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政权据川十一年，在明玉珍时已有孝感乡民向四川移民。如内江《吴氏宗谱》：“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
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明祖龙飞……元主北遁，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
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
，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想必大夏政权有过号召移民的“诏令”。此际有一定数量移民入川，其原因一是鄂东（今黄州市范围）是红巾军根据地，明氏之兵多楚黄籍，故有招徕乡人壮其势之举，明氏号召必有人响应之；二是红巾军与朱元璋争锋的主要战场在鄂东、鄂北，居民为避战乱亦愿迁徙四川；三是据《明氏实录》载其所征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之征。”
轻赋薄徭也吸引大批乡民奔蜀。明氏偏安一隅，能使四川人口增至约15000户左右（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134页），也是很不容易的。
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见诸当时族谱记载，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
文中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清初，仍是因战争致使四川人口剧减。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主凶是张献忠，对此正史野史多有记载，甚至大西军中外国传教士也直书其事。如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载：“叛匪张献忠率领大军向省城挺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大量的民众为了躲避其暴虐而遁入深山藏身，神父们也随之而逃。”
“他们以各种刑法处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或被斩首，或被活活剥皮，或被凌迟碎剐，还有一些人则被折磨的半死不活。他还屠杀了十四万川兵。因此，全省几乎荒无人烟”
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所著《鞑靼战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证明《蜀碧》等野史记录的张献忠屠川事是可靠的。张献忠屠杀了多少人，难有确凿统计。张献忠死后，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四川人口又处在历史低谷。
据赵文林等著《中国人口史》资料，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仅958196人丁，可知其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己被摧残得破败不堪。因此，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例如顺治六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康熙二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之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在此背景下，麻城、孝感乡民也成为移民潮中的一部分。
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不能不谈到张献忠的“新营”。崇祯十六年四月，张献忠在麻城收5万7千人，别立一军为“新营选勇”，这支新营随张献忠进川。张献忠败后，这些来自麻城的士卒大部落籍四川。如《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这类人在入籍四川的麻城、孝感人中所占比例甚大。其他填川之民，如作家艾芜（汤道耕），祖辈原籍麻城孝感乡，康熙中叶入川定居成都附近。又如1991年版《南川县志》称该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早已不复存在，而麻城填川之民或用旧名孝感乡，或称麻城县，可见孝感乡这一历史地名影响之久远。从移民史角度看，麻城和孝感乡在明末清初兴起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中多有混淆，然麻城还留有原孝感乡一部分旧土，以怀旧之情而续用原籍之名或用麻城为祖籍都不为错，故本文在梳理此阶段时亦无意分其泾渭，而许多研究移民史家在据方志和族谱统计时，也将孝感乡移民归入麻城县统计。如胡昭曦先生《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一文便多作此种处理。据此，麻城（含孝感乡）填川之民见于县志所载者，如《广安州新志》：“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
；《大邑乡土志》：“全资二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
又如《合川县志》所载清初麻城籍乡民迁入计17户，仍占同期各地迁入移民数之首。可见在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大移民中，麻城、孝感乡移民占有重要位置，对重建四川的贡献当不其他地方移民之下！
闲话麻城孝感乡移民
在撰写本文时，欣悉重庆市在建“湖广填四川博物馆”
。川渝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在建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将重现当年移民迁徙的历程，并展示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我以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不仅是“湖广填四川博物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可资叙说的话题。
首先是麻城、孝感乡移民可以作为“新客家”文化研究的课题。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一书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家客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明确指出，湖北有二个非纯客住县：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而对红安县、麻城县的表述，总是割不开移民圣地孝感乡的。红安县、麻城县的这15万客家人应是江西填湖广时，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孝感乡客家先民移居四川时，带去了那些客家民俗文化？例如四川民间凡遇婚嫁丧寿或庆贺开业、请“满月”等等，传统席面多为备办九种荤菜宴客，此即俗称“九大碗”或“九斗碗”。此种“九碗”待客之俗即源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除“九大碗”
习俗外还有那些风俗带到四川？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空白。
麻城、孝感乡民对四川是卓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从“麻乡约”可见一斑。明永乐年间，麻城、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由麻城人经营，替人们传递财物、书信的麻乡约商行。这种形式也从成都、重庆等地，逐渐普及到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许多大中城市。麻乡约极大地改善了当时民间的通信状况，它在中国邮政史上占有很重要位置。这种惠及民众的善举正是他们的创造。
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中，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士。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家族繁衍人丁兴旺，距今己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俨然一大家族。郭氏家族在明中叶已致富，至清嘉庆年间已是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生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隆昌郭氏笫十九世孙郭书池，光绪年间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垦务，被张之洞视为干才。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又在隆昌开办了知耻中学。长子郭蔚华乃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员；他在知耻中学、叙属中学任教时，宣传革命，当时四川革命党人，多出其门下。郭蔚华有子女七人，长子郭坚白为留法理科硕士，历任十余所大学教授，为教育界闻人；子郭士杰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安庆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在汉口被捕壮烈牺牲，时年23岁；子郭步陶是知名新闻记者，任《申报》、《新闻报》主编多年，著作颇丰；子郭彝主持铁道部技术工作，贡献卓越，授全国劳动模范，享有死葬八宝山的殊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军装甲司令，现居台湾。郭氏子孙涉身党政军农工商文等届别，人才代出，可称为是麻城、孝感乡移民中的典型。
如富顺县罗氏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从麻城举家入川居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以耕读为本，历代均有进士、贡生、举人；又涉盐业开发经营，是一盐业世家。传至十二代世字辈，可谓人才荟萃了。如世字辈中人有：抗日烈士、少将罗世泽，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烈士罗世文，近代农学家罗世嶷，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系，并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任教的罗世齐等等。又如张爱萍将军，作家艾芜等，祖辈皆由麻城、孝感乡移民至四川的。而尚未梳理出的贤良俊杰之士当会更多，这说明麻城、孝感乡移民及其后裔对养育他们的四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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