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山，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 [复制链接]

录入者；胡铁华    作者：王立新    来源：鄢光润著《隐山文化》之序一

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颗明珠，她在中国文化的民展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对推动中国近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湖湘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湖湘文化指湖南地区的一切古代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包括器物、风俗、趣尚、思维方式、文化与艺术特点等，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与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关东文化、西夏文化等处于同等层面，拥有同样的外延。狭义的湖湘文化主要指湖湘理学为基础的人文传统。好主张以身心修养为基础和根本，强调经世致用，体现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相统一的社会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狭义的湖湘文化是广义的湖湘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帮可以将狭义的湖湘文化称为核心湖湘文化。核心湖湘文化对中国近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造就湖南近世人才并推动中国近世历史的发展直到了不容质颖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王船山、魏源、曾国藩、毛泽东等不仅都有湖湘学统，而且都有一定意义上继承和发扬了湖湘传统。可以说他们都是核心湖湘文化的传人。
（二）
以心性修养为基础，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核心湖湘文化，是由胡安国父子创立的。胡安国父子于南宋绍兴之初（1131）来到湘潭隐山，创建碧泉书院，经常在隐山一带出没，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精研理学，讲学授徒，创立湖湘学派，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改变了湘潭和湖南的闭锢风气，为湖南地区近世人才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地也造就了人才产生的社会文化教育基础和舆论奖励条件。湖南地区重视人才风气的形成，胡安国父子是始作俑者。湘潭碧泉和隐山也就因此成了湖湘核心文化教育的真正发祥地，在湖湘文化教育的发展史中占有首当其冲和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
南宋绍兴之初，胡安国父子躲避战乱隐居来到碧泉，创建“文定书堂”，广收门徒，传播并研治理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开创湖湘学派，湘潭从此名闻江南。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福建崇安人，。十七岁入太学，私淑二程。全祖望赞誉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吕祖谦）皆其传也。”官历湖北、湖南提学，永州知州，中书舍人兼侍讲。因其“道德博学，纯行不差”，卒谥文定。一生研治《春秋》，所著《胡氏春秋传》三十卷，载誉甚高，为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经文定本，后世研治《春秋》，多所取之。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湖湘学统，奠定了核心湖湘文化的基础，并为近世湖湘文化的发展确立了原则方向，。胡安国长子胡寅，安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是湖湘学派的巨匠，官历严州、永州、邵州知州，起居舍人，礼部侍郎等，精通诗、画，交游广泛，著《崇正辩》、《读史管见》等，另有《斐然集》三十卷行于世，是南宋政治、文化、思想界的名人，享有很高的声誉。朱熹称他为“豪杰之士”。胡安国次子胡宁，字和仲，学者称为“茆堂先生”，也是南宋知名人物，官至太常丞，因与秦桧政见不合而被贬。一生助其父完成《春秋传》甚得力。胡安国季子胡宏，字仁仲，以荫补右承务郎，学者答“五峰先生”。读书讲学于衡山五峰（祝融、天柱、云密、石廪、紫盖）之下二十余年，以碧泉书院为教育基地，胡宏将湖湘学派推向极致，使当时各地进子“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其所创“性本论”，是与朱熹“理本论”、陆象山“心本论”并驾齐驱的理学理论（也可以叫做儒学发展的新进路），对晚明王船山影响极大，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家之一。胡安国从子胡宪，字原仲，学者答为“箱溪先生”，是朱熹的业师，朱熹从之受业近十年之久。在理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胡氏父子并以大节树于南宋，学博思精，人格俊美，在南宋及向后的中国历史中享有极高的赞誉。胡宏弟子张栻字敬夫，学者称为“南轩先生”，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张南轩就是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碧泉书院拜胡宏为师，后从这里走出去，成为历史上的知名人物的。张南轩（四川绵竹人）和胡宏的其他弟子彪居正（湘潭射埠人）、吴晦叔（湖南衡山人）、胡大原（胡致堂长子）胡广仲（胡宏从弟，胡安国二弟胡安止之子）、赵师孟（湖南衡山人、宋太祖赵匡胤之子昌陵燕翼王之子七世孙）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大、实力强的稳定的学术群体，这就是所谓“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当时称天下最盛，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改变湖南地区的庸陋习俗（荆楚地区由来以久的崇鬼、不敬、闭锢、无学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从此以后，对内强调个人身心修养，对外讲求报效国家民族的优良风气，蔚然兴起于三湘四水之间。这种心必之学与经世致用的结合，经过历史的积淀，遂成为湖湘地区人才的最显著特征。元明两朝，湖南地区相对沉寂，但这并不表明湖湘学派的精神已经消失，它象种子一样扎根在湖湘沃土之下，遇到适宜的时机，就会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再生出来，长成茁壮之势。湖湘学派的先贤们永远的去了，但是薪尽火传，湖湘学派的精神依然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世以来湖湘人才都是湖湘学派不死的精神火炬的接力者，他们都是湖湘学派的精神的正宗传人。
（四）
岳麓书院作湖南地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又一个新的重要基地，却并非尽人皆知。胡安国父子在湖南地区建有许多重要的教育基地：衡山“文定书堂”，宁乡“道山书院”，以用湘阴县学等都是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致书胡寅，希望胡寅、胡宁、胡宏兄弟出来作官，遭到胡氏兄弟的拒绝。绍兴十七年（1147），胡宏致书秦桧，谢绝为官的同时，毛遂自荐，欲为岳麓书院山长，使远近学子得以受学，扩大湖湘学派的影响，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刘珙知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聘请胡宏两大弟子张拭、彪居正主持学政。从此，湖湘学派教育基地开始正式从湘潭转移到长沙。碧泉书院自此渐趋荒芜。胡宏弟子张拭、彪居正、吴晦叔、赵师孟以及胡大原（胡寅子）、胡大本（胡宁子）、胡大壮、胡大时（胡宏子）等纷纷赴岳麓书院讲论学习，长沙成了湖湘学派新的活动中心。岳麓书院虽有千年历史，而在湖湘学派到来以前，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学教育基地而已，只是讲解一些儒家经典，是汉儒式的，只在辞章句读之间。由于湖湘学派的学者们的到来，岳麓书院始从教风上大为改变。从此，心理哲学成了湖湘学子的主要内容，以世致用始成湖湘学子们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湘人于道德修养始有明确的自觉追求，爱国主义的思想火种深深埋藏在湖湘的沃土上。虽然岳麓书院自南宋以后在教育内容与方法上代有更新，但湖湘学派所创立的以心性哲学为基础，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基本原则，却不断被加强，培养我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思想、学术、军政等方面的人才。岳麓书院事实上已经成为湖湘学派思想精神的具体体现者。她是碧泉书院的转移、延伸和发展。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大多与岳麓书院的教育有关。
    王船山、贺长玲、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谭嗣同、唐才常、熊熙龄、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都是岳林书院或城南书院的毕业或肄业生，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湖湘学派的经世哲学的明显特征。近世湖湘人才之所以都明显具有这种特点，正是湖湘学派的流风遗韵之熏染所致。
    湖湘千年盛，诸胡奠基功。没有胡安国父子的到来，湖湘地区近世人才的产生，就会因缺乏历史根基而不可想象。
（五）
隐山又名龙王山，土人又称其为西山。南宋时这里就已经是文化胜地，他既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的生前住地之一，又是胡文定及其子——杰出理学家五峰先生的瘗玉之所。湖湘学派的巨匠之一胡寅及湖湘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胡宁也安葬在附近。
    胡安国卒于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寿六十五。胡文定公之墓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六至八月间，是胡安国过世后，宋高祖委命湖南监司安置丧事时，由潭州官府所建。清康熙十二年（1673，官家重修。一九八一年，湘潭胡安国后裔中的一支——涌田八房集资修复，周围用杜松环护。墓制草率且碑文有重大失误。因此，再度重新修复胡文定公幽居，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做既可以向历史交代，又能够再现湘潭作为文化名城的浓厚底蕴。
    隐山固有“三贤祠”，是隐山乡人为纪念胡安国父子所建，时间约在南宋理宗年间（1225——1264）。宋大儒胡文定公及子胡致堂、胡五峰是“三贤祠”供奉的神主。隐山土著慕其贤、生师其人而殁犹敬其神，表明了隐山人久有崇儒向善之心。元代以后始渐荒芜。崇祯六年（1633），明朝廷修复衡山胡文定公书院时，未及于斯。清康熙十二年（1673），知湘潭县赵光耀受命重修胡文定公幽居时，曾致诔立石。辛亥岁（1791），地方政府受敕令重新修葺，并立有碑文。今诔文与碑石俱不见。乡人传说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搞建设时被用于工程，文革中又遭毁坏。主体建筑于一九七二年全面拆除。今基址尚能辨识，而祠堂已不复存。
（六）
    隐山古来即有僧、道活动。僧依山而修行，山因僧而得名。后梁楚王马殷遂加封隐山为“龙王山”，封僧龙泉为“雨禅师”，并于此地大建寺宇，捐田千余亩，供佛斋僧。且于隐山之前设“王祭岭”为楚王马殷礼佛之用。这是隐山寺之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赐匾曰“大隐山慈云禅寺”。当时寺院香火极盛，南宋之初，有僧名“云石上人”，亦称“草衣法赞”居此，适逢胡安国父子来此避乱隐居，相与往来，过从甚密，游赏讨论，为一时之盛。慈云寺由此名闻天下，此后兴废相迭，非一言所能尽。明正德年间（1506——1521），有僧名铁牛，寓庆此间，出资率众重新修复，其后又废。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有僧名慈舟，再度修复，使基本复旧。一九四九年以后拆毁，大跃进及文革中碑铭等散失殆尽。不久前余再访隐山，得见残碑半截，乃清嘉庆二十三年五月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龙瑛所撰《重修隐山慈云寺记》，落款已不见，然依据约略可见之文字内容，余断定此碑无疑。
    总之，隐山历史胜迹颇多，文化底蕴深厚。它既是核心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同时也堪称中国文化的一颗闪亮的明珠。
二00一年八月三日于湘潭大学北山陋室
作者简介：
王立新，一九六二年生，黑龙江青岗县人，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湖湘经世名贤传》等学术著作，现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湖南省孔子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秘书长，《湘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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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传 三十卷（通行本）


  宋胡安国撰。安国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於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後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侭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第其书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废。谨校而录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纰漏之处，则钦定《汇纂》中业已抉摘无遗，昭示海内。兹不复论辨焉。

作者程秀礼：
录入：胡铁华 来源： http://www.hn.xinhua.org/hxwh/2003-03/17/content_305849.htm[/url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理学以“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辩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的湖湘学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又称源溪先生，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太极图说》中把“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论；又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不过在他生前影响不大，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派别。

　　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有意思的是，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不是湖南籍人，而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安国从小就聪慧好学，刚学会说话时就能背诵部分《训童蒙韵语》，使家中父母非常惊讶，预言：“这个小孩一定可以光大我们家的门户。”15岁那年，胡安国到州学就读。一天，一个戏班子在州学前演出，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剩胡安国一人还留在书斋中诵读，州学教授发现后非常感动，赏赠他纸笔佳砚。两年后，胡安国进入太学学习，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程颐、程颖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由于仕途坎坷，他在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

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1138年（绍兴八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尤其服膺二程理学。他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和《程子雅言•序》，认为二程继承了孔孟之学的真传。1125年（宣和七年），20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灵峰书院（位于今宁乡县朱良桥乡灵峰山）讲学。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表示“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目担”，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张栻、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栻，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张栻，宇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栻自幼亲受庭训，打下了深厚防学术根基。少年时，张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年轻时，勤奋好学的张栻即已在学林中崭露头角。之后，他又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推动。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栻更进一步指出率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均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张栻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言，强调道德践履，行至言随。

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栻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其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醒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l165年（南宋乾道元年），张栻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栻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太凡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宋代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首先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颖。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胡宏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张栻也称二程为“圣学渊源”，学术“亦出程氏”，并请朱熹前来长沙会讲，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张栻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次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宏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张栻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一“实”字，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

　　湖湘学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与程朱理学不同的陆九渊心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如胡宏、张栻等人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也”的性本体论体系，就兼容了二程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

　　中国是由许多区域构成的，而一定区域内某些极具特色的传统学风，往往会积淀为若干文化基因，它们绵延流传，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在等特定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因而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胡安国
［宋］胡安国(1074-1138)　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寅父。入太学，以朱长文、靳裁之为师，明经史大义。绍圣四年进士，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胡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被诬为受元祐党人请托，除名，未几复官。崇宁五年，通判成德军。政和元年，提举成都府路学事，移江南东路。靖康元年，除中书舍人，以忤执政，出知通州。高宗即位，除给事中。绍兴元年，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献《时政论》二十一篇。五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八年卒，年六十五，赐谥文定。安国为程颐门人，又与游酢、谢良佐、杨时等游，胡寅称其“宏纲大用，奥义微辞，既于笔削之书发挥底蕴”，而“记诵训诂、辨说词华之习，一不与焉”(《进先公文集序》)，故其诗文往往重义理而不措意于文辞。著有《春秋传》，今存三十卷；又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一三七○录其诗二十二首。《全宋文》卷三一四六收有其文。事迹见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宋史》卷四三五本传。

从以下资料好象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周孝孰吧？
  记者：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一个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功莫大矣。然而，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它究竟形成于哪个时期，它最突出的特色与闪光点是什么？

  朱汉民：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时期呢？

  朱汉民：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变化，这是湖湘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
　　首先，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其次，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之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迫使中原人士南迁。于是南方在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南宋时，文化重心南移终于完成。
　　其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汉代儒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故而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它不是通过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家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湖湘繁衍、发展，从而导致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

　　记者：那么，湖湘文化发展的高峰是什么时候？

　　朱汉民：纵观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两宋，在中国文化的三重演进的背景下，奠基、发展出理学型的湖湘文化，湖湘学者走在学术文化的前沿，使湖南成为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第二个高峰期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湖湘士人能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实现文化的转型。他们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记者：您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

　　朱汉民：有两点：其一是思变。由于湖湘知识群体感悟到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推动着湖湘文化的转型。
　　其次是求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者，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他们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湖湘士人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在湖南创办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以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期间，则是要实现观念文化的近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使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

　　记者：就您的看法而言，湖湘文化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什么？

　　朱汉民：湖湘文化的成就有很多，但是构成其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则是湖湘知识群体的学术和事功。首先，是湖湘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胡宏的《知言》，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船山遗书》；从魏源风行海内外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那震惊学术思想界的《仁学》，它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学术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创造的巨大政治事功。湖湘学人不但重视著书做学问，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业。尤有特色的是，为了建立政治事功，湖湘士人往往是既能著书论文，一派书生意气，而又能用兵打仗，满身武侠豪气。从宋朝开始，一批批抗金名将就是湖湘学人；清代湘军将领也同样既是儒生出身，又能驰骋疆场；举兵起义的黄兴、蔡锷，既是舞文弄墨的书生，又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既是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军事家。
　　另外，湖湘文化的闪光还来自于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的魅力。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的那种柔靡、纤巧之风，而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故而他们在行为方式、性格特质、学术著述中，均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特质。他们的人格精神、行为方式同样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光彩。

　　记者：我想进一步问问，湖湘士人的人格魅力，与湖南民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朱汉民：湖湘士人本来就成长于湖湘之地，他们的性格特质、知识学问、行为方式均打下了湖湘民性烙印，而湖湘民性是湖湘文化的草根性基础。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遍布、滩河急浚的地方，这里处处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劲，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在先秦为荆蛮之地，向来民性强悍，被称之为“蛮民”。这样，湖湘的民性、民风一方面表现出质朴、笃实、勤勉、耐劳等特性，普遍具有实干家品格；另一方面，湘人向来被称之为荆蛮之民，一个“蛮”字鲜明地表达出湖南人倔强、刚直、任勇的性格。这种民风对湖湘士人是有深刻影响的。加之这些湖湘士人中许多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山野之民。湖湘民性中那种勤奋、拙朴、倔强、气盛的性格在他们这些文人学士中亦有鲜明的体现。曾国藩是湖南山区的农家子弟，从小即边读书、边劳动，他身上具备的刚毅、顽强、拙诚、勤奋的特质，则是湖南山民的典型性格，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名言亦是这种性格的一个侧面；毛泽东亦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行为方式、性格品性同样鲜明地体现着湖南民性、民气中的坚强、独立、敢为人先的人格精神。

　　记者：您所讲的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可不可以将它理解为陈独秀所赞誉的“湖南人底精神”？

　　朱汉民：正是这样。从总体来看，湖湘的文化人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以，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这种“湖南人底精神”，正是湖湘知识群体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地方。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专家。主要著作有《圣王理想的幻灭》、《湖湘学派源流》、《中华文化通志·智育志》、《宋明理学通论》、《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等十多种，发表论文约百篇，其论著多次获国家图书奖、教育部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应邀到美国、日本、加拿大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大学、研究机构讲学、研究和出席国际会议。被授予“首届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名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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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能修改啊，有的地方错了，上文中第一行中的“周孝孰”应为“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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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学者大多数认为湖湘文化的奠基者是胡安国及子胡宏，其理由是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江西，而胡安国父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湖南建坛讲学著书，使湖南成为全国学子向往的地方，其弟子张拭主坛岳麓书院，使湖湘学派鹤立群雄，所以才有奠基者之说。

此帖是我们探讨和研究胡氏文化的有力之作，非常喜欢！

附旧作湘潭诸胡著述考
清同治中，湘潭胡筠帆先生知广东南海县事，馆番禺陈兰甫先生于家，令子锡燕、伯蓟从受业，陈先生以《诗经》、《通鉴》授之。伯蓟著有《诗古音绎》及《通鉴校勘记》各如干卷，又手临苏书陶集如干卷。中间返湖，将赴粤从师，不幸落水死，兰甫哭之恸。伯蓟有四子，伯曰元仪，字子威，光绪乙酉科拔贡，能明父学，有《周书王会篇注》、《王会图赞》、《孙卿子注》。其《荀子别传》及《考异》二十二事，王先谦采入《荀子集解》中。别有《观身篇》，言养生之术。其《北海三考》，宁乡刘宗向刻入《湖南丛书》；《毛诗谱订》如干卷，先谦录入《经解》续编。别有《胡氏世典》、《胡氏家集》、《兰茝袭斐集》、《绸发丛稿》、《瞻阕集》、《虚步姜词》。先生家贫，寒冬御袷，故人馈以金，却之不受。某年中采券五千金，以偿夙债，余尽分与兄弟，而食贫以死。义宁陈三立伯严为诗挽之甚哀。遗稿数卷，伯严及湘乡曾广钧重伯、善化汪诒书颂年皆为之序。其弟子长沙杨树达语予：“吾师制行苦卓，始墨翟、颜、李之亚。”至其学所长在考证，诗词其绪余耳。仲日元常，字子彝，究心篆法，有《论书绝句》若干首，又尝校刻《通鉴》，其学盖长于史。以附贡终。叔曰元直，字子正，举乙酉科拔贡，主四川万县白岩书院，善教诸生，尤长文章。岁暮将归，遣仆买舟，忽闭门自经以卒。门徒痛哭，私谥曰端敏先生，刻其癸甲试赋经解诗词文笔以为《端敏遗书》。子正自号介堂，卒时年才四十。长沙袁绪钦淑予语予：于正应校经堂及诂经书院月课，常列超等，其才隽逸，非一世人也。季曰元玉，字子瑞，光绪戊子优贡，始随诸兄学，又为王闿运女夫，抠衣请业，所诣益邃，有《驳春秋名字解诂》一卷，先谦亦刻入《经解》。先谦纂录诸书，不录生存人作，独于胡氏兄弟所述不限常例，盖痛湘人经学之陋，欲乡后进闻而兴慕也。别有《郑许字义异同评》及《璧沼集》如于卷（未刻）。子瑞客死京师，其从弟元倓子靖始为返榇归葬。伯严常言：“胡氏世治经学，至子靖始阑入新说。”建堂西园，号曰“明德兴邦”，新彦群集其门，诸子弟亦游学远西，罕治故业，家学稍变矣。余观兰甫为岭外大师，与南海朱次琦子襄齐名。子襄著书，临死自焚其稿，予读其遗集，其学沈潜于义理，宣发乎词章，而归本于经世泽物，故其为县有循声，门人康有为能显其学，以彰于世。兰甫之学，究声律以同天，笺《水经》以释地，其学宗昆山顾氏，作《东塾读书记》以仰企《日知》之绪，而晚年父子相依，日钞《朱子语类》，其心尤欲海郑、朱之争，通汉、宋之邮，与湘乡曾文正国藩持论若合符契。其平生通今博古，精思力践，又诚无愧于古人，故同、光学者群相崇仰。独湘潭叶氏德辉訾其《汉儒通义》为调和汉、宋，舍田芸田。吾读其书而服其精审，知叶氏未喻其用心也。吾欲胡氏承东塾之传，崇朱子之学，以教湘中子弟，故为攸县龙绂瑞作《乐诚堂记》，发其端焉。尤愿靖翁裒刻诸胡丛书，示其子姓，俾无忘先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