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的生平、著作及思想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人。南宋学者。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因战乱随父兄避地荆门（今属湖北）、湘潭（今属湖南），后长期寓居衡山五峰（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廪）之下，故被学者称为五峰先生。
一、胡宏的生平
胡宏出身于名门，祖父胡渊字光禄。曾授学江浙。致仕后，在家乡开馆授徒。父亲胡安国字康侯。曾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是南宋著名的经学家，“故宋渡江以来，儒家进退合义，以安国为首称”[衡山县志卷五]。所著《春秋传》三十卷，为南宋治春秋者之宗，明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胡宏的兄弟胡寅、胡宁及堂兄弟胡宪、胡实，均南宋有名的学者。朱熹、吕祖谦和张拭号称“东南三贤”，而朱、吕是胡宪的学生，张拭则从学于胡宏。可见胡氏兄弟在当时思想学术界的地位。而胡宏“在诸子中，伟抱卓识，自许尤为不偶，较其学术，亦最优也”[朱拭历代名儒传]。宋史、宋元学案等书均称胡宏“卒传其父之业”。
胡宏“幼闻过庭之训，至于弱冠，有游学四方、访求历世名公遗迹之志”[五峰集题司马传公帖]，年十五，自撰论语说。从胡安国学习伊洛之学，编《程氏雅言》，并为之作序。此后，反复诵心，肆力钻研。胡安国担忧他果于己用，又授以所修《通鉴举要》，使胡宏为日后编著《皇天大纪》一书奠定了基础。年满二十，至京师，入太学，师事程门高徒杨时，与樊光远、张九成等关系密切。靖康元年（1126），程门高徒侯师圣自三山避乱来荆门，胡宏遂从之游，议论儒学，以中庸为至，交情日笃。
胡宏曾荫补右丞务郎，因奸臣秦桧当政，于是隐居衡山，“穷居杜门，躬理耕植，时读经史，以求寡过”[五峰集与向伯元书]。后求任岳麓书院山长，以承续父业。虽然胡安国早年与秦桧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胡安国死后，秦桧一再招揽胡氏兄弟出仕，但胡宏终不愿与秦桧为伍。他“萧然处逸”，奉祠家居，“蝉脱于权利之外”，游学讲道于衡山之下二十余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陈武同、汪应辰、凌九夏、张浚等人纷纷向朝迁推荐胡宏。召命至时，胡宏已病重不起，终未赴朝。死后，赠正郎，谥明。
胡宏生于宋徽宗四年（1105），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享年五十七岁。
二、胡宏的著作
胡宏的著作有《知言》、《皇天大纪》、《五峰集》和《叙古蒙求》。《叙古蒙求》今已佚。
《知言》是一部记录胡宏论学之语的哲学著作，并反映了胡宏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教育思想等。其体例与论语同，随笔划记。此书屡经改订而成。现传本分六卷，并有标题，这是明人修订的结果。此书“传于世实久，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竹洲文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未]。其对衡湘学者的影响尤其深远。张拭称此书言约义精，是“程氏正胍”。吕祖谦认为此书胜过《张载正蒙》。朱熹在称赞此书“思索精到处殊不可及”的同时，对其中的“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等观点提出责疑，与张拭、吕祖谦反复讨论，作《知言疑义》。实际上，被朱熹作《知言疑义》而删去的许多见解，有些正是胡宏思想中比较有特色的、进步的东西。
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郡斋读书志》著录“胡子《知言》一卷”，可知《知言》最早的本子是不分卷的。宋时《知言》已有刻本。宋人吴敬曾经“诿诸同志汪伯虞锓木，以广其传” [竹洲文集题五峰先生知言卷未]。但宋刻本今均已不见，“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椠原本”。自元代以来，《知言》一书已不甚行于世。明弘治三年（1490），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然后坊贾始有刊版。程刻本今已不见，只有清道光三十年（1850）奥雅堂生刻本流传。但是，由奥雅堂本可知程刻本已分卷，而且“凡书之见于朱（熹）、张（拭）、吕（祖谦）三先生疑义中者，皆不复出，而自为一卷（即今《知言疑义》）。又取文公先生所论及宋史传为附录一卷”[程敏政知言跋]。明代及以后的本子，如明嘉靖五年正心书院刻本、明诸子萃览本、明吴中坊刻本、子书百家本、格致从书本、复性书院本等，均分卷，并有附录。
《皇天大纪》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体例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法。此书成于绍兴十一年（1141）。所述上起盘古，下讫周赧王。前二卷记载简略，皆粗存名号事迹而已。帝尧以后，始用邵雍皇极经世编年。对于此书，前人褒贬有之。黄式三读胡子《知言》称《皇天大纪》“所编之事，或阙略，或荒诞”[儆居集卷四]。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云：“采拮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后者的评论比较公允。
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郡斋读书附志》著录“《皇天大纪》八十卷”，可知原刻本与今数同。此书宋时已有刻本，宋绍定（1228—1233）间，“漕使曾为缕板”[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五胡氏皇天大纪跋]。明万历间有重刻本。另有绍兴间刻本及历代的钞本。
《五峰集》是胡宏的诗文集，其季子胡大时所编。今传《四库全书》本为五卷本，凡《诗》一百六首为一卷，《书》七十八首为一卷，《杂文》四十四首为一卷，《皇天大纪论》八十余条为一卷，经义三种（《易外传》，《论语指南》，《释疑孟》）为一卷。
据《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著录，此书有两种本子，一是五卷本，一是不分卷本。不分卷本今已不见，《四库采进书目》所录《五峰集》均是分卷本。《五峰集》有宋刻本，但今已难以见到。元刘用孚也曾刻于家塾，今也已难以见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也仅有清代的两个钞本。可见《五峰集》刻本传世甚少。
《叙古蒙求》，此书《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无著录，惟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小学类著录云：“《叙古蒙求》一卷右，五峰先生所著也。自羲农至于五代周，凡三十三章。毛以谟为之序，先生之子大壮书而刻之。”从著录情况来看，可知此书流传不广，后竟至佚失。
三、胡宏的思想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上，胡宏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他终身不事科举，致力于学术，游学讲道于衡山下二十余年，衡湘人士景从，终至被仰为一代师表。他先后讲学于碧泉、道山等书院，高足有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孙蒙正、赵孟、赵棠、方畴、向浯等人。朱熹虽然没有直接从师于他，但在思想上也受到他的影响，故被《宋元学案》称为胡宏的私淑弟子。明人彭时称胡氏父子“俱为大儒，遂启新安朱氏（熹）、东莱吕氏（祖谦）、南轩张氏（拭）之传，而道学益盛以显”[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七]。朱熹也称胡宏学识丰富，节操高洁，“当时无有能当之者”。然而，后人叙述宋代学术思想史时却很少注意到胡宏。清人全祖望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评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泽宫，而五峰阙焉，非公论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八]。
胡宏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抗击金兵，收复失土，改革弊政，举贤任能，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
胡宏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当时，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女真族势力不断南侵，致使“关河重地悉为敌封，园陵暴露，不得瞻拜，宗族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胡宏一家也在战乱的冲击下辗转流徙，过着“郁薪御寒，粢食谨给”的困苦生活。这种生活遭遇，加上强烈的民族感情，使胡宏一而再地发出抗击金兵的呼声。
胡宏把金兵入侵中原，宋朝偏安江南看成是“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要求宋高宗“以身先群下，深忧如大舜，自任如周武，不牵于姑息之仁，不慑于强暴之威，立复仇之心，行讨乱之政”。他的《上光尧皇帝书》，洋洋五千余字，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其中，严厉遣责“北面事仇，偷安江左”的行为，赞扬“直言极谏”、“主持正论”而被杀的陈东、马伸，并全面地分析了抗金形势，积极地出谋献策。
胡宏极其痛恨投降主义政治，毫无保留地反对秦桧之流卖国求和、敬且偷安的可耻行径。他曾借国子司业高闳请幸太学之机，致书高闳，揭露秦桧等人“以大仇大辱为大恩”的“欺天罔人”的卖国行径，就么人关系言，胡宏与秦桧可谓是世交。秦桧开建炎年间曾独自上疏反对张邦昌僭立，因而深得胡安国裳识，得到胡安国的极力举荐，两人一度交往甚密。然而一量秦桧实行卖国主义投降路线，胡宏即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政治上与秦桧毫不妥协，对于秦桧的举荐，一概严词拒绝。胡宏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同时代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与“其师杨时委屈以就蔡京者”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冰寒于水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而赢得了后来的人们包括陈亮的赞赏。朱熹说：“秦桧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不归附”[朱子语类]。
胡宏虽然终身隐居不仕，视功名富贵为“一时事耳”，但“不耽于释，不养于老”，没有超脱尘世的厌世思想。他异于一般的理学家，具有重视社会现实的倾向。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胡宏不是埋头于理学的空泛之主，而是注重学以致用。他说：“圣人之道，得其体民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异？”胡宏很重视井田、封建、学校、军制，认为是“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见与张钦夫书]。其中井田和封建尤其重要，是“施仁恩之纲”，“帝王之世万世之根本”。关于井田的作用，他说：“亩数一定，不可诡移，一也，邑里阻因，虽有戎车，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虽有奸宄，不可群逞，三也。此三利者，绝兼并之端，止狱讼之原，沮寇盗，禁奸宄于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风俗，保世永年之大法也。秦一废之，及今千六百岁，而弊日益深，而戎马不可禁矣，可胜叹哉”[见商鞅变法]！关于封建的作用，他说：“郡县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变故，封建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变故”[见知言]。在胡宏看来，“有国家者欲如三代保守中国以天年终，必井田封建而后可”[见井田封建]。可见，胡宏井田封建的主张不仅仅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目盛而发的，更重要的是出于抗金保国的考虑，是与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他是想通过井田封建，增强将士守土的责任感，消除纷纷弃地避寇的现实象。不难看出，胡宏井田封建的主张借用了孟子井田制的语言，而所谓的“封井不先定，则伦理不可得而敦”，正是孔子所倡导的“先富后教”。但是，他不是一味沿袭陈言，而是针对现实中的积弊，“因天理，合人情”地斟酌古法，“与古法相增减”[见与张钦夫书]。因此，胡宏认为论治道必以井田封建为不可，虽然确实有泥古之嫌，但也不能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概之以“迂缪”。因为井田封建的主张表现了胡宏重视现实，要求改变土地兼并和反对偷安江左的现状的积极思想。
胡宏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说：“夫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者也，是以虽天子之贵，而保民如保赤子”[见与刘信叔书]。又说：“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见上光尧皇帝书]？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是相当重要的。因此，胡宏主张行仁政，强调“治道以恤民为本”不能对“下民”施以酷法。在《上光尧皇帝书》中，胡宏严厉抨击当时的暴政，谴责贪官污吏“与民争利”使“狱讼繁滋，民不得安息”强调富国强兵“莫不以辟土地养人民为本”。在他看来，“若得徭役遂希，赋敛遂薄，劳来安集，数年之后，便可富庶。而士马精强，以之守御攻伐，无不如志矣”[见与刘信叔书]。胡宏还特意指出，大敌当前，更应该实行仁政，养息国本，争取民心，因为“民心既附，然后用之，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矣”[见与吴元忠]。胡宏的这些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尤其是有利于抗金事业。但由于以秦桧为首的奸臣把持朝政，胡宏的这些主张无法实施。
胡宏主张尊贤举能，提出“立国以得贤为本”。他称颂能够尊贤举能的二帝三王，谴责不能尊贤举能后世君主。他阐述尊贤举能的重要时说：“廊庙非其人，则浅近之言日进，理义之论不闻，而是非乱于天下矣；监司非其人，则刺举之政不行，黩货怀奸、舞文弄法之吏得以臆逞，履正奉公、清修惠化之士无以自进，而名实乱于朝廷矣；守令非其人，则政繁赋生，民力殚竭，而盗贼起于困穷矣；将帅非其人，则仇敌外从，晕孽内生，而披枝伤心之祸萌矣”[见上光尧皇帝书]。胡宏之所以迫切地要求举贤能，是因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权臣秦桧之流以及各级贪官污吏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危害，“弊政”、“弊人”不去，“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欲以已乱而乱日滋，欲以捍寇而寇内兴”[见与吴元忠]。胡宏觉得只要“诚得贤士，举而任之，使尽其职”，就能够振兴宋王朝，取得抗金的胜利。胡宏还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制方面的弊端：“为人设官，为官造事，冗滥交错，爷食县官，侵渔百姓，坏风俗，乱政事”。从而建议“黜间冗之官以俟英贤，夺冒滥之职以屈高士”，提出自己“官人”的原则：“得贤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见与吴元忠]。
胡宏还提倡“广开言路，弃非如敝履，得是如珠玉”。这种主张是有为而发的。从蔡京到秦桧，宋王朝的大权长期旁落于佞臣奸相手中。于是，卖国求和之声甚嚣尘上，而“直谏”的陈东和“正论”的马伸却先后惨遭杀害。胡宏对此极为愤慨，大声疾呼：“夫壅塞言路，行于治安之时尚且不可，况今日危急存亡之秋乎”[见与陈应之书]？言路壅塞，关键在于佞臣奸相当位。难能可贵的是，胡宏就此深入追究宋高宗任人失当的责任，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否举贤能的关键在于君主。他说：“臣历观前古，天下未有无臣之世，患在人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则盛德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好柔佞而恶刚直，则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龌龊而忌英果，则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胡宏继承了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不仅是不贤之卿相可去，不贤明的君主也可去。他说：“故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终不类，则别立君必矣。后世霍光废昌邑，立孝宣，天下归之，人至于今称焉”。当然，尽管胡宏的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但也未能冲破封建伦理纲常。如他之所以极力地反对佛教，除了佛教削弱国力，不利于抗金事业之外，就因为佛教不承认天所命的五典和天所性的五常，逃避“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的封建伦理关系。
其次，谈谈胡宏的哲学思想。
胡宏的世界观深受师教和家学有影响。其师杨时、侯师圣是二程的高足，其父胡安国所汉也是程氏学。因此，胡宏基本上继承了二程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说：“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也就是说，物是有形的，并受道的支配，即“物不能无道而自物”；而道却是无形的，虽然也离不开物，即“道不能无物而自道”。但对物起支配作用，并且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胡宏认为“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间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见知言]。这里强调不能离物求道，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不然。因为他把道比成风和水，把物比成动和流，可见其本意显然是以道为第一性，物为第二性的。
对于“性”，胡宏承认有“天命之谓性”的“性”，即理性。他说：“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性有大体，人尽之矣。一人之性，万物备之矣。论其体，则浑沦乎天地，博浃于万物，虽圣人，无得而名焉。论其生，则散而万殊，善恶吉凶百行俱哉”[见释疑孟]。可见这“性”是所谓“万理具焉”的性，即认为“万物皆性所有”。胡宏甚至把性看成是气之本，说：“气有性，故其运不息”[见知言]。实际上，这是把性看作脱离有开有之物而存在的超时空的绝对观念，把气看作非物质的。这与在他之前的二程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和在他之后的朱熹所谓“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性即太极，其中含具万理”的主张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胡宏所谓有性，与天命是相同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性能做天下大本”。胡宏说：“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万物皆有则”[见与原仲兄]。这里所谓的“万物皆有则”，工不意味着不同物质有不同的规律，而是说每一个人或物都有其禀承的天命，也就是对二程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发挥。总之，胡宏把性、天命脉看作是“万化之原，至理之所在”[见与孙正孺]。
胡宏既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意荀子的性恶说，认为性“具万理，天地由之而立”，孟、荀言善言恶，都只是“类指一理之，示见天命之全体也”[见知言]。他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见知言释义]？胡宏关于性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认为好恶是有标准的，“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见知言释义]。所谓“好恶以道”，也就是承认性外有道。这既违背了二程“性外无道”的论点，又与胡宏自己论性的基本观点相抵触，反映了胡宏思想中的矛盾。难怪朱熹在《知言释义》对此大加责难。其二，胡宏没有象二程、张载那样把性分成“理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即没有“人心”、“道心”之分，认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圣人和众人没有天然之别。这论点是对程氏学的反动，因而受天许多理学家包括他的高足张拭的责难。胡宏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常总，由常总传至杨时、胡安国，最终被胡宏加以发挥。
在认识论上，胡宏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夸大心的作用。他说：“心涵造化之妙，则万物毕应”[见知言]。但时而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比如说：“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象；应物有诚妄，当其可之谓诚，失其宜之谓妄。物象有形影，实而可用之谓形，空而不可用之谓影”[见知言]。胡宏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学说，认为“儒者莫要于穷理，理明然后物格而知至，如至然后意诚而心不乱”[见姜原生稷]。而穷理的方法是读书，是观察，是思索，是积习。值得肯定的是，胡宏不承认生而知之，说：“夫人皆生而无知，能亲师取友，然后有知者也”[见知言]。又说“人皆缘事物而知”。不管其知的内容如何，“缘事物而知”显然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胡宏主张学者当以“实事自律”，反对“专守方册，口谈仁义”。他曾针对孙正儒“每言才亲生产作业，便俗了人的”论点批评道：“古人盖有名高天下，躬自锄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节者。使颜子不治郭内郭外之田，饴粥丝麻将何以给？孔子犹且计升斗，看牛羊，亦可以为俗乎？”告诫孙不可自认为清高，“不可做世俗虚华之见”[见与孙正儒书]。这反映出胡宏重视实际的倾向，表明他与那些空谈仁义，视劳动生产为俗事的理学家，是有所不同的。
胡宏还谈到了事物的对立，认为“物不独立必有对，对不分治必交焉”[见知言]。也接触到了“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的道理，提出“事成则极，极则变。物盈则倾，倾则革”[见知言]。
应当指出，胡宏是南宋初较有独立思想的思想家。尽管胡宏基本上是二程的思想体系，但有着不同于二程的地方。首先，他反对天理人欲的绝对划分，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又说：“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认为“道充乎身，。。。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这是说，天理人欲同是出于天性，与张载、二程把性分为天地之性（或理性）和气质之性两类，正是针锋相对的。后来，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明确提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反对“离欲而别为理”，可能是受到了胡宏的启发。其次，胡宏不同意把圣人和众人绝对划分，说；“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不以情为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皆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这就是说，圣人和众人本来是一样的，后来之所以有善恶之分，是由于中节不中节使以然。胡宏所谓的中节，即是圣人可以不学而能。他一方面否定人性的善恶是先天就规定了的，另一方面却又提出神秘的“中节”说，最终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最后，谈谈胡宏的治学思想。
胡宏的一生，主要是从事于教学活动。他很重视学习，说：“夫不学，则不能有立，不能有立，虽俊而贵，将焉用之”[见题大学]？关于学习的目的，胡宏认为不是“美食逸居，从事词藻，幸觊名第”，而是为了“身修”、“人伦明”、“人道立”。至于读书的方法，胡宏反对“直守流行于数卷纸上语”认为“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见与彪德美]。他强调学习“必至于能有所疑”，然后“亲师而问之，取友以磨之”。只有这样，才能“大有益耳”。反之，“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人之用”[见与彪德美]。
胡宏不同意道家弃圣绝智的观点，认为“聪明智力在学者不当去，在圣人不去。去之，则必入于空，沦于静，又乌能有得而可以开物成务乎哉”[见论语指南]？他指出“道学须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辩”，要实实在在地学习。胡宏曾针对黄祖舜“学道未至于无心，非善学也”的论点批评说：“学道者，以传心为主，不知如何却要无心，心可无乎”[见论语指南]？
胡宏谈到学识是逐渐积累的，“须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汲汲焉如不及，然后可耳”[见与孙正孺书]。应当“以速成为戒”。孔子曾就为政说过“无欲速，无见小利”的话，胡宏认为“不特为政，学亦如是也”[见与彪德美]
胡宏还强调“行贵精进，言贵简约”[见与孙正孺书]强调“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见知言]；强调“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见与彪德美]。这些观点颇有见地。
然而，在治学方面，胡宏也没有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比如他认为“圣人与道一体，故不用学”；又认为“学者，学道者也。若体与道一，则更何用学”[见论语指南]？
综上所述，胡宏是南宋初颇有影响的学者，与其父胡安国开创湖湘之学。他虽与程门有一定的联系，但还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很少有理学家的迂腐之气，而是重视社会现实，力主抗金，反对和谈投降，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世界观方面，他虽然基本上承袭了二程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并不死守二程旧说，大胆地提出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些见解还是积极进步的。在治学方面，他也不少好的见解。应当说，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胡宏是一位有相当作用和地位的思想家。
吴仁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本文摘自1987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理学从书《胡宏集》，本书共收集有胡宏《知言》、《古诗》、《律诗》、《绝句》、《书》、《杂文》、《论史》、《中兴业》、《皇天大纪论》、《易外传》、《论语指南》、《释疑孟》；附录一：《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附录二：宋、元、明、清为胡宏著作出版而作的序、跋等；附录三：书目提要；附录四：传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