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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9: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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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

摘自: http://www.xici.net/b600178/d47214352.htm

    中国历代移民和姓氏迁徙，大都发生于社会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因而呈现出时间相对集中，数量相当巨大，流向较为明确，地域相对固定等明显特征．尤其是明清以来，由于版图扩大，幅员增加，以及战争频繁等多种原因，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官方移民，形成了八大著名的移民出发地和集散点，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报本溯源的朝宗圣地．

    1、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一脍炙人口的民间俗语，极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山西洪洞大槐树，在我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炎黄子孙对洪洞大槐树的眷恋之情。

    据史、志、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的专家学者调查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有组织的官方移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3），延至清代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移民次数在20次以上，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即有18次。其中以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最多（10次），规模最大，移民量达80万以上。移民姓氏，几乎涵括了北方常见的一百多个姓氏。

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每次移民都发给川资、路引，并在安置地根据人口，发给土地、种子、耕牛、农具，并免除三至五年的钱、粮税收，是历代移民中最为成功的范例。

洪洞大槐村移民，多来自太原、平阳、泽、潞、辽、沁及汾州、代州等府州各县。移民流向主要是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而后辗转迁徙，播向神州大地。使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国历史上移民次数最阳为眷恋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2、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朱氏、周氏、姚氏、杨氏，泰和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

3、江西瓦屑坝

江西瓦屑坝也是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安徽安庆一带众多姓氏所公认的始迁祖籍。元朝末年，群雄并起，烽火连天，地处南北要冲的安庆府即成为群雄逐鹿的必争之地。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你来我往，征伐攻杀，致使安庆一带战乱不已，屡次易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形之下，江西饶州路之鄱阳、万年、乐平、景德镇则较少受战乱波及，人口稠密。明政府为鼓励向人口稀少的地区移民，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政策，饶州路贫民纷纷北迁到安庆所属各县，形成一股移民浪潮。

此次移民，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在方志族谱中却有大量资料足以证明。如安庆市图书馆所藏36种族谱中，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姓氏即达18个，迁自饶州和江西的达26个，占72%以上。因此，安庆民众多把江西瓦屑坝视为自己的始迁祖地。由于历史的变迁，江西瓦屑坝的确切地址已难以确考。据移民史专家葛剑雄等调查考证，今江西鄱阳县之瓦燮岭即为当年瓦屑坝故地。

4、湖北麻城孝感乡

“湖广填四川”是流传于四川民间认祖寻根的俗语，意即四川民众来源于湖广。“湖广”一词为明代“湖广布政使司（即行省）”的简称。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湖北两省行政区域。但元末明初迁入四川的移民多来自湖广北部，即今湖北。

元末之际，湖广一带是反元义军徐寿辉、彭莹玉等红巾军活动的主要区域。元至正十七年（1937）徐寿辉部将随州人明玉珍率部西征，相继攻占重庆、成都。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陈友谅所杀，明玉珍遂据蜀称王，国号为夏。明玉珍所部多为湖北人士，徐寿辉被杀后，其旧部多入川投奔明氏政权。明氏政权在四川轻徭薄赋，保境安民，又吸引了大批湖北民众入川。

及至朱元璋攻灭陈友谅之后，纵兵烧杀，四川更成为湖北百姓避难的乐土。明洪武四年（1317），明将汤和、傅友德率兵入蜀，攻灭明氏政权，多次移民入川，大批湖北人相继入川，遍布四川各地。

明清之际，四川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于是又有大批移民陆续入川。其中大部分来自湖广，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基本格局。由于湖北麻城孝感为移民入川的集散之地，故四川民众多把麻城孝感视作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而当年的麻城孝感今属何地，尚无定论，有的直指今湖北孝感市，也有的考证说是在今湖北红安县城关镇一带。

5、山东枣林庄

山东枣林庄是中国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笔者近年来在从事姓氏、族谱研究中，也曾多次收到辽宁、吉林等地民众的咨询电、函，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要求帮助查证山东枣林庄的确切位置和迁徙史实。这也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6、广东南雄珠玑巷

广东南雄珠玑巷是宋元时期北方移民迁徙岭南的集散之地，是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念念不忘的发祥祖地。在众多的族谱资料和民间传说中，都大同小异地反映了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事实。

据说，珠玑巷原为北宋京城开封府的一条巷名。当宋室南渡时，南迁臣民落足南雄之后，为表达对故都的怀念，将自己的聚居之地取名珠玑巷。这是效法东晋以来，偏安江南的历代王朝，侨置郡县的传统作法。

当然，珠玑巷作为幅员有限的弹丸之地，不可能会有大量人口以供迁移，但其地处南下岭南的交通要塞，自然而然会成为岭南移民最为眷恋，印象最深的集散之地。据曾昭璇、鲁宪珊两位先生对家谱、方志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和实地考察，列出珠玑巷移民家族多达797支。因而珠玑巷也就成为无数岭南人精神上的故乡，成为维系他们桑梓之情、宗族之谊的根之所在。

7、福建宁化石壁村

宁化壁，原名玉屏，也名石碧，由22个自然村组成。它位于武夷山脉东麓，福建省西隅，北连江、浙，南接粤、桂，四周山环水绕，中间是开阔的平原盆地，物产富饶，环境幽雅，堪称世外桃源，是历代南迁士民避乱求生、繁衍栖息的理想之地。因而早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士民避乱迁徙于此。此后，在西晋永嘉之乱、唐末五代，宋室南渡及明清之际，每当中原动荡，社会激烈巨变之时，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大量移民涌入石壁，繁衍栖息，并由此而分迁闽南、闽西、粤东、台湾，及湘、桂、川、黔等地。据史、志和族谱记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先后曾有106个姓氏在此生存栖息，并由此播向东南沿海，繁衍海外。

由于宁化石壁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社会历史激烈变动的唐末五代，各割据势力均鞭长莫及，成为较为安定的世外桃源，凝聚了众多的北方移民。据史书统计，宁化在唐末人口仅万余人，到南宋时已达11万之多，其中土著仅5000余人。由于高山的阻隔和战乱频繁中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在封闭的世界里，他们以自己所拥有的传统文化、语言、习俗，与当地土著的民风习俗混合在一起，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独特的、既有中原古文化的遗风，又有区别和创新的文化，即客家文化。同时也形成了客家民系，并随着子孙后裔的播迁繁衍，洒向各地。而客家各姓氏族谱记载姓氏源流时，大多把从宁化石壁外迁的第一祖先尊为家族始祖。因而福建宁化石壁被誉为客家文化的摇篮，客家民系的朝宗圣地。

8、河北小兴州

河北小兴州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移民的又一集散之地。洪武初年，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遁，元朝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北边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此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在长城以外，东起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东西两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屯兵卫戍。同时，为恢复和发展北平地区因战乱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多次从燕山以北广大地区（俗称山后）向北平附近移民。

及至永乐皇帝登基，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北平地区社会经济，确保京城安全，先后抽调长城以北27个卫所的将士圴5万人，在北京附近屯边戍守。同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于良乡、顺义、平谷、大兴、宛平、通州、蓟县、宝坻、香河、遵化、卢龙、武清、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国、徐水、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区和河北各县，移民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涉及到张、王、李、刘、梁、孙、崔、邓、杜、魏、邢、徐等数十个姓氏。

由于小兴州是长城古北口外的第一重镇，位于辽东、内蒙古南下北京的交通要冲，因而也就成为历次移民的集散中心。由于年久日深，历次移民后裔，难以确知其祖上原籍所在，往往把先祖迁徙的集散之地视作先人故籍祖地。因而在河北、山东、东北一带现存的众多族谱家乘中，追溯家世渊源时，多称其“先世自小兴州，徙至XX地”。久而久之，小兴州成为河北、内蒙古、山东、东北等地众多姓氏寻根问祖的朝宗祖地。

上述八大移民祖地，北起关外的小兴州，南至广东的珠玑巷，东起山东枣林庄，西至湖北孝感乡，基本上涵括了清代以前汉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反映了姓氏迁徙的大致脉络，是不同地域的家族姓氏寻根溯源的重要依据，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朝宗谒祖的人文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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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蝇赶散”揭迷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9:16: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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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蝇赶散”揭迷

孙徽 原载《连云港市情》1999年第4期


　　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因工作之便，我借阅了一些家谱，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四、海州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
　　明代初期，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
　　据《江苏海洋渔业史》载，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

　　五、“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后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

　　　　　　　　　　　　　　　　　　　　　　　　　　　　　原载《连云港市情》1999年第4期

RE:“红蝇赶散”揭迷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9: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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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蝇”瘟后迁日照

http://www.shaohome.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4448

【1】

虽日照地下很老，东海峪遗址、两城遗址、尧王城遗址、凌阳河遗址、丹土遗址等足以为证，但今之日照人却大都属明初移民。

2005年11月，笔者在两城街头与老人们聊天，七村73岁的徐纪全和八村64岁的殷西顺讲，两城的先人，是“红蝇之瘟”后来山东的。

世代相传：朱元璋坐了龙椅后，要饭的小和尚披上龙袍，嘴头很硬，心里不踏实，有一夜忽被恶梦惊醒：山东反了！再睡，没多久又是同样的恶梦，如此再三。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命胡大海、常遇春带十万大军剿灭山东。

胡大海、常遇春率兵到山东后，见庄稼茂盛、羊肥牛壮，百姓安居乐业，没一点反的迹象，如滥杀无辜，恐遭天谴，但皇命在身，遂杀了几个恶霸，回京缴旨。

朱元璋看了胡大海、常遇春的奏本，虽对他们违旨十分恼火，可一来胡、常之举占理；二来又是开国元勋，当然主要是因龙椅还没坐稳。所以，只好摁下不究。但这终究是块心病，没过多久，朱元璋又被同一恶梦惊醒，胡、常十万大军，又是一番折腾，劳师而返。

当朱元平璋第三次梦见“山东反了”后，“心病”成了“真病”，给胡大海、常遇春一道措词严厉的圣旨：兵剿山东，斩尽杀绝，人芽不留。如再次抗旨，同案论罪。

于是，胡大海、常遇春第三次进剿山东，见人就杀，在山顶望见那里烟囱冒烟，就大兵合围，逐村捕杀，直杀得山东千里无人烟。这一天，正围剿一个村时，被一个黑脸大汉堵了路，这个大汉也不说话，就是拦着不让走，一个兵丁照着他的肚子扎了一枪，只听“嗡”的一声，飞出铺天盖地的红头苍蝇，接着飞向山南海北――“瘟神”来了，山东一带，连兵带民，死了个净光。

瘟疫过去后，朱元璋下诏，移民山东，那时山东都是无主的地，先到先占产，写个牌子，往地里一插，就是自家的。来晚的，地被占完了，就只好给别人当佃户。现在两城的诸姓，就是这么来的。

“红蝇之瘟”，在齐鲁大地流传很广。潍坊、青岛、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都称元末明初曾发生过同类事件。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先生在《家国悠悠福运绵长》中记：

关于山东潍县年画的起源，79岁的张殿英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朱元璋当上了皇帝，某一天回首峥嵘岁月，忽然想起自己当和尚时，曾到山东沂县化缘，结果无人施舍，几乎饿死。他越想越生气，狠呆呆地说了句：“山东沂县不留！”并命大将常遇春率兵屠戮山东。

常遇春大吃一惊，以为“山东一县不留”。可圣旨难违，只追问了一句：“杀到什么程度？”

朱元璋说：“见烟找人，见人就杀！”

临行前，刘伯温指点常遇春：“潍河边上不饮马，常岭埠上不扎营。”

常遇春带人到了潍县，不小心偏就扎营常岭，饮马潍河，结果染上瘟疫死了。他死后身上长出无数红头苍蝇，到处传播瘟疫。兵荒加上瘟疫，山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元璋就下令从外地移民，重整山东。

潍县杨家埠杨氏家谱记载，洪武二年，杨家自四川梓潼县迁居山东潍县浞水西岸。杨家到了潍县，安顿下来，重拾年画手艺，画了一张名为《民子山》的年画，这张画被认为是潍县年画的鼻祖。

《民子山》传到了朱元璋手上。朱元璋看了此画，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就动了怜悯之心，下诏不再跟山东人过不去了。

潍县杨家从此以年画为业，潍县年画就此诞生。

……　……

新家已建，但惊魂未销，所以明朝潍县年画的内容主要是神像：门神、财神、灶王、观音。

至今，山东民俗中还残留着祖先移民的记忆。

很多人山东都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四川。莫言《红高粱》中那个孩子在娘死后喊道：“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说的就是，活着不能回到西南故园，死后也要回家。来时走山路，涉激流，九死一生；死后不但要回家，而且要金光大道，鲜衣怒马，衣锦还乡。

在《胶南移民考》中，彭煋文、史星先生记：

据当地一些老人传说，有一年胶南地区出现大批红头苍蝇，多得遮云蔽日，苍蝇过后，瘟疫流行，人口锐减。

在《今晚的月亮》中，作者追忆：

三婶婶……说朱洪武的姥姥家是山东，因为姥姥家待他不好，等做了皇帝便血洗山东十二年，看看人杀得差不多了，就下令起了“红头苍蝇”，咬到谁谁死，成群的苍蝇飞过“燕”姓人家，正赶上这人家出豆腐揭锅盖，腾起的热气就把苍蝇熏跑了，所以这“燕”姓人家成了山东的坐地户，别的人家都从“大槐树”来。

【2】

在山东以外的华北各省，也都有类似“红蝇之瘟”的说法。

如江苏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中均有记载。其中，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非常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

江苏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称自己祖先在明代从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海州，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流传着“红蝇赶散”的事。

孙徽先生在《“红蝇赶散”揭秘》中考：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

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

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

“漂泊天翼”在《大熊寻根》中记：

野史记载，当年朱元璋攻打苏州城，遭到猛烈抵抗，死伤惨重，后为泄心头之恨，把当时中国最富庶的苏州老城阊门附近居民赶到山东、江苏沿海，人数说法不一，但几十万人是有的，这就是“红蝇赶散”事件。老百姓不敢明说，借红头苍蝇暗喻朱元璋。我的祖辈就是这样来到了连云港，来到海边晒盐为生。

“陪你到天亮”在《大槐树、洪武赶散及其它――明初大移民》中载：

山东西部的荏平县，似说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红头苍蝇四处乱飞。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

在华北各地，以上类似传说不胜枚举，而且都讲得服服贴贴，活灵活现。

但是，“红蝇之瘟”也罢，“红蝇赶散”也中，都很难自圆其说。

首先，这违反最起码的动物学常识。不论是“红蝇”，还是“红蜂” ，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播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而蜂类，则一般不主动叮人。

其次，这不符合最基本的人伦常理。假如确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引发大规模的瘟疫，为什么各家家谱都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

再次，这不符合最基础的治史之规。无论是《明史》、《清史稿》，对此都无片言只语；在方志中，如《日照县志》、《莒州志》、《密州志》、《胶州志》、《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等方志，各种自然灾害都记得非常详实，可均未有因“红头苍蝇”引发大规模瘟疫的记载。

一个肆虐好华北数省的大规模瘟疫，一次数十万人拖家带口的大迁徙，却被史学家们都“忽略”了，这可能吗？

历史，在这里隐藏了一个谜！

【3】

实际上，“红蝇之乱”是民间对元末北方瘟疫加兵荒的一个隐晦之说。

十二世纪初，兴起于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女真人的金国先灭契丹人的辽，又灭北宋，汉人大量南迁，北中国人口锐减。1141年，南宋与金订和约，秦岭――淮河以北属金，女真贵族不断收夺汉人土地划归屯田军户，肥沃的土地转为痟薄，痟薄转荒芜。同时，宋金对峙间，虽秦岭――淮河是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间一直未停，致使这一地区长期人口稀疏，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华北荒地也动辄百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

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东征西伐，先灭金，后亡宋。

宋、金、元易鼎，连年兵荒马乱，山东先为宋金、后为宋元拉锯地带。

据《增修胶志》记：

金自宣宗癸酉、丁丑密州再破于蒙古，戊寅三破于红袄贼，秋四月破于李全，己卯全又以州降。

金卫绍王至宁一年（1213），蒙古木华黎屠胶、密二州，横尸遍野。

此后的七年，胶州五易主。

蒙古入主中原之初，不知稼穑之重，甚至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其黑暗统治维持了半个世纪，北中国虽相对安宁，但受破坏最深。

其时，北方又连年瘟疫。

《大槐树、洪武赶散及其它――明初大移民》一文记：

十四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区为浓厚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元末明初，乱世连年，豪杰四起，先是驱逐异族，后是同室操戈，战争连绵近二十余年。

韩山童、刘福通借白莲教起事，韩山童事泄被杀，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率先举义，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徐寿辉、郭子兴相继揭竿，后刘福通战死，诸枭雄虽各怀异志，但名义上都尊韩山童之子小明王韩林儿为主，国号“宋”，并皆头裹红巾，举红旗，时称“红军”或“香军”。

除战争、瘟疫，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而今日照地，时属莒州。据不完全统计，自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100年间，莒州一带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28次。

《诸城县志》载：

元文宗天历三年（1329），春水灾，夏秋旱蝗并行，民采草木充饥。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夏五月，蝗。

同时，自蒙元起，倭患迭起，倭寇时常侵扰沿海，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如胶州沿海多次受到倭寇侵扰，长期不得安宁，许多居民被迫内迁。灵山湾唐宋时还是山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可元末这里就已人迹罕至，“荆棘充塞，树木丛杂，豺狼之所居，狐狸之所嗥，渔夫樵子时或出没期间，不过一二野人耳”（《灵山卫志·建置序》）。

在这江山代谢之中，元末诸路“红军”南北纵横，诚可谓“风卷红旗、残阳如血”，“红巾”所到之处，尸骨遍野。

天灾加人祸，北中国十室九空！

而在其中，最彻底、最残酷、最无奈的人口减少，是战争，是手持“红旗”、头裹“红巾”之下的“红色死亡”！

【4】

而且，明初确实发生过“红蝇赶散”之事，这即明初大移民。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之人还乡生产，还乡者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洪武二年（1369），朝廷开始组织大量移民。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不断把狭乡（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宽乡（人少地多之地）迁移，日照的移民基本都是这一时期从山西洪洞、江苏海州等地迁来的。

孙徽先生在灌云县博物馆，曾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洪武四年（1371）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为开发边远地区，戊边屯田，洪武五年（1372）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

与此同时，明初，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内迁，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

那么，皇榜诏告的移民，为什么竟成了“红蝇之瘟”、“红蝇赶散”？

真实原因是，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而且多是由繁华富庶之地，迁往不毛之地，如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和“湖广熟、天下足”嘉、湖、锡、常等迁往芦苇丛生、四野沼泽的海州，这无论大户、小户，都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政策，贯穿有明一朝！

更敏感的是，元末“红巾军”起义，诸路枭雄，唯有小和尚朱元璋笑到最后。

朱元璋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少时因家贫，在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投军在郭子兴部，娶郭之义女为妻（即大脚马皇后），郭子兴父子战死后统其所部，韩林儿称帝时任左副元帅。

龙凤七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封吴国公。

龙凤十二年（1366），朱元璋发布广告，咒“红军”为“妖”，溺杀韩林儿，并进而剿灭“红军”其它各部。

好不容易明初战火熄灭，老百姓没过了几天好日子，又爆发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长孙朱允炆即位，即历史上的建文帝。而这时的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手握重兵，坐镇北平，当然看不起他那个侄皇帝。于是借口朝中有奸臣，要“清君侧”，发兵南下，夺取江山。燕军一路南下，首攻河北，次取河南，再掠山东，后逼南京，中原大地再次动荡起来。由于明政府军的节节抵抗，双方在中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使江北一带变成千里无人烟的荒地。建文二年（1400）四月，燕军大败朝廷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

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瘟疫漫延而造成的北方之十室九空，本应名之“红巾之乱”；而紧随其后的强制性移民，亦应名之“洪军赶散”。

然而，在朱明一朝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当时及年代近的家谱不敢实记，当世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遂都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为避忌讳而改口为“红蝇赶散”、“红蝇之瘟”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年久时远，以讹传讹。

同理，《洪洞大槐树》中记：

冀豫之间有个“十八村联合会”，原来是一个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也被燕军杀得只剩下狐、刘两户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还流传着“红虫吃人”的故事，因为燕军也是头戴红巾。只不过老百姓再不称其为红军、香军，而是叫做“红虫”，“红虫”音近“蝗虫”，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残害百姓。

而随着移民自江苏东海再次北迁，“红蝇赶散”、“红蝇之瘟”这一说法也就越传越广了。

山东移民来源考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7:5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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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移民来源考

摘自:http://www.wulian.com/

                文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口同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比山西大多了，由于黄河泛滥，灾疫盛行，再加上“靖难之役”，南北构兵，造成人烟稀少,也是移民的重点省之一。山东省移民以明时的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最多。现移民于山东有据可查者达八十余县。
                其分布如下：

                山东省移民分布一览表:

                济南 历城 章丘 长青 青岛 胶南 即墨 淄博 枣庄 滕县

                德州 宁津 商河 济阳 禹城 夏津 陵县 齐河 武河 广饶

                滨县 垦利 阳信 沾化 利津 博兴 惠民 潍坊 潍县 诸城

                五莲 安丘 临朐 寿光 高密 益都 烟台 牟平 文登 莱阳 栖霞

                掖县 荣城 莱西 招远 黄县 临沂 沂水 日照 平邑 沂源

                沂南 莒县 莒南 费县 泰安 莱芫 新汶 肥城 平阴 宁阳

                东平 济宁 兖州 鱼台 嘉祥 汶上 曲阜 邹县 菏泽 郓城

                巨野 单县 曹县 鄄城 梁山 定陶 东明 聊城 东阿 临清

                莘县 金乡 徽山 阳谷 茌平 冠县 高唐

                山东移民以洪武朝为多，永乐朝次之。也有个别为其他朝迁者。从家谱、碑文中的记载看，大多记载为从洪洞迁出，也有个别从它县迁出。

                定陶县一千王村民国时期写的《王氏家谱序》载：我王氏自明洪武二十五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于此，始祖讳良，带来随手兵器一件，庄名‘一枪王’……宗族甚多、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人。后人共称"一千王"。

                定陶县光绪二年续写的《张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四老字开墓，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远祖洪洞者不可考，始祖开墓公当明定鼎之初，奉诏迁徙山东，籍隶定陶，居城二十六里堂林坡村，即今之陈集奄东南东张庄是也，尔时兹土荒芜、户口流亡……”已传二十三世。

                沾化县《王氏族谱》载：“我王氏当宋、元之际，世居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古晋人也。迄明初洪武二年，吾祖由洪洞县迁籍济南府历城县东关，北临柳符头，两地虽遥，先人之庐宛在也。但我王氏有的迁至济南龙洞及直省河间府者已失联系。迁来沾境者系六世社讳兴，萃二老，先住沾境‘王家庄村’，后移邻近铁匠家(西孙村)，现另有族人移居滨州“刀子王家”
                滕县《马氏家谱》载：“始祖三世太、清、壮，原籍山西省洪洞县，明洪武二年迁山东滕县，住城西石井村，因子孙繁衍曰‘马家村’。"

                临清县肖寨村光绪二十一年写的《李氏族谱序》载：“尔近溯之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定鼎之后，东省户口零落。逐移于清邑居焉。”又康熙四十年写的《李氏始祖碑文》记载：“自元末运数当劫，民遭奇患，山左居民几无孑遗，暨明太祖建国，分民诏下，移民迁众，我始祖自山西太原市(原文如此)洪洞迁此清邑，披荆斩棘，蒙霜露而居焉。当是时，垦田构室，几费艰辛，而不惮烦者，贻劂后也。”

                临清县乾隆二十五年写的《张氏族谱序》记载：“张氏系出于山西之洪洞……自有明奉敕迁徙清源(临清)遂族而家焉。”

                商河县《王氏祖碑》记载“祖辈是明朝洪武年间迁来，”历经千难万险，由山西省洪洞县虾蟆湾来此居住，望孝子贤孙世代相传牢记故乡。

                临朐县尧山乡王寨村崖村群众在坟中曾扒出一石碑，上面记载周围几个村庄，都是自洪洞大槐树下，于洪武间迁去的。

                汶上县《杨氏墓碑》载：“杨氏迁汶已十余世矣，溯其始世居山西洪洞。”

                清平县《周氏家谱》载：“周氏，清邑(清平)望族也……‘于洪武年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居清邑城西北，距城四十五里欲一里八甲居周庄。”

                此外，肥城县《朱氏家谱》、商河界《王氏家谱》，阳谷县《姜氏墓碑》、滕县《徐氏家谱》、惠民县《咿氏家谱》都记载其先祖是洪武年间从洪洞迁鲁的。

                曹县乾隆七年立《追远碑.大清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历来迁居追远序》载：“溯其渊源，考其履历，其迁也，奉永乐诏起自洪洞，迁于大梁。……弘治三年……有祖讳希颜复迁于鲁河东岸。”。

                潍坊市《李氏家谱》载：“李氏先祖李唐、李树兄弟二个，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民到山东潍县，在一边定居，起名李家寨。”

                嘉祥县张氏、兖州张氏、禹城刘氏、菏泽县袁氏，先祖都是永乐年间由洪洞迁去的。无棣县水湾乡牛氏始祖是明永乐二年奉旨迁入海奉(无棣)的，据先辈传，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从山东的资料来看，以洪武年间迁民较多。据嘉祥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70％的自然村均为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的。据山东省莒县地名办公室初步调查，洪洞明初迁民于莒县情况如下：

                原籍及姓氏 迁莒时间 迁莒地点 备考

                洪洞县马氏 明洪武 弧山庄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僚洼 明洪武 石岭子 《重修莒武.氏族》

                村高氏

                洪洞县孝义 元末 城西粟园 《重修莒志.氏族》

                村郝氏

                洪洞县万氏 明初 万象山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赵氏 明初 山东益 《重修莒志.氏族》

                永乐 莒北门 《重修莒志.氏族》

                洪洞县赵氏 明洪武初 今棋山乡 《赵氏族谱》

                赵家庄子

                洪洞县徐氏 洪武二年 棋山乡水沟 《徐氏族谱》

                山西段氏 洪武初 棋山乡威服村 《段氏族谱》

                洪洞县孙氏 棋山乡 褚家坡 当时迁民执照

                洪洞县韩氏 棋山乡 长宁村 传说

                洪洞县林氏 棋山乡 大林茂 传说

                洪洞县僚洼 洪武 招贤乡高家桥 族谱

                村高氏

                山西省祁县 明 徙阿庄 《重修莒志.氏族》

                定陶县现有村庄1050个，其中有396个村庄居民祖先是明朝由洪洞县迁移而来，另有18个村是元、清时期由洪洞县迁来。最多是明洪武时期来定陶者即占241户。据调查，当时移民每户一般为一至三人，人别有四至五人，按此推算，明朝从洪洞县迁定陶县约396户，计800余人。

                上表可以看出只有一户不是洪洞迁出的，也有洪武、永乐前后迁去的。聊城县《段氏家谱》载：“大明天启年，自山西洪洞县北关迁山东东昌府城北十八里，自立小段庄。”沂南《傅氏墓碑》写道“始祖居山西省洪洞县喜鹊窝，于万历年间迁此处。”

                1956年在济宁发现一座坟墓，棺木未朽，尸衣未腐，被上纸写道：“明朝郭轩，嘉靖十五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济州南关外住。终年五十六岁。”

                五莲属山东日照市管辖，位于鲁东南。据统计，该县现有姓氏500左右个，姓氏按人口数多少排在前20位的分别是：王、张、刘、李、陈、孙、赵、于、徐、马、董、宋、杨、朱、卢、何、崔、周、高、史。五莲，很多姓氏都修有家谱。“张王李赵遍地刘”，不少姓氏的人，直到今天都难以详查自己的姓氏来源，江苏“海东十八村”、山西“洪洞县老槐树底”“老鸹窝”还时常挂在一些长者的口中。究竟是何时何地何因来此居住，大都无稽可查。据资料分析，来五莲的姓氏，大都在明朝洪武年间之后，有外省移民，有躲避战乱，有逃荒要饭，有做买卖经商的等等不一而论。在五莲清朝后发展起来的大户，比较有名望的是臧家、管家、张家,李家等。

                五莲人的族谱大都是清朝至民国初年和建国后续修的。但有的家谱已经50多年未修，谱上只记着他们爷爷的乳名，有的家谱续修多次，达到六修、八修。但大都三五十年续修一次。主要以木刻、石印、手抄为主。家谱的体例内容，主要有：谱名、谱序、谱论、凡例、姓氏源流，本宗支世系谱表、人物传志、字辈谱、族祖像、家训、族规、族产、祠堂、坟莹、名绩录、官宦、年谱等，制谱内容体例等等不一。从家谱中不仅看到一个家族过去门第辉煌程度、社会地位等情况，而且可以看出人口繁衍、历史变迁等情况。


                这里借助五莲网希望五莲的朋友可以奉献自己的家族的族谱与大家分享.

南方移民源地－珠玑巷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7:5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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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移民源地－珠玑巷

韶关珠玑古巷　　　（来源：古风网 作者：罗凯燊 ）
       
       
        　　珠玑古巷位于南雄县城北10公里处。据考证，珠玑巷是珠江三角洲居民的发祥地，也是海外华侨的祖居。珠玑巷的得名，始于张昌，张昌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朝廷闻悉，旌其孝义，特珠玑绦环，因避敬宗庙溢，改名珠玑。珠玑巷1500多米，路而宽5米多，用鹅卵石铺砌而成，巷内保留看不同朝代的古楼、古塔、古榕风貌和古建筑遗址等一批文物、古迹、观光景点，其中，“珠玑古巷”牌楼西北的元代实心石塔，是广东省现存元代石塔中唯一有确切年代可考究的，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漫话珠玑巷
        　　一、古巷的沧桑
        　　珠玑巷是一个具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巷。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明末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与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

        　　珠玑巷又名沙水镇，在沙水河西侧。从史料看，本来珠玑巷只是沙水镇的一部分。阮元编的《广东通志》云：
        “珠玑巷在沙水寺前”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抄录诸族谱中，多称：“沙水村珠玑巷”
        “沙水珠玑巷”。可见珠玑巷原属沙水镇。据考察，原来珠玑巷大体在沙水镇的南端，即从《珠玑古巷》门楼起向北走经石塔到石桥这一段，约长二百米。再向北走则是其他巷、里、坊。如今之“珠玑楼”，过去并不属珠玑巷。据乾隆十二年建楼碑记载，(此石碑现仍镶于“珠玑楼”)“珠玑楼”原为沙水镇翔凤坊之楼，早塌，乾隆十二年重建时才题名为“珠玑楼”。《南迁记》中记述沙水镇还有“儒林里”
        “沙水塘”等旧址。后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富庶，来这里寻根问祖的人越来越多，珠玑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沙水镇的里、巷、坊，都象翔凤坊那样，逐步被珠玑这个名称所代替，整个沙水镇也叫珠玑巷了。但历代行政区域，一直沿用沙水这个名称。宋嘉定中称沙水驿，后又改沙角巡检司，清名沙水塘，民国为沙水圩。民国29年实行新县制，全县划为2个区28个乡，第一区均平乡改为珠玑乡。以珠玑为行政区域从此始。今名珠玑镇，辖110多个自然村，3万余人口。

        　　珠玑巷离南雄城九公里，一条街道从南到北，(从珠玑古巷门楼到珠玑街门楼)长7 6
        1米，宽3米多。在古代，它是南雄的一个重要商业市镇，两旁列肆如栉，不下二、三百家。它创于唐而盛于宋。珠玑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重要商业市镇，主要原因是它位于粤赣交通要道上，是沟通大庾岭南北的必经之路。每天来往客商不下千人。宋皇佑年间，韶州岑水开采铜矿，年收购铜五、六百万斤，北运铸币。煦宁年间，在韶州设永通监铸币，年产103万缗，按每缗用铜3．14斤计，共重五百余万斤。这些铜币北运，至少要挑夫十万人次。又如盐运，北宋时即有大批广盐运入江西，赣南上百万人口的食盐都由广东沿海北运供应。《南雄州志》载：元至正二十二年岁办10825引，清嘉庆13年，增至11458引又1921包零37斤，折合约5百万斤。(附注)这些盐由沿海船运至南雄，再由陆路运到赣南，也需挑夫十万人次以上。至于其他南来北往的客商，海外使者，无法计数。《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记述1595年(明神宗23年)5月，利玛窦一行越过大庾岭时，看到客商来往的情形：
        “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象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珠玑巷每天要接待如此众多的客商，茶楼酒肆、客栈饭馆，生意兴隆，应接不暇。

        　　北宋末年，宋室南迁，中原人民为避战祸，纷纷向南迁徒。这些南迁的人，在兵荒马乱之中，扶老携幼，历尽艰险，越过大庾岭，心情始定，多在珠玑巷安顿下来。因为珠玑巷位于南雄盆地中部，土地比较肥沃，有沙水河灌溉，宜农宜牧，又居交通要冲，商业相当繁荣，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所以吸引了不少南迁的人在此定居，缙绅流寓日益增多。珠玑巷便逐步发展成为诸姓什居的繁荣古镇了。明·黄公辅《过沙水珠玑村诗》云：“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编户村中人集处，摩肩道上马交驰。”就是一个生动而真切的写照。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海运的发展，特别是粤汉铁路、韶赣公路开通之后，南北交通状况有很大变化，南雄至大庾的古道为公路、铁路、海运所代替，珠玑巷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优势，逐步衰落下去，由繁荣的商业圩镇变成为以耕种为主的农村了。
        　　珠玑巷现存古迹不多，主要有古巷、古楼、古塔等。珠玑巷的南端为“珠玑古巷”门楼，砖石结构，中有拱门宽约3米，拱门正上方雕有“珠玑古巷”碑刻一块，右上方镶有民国十六年碑刻一块，题为“祖宗故居”。
        “珠玑楼”位于古巷中间，乾隆十二年重建，一九八四年重修。楼的正中镶有“珠玑楼”石碑一块，上方又镶一块石碑，上刻“珠玑古巷，吾家故乡”
        “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中浣”
        “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第三师副师长蒙志题”。石塔为稀有的元代实心石塔。还有古道、古榕、三荫塘等。游客沿古道自“珠玑古巷”门楼入，沿街道北行，可以鉴赏石塔，观玩古榕，登珠玑楼而远眺，古镇风貌依稀可辨。1994年重建张昌故居和胡妃玉雕像。

        　　二、南迁氏族发祥地
       
        　　相传南雄珠玑巷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祖居。《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县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分布情况如下：

        　
        南海23姓38族。陈氏：河清、九江、鹤园；黄氏：平地，夏氏：麦村、冲霞北乡海口；冼氏：大朗、罗格，大桐、简村；欧氏：金瓯松塘；钟氏：大沥龙腹；杜氏：西樵大果；麦氏：西隆堡大效乡；傅氏：西樵大桐堡；康氏：银塘；李氏：绿潭、石江；张氏：大涡；邵氏：邵边，孔氏：罗格；梁氏：澜石、海舟、石□（石＋肯），姚氏：□（虫＋雷）冈；朱氏：九江；关氏：九江；庞氏：弼塘；简氏：盐步、湖湧、黎涌、云路、白沙、横江；陆氏：上淇、恒顺；黎氏：黎边；程氏：大同。

        　　番禺9姓15族。李氏：沙湾、鹭冈；简氏：韦涌、车陂、屏山、都那，小洲；黎氏：礼园；屈氏：沙亭；洗氏：鹿步；韩氏：市桥；谢氏：市桥、大田村；麦氏：番禺；曾氏：小龙宁仁乡。

        　　顺德17姓19族。欧氏：陈村；陈氏：马齐、大良；李氏：逢简；冯氏：古楼；潘氏：古楼；陆氏：石涌、龙江；黎氏：桃源；苏氏：碧江；卢氏：大良；罗氏：大良；何氏：马宁；梅氏：龙山；温氏：龙山；黄氏：龙江；简氏：龙江；张氏：龙江；邓氏：甘竹。

        　　新会20姓32族。李氏：河塘、七堡、务前、泷水、连塘、竹坑、冲澄、鹿洞；区氏：瑶溪；陈氏：凌村、石头、恩州；冯氏：大口；容氏：河塘；谭氏：天河；朱氏：水尾；陆氏：冈州、中乐；简氏：鸾台；麦氏：新会；吕氏：丹灶、江门范罗冈；黎氏：城南新魁滘；马氏：河塘张士园；宋氏：苹冈；容氏：潮居里容村；唐氏：白石；梁氏：小冈；还有吴氏、刘氏、周氏、叶氏。

        　　中山36姓，54族。张氏：南屏；刘氏：潭井、鸦冈、隆都、小榄；林氏：平岚、大车；陈氏：大都、麻子、冈背、莆山、水塘头、婆石村、窈窕；严氏：濠涌；简氏：南塘；梁氏：坎下、张溪、小榄、四都梁村；韩氏：古坝；阮氏：赤坎、众角；魏氏：海州；曹氏：南村；缪氏：永原；杨氏：北山、良都；吴氏：山场、小榄；何氏：小榄；李氏：麻洲、小榄；蓝氏：麻洲；余氏：隆都；侯氏：龙头环；唐氏：唐家湾；高氏：过塘；任氏：过塘；麦氏：小榄；郭氏：鸦冈、良都；鲍氏：山场；孙氏：小榄；甘氏：小榄；罗氏：小榄；石氏：小榄；肖氏：大涌南文；曾氏：涌边；蔡氏：永厚；钟氏：淇澳；朱氏：小榄；邓、杜氏：小榄。

        　　东莞22姓，26族。张氏：栅口；袁氏：茶园；何氏：赤冈、大汾；黎氏：茶窖；刘氏：长表；丁氏：文顺；肖氏：古梅；麦氏：靖康；李氏：茶山、白马；封氏：东莞；祁氏：梨川；陈氏：燕川；房氏：篁村；翟氏：南街；邓氏：石排福隆围；利氏：桥沥；罗氏：中堂、英村；谭氏：大宁；卫氏：茶园；钟氏：茶山；蔡氏：沙头；梁氏：小亨、板石。

        　　高要28姓63族。仇氏：王臣；方氏：文明堡；帅氏：砚东；利氏：良江甲编墨坊；涂氏：耕沙；王氏：朱紫印；岑氏：白诸龙潭村；金氏：银江都金屋；俞氏：外迳；吕氏：云料；夏氏：宋隆；文氏：下窝；李氏：富佛、银江、陈村、贝水新村、南岸、蔗村、院主、塘冈、罗秀，牌楼村、砚洲东股、横村、砚东、腰冈、围边、榄塘、塘基头、横石、长旗、牛围；石氏：横槎、钱宁；甘氏：温贯；江氏：蓝村；胡氏：禄村；林氏：杜村；周氏：蓝塘、东冈；伍氏：榄冈、上围、高第、平布；朱氏：湖坑、罗客；何氏：桃溪、茅冈、渡头、西岸、勒竹园、何田、仙洞、庆云社、孝友；吴氏：竹洲、沙浦、茶冈；余氏：东坑口；杜氏：隔布；邵氏：永宁；唐氏：温贯、冈边；徐氏；大基头。

        　　台山10姓，11族。陈氏；冲泮春场；李氏：滘口上冲水楼、横塘；肖氏：肖村；甄氏：海宴；容氏：寨门；樊氏：白石村；冯氏：南头；袁氏：独冈；赵氏：海宴；徐氏：大担。

        　　开平16姓，20族。张氏：张桥、沙坝；梁氏：北潭、长沙；陈氏：碧潭、魁冈；苏氏：棠红；劳氏：长沙塘；司徒氏：滘堤；谢氏：潭边园；黄氏：北炎水背；杨氏：独冈、塘浪；罗氏：良溪；吴氏：楼冈；胡氏：长沙洲；简氏：钱冈；邱氏：勒竹村；李氏：冲澄；邝氏：泮村。

        　　此外，还有恩平圣堂的梁族、司徒族，广宁江谷的洗族，清远潖江的朱族，宝安的何、黄、陈族，阳江的司徒族，增城的刘族，香港新界乐挂角山的邓族。

        　　以上各族谱牒都称其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叙述有简有繁，时间有先有后，早的在北宋开宝，而多在北宋末和南宋末。从北宋的熙宁、崇宁、靖康到南宋的建炎，绍兴、淳熙、开禧、绍定、端平、嘉熙、咸淳、祥兴等各年代，直至元初都有人从珠玑巷南迁。

        　　小小珠玑巷怎能容纳那么多族姓呢?从族谱记载中可以看出，自珠玑巷南迁的族姓，大体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世居珠玑巷的；一种是在动乱年间由中原陆续南迁定居珠玑巷的。有的族定居时间长些，有的短些。几百年间，中原南迁民族，以珠玑巷为立足点，一批批自北迁来，又一批批南徙而去。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述其祖为汉寿亭侯后裔“宋咸淳元年自解州徙居保昌郡珠玑里，阅七年，始祖谭贞偕弟俊奉南雄公骸骨徙南海九江……。”又如简氏胡涌房谱述“远祖朝进宋理宗时宦游岭外，遂居南雄珠玑巷，迨宋度宗时迁南海紫洞……。”从理宗到度宗相隔也只有4
        0多年。象这些族姓，他们旅居珠玑巷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他们却以珠玑巷为桑梓乡?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多是在北宋末或南宋末，自战乱不堪的中原迁徙而来，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到了甫雄珠玑巷之后，才得以休养生息，重振家业，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把珠玑巷看作是先辈重新创业的发祥地，看作自己的桑梓而特别留恋。二是他们来自中原各地，本无亲族关系，南迁后，都以旅居的珠玑巷为故乡，这样就可以建立乡亲关系，联络感情，加强团结互助，以利于在客地创家立业。

        　　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有的是为避天灾兵祸，有的是为找寻更好的生活基地。他们的南迁对开发珠江三角洲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一批开拓者，在动乱中迁徙，经过艰苦跋涉的磨炼，有顽强的创业精神；同时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他们到了珠江三角洲后，与那里的良好的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使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业迈开了具有开发意义的新步伐，成为岭南最富裕的地区。他们也迅速繁衍成为那里的巨家旺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达，产生了一批知名的历史人物。如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还有许多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远涉重洋，成了海外华侨，为开发海外诸国也作出了应有贡献。珠玑巷确实不愧为珠江三角洲人民以及广大华侨值得永远怀念的故乡。

        　　三、宋妃的传说
       
        　　南宋年间，珠玑巷人民曾多次南迁，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有九十七家，三十三姓，南迁冈州大良，即今之顺德市一带。这次南迁的原因诸多传说。市桥谢氏族谱记述苏妃传说如下：

        　　宋季间，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已。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引者注：一说苏妃与东宫不合，越宫潜逃)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漂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有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己，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经年无迹，乃复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女子，即苏妃也，己改姓，贮万己纳之为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等事。时贵祖(引者注：即珠玑巷贡生罗贵)有婿梁乔辉，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徒。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恶势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

        　　又小榄麦氏族谱(光绪十九年刻本)记述胡妃传说如下：“溯我族由雄南下之始，据旧谱云；宋度宗咸淳八年九月，祀明堂，贾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幸景灵宫。将还，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得毋不可。显祖绐曰：平章已允。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似道始还。由是贵嫔出宫，作钞化状，肆行丐食。有南雄保昌县富民张贮万，运粮入京，船泊关口市，备牲酬福。此女下船乞食，衣虽褴缕，而艳异常人。张怜其无依，遂挈归保昌牛田坊。……”以下与罗氏族谱所述同。

        　　是苏妃还是胡妃?查《宋史·后妃列传》从南宋初的高宗到南宋末的度宗，均无苏妃其人，亦无那个妃子“失调雅乐”被打入冷宫，或“与东宫不合”而潜逃的记载。至于“越宫潜逃”也不合情理。即使南宋时期，临安草创，宫禁条件差些，但毕竟宫禁森严，一个宫中女子私自越宫潜逃是不太可能的。至于胡贵嫔的情况，《宋史·贾似道传》有记述胡贵嫔被贬为尼之事，与小榄麦氏族谱所述同，而贵嫔出宫为尼以后的情况，史书无记述。胡贵嫔流落珠玑巷有没有可能呢?苏妃是不是胡妃之谐音?值得研究。

        上述南迁缘由，史书、州(县)志均无记载，纯属民间传说。从这次南迁的规模和时间来看，确实事出有因，绝非偶然。这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结伴南迁的至少有上千人。小榄麦氏族谱记载，单是麦氏兄弟五人“相与挈家两百余口”。可见珠玑巷几乎空巷南迁了，而当时珠玑巷附近的村庄却没有这种情况。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珠玑巷人南迁呢?是天灾吗?天灾受害的不可能只是珠玑巷；是金兵压境吗?避兵也不可能只是珠玑巷。可见珠玑巷人这次南迁是因为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如为首南迁的罗贵，是个贡生，全家南迁男女十九口，其中有家佣八口。象这样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非有特殊事故是不会迁徙的。又从迁徙的时间来看，正月初五告县申请，十六日出发，正是春节，年宵期间，非有特殊事件也不会那么匆促南迁的。这特殊事件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听说牵动朝野的胡妃之难。作为一种传说，流传了几百年，总非纯属偶然。史书不载的原因，可能是因此事在封建礼教下，事关宫禁，官方正史讳而不谈，避而不记，所以便流为民间传说了。明代西安府同知梁维栋是南海人，“天启乙丑年(1
        6 2
        5)解绶归来，自号空空子，曾多次往返梅关，涉历浈水，顾盼珠玑”(圣堂族谱序)他对珠玑巷是比较了解的，在《珠玑怀古诗》中有“恨少贞珉传往事，满途燕雀语”之句。这“恨少贞珉”的往事隐约指的可能就是宋妃之事。清·潘兰皋《珠玑巷诗》有“停车数问当年事，父老低徊感慨同”之句。这个为父老所低徊感慨的当年事，指的可能也就是宋妃之事。

        　　四、石塔的来历
       
        　　离珠玑古巷牌楼约五十米的石街道旁，有一实心塔，高2．8米，分七层，由十五块经雕刻之石块垒叠而成。塔基直径约1．5米。第一层为莲花托上八角柱体，柱体上有似“四大天王”浮雕象，并刻有“南雄路同知孙朝列重立，元至正庚寅孟冬”，证明此塔立于公元1350年，距今644年。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均为莲花托上八角柱体，柱体的每一面都雕有一形状各异的佛像。第五层为莲花托上鼓形柱体，柱体上雕人形图像。第六层为八瓣花托上鼓形柱体，柱体上雕佛像。第七层为莲花托上鼓形柱体，塔顶为葫芦形。

        　　此塔为当地红色砂质泥岩。从元至正十年重立，历经明代，清代至今六百多年，全塔仍然完整(“文革”期间曾失去第七层鼓形柱体，1984年建亭时补)可见此塔颇有魅力，历代人民爱护备至。然而此塔却没有名，在县志、州志中都没有记载。唯清代简朝亮纂《粤东简氏大同谱》(戊辰印本)中记载；“珠玑巷在今南雄府北三十里沙水村，路旁有铁舍利一座。”舍利指的是塔，“铁”显然是“石'之误。

        　　珠玑巷石塔，在志史中一无名二无记，正好说明它的来历不同一般。它既非为点辍风景名胜而建，亦非为忠臣孝子、烈女节妇而立。所以入不了“正史”。那么，它的来历只好从民间传说中去寻找了。
        　　传说此塔为纪念胡妃之塔。相传胡妃因贾似道陷害流落珠玑巷之后，改名换姓，隐瞒身份，与周围群众相处得很好，不料被人告发，朝庭追究，扬言要“血洗珠玑巷”。胡妃悲愤交集，走投无路，为免累及珠玑巷父老，深夜投井自尽了。后人怀念胡妃，于井上立塔纪念。公元1275年，南宋亡，元军度梅岭入岭南，原塔为战火所毁。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提出了“复宋”的口号。南雄人民不满外族统治，素有抗元之志，于是或明或暗纷纷响应。人民因思宋而念及胡妃，出现了重立纪念胡妃之塔的活动。当时的南雄路同知(元制，路设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副职同知由汉人担任)孙朝列，同情人民的要求，顺从民意，遂有重立石塔之举。因此塔为纪念胡妃而立，又含有抗议外族入侵的爱国精神，故民间尊之为“贵妃塔”，特加保护，代代相传。

        　　经鉴定，此塔为我省唯一有年代记载的元代实心石塔，因而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年，此塔的来历已逐步为人们所知晓，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1984年，县政府拔款建了一座护塔亭，既使石塔免遭风雨，又为石塔增添了风采。

山西大槐树的移民传说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7:4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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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槐树寻根
    －－北方人的传说
    作者：史学家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85  更新时间：2006-12-2 

    大槐树的移民传说
    The stories of the Emigrants from the Big Pagoda Tree Village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
    不管姓什么，都说是从大槐树迁来的。是山西还是陕西？谁也说不明白。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2-19 17:4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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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
    湖北麻城孝感乡
    作者：史学家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65  更新时间：2006-12-2

摘自:http:/com/htm/shgc/wszl/2004-12-14-17923.htm/www.xslx.
 
    我从那里来，故乡今何在？
     
    寻根问祖是中国人、尤其是迁居他乡或飘零异国的炎黄子孙们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提到寻根，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山西大槐树、苏州阊门外、江西瓦屑坝、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珠玑巷、福建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八大移民圣地以其在历史上移民规模大、影响深远而闻名遐迩，或载于口碑，或书之典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孝感乡几乎被历史湮没，致使当今湖北人和四川人数典忘祖、鲜知其事。

    何处寻踪孝感乡
     
    如果你问四川人，他的祖辈从何处来？他们多会回答是从湖广麻城县或麻城孝感乡而来。此说可征诸县志。如民国《南溪县志》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又如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由此可见，麻城县曾有过孝感乡，其地名并非虚构。然而查检当今麻城市行政区划或乡镇名录，是找不到孝感乡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许多寻根者断然否定曾经有过孝感乡的历史存在。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
    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红安县境内。
   
    孝感乡移民与“湖广填四川”
    麻城孝感乡向外移民起自何时于史缺载。据《石柱厅乡土志》载，有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它告诉我们二条重要信息，一是说明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二是说明至迟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大规模移民的要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容纳众多人口，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
    元、宋之战曾使四川人口锐减。据《内江县志·内江旧户多楚人说》：“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
    这是说四川人被杀得无民可牧，故元朝廷无法设置地方官府。《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载元军屠川云：“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应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
    余［王介］守土抗战八年之久，“使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宋史·余［王介］传》）余［王介］遭权臣所忌，召回临安夺职削权，［王介］郁愤而死，蜀事更无可为之人。于是蒙军如破竹之势攻占全川，所到之处，尽行“元法”
    。各州县百姓逃之不及，被捕获者以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
    ，日日如此，屠杀不止。仅在成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汉州城破，元军屠城，“血洗焚荡，死者十余万家。”（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4）以每家5口计，则为六十万人左右！按此数计，元军“屠成都，焚眉川，蹂践邛蜀鼓汉简池永康，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又有欲乘舟避兵祸者，因拥挤落水“以数十万计。”（佚名《昭忠录》）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资料，南宋嘉定十六年四川户数达2590092户，人口达6610831之多，到至元十九年仅为12万户，元朝数十年的恢复尚不足宋末的1/20，足见元蒙对四川屠戮之惨。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明升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户数仅84000户，知川人雪上加霜，又遭屠戮，称四川人“十丧七八”是可信的。故向四川移民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