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一般公认为李白是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游陵阳山和黄山的,《求白鹇》诗也作于这一年。至于访胡珲事,就含糊其词了。现在,《乾元已亥谱序》的发现,就要改写这一段历史了。李白在天宝十三年游黄山,是因为游陵阳山仙坛宫,访汉代陵阳县(即后之石埭 、石台县)令竇子明在陵阳山学道升天的遗迹,遇见黄山隐士温伯雪而送温回黄山白鹅岭的。因而,至今黄山有许多景点都和李白那次上黄山有关。但李白访胡珲却不在天宝十三年。而是在五年后的乾元二年。
下面这些史料,可以帮助逐步证明。
其一,《詹瑛系年》(即詹瑛之《李白诗文系年》,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是这样说的:“白之得释,当在二月。还江夏、岳阳,旋赴零陵,去时在本年秋季。据《巴陵赠贾舍人》诗考证,贾至抵巴陵在乾元二年九月,李白诗当亦在是时。”巴陵即湖南岳阳,而零陵在湖南南部。“去时在本年秋季”,阴历九月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关于李白的年谱也持此说。就是说李白遇赦是在二月,但直到八月,他只在江夏,即只在今武汉一带。可是,李白《乾元已亥谱序》却是在“秋七月初浣”写的,即阴历七月上旬写的,并且,“主其家稍久”,说明李白应在夏六月就已到了胡珲家了。尽管詹瑛、郭沫若都没有提及李白访胡珲此事,但时间却是十分的切合,正好说明了李白从二月到八月不可能只在江夏不动的缘由,劫后余生,他有许多事要做。
其二,再看《王琦谱》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未至夜郎,遇赦,还江夏、岳阳,入寻阳。”寻阳即今江西九江一带。王琦指出了李白有“入寻阳”即入九江、上庐山的一节行踪。笔者认为“入寻阳”一节完全是情理中事。
李白在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应永王璘邀请时,和宗氏夫人是隐居在庐山屏风叠的,抱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热望。下山后,不想永王败亡,自己亦被判罪长流夜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和宗氏夫人于寻阳分别后,启程溯江去夜郎,直至乾元二年(759年)二月遇赦,和宗氏夫人分别已十五个月,故入寻阳、上庐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这就为他访胡珲造就了契机。他“适采石而过黄山”就顺理成章,而去零陵倒反悖情悖理了。
其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其380页下,辑李白诗前,对李白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恰可以为李白《乾元已亥谱序》中“适采石而过黄山”一说,作了注脚。十分吻合“------(永王)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李白遇赦是乾元二年二月,写《乾元已亥谱序》是当年七月上旬,而去岳阳已是九月。如果按王琦的谱系追踪李白,他先在江夏盘桓,再逆江到岳阳,约200多公里水程,再顺江入寻阳,全程长江水路,然后往依当涂令族叔李阳冰的途中,而经过黄山访胡珲,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路线,都是合情合理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年表认为,李白在乾元二年遇赦后,由江夏而岳阳,再游零陵,直到唐肃宗改“乾元”为“上元”的上元元年(760年)春才折回岳阳,旋赴江夏,再往寻阳。但相较之下,王琦对李白乾元二年的行踪考证更近人情,更合常理些。推究其缘由如次:其一,和夫人分别一年多,夫人当还在庐山;其二,其族叔既在当涂为地方长官,李白劫后余生,必往投靠,以解决生活着落问题;其三,李白对宣城、南陵、贵池、泾县、太平一带已比较熟悉,亦当得知胡珲情况,他既想了解朝廷政局,以关心自己的前景,也想向故友一倾别后衷情,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李白当时的思想情感,所以入寻阳,访胡珲,去当涂,合情合理。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李白年谱,认为李白投靠族叔李阳冰是上元二年(761年)的冬天,即遇赦后的第三年,这是他不知道李白在乾元二年(759年)为胡珲写谱序一事,也忽略了李白《白鹇》诗末句“笼寄野人还”这一事实。再说上元二年李白已61岁,并且已明确患了脓胸症,行动已困难,他的活动范围只在当涂、南京一带,不再远行了,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62岁的李白即因脓胸症胸壁穿孔流脓而去世,是没有可能再访胡珲的,他只有在乾元二年(759年),59岁流罪获赦,“适采石而过黄山”才有可能。
其四,今黄山区前身太平县的清代嘉庆《太平县志》卷八之《流寓》目,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李白:“天宝末,由翰林供奉流放夜郎释归,往来宣、南、泾、太间,杖履遍于川原。犹雅爱黄山,访胡公晖(珲),笼双白鹇以去。”这段话也说得很清楚明白。当年具体主持修这部志的是太平县教谕孔传薪,他在《序》中对记载人物有这样一句话:“登载一代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那么关于李白访胡珲的史事,他在修志时当是有一定依据的。
其五,太平建县在唐天宝四年(745),天宝六年唐玄宗敕封天下名山,现在黄山区境内的陵阳山和黄山,一并受封,同时,唐玄宗还改“黟山”名为“黄山”,敕建陵阳山的仙坛宫;敕建黄山轩辕峰下的颓圮很久的福固寺(按:福固寺始建于晋代),该寺与轩辕峰脰的神仙洞,同时供奉观世音。现在看福固寺石基遗迹,主庙共有五进,可见规模宏大。史传的福固寺香火旺盛,信士弟子遍及池、徽、宁三府。按时间,李白乾元二年访胡珲,仙坛宫和福固寺已受封敕建头尾十三年。盛唐时期,太平刚刚建制,即有皇命宏构,福固寺离县城仙源不足20华里,相应配套的步道、传舍等基础设施,当亦有建。陵阳山离福固寺不足70华里,其仙坛宫离石埭县城广阳不足5华里,石埭县城广阳与太平县城仙源之间50华里左右,定有驿道通连。杨贵妃喜食广东荔枝,可以快马送抵长安,可想见盛唐时期,驿道相当发达。那么陵阳山、黄山同时有皇命建筑,香火鼎盛,其来往方便,自然不成问题。即使今天,到福固寺的沿山青石板路仍然存在,有的路段仍相当完好,可以溯想当年。根据李白《乾元已亥谱序》所说是“适采石而过黄山”,那么可以设想李白是由寻阳沿江东下,经今贵池(他已很熟悉)南下,再经陵阳山到仙源而到福固寺,而从福固寺偏东北顺山间通道折向东,就到了今黄山区谭家桥镇罗村,再南行里许,就到了碧山胡家村口绿柳桥。从福固寺到碧山间的步道约15华里左右。
其六,《白鹇》诗结尾“笼寄野人还”,也告诉了我们李白是乾元二年访胡珲无疑。李白自称“野人”,“野人”是在野的人,就是老百姓,正和他流罪释归的事实相吻合。后人公认他天宝十三年访胡珲,当时他仍有翰林身份,恰违背了“野人”这个史实。乾元二年释归后,他才是“野人”一个,故完全可以肯定李白访胡珲就在乾元二年,而绝非天宝十三年。
现在再研读一下李白的《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一诗,你就确信李白这次就是从贵池而来,先上陵阳山,再去访胡珲的。这是一首应答韩侍御的古风诗,共30句,其中第13、14、15、16四句含蓄地表达了他此前的一段险恶经历:“时泰解绣衣,脱身若飞蓬,鸾凤翻羽翼,啄栗坐樊笼。”天宝十五年十二月应永王李璘之邀,下了庐山,本来为了报效国家,脱绣衣而从戎,身心很轻松,他自比像鸾鸟一样要大展羽翼,岂知却很快就“坐”进了樊笼。此诗可证,他遇赦释归,正是先到江陵和岳阳游后,就如王琦所说的“入寻阳”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适采石而过黄山”了。由此甚至可以推断,李白这次访胡珲心中已有安排,那就是自寻阳东下,由秋浦南来,顺道登陵阳山以完心愿(答韩侍御的诗主要是表达渴望脱离残酷的现实世界而登临神仙世界),然后再到目的地胡珲家的。可见这次行程正是他劫后余生的心愿之一。
现在再看李白是到了采石再访胡珲的,还是访了胡珲再去采石的。根据情况推断,他当是先访胡珲,再去采石的。其一,“适采石而过黄山”,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到采石去而经过黄山”,“适”是“到------去”、“往------去”的意思。其二,《白鹇》诗的结尾句就是“笼寄野人还”嘉庆《太平县志》也载他是“笼双白鹇以去”,带着双白鹇,他只能去采石。其三,李白有诗叫《沿高溪下陵阳三门六刺滩》,高溪是黄山区麻川河在唐时的名子,高溪流入舒溪河,舒溪河在唐时又名陵阳溪。六刺滩在黄山区新明乡三合村的麻川河段。麻川河在历史上一直是正常通行的水道。这首诗所写的就是三门六刺滩的水景,可见李白带着白鹇当从仙源乘船,沿麻川河,顺青弋江入长江,顺流而到采石去的。李白这首诗是三联小律,录于后:“三门横峻滩,六刺走波澜。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何惭七里濑,使我欲垂竿。”经访问三门当地老年人,认为李白此诗写得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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