用了僧芝墓志的这种追溯，称胡氏为“帝舜之后。胡公封于陈，子孙以谥为姓”，且将汉代的名臣胡广，曹魏时期的胡质、胡威，西晋的胡奋都列为胡氏的先祖，且明确记载:“奋裔孙国珍，后魏司空，女为宣武帝皇后，生孝明帝。"可见，唐代社会完全接受和继承了北魏时期新创的胡氏谱系。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和《姓纂》的记载相比，僧芝墓志明显缺少了追认汉晋名臣(如胡广等)为祖的环节。在已出土的大量北朝大族墓志中，对汉晋时期祖先的追述在族谱中是一个与追认远祖同等重要的环节，因此僧芝墓志的这种缺失当非墓志撰写者故意的省略。无独有偶，上世纪出土的孝明帝胡昭仪墓志在叙述胡氏渊源时，也只提到“虞帝以应历奉乾胡公以资灵祚土"，与僧芝墓志的追溯十分一致，可见在胡太后当政时期，对胡氏家族谱系的说法开始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程式，但谱系还不完备。胡氏谱系到北朝后期应当还在继续编制，在隋唐时期最终完成。




二、僧芝在北魏宫廷中的活动与胡后的入宫




尽管僧芝之名不见于《魏书》，但《魏书·皇后传》存有相关线索:“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后姑为尼，颇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又说:“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由此我们至少可明确两个事实，其一胡后的入宫得力于僧芝的引荐;其二，胡后入宫之后，与僧芝“幼相依托”，长期得到这位姑姑的教诲和照顾。




前文已经讨论过安定胡氏长居关西，在北魏中央并没有什么地位。不仅胡渊降魏后从未在中央任过职胡国珍青壮年时除了袭爵也不见有任何仕宦经历。可以推测，在胡后进宫之前，胡国珍从未出仕过。胡氏家族的地位，显然是凭借胡后进入掖庭这一事件，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且胡家很可能就是借着胡后入宫这一机会迁到了洛阳。胡氏家族的地位既然如此普通，僧芝引荐胡后人宫，凭借的显然绝非家族力量而是通过她自己在官廷内长期的讲经活动所形成的个人影响。因此可以说，胡后之得以入宫、生子，从而登上皇朝的政治舞台，最初正是依赖了身为比丘尼的僧芝的影响力。那么，僧芝的这种影响力是怎样形成的呢?墓志关于僧芝生平经历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根据墓志记载僧芝与北魏宫廷发生联系始于文明冯太后统治时期:“太和中，文明太皇太后圣镜域中，志超俗表，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及至京都，敬以殊礼。”前文说过，僧芝最初出家的地点应该是在关中地区距离平城路途较远由“爱命驿车，应时征辟"之类的词句推断，很可能在太和中冯太后曾发文赴远州招纳僧尼，僧芝正是借此机会被地方政府送到平城。尽管经过了太武帝灭佛，但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已经深入北方社会，因此冯太后招纳僧尼的地点很可能并不局限于关中，由关中被招至平城的僧尼也应该不仅仅只有僧芝一人。




到平城时僧芝应该还不到40岁，因此墓志中“倾服徽猷”、“敬以殊礼"之类说法自然不无溢美之嫌。但冯太后以女主身份笃信佛教，宫廷妃嫔的奉佛现象应该极为普遍。男性的大德高僧虽可主持外间佛寺间或亦可入宫讲经，但一方面频繁出入禁掖终有不便，另一方面宫廷内的小型日常佛事活动，亦需要职业僧侣的参与和主持。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北魏后宫中，一定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比丘尼群体，她们不仅为太后服务亦同时为后宫信佛的其他妃嫔服务。伴随着这批尼姑在宫廷中的活动，整个比丘尼群体在佛教僧团中的地位，也开始出现显著的上升。从《魏书·释老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比丘尼的活动开始频繁地见于记载并在佛事活动中尼僧并称正是始于此时。而且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比丘尼为主角的神异传说，这在佛教传说中是比较少见的。




冯太后出身于北燕，北燕佛教本以重视佛经讲诵为特征。因此活跃于宫中的比丘尼们不仅要参与和协助宫中的佛事活动，而且还需要为太后和妃嫔讲经。可以想见，在冯太后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后宫对讲经比丘尼的需求量较大，因此需要远赴外州招募。而且，在宫廷比丘尼团体的内部能讲经，善讲经者地位也应该比较高。由墓志记载来看僧芝正是善于讲经才被招至平城的。正是通过这个机会僧芝进入了宫廷。她可能曾在冯太后身边服务过，并由此与后宫中的冯氏族人与其他妃嫔建立了联系。此后出家的孝文帝废皇后冯氏之所以拜僧芝为师，也许就源于这一时期僧芝与冯氏结下的历史渊源。




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即迁都洛阳。对洛阳后宫妃嫔而言，维持一所靠近禁苑，为后宫专用的尼寺显然是必需的。因此在孝文帝的洛阳规划中，“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永宁寺是举行国家宗教活动的场所，设立尼寺应该是为了满足后宫妃嫔的奉佛需要。这所孝文帝规划中的尼寺，应当就是后来靠近皇宫，为后妃奉佛以及出家专用的瑶光寺。《洛阳伽蓝记》这样描述瑶光寺:“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百，户牖相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列名为僧芝弟子的孝文帝废后冯氏和宣武帝的高皇后，都在瑶光寺出家。《皇后传》称废后冯氏“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出土的“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也就是宣武高皇后高英的墓志)，也明确记载高英被胡太后处死后，由她在瑶光寺的“弟子法王等一百人”收葬，可知冯后和高后自出家至死都一直居于瑶光寺。她们拜僧芝为师也应该是在瑶光寺内，因为根据比丘尼的戒律，她们在出家之初必须与师傅一起生活。




有关僧芝何时来到洛阳，墓志虽无确切记载，但在迁都之后不久的太和二十年，被废出家的孝文帝冯皇后即拜在僧芝座下为弟子，可见她应是在太和十九年随北魏后宫一同来到洛阳的，而且抵洛之后就被安置在瑶光寺中。僧芝墓志说她“贻礼三帝，迎顾二后”这里的“三帝”当指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虽然墓志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收皇后(即使是被废的皇后)为徒一事，已足以说明僧芝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尽管瑶光寺中的尼姑有不少出于宫中的失意妃嫔，或是信奉佛教的皇室与官僚家庭的女子，但在最初建成使用的孝文帝时期，瑶光寺中也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自平城的宫廷女尼。而且这部分来自平城的比丘尼，应该一直在瑶光寺中处于较高的位置。




墓志还记载，在宣武帝时期，僧芝“弥加弥宠”，并被赋予“引内闱掖，导训六宫”的责任。可见在孝文帝去世之后，伴随年龄资历的增长，僧芝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正是利用这种“导训六宫”的机会僧芝将自己的侄女胡后引入了宫廷。




宣武帝的宫廷政治，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面貌，首先体现为皇权政治的加强。经过孝文帝晚年对后宫妃嫔干政问题的完善处理，16岁即位的宣武帝的后宫并不存在着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母后，宫廷内部激烈权力斗争的胜负，完全由皇帝本人的倾向来决定。宣武帝的第一位皇后于氏是于劲的女儿，并不受宠。在这一时期后宫中势力较大的，应是受到宣武帝宠爱，后被立为皇后的高氏：“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据“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高后在“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正始五年八月改元永平，而孝明帝是在永平三年三月出生的。据此推断即使胡后入宫时年龄很小，也很难早于正始元年，因此，僧芝引荐胡后的时期，正是宣武高皇后在宫廷中处于专宠地位的时期。而僧芝则很可能是向这位高皇后本人，引荐了自己的侄女胡后。




因为高皇后受宠又“性嫉妒”，《皇后传》言“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惟肃宗而已”，由此可见如果是通过别人的引荐进入掖庭，那么几乎不可能得到皇帝接见，更不要说诞育皇子了。那么高皇后又为何要同意僧芝的引荐呢?高后并无子嗣，因此在她的专宠背后，仍然隐藏着很严重的危机。对她而言，长保富贵的最佳策略莫过于引进一个家世普通的少女，一旦这个女子诞育皇子，则可以巩固专宠的地位。在宣武帝死后还可以效法冯太后的故智，以皇后身份临朝。皇子的生母由于家世和地位的悬殊，很难对她构成威胁，而且北魏后宫传统的“子贵母死”制度虽然已经废止，但是影响仍然十分深远。高皇后当然可以利用这一制度铲除太子的生母，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




胡后正符合这样的要求。胡氏家境普通，胡后入宫后仅为“承华世妇”，世妇为低级嫔妃，员额无载，在宫中地位仅高于御女。《皇后传》又载胡后“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可见其生育皇子之后，仅仅提升一级为嫔，且终宣武之世，地位没有升高，而且没有抚养自己儿子的权力。这当然不能排除高皇后的压制，但也可见胡后在妃嫔中并不受宠。




由胡后在宫廷中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尽管僧芝是宫廷比丘尼群体中的上层人物，但她在宫廷中的影响却仅限于将自己的侄女引入宫廷，绝不可能通过正式的渠道提升自己侄女的地位。尽管在宣武帝死后严峻的宫廷政争形势下，胡后在宫中所能倚仗的，恐怕也仅仅只是这位“幼相依托”的姑母。但如果不是外朝宗室成功清除了高肇的势力，胡太后也不可能依靠僧芝之类“小人”的力量，取代高皇后的地位。由此可见，如僧芝这样的比丘尼在宫廷中的力量和影响，类似于近侍阉官等“小人”，她们的特权没有制度的保障。虽然比丘尼在北魏宫廷中长期活动，但她们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却始终只能是隐性的、偶然的。在这一点上出家的比丘尼与其他的俗人恩幸并无差异。




延昌四年高肇被杀，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宣武高皇后则“出俗为尼”，在瑶光寺出家。在僧芝墓志中，她也列名为僧芝的弟子，尽管次年一月僧芝就去世了。这种师徒关系背后蕴涵的政治意味是很浓厚的。对胡太后而言将自己的政敌交给“幼相依托”的姑姑监视，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与僧芝可能旧有渊源的高皇后而言，这种安排或许也不算太勉强。




以下略去。




作者：王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北大史学》2008年第13期  
网址：https://www.doc88.com/p-9995245913601.html

《魏故比丘尼统法师僧芝墓志铭》

       法师讳僧芝，俗姓胡，安定临泾人也。虞宾以统历承乾，胡公以绍妫命国，备载于方册，故弗详焉。姚班督护军、临渭令、渤海公咨议参军略之孙，大夏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圣世宁西将军、河州刺史、武始候渊之女，侍中、中书监、仪同三司、安定郡开国公珍之妹，崇训皇太后之姑。禀三才之正气，含七政之淑灵，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洗耶素里，习教玄门。

       十七出家，戒行清纯,暨于廿,德义渊富。安禅届于六通，静读几于一闻。诵《涅粲》、《法华》、《胜蔓》廿余卷,乃为大众所推讲经。法师雅韵一敷,慕义者如云；妙音踅唱,归道者如林。故能声动河渭,德被岐梁者矣。以太和之初，文明太皇太后圣镜域中，志超俗表,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爱命驿车,应时征辟。及至京都,敬以殊礼。高祖孝文皇帝道隆天地，明瑜日月,倾诚待遇,事绝常伦。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宝,弥加弥宠,引内闱掖,导训六宫。

       皇上登极,皇太后临朝,尊亲之属既隆,名义之敬踰重，而法师谦虚在已,千仞不测其高,容养为心,万顷无拟其广。孝文冯皇后、宣武高太后逮诸夫嫔廿许人,及故车骑将军、尚书令、司空公王肃之夫人谢氏,乃是齐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庄之女,越自金陵,归荫天阙。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自余诸比丘尼服义而升高座者不可胜纪。春秋七十有五，熙平元年岁次丙申正月戊辰朔十九日丙戌夜分,终于乐安公主寺。哀恸圣衷，痛结缁素,其月廿四日辛卯,迁窆于洛阳北芒山之阳。大弟子比丘尼都维那法师僧和、道和,痛灵荫之长但,恋神仪之永翳,号慕余喘,式述芳猷,若陵谷有迁,至善无昧。乃作铭曰:

       般若无源，神理不测。熟诠至道,爱在妙识。猗欤上仁，允臻窴极。凝心入净, 荡智融色。转轮三有,周流六道。独善非德,兼济为功。幽镜寂灭,玄悟若空。怀彼昭旷,落此尘封。洞鉴方等,深苞律藏。微言斯究,奥旨咸鬯。宝座既升,法音既唱,耶观反正,异旨辍鄣。德重教尊,行深敬久。贻礼三帝,迎顾二后。

       物以实归,我以虚受。东发若木，西迫细柳。力行不倦,新故相违。无常即化,厌世还机。慧炷潜耀,攀宗曷依。慕结缁素,嗟恸圣慈。神游净域，体附崇芒。幽关深寂,宿陇荒凉。舟壑且游，龙花未央。聊志玄石，试纂余芳。修播界道,馚花四盈。洹舉俄俄,真俗悲倾。梵响入云,哀感酸声。众子号眺而奉/送,称孤穷而单茕。山水为之改色，阳春触草而不荣。哀哉往也,痛矣无还。

       （按）：《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载：“昭玄寺，掌管佛教。设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大统是管理僧人的最高僧官，统是朝廷管理尼姑的最高僧官。可见，“比丘尼统”是北朝时期管理全国比丘尼的最高僧官，也作“尼统”。

这是一篇难得一见的优秀文章，很值得认真去读。

作者依据墓志的内容，去推测北魏时期胡氏谱系的方法，同我依据 唐代安定胡氏墓志的内容，去推测唐代安定胡氏谱系的思路是一致的。下面我谈几点不同的观点。
一、作者文中“胡氏家族”的提法，总感觉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文中谈的是胡国珍家族，是胡氏家族中的一支，而不是整个胡氏家旅。

二、文中说墓誌作者编造祖源，这种说法似乎过于武断。试想，墓志中所记述的祖源，为什么就一定是墓志作者编造的，而不是墓主家谱记述的？我更加相信墓志作者所记述的祖源，并非墓志作者编造的，而是墓志作者对墓主家族提供的资料进行的记述。

三、说《元和姓纂》对胡氏的记载，忽略汉代的文献记载，沿用僧芝墓志的记载，这点我是难以认同的。虽说《元和姓纂》的作者说自己是根据古代姓氏典籍及各家谱碟编写而成，但全书看下来，我只见当时各家谱料，不见古代姓氏史料。我胡氏以陈胡公为祖，是汉代以后长期形成的，至唐代《元和姓纂》作者所见的胡氏谱都这么讲，《姓纂》作者也就这么记了，跟僧芝墓志没有关系。

四、作者依据墓志中只记了远祖陈胡公，而没有汉代人物，从而说北魏时期胡氏谱系还不完备，到唐代以后才完善的。既然作者认可僧芝俗家有谱系，自然就有汉代世系，如果沒有世系，何来的谱系？别说僧芝有谱系但没有远祖世系，试问汉至北魏历多少年经多少代？如果这几代世系都没有算哪门子谱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