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尽忠魂姓氏扬——著名战地记者胡定芬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他是中央通讯社徐州随军组负责人，和曹聚仁首报台儿庄大捷；他是张自忠将军的莫逆之交，多次采访报道张自忠将军；他是中央通讯总社特派第九战区随军组主任，在视察九岭战场后，与鲁道源将军诗文唱和，抗战胜利后又随鲁道源将军出席南昌受降仪式。他就是被鲁道源将军誉为“写尽忠魂姓氏扬”的著名战地记者、萍乡上栗人胡定芬！
胡定芬所写的战地通讯具有报告文学性质，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正面战场的发展态势与战斗轨迹，描绘出中国抗战将士的英雄形象。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曹聚仁名满天下，而胡定芬却鲜为人知。


胡定芬(1906-1970),谱名治文，字镜纯，号醒凡，笔名胡天、怀幽,1906年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萍乡市上栗县彭高镇彭高村黄塘冲。先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学习，在北京求学期间结识国民党员方觉慧，在其影响下考入国民党主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3月13日，方觉慧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主任，6月胡定芬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少校情报股长。后历任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秘书、内政部视察官、安徽省政府秘书、湖北省民政厅视察员、江苏省水上省公安队队长、中央特派洛阳裁兵协会委员、武汉《中山日报》编辑，1932年在内政部卫生署工作，1934年9月14日入中央社外勤人员，1937年9月作为中央社战地特派员随军工作，1943年7月兼任湖南省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自请疏散去台湾，后到香港谋生，1970年在香港去世。


   一、首报台儿庄大捷
现在媒体宣传首报台儿庄大捷的战地记者时，都只提到曹聚仁，其实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捷消息的战地记者除曹聚仁外，还有一人就是胡定芬。


《中国名记者》从书“作品选编” 选编了曹聚仁关于台儿庄大捷的报道《昨晚第三次总攻 台儿庄我军大捷 数路合围奋勇袭击 敌军四千悉遭歼灭》并评析：“关于台儿庄大捷的最早新闻，便是中央社特派战地记者曹聚仁和胡定芬发的这三条电讯。”


改记者为“特派员”，为胡定芬首创。话说 “七七事变”初起时，中央社先后派胡定芬、韩侍桁北上，行次济南。一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招宴于其官邸，胡素知北方官场习惯，故在名片上印制“中央社特派员”字样，而韩乃一介文人，只在名片上印制了“中央社记者”字样，韩复榘遂尊“特派员”于首席，而叫“记者”敬陪记者的末座。中央社因此便通告所有外勤工作人员，概称“战地特派员”。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抗战时徐州会战期间，中央通讯社派出了徐州和皖、豫边环绕徐州各据点的五个随军组，每个随军组由战地特派员率领一至三名电务人员，携带微型无线电收发报机，每天按时向总社报道战事消息。胡定芬不单是中央社徐州随军记者，更是中央通讯社徐州随军组战地特派员，是徐州随军组的负责人，发送稿件的电台由他掌握, 其夫人傅定祺，也是中央通讯社徐州成员。据《解放前徐州报业概况》。随军记者携带电台快速报道前方战事，是中央社的创举，也为胡定芬和曹聚仁第一时间报道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胡定芬在《战地七年》一文中写道：台儿庄之捷我创造了一种战讯特殊风格......。


台儿庄大捷这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于1938年3月23日打响，4月7日结束，历时两个星期。当时国民党正面守军是第2集团军的孙连仲部，右翼则是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敌人后面进行迂回作战。孙连仲邀请媒体记者到前线台儿庄视察采访。当时一起前去的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央社记者胡定芬、曹聚仁，《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一行17人。


作为中央社的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于3月25日抵达徐州，4月5日深入台儿庄正面战场，而作为中央通讯社徐州随军组负责人的胡定芬，早在2月上旬就已到达徐州。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记载：（1938年）2月上旬，奉命率五十九军离商丘，集结于徐州附近；（2月）某日,在徐州进见李宗仁,然后到中央社徐州办事处,见记者胡定芬；3月8日午后，前来指导作战的徐祖诒（第五战区参谋长）低峄县，中央社记者胡定芬与徐同行；3月13日，在59军军部接受中央社记者胡定芬、《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和《武汉报》记者李某（李君齐）的采访。


《张克侠军中日记》载：1938年3月7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参谋长徐燕谋（徐祖诒）来见庞炳勋，并与第59军进行接洽；3月8日下午二时后，徐燕谋和中央社记者胡怀幽（胡定芬）与之相见。


4月5日，记者团赶到了距离徐州100多公里、台儿庄以南的第二集团军军长孙连仲的司令部，曹聚仁经过两天的仔细采访，从而获得了更加详细的第一手战斗情况，曹聚仁预感胜利即将来临。6日晚8点25分，曹聚仁利用司令部的军用电话向中央社徐州随军组负责人胡定芬报告了这一重要新闻线索，他兴奋地大声说：“定芬兄，我向你报告捷报，台儿庄的敌寇，正向后撤，我方总攻已获大胜。”　
　
胡定芬回答说：“好啊！我从长官司令部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但没有证实，你这样一说，就差不离了。”


　　曹聚仁刚放下电话，正在电话机旁下棋的田镇南（第30军军长，指挥台儿庄正面的作战）笑着说：“反攻刚开始，胜利说得过早了一些吧。”


于是曹聚仁又拨通了电话，要胡定芬把语气改得含蓄些，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


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写道：“那时,中外记者先后集中到徐州来,中央社随军组,胡定芬兄,一直留在徐州,带有电台。他是最善于肆应的能手,我便和他取得联络。”


当晚10点，为了全面了解整个战场的情况，尤其是侧翼部队的消息，他连夜搭乘军车赶往100公里外的徐州，希望通过综合战讯，再次证实这一反攻消息的准确性。7日凌晨，曹聚仁抵达徐州，果然得到来自右翼阵地汤恩伯军团的可靠情报：台儿庄战役获得了全面胜利！有了十分把握，曹聚仁一分钟都没耽搁，立即提笔疾书，和胡定芬将这一电讯飞快地发往中央通讯社，在《申报》汉口版发表——这便是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的电讯，后来《大公报》等都第一时间刊发，顿时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发完电讯，疲惫不堪的曹聚仁上床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午后，胡定芬打电话告诉他：武汉三镇十万人祝捷集会游行，举国狂欢！就这样，胡定芬和曹聚仁成为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


此外，胡定芬于4月初采访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写了《在鲁南迂回线上》一文，于4月22日-23日在《扫荡报》发表。

二、张自忠将军的莫逆之交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7年）10月中旬，在宁期间，曾会见中央社记者胡定芬。


据胡定芬《追记张自忠将军》载：


“我首次访问张自忠将军，在民国二十六年的初冬，那时他只身由平津化装逃到南京，借居在山西路三集团的办事处，景况的潦倒，颇似英雄之穷途落魄。他见着我他很惊奇，我不随世俗的毁誉，能予特别重视。接着张自忠坦率地说：‘我此来不是表白他在平津折冲樽俎的是非功过，是来自行投案，请求中央法办，谒见委座以后，不惟不究既往，反加爱护矜怜，面谕重上前线敌前，立功自新。又令慕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钱大钧）主任传谕，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藉以平反当日舆情的冲动。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想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他说到‘只有战死才能报答’，这几个字的时候，几乎声不成语，泪痕盈眶，很难掩饰他内心的悲感交集。从这次谈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胆识卓越，血性刚强的将军。不仅除了我意识中对他模糊的阴霾，而且我们更订为莫逆之交。”


此后，在徐州会战期间，胡定芬和张自忠将军更是结下深情厚谊。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2月上旬，奉命率五十九军离商丘，集结于徐州附近。某日,在徐州进见李宗仁,然后到中央社徐州办事处,见记者胡定芬。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民国二十七年春，我们又在徐州见面了，他率领精锐之师，正由河南浩浩荡荡向淮河北岸杀去。他在军书旁午之中，曾到中央社徐州办事处来找我。这次他见着我，开口称兄道弟，我听了异常感觉亲切，本年那时他正五十岁，我比他小十九岁，自然他是我的老大哥。......临别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老弟等着瞧吧，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要死了才能算数。’我知道他是伤心人感触太深，劝他不要再提那些问题。”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3月8日，午后，前来指导作战的徐祖诒（第五战区参谋长）低峄县，中央社记者胡定芬与徐同行。在峄县车站，徐祖诒与张自忠、李文田商讨临沂地形和作战部署。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在鲁南的峄县，我们赶上了张将军。他看见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给我们介绍李文田，张克侠、李显堂、王尚志，几位朋友，和我们谈了许多平津和东京秘闻。”


胡定芬在文中肯定了张自忠在台儿庄战役中两次急驰增援临沂，抗击日军精锐之师板垣师团的功绩：“这样的急趋战场，视死如归，在抗战史上，可说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二次到临沂，又挡住了板垣的凶焰，再度予以极大的打击。直至台儿庄会战开始，临沂仍在我军手中，使胶东敌人，与津浦北段正面敌人，不能按其预定计划会合，非但给与我们以各个击破敌的机会，而且保障了台儿庄的外卫线。这是造成台儿庄大捷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胡定芬也在文中给张自忠将军洗刷“接受东京馈赠”的冤情：“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追说，那时他的经理制度，尚未直隶中央，由宋明轩总司令转拨。他出发的时候，领的经费就不多，初到徐州寸功未立，又未便向李司令长官商借，而他由河南到淮河，辗转到津浦北段，再到临沂，沿途花费实在不少。枪响之后，前线下来的伤兵往后方去休养，都需要发给旅费，预支薪饷。他穷得没有办法，只好向临沂城一位商家移借三万元挹注。后来沂河会战大捷，领到最高统帅发下奖金，才把那笔借款还清，人家说他到东京得了多少馈赠，由于这件事实的证明，显然是不可靠的。”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3月13日下午,在军部见前来采访的中央社记者胡定芬、《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和《武汉报》记者李某（李君齐），对他们表示“这次攻击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没有把握。板垣的部队实力很强，不过我将尽全力去做，以求良心之所安。” ......5月12日，五十九军开低徐州。5月16日午后二时，奉命......阻击日军，以掩护掩护主力大军集结，撤离徐州。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他二次奏捷临沂之后，台儿庄会战序幕已告展开。我们遂与他暂别后，来到徐州。突围的前夕，他率部来到徐州，我在司令长官部又与他不期而遇。他看见我，很惊讶的发问：‘听说老弟已随雨东（即关麟征将军，是时关奉命率部西开整补，大批记者随行）往郑州，为什么还在此危城中？’我回答：‘因为司令长官和白总长还在此苦撑，我不能先行，准备和大哥一块儿突围。’他听了，很高兴，约定即晚派汽车到中央社徐州办事处来接。到了晚间，汽车果然开到，我便先和两位电务员，携带全部通讯器材，上车到他的指挥部。不料汽车夫自作聪明，走错了路，开到萧县城边去了。那晚张将军的刘师，正开始攻击萧县，我们的汽车几开到刘师的攻击位置，汽车夫看风势不对，又开回徐州，再向陇海路以北地区驶行，才找到他的指挥部，那时天已拂晓，他刚上散兵壕去督战，预先派定两位高级幕僚，在指挥部附近等了我一夜。两位高级幕僚看见我们到了，就告诉我们说：‘军团长（那时张将军已升此职）挂念您们好久，怕汽车在路上出了岔子。’我们对于张将军的体贴和热情，实在感激涕零。”


胡定芬在《追记张自忠将军》继续回忆道：我因为还挂念在徐州的同事，便把通信器材，托那两位高级幕僚派人照管，带同两位电务员，仍返徐州，改由南路突围。他呢，却做了这次庞大兵团突围的后卫。据随行的某记者们告诉我，他的部队在掩护大军突围途中，纪律既严明，处置情况又迅速确实。他始终紧密的掌握部队，没有使之丝毫紊乱。他到郑州，就担心我的下落，李显堂兄告诉我，张将军对他就提及我好几次，总是问，定芬老弟这回不知怎样。一个月后，我到许昌看他，弟兄们又获团聚。彼此劫后重逢，恍如隔世，中央社的通信器材也蒙他派人全部运出，尤其令我终身感激难忘。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载：（1938年） 6月20日，中央社两记者（应该包括胡定芬）到许昌采访五十九军。 6月25日晚,赴武汉,同行者中有记者数人,其中包括中央社的胡定芬。


《追记张自忠将军》载：“一个月后，我到许昌看他，弟兄们又获团聚。彼此劫后重逢，恍如隔世，中央社的通信器材也蒙他派人全部运出，尤其令我终身感激难忘。这时最高统帅在汉口召见，他邀我由许昌南下。到了汉口，我除邀萧同兹（中央通讯社社长）先生到他那里作了两个钟头的恳谈而外，什么地主之谊都没有尽到，现在想来真汗颜无地。”
总之，作为张自忠将军的莫逆之交的战地记者胡定芬，记录和报道了张自忠将军生前很多誓死报国的豪言壮语和抵抗日军的英勇事迹。


三、报道长沙常德衡阳诸役


徐州会战结束后，胡定芬随军参加武汉会战。他在《战地七年》中写道：“武汉南翼之战，我携带电台，在距火线五华里内采发战讯，勇气确是有余。然而没有顾及员工的健康，害得大家患恶性疟疾，工作不能随会战结束而结束，这是我第二次过失。”在武汉会战中，胡定芬患上疟疾，于1938年8月间回家乡休养，不久又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2月，薛岳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湖南省主任委员和省主席，胡定芬奉命追随薛岳将军工作，担任中央通讯总社特派第九战区随军组主任。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9月15日，胡定芬与中央通讯总社湖南分社主任唐际清、《大公报》总编辑朱石农、中央社记者高元礼，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新形势进行了集体讨论，事后由胡定芬执笔撰写《欧洲战争与中国抗战》，发表在1939年《精忠导报》第1 卷第1期上。


1939年9月至10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之战，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1939年12月，胡定芬牵头编写的《湘北大捷》出版，其中就有胡定芬以笔名伯幽发表的《薛岳将军素描》一文，同时胡定芬还在1939年的《精忠导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我所认识的薛岳将军》。
第五十八军随军记者和军部秘书黄声远，在其《壮志千秋——陆军第五十八军抗战战史》之《长沙会战》中“湖北战场论廓”开篇道：“名记者胡定芬君说：湘北景物天然，美丽可爱，富有诗情画意。”


“下面是中央社胡定芬先生在举国狂欢中发出的一道栩栩如生传微入神的电报：【中央社五日长沙电】连日湘北我军反攻奏捷，长沙附近人民，闻讯莫不欢忭。湘江碧水平静，一如前线战局之稳定。麓巍然雄视，满山红叶，似在含笑为我忠勇将士庆祝胜利：而古寺疏钟，更不时撞破此名城之岑寂。”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抗战有功的战士，关麟征在总部设宴招待。这次第15集团军的战绩几乎是第52军取得的，而第195师在前后期都是战绩最佳的。第195师的战绩得到了集团军总部和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第195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报捷，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律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扬汉将旌’之句。”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又积极部署冬季攻势，这就是1939年12月湘鄂赣边区的扫荡战。中国第九战区的部队于12月12日开始向粤汉、南浔路沿线日军据点攻击，曾克复靖安及通山、阳新各附近据点。胡定芬与范式之、彭河清写了《湘鄂赣边区的扫荡战》，在1940年的《精忠导报》第1卷第6期上发表。


第二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10月中旬，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中国军队收复全部失地，恢复战前态势。为此，胡定芬写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概观》，在1941年《精忠导报》第5卷第6期上发表，从“大云山绪战”、“开放新墙正面”、“汨罗江畔延翼竞争”、“决战长沙外围”、“神勇的追击”、“几个特写镜头”、“会战成功因素”七个方面全方位地报道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况。此外胡定芬还注重民间抗日英雄的采访宣传，撰写了《民间英杰梁镇球》，发表在1941年《精忠导报》第5卷第6期上。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指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期间，以中国第九战区为主的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中国军队一线兵团运用天炉战法，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造成相当的损耗和迟滞。胡定芬在1942年第6卷第1-2期的《精忠导报》上发表的长篇通讯《三战三捷》，从七个方面予以了全面报道：一切预定发展、长沙保卫战奇绩、雨花亭的冲锋号、血染浏阳河、大战影珠山、最痛快的歼灭战。胡定芬在“战场凭吊观感”中写道：“至于敌人这次残暴实惨绝人寰，记者视察战场，只要经过敌迹来去所及村落，不闻狗之声，不见牛羊之影，只有男女嚎啕闹出丧，废墟上在建茅屋，人民受敌害越深，协助军队包围家乡的情绪也随之激增。”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举行的中外记者报告会上，有个别外国记者挑剔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甚至怀疑中国军队取得的战果，作为报告人的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赵子立义正词严道:“女士们、先生们，请记住，中国人抗战的目的不是抓俘虏，而是要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赶出去! ”话音刚过，胡定芬就过来握着赵子立的手说:“太棒了!中国人是不可侮的! ”


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地位，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3年11月29日晚间10时，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奉命增援常德友军，第10军第3师（师长周庆祥）抓紧机会，大胆钻隙前进，在一昼夜间，竟强行百余华里，于30日下午六时许，周庆祥师攻克常德城外南岸的制高点——德山，并与守城的57师取得策应。但第3师随即在德山被敌重兵围困，浴血奋战至12月5日黎明，德山复被日军攻陷。为此，胡定芬写下通讯《辉耀世界的胜利纪录——周师钻夺德山记》一文，发表在1944年《文摘月报》第4卷第1-2期上。该文开篇写道：“‘周（庆祥）师血战克德山，忠义表天地，’这是周师长从乌峰岭上无线电中，奉到薛司令长官的光荣奖评。”文章结尾号召：“光荣的战绩，应该是血与肉的织成品，我们战后对敌作战，只有更彻底服从命令，更切实贯彻任务，才不让阵亡先烈，饮恨南天，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1943年12月14日，鲁道源率领五十八军收复常德后的第三天，胡定芬就在鲁道源亲自陪同下，视察常德战场，写下通讯《劫后常德巡礼》，发表在1944年《文摘月报》第4卷第1-2期上。他在文中最后写道：“近日常德城内，正眷记着无数为敌人所屠杀同胞冤魂，它们将以被敌人摧毁森然挺立的断壁残垣，像纪念碑似的教训我们后代子孙，不要忘记这笔血海冤仇，这是我访问常德后的深刻回忆。”


1944年6月23日至1944年8月8日的衡阳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日军惨胜，国军以少战多重创日本军。衡阳会战期间，胡定芬随薛岳将军在衡阳外围工作，自携电台采访写了《衡阳之战》两篇战讯，发至中央通讯总社，由总社于1944年8月10日和27日向全世界广播。黄声远1945年6月编写的《沙场喋血记》收录了该两篇战讯，在“编者按”中赞曰：“中央通讯总社特派第九战区随军组主任胡定芬君，为我国名记者，其参加台儿庄长沙常德诸役之报道，均为举世报纸所采用。......文辞生动，内容简要，特选录于此，以供鉴赏。”胡定芬在《衡阳之战》中最后写道：“八日晨六时，敌突入城内，衡阳遂告陷落。敌入核心以后，我军有独立作战到底者，有横渡湘江突围者，亦有失去战力被俘者，更有被俘又脱险者。其英勇壮烈之事绩，当永垂青史，彪炳人间。”


在湖南工作期间，胡定芬还热心公益事业。1940年夏，著名佛学院教授万均法师决定西行留学印度潜修，胡定芬与中央通讯总社湖南分社主任唐际清，中央社特派员彭河清、高元礼、范式之，军委会政治部队长刘斐章、吕复，第九战区《阵中日报》主编蔡鸿干等人，6月20日在《觉音》1940年第16期刊登《万均法师西行护法基金会征募启事》，发起募捐护法基金，用壮法师行色。


此外胡定芬还关注战时湖南粮食问题，曾撰写《湖南粮政概况》，发表在《湖南粮政公报》,1941年夏又撰写了《湖南绝对无粮荒》发表在《精忠导报》1941年第5卷第2期上。


四、出席抗战胜利南昌受降仪式


抗战胜利后，江西境内的日军奉命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投降，薛岳直接指定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代他到南昌举行受降仪式，接受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的投降。鲁道源邀请胡定芬一同到南昌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共同分享八年抗战胜利的荣光。1945年9月14日上午，第九战区在南昌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仪式，地点在中山路中央银行大礼堂。鲁道源将军坐在正中，作为中央通讯总社特派第九战区随军组主任的胡定芬，坐在右边江西省政府代表胡嘉诏（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工商界代表余行鲁之后，日本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中将低头向鲁道源将军呈递投降书，将所配军刀(指挥刀和剖腹剑)解下呈上，以示缴械投降。胡定芬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见证了这一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并第一时间向各媒体发出了电讯《九江、南昌日军代表向我签呈降书》予以报道。


胡定芬出席抗战胜利南昌受降仪式，除他是中央通讯总社特派第九战区随军组主任外，还与他是受降官鲁道源将军好友有关。


抗日战争期间，陆军五十八军各部转战湘鄂赣战场，浴血7年，先后参加了崇阳战役、赣北战役、赣东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赣粤边区战等大小战役500多次，消灭敌军5万多人，荣称“常胜军”。抗日名将鲁道源时任五十八军新编十一师师长、五十八军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军长。因工作关系，胡定芬与鲁道源结下深厚情谊，一时传为佳话。


鲁道源《抗日战争回忆录》中记载：“中央社随军记者是胡定芬，九岭克复后，我曾书写一副对联送他，联语是：‘一寸河山一寸血，万家烟火万家春。’胡定芬先生曾有一篇详细的报道，就是从这副对联说起。”


九岭位于鄂南湘北交界，与湖南平江县属的上塔市一带高地连接，是湘北、鄂南交通的要道,是武汉到长沙交通的天然屏障。曾国藩曾经说“保长沙必先保九岭”，战略位置异常重要。九岭战役的意义就在于牵制了日军第33师团向长沙增员，日军称九岭为“抗日第一线”。1941年1月4日，日军突然袭击湖北通城县的战略要地九岭，企图取得进攻湖南的前哨基地。日军兵力庞大，来势凶猛，以偷袭的方式攻占了九岭。时五十八军副军长鲁道源不顾重病，冒着风雪赶到前线，布置反攻。经过几天激战，击溃各路日军，夺回九岭，稳定了鄂南战线。


黄声远著《壮志千秋》载：“1941年1月13日辰，鲁道源邀请中央社九战区随军组主任胡定芬，摄影师何玉林，力报记者段椒，南天日报记者陈是训，大公报记者周北溟，探询收复九岭经过，并要求前往战场视察。早餐后，鲁副军长就策马陪同他们登临九岭。”

“视察九岭后，胡定芬即刻发出了这样一条战讯：


中央社平江一月十三日电：九岭前线克服三小时后，记者随鲁道源将军重登九岭观察，西观洞庭，茫无崖际；北望武汉，原野苍茫。敌军争夺此处山头，已有两次，前年长沙会战时为第一次，今为第二次，纠集一万五千余之兵力，于一月六日起，向我九岭包围。欲将其通城外卫线扩展至九岭。当敌猖狂进犯时，我左翼之黄岸市保定关；右翼之阳台尖、云堂岭均被敌窜扰。九岭前进少数据点，因地形突出，我军乃主动转进。八日起我军实行全面歼灭战，至九日晨将敌各个击破。不仅将进犯两翼敌军驱逐净尽，即九岭正面各前进据点，亦悉复旧观。我追击部队，十九日已直捣通城城下、通城东南两面敌之景山、锡山两据点，亦在我围攻之中。以沿途所见敌之尸体与伤兵再证，与俘虏供状，证明敌此次进犯，死亡至少在三千以上，尤以第九师团所属部队死亡最巨。凡敌迹所至之处，烧杀抢掠较昔更甚，遗弃之瓦斯弹杀到处皆是。战地难民以已乡重理旧业。湘省府已派员亲临战地办理急报。民众无不欢声载道。”


“战讯而外，胡定芬先生又写了一个长篇通讯：


‘一寸河山一寸血，万家烟火万家春。’这是克服九岭的鲁子泉副军长写给记者的一副对联。今年一月七日，风雨之夜，他奉胡长官之命率同梁得奎师长亲往九岭督战，看到南江桥上塔市一带人民在一夜之间，疏散一空，市间顿呈萧条。五天之后他获捷南归，又看到这两个小小街头复趋繁荣活跃，感触所及因而集此一句。诚然万家烟火万家春，是我们忠勇将士热血忠魂换来的代价。记者今日能重登九岭，不能不感佩太原部队孙志周军长以及全体将士的劳苦功高，不能不对着九岭阵亡战士英灵而致其永恒的崇敬。”


“.......记者在九岭四周任何山头，都看到敌人遗弃的营养食品、纸烟。头颅枯骨，更是随处皆有。上岭容易下岭难，这是侵略民族应有的悲惨结局。”


“......记者因觉九岭距武汉较近，预祝他们发扬这种成绩，将来首先进攻武汉。并且与孙军长、鲁副军长相约，‘将来定要在黄鹤楼头一个一杯，一杯一口干，痛饮千杯。’”  


“......午后二时，鲁副军长到达南江桥的时候，在河边沙滩上的就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里面有戴眼镜的绅士，有年轻的公务员，有活泼可爱的小学生，有弯腰驼背的老人家，还有军部的官佐。整齐的行列从河滩延长到市区，爆竹声和欢呼声在空中振荡，成为一片巨响。当五天之前，鲁副军长上前线督战的时候，南江桥一带无限凄凉；曾几何时，现在却迅速的恢复了旧观。闭目一思，他不禁心中感威交集，街头新生的欢乐气象使他安慰，但是他也领略到“一寸河山一寸血”这话的深长意味。”


“暮霭罩着大地，藻溪军部门口，孙军长鲁参谋长和僚属们笑迎着鲁副军长。不久，军部内摆上一桌丰盛的胜利宴席，庆祝他的凯旋。”


1941年农历二月三日鲁道源生日这天一早，58军军长孙渡带着各级官佐来祝寿，胡定芬和前进社社长伏笑雨，也同时赶来了。胡定芬当场写了一副寿联“千杯不醉，一战成功”。鲁道源将军当筵赋诗答赠胡定芬先生等，其诗云：


雪地冰天马蹄忙，探看战迹到前防。
湖山无语供凭吊，野叟多情话短长。
劫后文章皆泪史，当前大难自争强。
羡君抱有如花笔，写尽忠魂姓氏扬。


胡定芬当场步韵相和：
一枝秃笔不胜忙，愧非长城万里防。
火线中心观战急，赣江策马引鞭长。
敌氛屡挫今无力，士气伸张我更强。
铁血英雄欣领导，杀敌致果姓名扬。


黄声远步韵赠胡定芬先生等，诗云：
征云战雨任他忙，心作长城肉作防。
抗战军书星火急，宣传文艺似流长。
一枝铁笔君须记，十万貅貔我自强。
同是斯文欣把晤，蹁跹笑语两眉扬。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鲁道源坚守影珠山，与兄弟部队合力向北反击，击溃日军南下解围的第9旅团，最后几乎全歼了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第6师团。胡定芬在《大公报》发表的长篇通讯《三战三捷》之“大战影珠山”，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日军的战绩：“……在影珠山及其附近，与敌展开两昼夜的惨烈争夺战，始终未失守一个山头，并使南北攻山之敌，伤亡惨重，没有逃走一人，没有带走一枪，这是媲美长沙保卫战的精彩战绩，同样表现出我军‘守必固’的刚毅精神。”


1943年12月14日，鲁道源率领五十八军收复常德后的第三天，胡定芬就在鲁道源亲自陪同下，视察常德战场，之后写下电讯《湘西北血债》和通讯《劫后常德巡礼》，发表在1944年《文摘月报》第4卷第1-2期上。


解放战争期间，胡定芬继续采访报道前线战事，但针对国民党当局谎报战果也时予揭露。


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黄本人被击毙，但该日徐州的报纸却以大字标题报道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兵团会师碾庄圩的消息，已命丧九泉的黄百韬的照片与邱清泉、李弥的照片并排登在头版。当中央社记者胡定芬问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这样的大捷，黄百韬那去了？”杜聿明嗫嚅地答道：“他生病回家休息去了”。


此后，胡定芬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越感失望，在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后不久，主动辞去中央社职务，只身来到台湾，后来到香港自行谋生直至1970年去世，一代名记者至此消失在历史迷雾之中。

附录：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山东省临清人，字荩臣，后改荩忱，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1940年枣宜会战中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 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鲁道源（1900—1985），字不泉，自号铁翁，云南昌宁人。历任滇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抗战时任五十八军新编十二师师长，五十八军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军长。后逃亡台湾。对其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史学界充分肯定。


方觉慧（1886-1958）国民党政要，字子樵。湖北蕲春人。对史学有研究，著有《两汉学案》，《明太祖武功记》。早年在黄州府中学就读，清末入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即秘密组织革命团体。辛亥革命后，跟随孙中山，加入国民政府，任广东大本营宣传处新闻主任任都督署参议兼《中华民国公报》编辑、《震旦报》经理兼总编辑。1913年游历内外蒙古。次年任中华革命党驻汉特派员，组织中华革命党分部。


1917年随孙中山赴粤从军。1921年任广州政府北伐军大本营宣传处新闻主任。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后，赴闽收编张清雨部队。1922年任广州政府北伐军大本营特派宣传委员。1926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927年任夏斗寅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3月 13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副主任，1928年11月7日任命为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 1929年3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南京市特别党部常委，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副处长。1929年5月4日-1930年2月10日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长，一度代理民政厅长。1930年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0年12月15日任命为第二届立法委员。1931年6月14日暂代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同年6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1931年12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底任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1935年4月6日-1938年2月17日特任监察院豫鲁区监察使。1935年12月7日任中央党部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1月当选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5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8月7日被聘任为宪政督导委员会副会长。1949年去台湾。
《壮志千秋》一书黄声远1947年撰写的，黄声远原是一名随军记者，后加入陆军58军担任秘书。黄声远亲身经历了当时抗击日寇的全过程，并将这一过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形成抗战史《壮志千秋》。《壮志千秋》一书于1948年1月由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印刷出版，线装本，竖排，繁体印刷，16开，于右任题写书名。全书分为“烽烟起卢沟”、“浩浩荡荡出云南”、“长沙会战”、“南昌受降”、“长衡会战”、“国殇录”等34个大目，并附有抗战人物介绍、参战人员花名册，全书共约30万字，书中还配有日军罪行照、受降照等300余幅珍贵的照片。

五四”时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综合性刊物。孙伏园编辑,1924年12月5日创刊,日出一号,每号印16开纸8版,每月合订一册,至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奉系军阀封闭而停刊,共出477号。行销甚广,与《学灯》《觉悟》《晨报副镌》并称为“ 四大副刊”。

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在上海等创办《新社会》

胡新华提供（2021.10.20）

徐州会战结束后，胡定芬随军参加武汉会战。他在《战地七年》中写道：“武汉南翼之战，我携带电台，在距火线五华里内采发战讯，勇气确是有余。然而没有顾及员工的健康，害得大家患恶性疟疾，工作不能随会战结束而结束，这是我第二次过失。”在武汉会战中，胡定芬患上疟疾，于1938年8月间回家乡休养，不久又奔赴抗日前线。



70年后，我随旅游团去武汉，本打算住一晚再去神农架，可因为疾病而错过了去神农架，只能在武汉休息后才跟随旅游团看了黄鹤楼、三峡等景区（之前已经被封的记录里写过）。关于我的疾病，疟疾是主要断病现象之一，这是医生的工作。这些年研究后，可以肯定是胡姓Y染色体遗传基因其中之一基因（可能与长寿相关）起作用产生的后果，看来我们胡家人与武汉的地气相互作用的后果，特别是初来乍到武汉的胡家人要注意了。有弊必有利，这个基因，让我在2019年特别关注武汉情况（还有其它媒体），如果利用好了，是可以在王永炎院士提前半年断定有疫情后，推算出疫情会先出现在武汉的。于我自己而言，2019年对武汉的特别关注，是有可能导致我在疫情刚出现时候跑去武汉的，就如2003年我去北京那样。但是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明白了控制自己，所以武汉出现疫情前，我没有去，只是在这里多写些帖子（同样前面记录有）而已。唯可惜能力不足，不能在多写帖子后判断出这疫情之因果来。


（10月23日添加）上面这句“我随旅游团去武汉”之前错写成“我去随旅游团武汉”，当天就在下午发现这个错误，也因此明白当天自己的数字研究会有正确结果。可是当天自己选择的数字是2和15，而正确的却是5，自己只是找到了和5相关的（2是相隔5期的数字），所以本来当天我的数字研究是失败的。不过在我选出数字交给店老板打印时，前面数字她都对了，到2和15时，却先打出5，马上她意识到错误，改回了2和15 ，可我已经看到，故而又以5选择了一次，从而将我的感觉数字研究会有正确结果的预感实现了。

塞拉利昂首都油罐车爆炸 至少108人死亡92人受伤
休斯敦一音乐节发生踩踏 是美国18年来最严重演出事故

2地都在大西洋沿岸，是否与月食相关的大地震会在大西洋那边呢？
美国这个音乐节事故与月食的天文现象相关，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科学家们为了发动民众与迷信的宗教抗衡，才将本来是专业人员研究的月食、日蚀等天地变化现象鼓励民众参与，却没有考虑普通人参与后的不良后果。五四运动后，中国人也效仿。小学、中学时，老师在科学界的引导下也是鼓励我们去观察，作为好动的人，我开始自然积极参与，发现不好后退出已经晚了（当时只是凭感觉认为不好）。这些年放弃所有来研究的自身疾病就是因此而起的，包括一图一表的研究出来也是因为它们，地震预测能力更是如此。然而五千年华夏文明提示我们，对于这种需要专业人员去做的事情有科学家来做，只需将结果告诉为科学家生存提供良好生存环境的人们就好。目前中国是基本这么做，可西方思想影响下，做的不是很好。而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美国人的这个音乐节恰恰就是如此造成事故。而且更严重的是美国前总统这样无知的政客来领导美国应对新冠疫情，造成全世界没有能够在中国已经做出很好榜样的前提下，将新冠病毒扼杀在摇篮里。如今虽然新冠病毒已经进入了“三而竭”的状况下，可在半年里彻底清零并且肃清余毒（已经得过的人体内）很难，何况世界还没有认识到这点的情况下！
过去百年多，有7次大流感时期；那么新冠疫情有可能就这一次，但是也有可能在百年时间里有9次，美国企业家贝尔盖茨认为每20年有一次，显然太小看病毒了。人类社会在新冠病毒后将会面对的是与皮肤相关的病毒大威胁，例如类似炭疽样的，当然这是百年后的。

尼加拉瓜发生5.9级地震，而且在太平洋这边，它应该不是主角吧？这些年研究地震时，发现海地、古巴那边大西洋里发生7、8级以上的大地震，不是新鲜事儿！

王国维所说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源头在哪里呢？在宗教，也在华夏五千年文明里所留在民间的资料里。宗教里有人人都成佛，或者上帝在人人心中的说法等等，这里的人人，也就是词人；黑格尔关于“神——巫——诗（宗教）”里诗人就是王国维这里的词人，现在神巫已经离去，只有诗人还活在人世间，人人都是诗人。在中华民族民间有婴儿出生后百日庆的习俗，而华夏文明老皇历认为每日几乎都有凶时，人出生后经过这百凶，也就有成为人的基础（否则夭了）。王国维所谓的“百凶”虽是指人生经历的苦难，是由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后，感悟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学贯中西文化后经历了“百凶”所感悟的，正是宗教和百日庆的的潜意识提示他得出了这样的感悟。反过来说，他的“百凶”苦难只是引子，虽不多余却也多余了，如果他潜能发挥好了，不必百凶也就能感悟到了。他能感悟出来，是他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包括他父亲的，由遗传基因传递过来的），我们人人如果都有这样的生存环境，潜能又激发好了，自然可以感悟出来。相比他的生存环境，和平年代里过了几十年的我，虽受了点儿小苦难，但却于无意间会写出诗词和其它潜能表现，只是因为潜能力被激发出来了，和他生活在动乱时期比起来，我这里的百凶是没有的。在如今和平年代里生活的人们，自然人人都想成为诗人，但却不必如他那样经历百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好了，人人都可以在工作之余成为诗人，这是人类理想社会里的状况，但不是幻想，更不是人人都等到生存于理想社会时才有人人都是诗人的状况（也不是出去旅游一下好环境里就有点诗意的那种伪诗人状况），而是在我们生活工作好环境中，人人的潜能激发出来，诗意出现时，不要浪费了，那么人人就能于生活工作时成为诗人了。生活工作好环境，有氧气和无氧气的不同状况，这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里有出现尼安德特人种和丹尼索瓦人种的情况，我们要避免这2种极端情况的影响，把握好好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程度以达到人人参与工作建设社会又能人人成为诗人的目的。否则如王国维这样要经历百凶才能成为诗人，那么生活里也就不必要诗了，因为人人不想经历百凶的。

几日前看新闻，报道中国科学家科研时，为求证青藏高原上传说黑颈鹤迁移不会离开高原，在幼鹤身上装了定位器，结果果然发现黑颈鹤迁移就在高原上面活动，并不会如其它鸟类那样因为寒、热而更远距离的南北迁移。看到仙鹤这样的情况，就写了上面的诗。
昨日看了十几回清代无垢道人写的《八仙全传》，虽小说以虚构为主，但古代小说常常会以历史民间传说为基础构成小说的主体。这位清代的无垢道人依据的历史民间传说里，西海龙王平何和东海龙王妃胡火龙的故事，以及他们和尧、舜、大禹、伯益治水驯兽之事，让我想起之前写在被封的帖子里的事情来。二郎神如果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战神，灌口地方就是欧洲，那么西海龙王在灌口闹的事情，就是从地中海、黑海、里海、咸海这一带的海水水位下降的历史情况里造就出来的，西海龙王将灌口的沼泽地弄成土地的山就是阿尔卑斯山。而欧洲是西“沤”，之前我所说的东“沤”之地出现的龙王妃胡火龙和欧洲的西海龙王结合生出龙子龙孙，并且参与大禹治水的事情，而中国历史里有那时候的东、西沤情况（如今在中国找不出东、西沤之地来），这样民间传说和历史演变就吻合了，并且是有地理变化、历史人物的真实参与的。而这些情况在中原文化的自我封闭发展里缩小了，中原民间传说里的西海龙王在四川，灌口、二郎神也在四川，这清代的无垢道人小说里就是如此写的。在小说里，特别提到西海龙王和东海龙王妃打斗比拼实力的情况，这应该是民间历史传说里的情况，明显缩小了的西海龙王与东海龙王妃胡火龙无法相互匹配（门不当，户不对称），四川和灌口这里的西海更是无法和东海面积相当，只有欧洲外大西洋的这个西海才能与东海相当，西沤的西海龙王与东沤的龙王妃才势力相当匹配，他们共同参与大禹的治理水患之事情才可能是华夏文明历史里的真实民间传说。并且西海龙王在灌口闹事是因为好朋友蝙蝠精，在中国历史神话里，蝙蝠好像不是特别有被崇拜的情况，欧洲却有这种崇拜。

12月5日6.1级的印尼地震后，有7个日子里都是6级以下的地震了。之前从7月10日6.4级塔吉克斯坦地震后，是12个日子里是6级以下地震，7月22日出现6.8级巴拿马地震，之后2次6级多地震后，7月29日出现8.1级美国地震。之前被封帖子里提到7月14日一朋友找我有事，后来事情没有做（联系了河南情况）；12月4日他又找我有事，这次我把事情做好了。感觉会在12月20日前后几日里出现大地震，但是还要看后面还有多少日子里没有6级以上地震的情况。美国出现的龙卷风（肯定是与流星雨相关），可能与大地震相关，如果这次不是8、9级的大地震，是否会是美国西海岸再出现大地震呢？
中国地震局在1975年准确预报海城7.3级地震时，胡克实是领导小组组长，而就在唐山大地震出现的16天前，就在唐山这个地方，胡克实被免去职务，被批斗。这是巧合吗？仅仅一年多，中国地震局从神预报到历史的罪人！只有“四人帮”这样胡闹的人，才是历史的罪人。而对科学的临机判断，不是“黄口小儿”随随便便能做到的，胡克实被“靠边站”，地震局工作人员的辛苦劳动被无视，才没有能够在唐山大地震前做出预报的，才有那几十万唐山人的悲剧。而且不仅仅如此，之后中国地震局在预测方面的退步，也没有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做出提前预报，假如唐山大地震后没有“四人帮”样的降罪于地震局，对地震预报方面的研究没有出现变化，那么几十年研究后，提前预报到汶川地震不是难事的。就在写出上诗后的那天里，看到一本关于唐山大地震情况的书，才知道有我们胡家的这位历史人物在海城地震预报里作用和唐山大地震前被批斗的历史情况，那么我之前写海城地震预报和唐山大地震悲剧情况，是否与此有关呢？他是武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