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与湘潭琐谈之一
陈雪看刀（ygqxtxcb）
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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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y123@gmail.com 一
论坛在去年这个时候，大家都忙于讨论周敦颐到我们隐山来写《爱莲说》了。当时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我们的一批湘潭本土人士对于地方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的认识，不是盲目崇拜、凶到昏天黑地，就是自逞意气、在历史真相面前来个矢口否认。好象不如此则不能突显个性，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一样。身处开放互动的网络时代，这种矜持自负、张扬浅薄、缺乏反思、不善沟通的文化存在状态实在没有必要延续下去。
平矜息躁，需要几分定力，几分闲情。近读原湘潭大学教授王立新（现为深圳某大学教授）著作《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体会到了擅长古代哲学历史研究、埋头两宋理学溯源工作的专业人士求真、求是的学者风范。他不作泛泛之论，也脱离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宣传资料上那种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津津乐道、唾沫横飞的恶俗风气，而是以严谨细致的思想史考古的方法，从古代典籍、文人笔记、地方史志、家乘族谱等大量的原始材料中爬梳整理有关史实、论据，辅之以实地考证、文物探寻等现场记录，力挺湘潭隐山是“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核心文化——“湖湘学派”的发祥地、胡安国为“湖湘学派”的最初奠基者。该书因其独到的视角，辩伪识真，拂尘去垢，填补学界研究空白，而获200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赞助。其文风朴实，语浅意深，我相信，对于我们一般读者也是能够被征服、被打动的。
王立新不是湘潭本土人，原在东北某高校任教,因钟情湖湘文化,在写就《胡宏》一书后，毅然南下就任湘大教授，以方便课题的研究。他在湘大从事教学、著述的同时，还抱着文化学者的高度责任感，多次向地方政府“上书”，陈说挽救古代文化、保护开发隐山资源，为恢复碧泉书院、三贤祠、胡氏父子幽居及慈云寺等文物古迹奔走呼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予以钦敬。从长远来看，要做好弘扬湘潭地域文化这篇文章，回避隐山这一重大线索是不可能成功的。隐山开发利用的工作，一两个文化学者、一两个文化个体户做不下也做不了，它首先需要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共识。而共识来源于对于真相的认可。
二
要否定胡安国父子在湘潭的活动，有这样几个事实是不易推翻的。
第一，碧泉书院遗址悬案。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湘潭作为闭塞禁锢的穷乡僻壤，有史可稽的书院不多，而“碧泉书院”存世久矣。其修建时间之早、社会影响之大，堪称潭邑之首，县内志史、族谱均有相关记载。现书院虽片瓦无存，仍可在旧籍中见到当年书院的建筑规模图样，皆云此胡安国首制也。排除某些文化人对地方文化底蕴的自吹自擂因素，根据《宋史胡安国传》，现在大家都可以认同胡安国在湖南“开坛授学”的活动范围大约在衡山附近。授学地址有两处，一是南岳紫云峰下的“文定书堂”（遗址在现“岳云中学”校园内），一是踪迹难寻的“碧泉书院”。我们知道，“文定”只是胡安国死后皇帝给他的谥号，那么，“文定书堂”当是后来人们的叫法，并非胡安国在生前就这么自称的。福建崇安县志称崇安籍溪乡（胡安国来湘前原住地）古有“文定书堂”，也可作如此观：属崇安地方文化人写史志时，把胡安国少年时读书的蒙馆当成“文定书堂”了。如果衡山“文定书堂”在胡安国在世时即已存在，那也只是一个私设的学术交流场所，不存在叫什么“文定书堂”的。而“碧泉书院”除湘潭这个遗址外，以南岳为中心划个圈儿方圆百里不会找出第二个。据王立新教授的研究，公元1129年，胡安国由湖北荆门避战乱进入湖南，在其弟子长沙人黎明的引导下来到湘潭碧泉，见山好泉清，遂有买山筑室之意。便由黎明出面，征得土人同意，在碧泉附近购得山地建造房舍，以为家居。只是胡安国这位读书士子不忘根本，既以之为家居，又把它开设为教授子侄门生的书院。书院以“碧泉”而名之。后来，胡安国又建别居于衡山紫云峰下，一直到老，安国往来于衡山与湘潭碧泉之间，死后又由家人归葬于碧泉附近之隐山。而其季子胡宏在碧泉居住并主持书院的时间较长，当是以碧泉书院为常住地的，胡宏死后亦和胡安国葬于一处。按说，民间社会对于象胡安国这样的学问家和作古近千年的人物不必记挂在心，但多年以来，碧泉潭附近的老辈人出于对胡安国道德文章的极端推重和民俗忌口，都对和他们现在的生活毫无关系的胡安国深怀敬意。在碧泉书院原址上新建房屋居住的一谭姓老者，至今言必称文定公，不敢直呼胡安国名讳。而这,可不是现当代文化人教导他们这样去做的,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习惯。
第二，胡氏后裔的认祖归宗。王立新教授在研究工作中，接触到了《闽楚胡氏九修家乘》、《湘潭拗柴胡氏七修族谱》、《湘潭隐山胡氏八修族谱》等现存湘潭的胡氏分支族谱。其中，都能找到关于其开派祖先的记载，一致公认宋胡文定公是各分支的开派始祖，隐山胡墓是始祖之墓。诸支胡氏异口同声，记述并不矛盾。只是这些胡氏分支，有的是胡文定公长子胡寅的后裔（如拗柴胡氏），有的是胡安国季子胡宏的后裔（如涌田胡氏）。这些分支族谱的初修，可以追溯到明代或明代以前，不可能都是牵强附会的胡说或攀附。据考证，湘潭的胡姓多为胡安国季子五峰公胡宏后裔，仅拗柴胡氏自称胡寅之后。族谱中还录有胡安国的不少散佚诗文，在辞气风格上均甚接近其他胡安国传世作品，应为胡安国本人亲作。有关这些，王立新教授不光依据搜寻到的胡氏族谱作深入研究，还利用各种机会和胡氏后裔及其他知情人进行探讨，辨析和纠正族谱中存在的谬误和记录失实的部分。比如，拗柴胡氏后裔、现居中路铺镇火口村韶塘的县内农民画家胡维岳（系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老师胡沁园之嫡曾孙）就曾接受过王立新教授的访谈。王教授还根据宋代湖湘学派大家胡宏的存世文字，论证了隐山胡文定公墓碑上的“夫人刘氏”为族人误记。胡安国先娶李氏，后续娶王氏（生子胡宁及胡宏），并未娶刘姓女子为妻。所谓“夫人刘氏”，当属宋元之际兵荒马乱，后代口耳相授、以讹传讹所造成的。
第三，隐山胡墓与三贤祠的史实记载及实物残存。民国以前县志中关于“龙穴山”（即隐山，因处于县治之西南故史志又称其为“西山”）与“慈云禅寺”的记载，均述及胡安国在湘潭活动过，胡安国死后葬于隐山，南宋朝及以后元明清历代朝廷均有旌表及委托地方官吏致祭的活动记录，应为不诬。隐山“湖湘文化核心区”开发公司总经理刘德钦收集的清代乾隆时“圣旨”残碑等，均可证实这些记载。现存湘潭黄荆坪隐山胡墓是湘潭胡氏涌田八房后裔于1980年代维修的，座落于隐山南麓一个叫仙鹅孵蛋的小山坡上。墓联曰：“秉春秋大笔，葬天下隐山”，碑文标注为始祖胡文定公（胡安国）及夫人刘氏（或为误传？）、季子五峰公（胡宏）合葬之墓。在隐山，与胡文定公墓相隔不过半里的地方，乡邑先民还修建有供奉胡安国及长子胡寅、季子胡宏牌位的三贤祠，其残存建筑直到1992年才全部拆毁。清代县志载，当时世居隐山的周氏族人属意祠产，挑起事端，说三贤祠应为供奉周敦颐、理学家张轼（应为左木右式）、胡安国的合祭祠，言下之意，三贤祠他周家同样有份，不应为胡氏所独享。官司打到县衙，县府管理学政的官员尊重历史事实，参与审理此案，认定供奉的当为胡氏父子三人，仍判给胡氏管理。历史上隐山胡氏墓冢外观及三贤祠时有损毁，因之各朝各代的修复亦常有行动。最近一次大的修复发生在清代，胡安国墓建有石砌栅栏，石兽陪侍的拜台及拜谒的条石台阶，而损毁最严重的一次应当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墓葬外观全毁，三贤祠至今也不复存在。
第四，胡氏父子文字犹在，言之凿凿。胡宏《有本亭记》一文对其父当年领着全家人避乱入湘、筑室隐居的地方——“碧泉”的地理位置和周围风光景色作了描述：“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盖太古夷荒未辟之墟。而泉出于盘屈石山之下，凝然清光，微澜无波，法法（原文二字均为左三点水，右云）而生。平岸成溪，放乎远郊。却步延目，溪虽清浅，而有长江万里之势”，所谓隔衡山“百里而近”，不难推测其地实为湘潭境内之碧泉也，今碧泉泉水出处的石山仍有呼之曰“盘屈石山”者。胡安国《移居碧泉》诗云：“买山故是为深幽，况有名泉冽可求。短梦正须依白石，澹情好与结清流。庭栽疏竹容驯鹤，月满前川待补楼。十里乡邻渐相识，醉歌田舍即丹邱。”说明碧泉本非名山胜景，近处也没有高山大河，其地当为丘陵小型山地。而胡安国长子胡寅（实为胡安国救养的胡姓堂侄）在其个人文集《斐然集》卷十八中有一封《寄赵、秦二相》的书信，是写给当时的宰相秦桧和赵鼎的，则有明确声称胡安国于绍兴八年逝世后，葬于隐山的记述。“荆、闽道远，势难归葬。礼有时日，不敢逾越，已于八月内克襄大事于湘潭县之西山。先*附焉。”如果说野史传说不足为训，氏族谱谍难免有附会之嫌，县志小史或流于荒疏草率的话，那么，胡氏父子本人的传世文字，应当是值得信赖的。
三
读书宜细。感谢简约先生提供的胡寅《先公行状》部分原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胡安国的一些生平事迹，见识前贤风范。
一是青年勤奋好学，功名早就。胡安国十五岁时在信州这个地方求学，有一天来了一个马戏团在学堂前面闹得煞是热闹，一百多个学生都跑出去观看。唯独胡安国一人仍埋头在教室里高声读书，姓胡的老师（歙州人）从走廊上经过，把他叫来，知道了他就是胡安国，问他在读什么书、为什么不出去看马戏，对胡安国专心学业非常叹服，送给胡安国学习用具，鼓励他从小要立大志……胡安国二十四岁（1097年）中了进士，是宋哲宗亲自把他定为第三名的。
（胡寅《先公行状》原文：年十有五游学信州。一日，有为马戏于学前者，诸生百许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两庑间，闻诵书声问“为谁？”，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询所习业与所以不出，咨嗟叹赏，出纸笔佳砚为赠，益勉之曰：“当为大器！”……年二十有四，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哲宗皇帝亲擢公为第三）
二是外任秉公办事，临危不惧。胡安国中进士后不久，被朝廷任命为“江陵府学教授”，主管学政。刚去的时候，他接到举报，在府学里任职的部分人员荒废教学工作，还把公库里的粮食弄回家去。并且，这些人看他年少，有点瞧他不来，经常顶撞抗拒。胡安国多次正色教导不见改进，便依据他们贪污资财的事实把这十多个人全部开除了。通过这一举措，江陵府附近的读书人家都乐意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就学了……胡安国被朝廷改派到湖南。这时正是蔡京弄权，朝廷上下都对蔡京恣意奉迎，很多事办成了百姓的祸害，湖南的学校也不例外。胡安国按照原则行事加以整顿，兴利除弊，对一批无事生非的湖南士人进行了惩处……皇帝下令各地管理学校的官员都要推举隐逸的贤士，胡安国在湖南推举了永州人邓璋、王绘应诏，其中王绘因为年岁已高不愿到京城去，胡安国就请求朝廷给王绘一个虚衔，以鼓励社会上一般士子钻研学问。此事被零陵县的一个叫李良辅的主簿官利用。当时，李良辅因为贪赃问题被弹劾，正处于狼狈不已的境地，便把这个事向朝廷邀功，状告胡安国。说胡安国举荐的这两个人都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一伙的（嘿嘿，尘埃小姐别为岳阳楼高兴,不要以为宋代就不打右派，那时候喜欢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调的范仲淹也不好过日子，被涂抹得一团漆黑），是朝廷正在努力肃清的“范党”。蔡京听了就把李良辅升了官，留在京城里供差遣，特别指示湖南方面要对于胡安国推荐的这两个人进行立案侦查。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替胡安国提心吊胆。有一个叫曾孝广的来慰问胡安国，发现他象个没事人一样，回去之后对人说：“胡安国面对灾难压头安然无事，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胡寅原文：除（江陵）府学教授，报可学校颓废职事者十余人，以廪米为家，欺公年尚少，扞格顽冒。公再三镌谕不悛，乃按其蠹弊事尽屏之。于是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改使湖南。是时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过当，愈为民害，学校其一也。公撙节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惩之……诏诸道学事官举遗逸，公得永州布衣邓璋、王绘应诏。绘已老不愿行，公请命以一官，风劝学者。零陵县主簿李良辅方以赃被劾，乃逃窜诉于朝称“二人者，党人范纯仁客，而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特改良辅官与在京差遣，命湖南宪司置狱推治，人皆为公胆落，帅臣曾孝广来唁公，退语人曰：“胡康侯当患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
三是鄙薄功名富贵，孝道至上。北宋晚期，朝政奢侈縻费，党人之争又闹得厉害，胡安国大概是对官场的作派和伎俩看不下去了，便渐渐萌生不思进取之意。他的母亲吴太夫人年老多病，不堪忍受随儿子当官差遣时的旅途劳顿，胡安国便在湖北荆门这个地方筑了房舍，作好了长期居住下来的打算，并以奉养母亲为由（在孝道为先的封建时代，这不失为一个绝好理由）,再三请求朝廷不要派他外任了……按照规矩各地学官每隔一段时间要轮换交流，朝廷计划让胡安国担任“河北路提举”，安国提出南方人到北方去任职不便于奉养父母，请求不任。上面告诉他，去北方任职可是个美差，俸禄很丰厚的！但是胡安国还是坚持辞了，于是朝廷让他担任湖北路提举……胡安国在漳水那个地方住了下来，还从事农业生产，甘心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感受亲情，享受天伦之乐……胡安国母亲吴太夫人的晚年和后事，都是胡安国亲手照顾和操办的。吴氏弥留之际，他“食不尽器、衣不解带”时刻守在身边，丧葬期间，在母亲坟头，他顶风冒霜，事无巨细亲自操持。荆门当地的丧葬风俗原本简陋，看到他这样，人们理解他这是严格按丧礼的要求行事，都为他感动。为了守母丧，他食不甘味，人也瘦得不象样子，父亲劝慰他叫他不要这样，他才强忍悲痛逼迫自己多吃点，让父亲看上去比较满意。
（胡寅原文：令人多病，厌道途之劳，留居荆门。公以便养有请再章上……例除诸道提举官，拟公河北路。公辞以南人不便于奉亲。执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终辞，遂除湖北路……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家人忘其贫而亲心适焉……丁令人忧，公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素陋，州里见公自致者如此，然后知以慎终送死为重。公粝食逾年，不能胜衣，中大勉之，力乃少进滋味，以慰中大之意）。
四是终生绝意仕进，专心学问。胡安国生逢乱世，身处两宋，战争和匪盗害得他这个外任的学官四处乱窜。荆门的家不久被盗匪洗劫一空，焚烧殆尽，此时胡安国才有了入居湘中的举动。国难当头时期，个人生命有如草芥，随着时势的波涛沉浮俯仰。但平时胡安国只要稍有片刻闲暇，都把心思放在研究经史等典籍和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说上，探求拨乱反正、匡时济世的精神良药（正如胡寅原文所说“或通夕不寐，志在康济艰难，见中原陷没，百姓涂炭，若疾痛之切于身也”），立意要在道德文章这条崎岖的小路上发现人生的价值。他一次又一次辞谢朝廷的任命和安排，在烽火硝烟中只求有个僻静的处所安放个人思考的书桌。不难看出，他做学问的瘾比做官的瘾大多了。越来越艰难的时势，使得胡安国晚年出于生计的考虑，仅仅最后一次答应了高宗任江州太平观提举，并在那里向高宗提交了他的传世著作《春秋传》。因为胡安国的春秋传，不同于以往死抠字面、单纯作文字方面考证的各家注解，而是敏锐地观察现实，议论时世，希图重振纲纪，使乱臣贼子惧的王道之言，因而深得高宗之意，符合当时南宋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很快赢得了朝野的重视。所以，胡安国最后两年在江州太平观任上审定《春秋传》，胡寅说是“奉诏纂修”。此后，《胡安国春秋传》作为元明两代钦定的科举用书，还影响了五六百年的中国士人社会。醉里挑灯先生根据宋史，不承认胡安国在湘潭撰写过《春秋传》。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宋史上，而是出在我们的理解上。胡安国为春秋作注，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先后“凡三十年”，从原稿到删定改写，花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以至于最后的删定稿与最初的原稿比较起来，几无一字不易。事实上，按照胡寅的说法，胡安国自中进士到逝世，虽说是四十年当官，实际在官场上混的时日不过六年，大部分生命岁月耗费在离职隐居、著书立说上。
（胡寅原文：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宣和末，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绩合章荐公，经学可用，齿发未衰，特落致仕除尚书屯田员外郎。公辞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辞，再除起居郎，又辞……除知永州，公辞……除公宝文阁直学士，赐银绢三百疋两，公辞。诏曰：朕悯邪说之诬民，惧斯文之坠地，肆求鸿硕，爰命纂修。卿发心要之未传，洞见天人之阃奥，明圣师之独断，大陈治乱之权衡，俾给札于上方，旋观书于乙夜，往承朕意，勿复固辞。公常念故乡宗族贫不能自给，逮受此赐。即付犹子宪买田于先庐傍，岁时修祀，增高丘垄；施及亲属，以疏戚为差方。公之奉诏纂修也，虽寒暑不少懈，毕精竭虑，殆忘寝食……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实历不登六载）
五是以艰难课子侄，以远志励门生。胡安国教育子侄门生，每每晓之以正道，可谓诲语谆谆、劝勉有加。每逢子弟探望，他都是先问学业。对于深合其意的，他加以诫勉：“读书人要有当圣人的志向，不要刚刚领会了一些就自高自大起来”，对于不中意的，他就告诫说：“人的生命可贵，不要把自己和庸碌过活的小人混在一起”。亲戚、家族中的后辈贫穷困苦时，只是鼓励他们积极向上，保持精神上的自立，而不是给予他们苟且生活的方便。门生来探讨学问，胡安国教导他们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堂堂正正做人，努力探求知识，保养心性。他还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给他们以正确的开导和引领。他坚持曾子的格言以德化人，而杜绝以花言巧语蒙人。当时办事风气多凭关系，互相走动，他虽在官场，却不染恶习，一律平等接待，虽有病在身也不辞劳碌。从别人的阅历和品性中，了解不同的世态人情，以和颜悦色消除求人者的贪鄙之心，使得人家深受感动，都不好意思开口提那档子事了。
（胡寅原文：每子弟定省，必问其习业。合意则曰：“士当志于圣人，勿临深以为高”，不则嚬蹙曰：“流光可惜，无为小人之归”。戚属后生艰难穷厄，但勉以进修，使动心忍性，不为濡沫之惠。士子问学，公教之，大抵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开端引示，必当其才，训厉救药，必中其病。每诵曾子之言曰：“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故未尝以辞色假人。近世士风奔竞，惟事干谒，公在琐闱，虽抱羸疾，接纳无倦。随其品历，访以四方利病。于容貌颜色辞气间消人贪鄙，有欲启口请托者必忘言而去）
胡安国与湘潭琐谈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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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据王立新教授的考证，胡安国在湘潭的活动及碧泉书院的情况大略如下：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初冬，56岁的胡安国遭逢荆门家园惨变，逃入湖南。他带领全家穿越洞庭，转道宁乡，来到湘潭县境内，在其弟子长沙人黎明的引导下，筑室于碧泉。此时，他作了一首《将移居别荆门诸公》的诗，倾诉友情，期望荆门诸友来湘潭聚首，烹茶畅谈：“卜得湘山好结邻，移家又出鼎湖滨。交深未敢抛知己，老病其如欲避人。一柱贯头分手去，仲宣楼下别情真。春帆肯问南天路，为煮清泉试味新”（此诗《湘潭隐山胡氏八修族谱》卷七之十四，《闽楚胡氏九修家乘》卷四之九，均有收录）。胡安国此后一段时间，在碧泉讲学授徒并撰述《春秋传》，与门人子侄讲论经典，探讨时政。
但这样的时间不及两年，1131年春，巨盗马友、孔彦舟在衡阳湘潭一带争地抢物，发生大规模交战，乱兵铺天盖地而来。胡安国无法安居湘潭，四月间又举家迁徙到邵阳，“席未暖，他盗至”，败兵流寇，四处窜犯，不得已胡安国继续南逃，转至广西全州、灌阳等地，在寒风瘴气之中，苦不堪言。绍兴三年（1133年）春，胡安国回到湘潭，在战乱中逃散的胡宏、胡宁、胡寅家人直到七月间才与胡安国团聚于湖南衡山。生活稍定，胡安国又在衡山紫云峰下买山结庐，决定终身不再入朝为官（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五：“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记”），其《春秋传》的最后部分，就是在衡山完成的。从绍兴三年底（1133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夏初，胡安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四年多里，主要生活在衡山文定书堂和碧泉书堂两处，时而往返于其间。1138年8月底，胡寅、胡宁、胡宏三人将其安葬在湘潭隐山。
胡宏继承父志，把湖湘学派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他继续在碧泉书堂研治理学并教授生徒，扩大书堂规模，很快把碧泉书堂改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书院。并于绍兴十一年修亭于碧泉之上，名曰“有本”。胡宏主持碧泉书院的时间约二十年（1141年至1161年胡宏逝世）。以碧泉为基地，胡宏不仅创立了性本论的儒学新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学者和经世人才，如张轼（应为左木右式，字南轩），彪居正（湘潭人彪虎臣之子），吴翌，胡大原（胡寅长子），胡实（胡宏堂弟），赵师孟，孙蒙正，赵棠，胡大壮（胡宏二子），胡大本（胡宁次子，也是胡寅弟子），胡大时（胡宏季子，也为张轼弟子），向涪，向浯等。胡宏死后归葬隐山。
在张轼（应为左木右式）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期间，湖湘学派的学术活动中心已移至长沙岳麓书院，碧泉书院渐渐荒芜了。但张南轩对碧泉书院深怀敬意，即便是在胡宏死后多年，他也经常回到碧泉书院怀旧。乾道四年（1168年），张南轩一回碧泉，赋《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诗中有云“爱此亭下水”，即是说明。乾道八年（1172年）他再回碧泉。淳熙二年乙未（1175年）二月二日，张南轩三回碧泉，赋诗云：“念不赴此境，于今复三年。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欲作他年约，扶犁山下田……”，南轩似有重整书院，并于书院旁扶犁耕田以度余生之意，可见南轩与碧泉书院情感之深，也说明碧泉书院此时已彻底荒芜了。
胡宏季子、张南轩的弟子胡大时，在张南轩死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首席人物。他脱离岳麓书院，多数时间在碧泉活动，但无大规模的讲学活动。书院的事业在他手里已经无力回天。此时，喧嚣一时的湖湘学派也已开始走下坡路。但由胡安国开创、胡宏确立、张南轩光大的湖湘学派的精神火种，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胡氏族谱载，胡大时死后葬碧泉盘屈石山之上。胡宏长子胡大壮以八十九岁高寿而终，亦一直住在碧泉。
元朝时，里人衡氏居住于碧泉书院，且设胡文定（胡安国）、胡致堂（胡寅）、胡五峰（胡宏）牌位于正房之中供奉。但旋即焚于兵火。明代有修复之举，学士廖道南曾撰文立碑，后废。清顺治五年，唐世征知玉山县，与赘婿——胡宏后裔胡炳（应为上日下丙）因感念先贤、复修书院，并作《碧泉书院记》。碧泉书院两侧门联亦代有更新，宋元时称“皇极开昌运，文风鼓太和”，清光绪四年重修时称“将以斯道觉斯民，乐得英才而教之”、“皆有所矜式，受命于先师”，民国二十九年重修时称“武夷道脉，湘水名家”。今皆无存。
五
胡安国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想结合，穷毕生精力苦注《春秋》，立意变革社会、经世致用，成为宋室南渡以来第一个把儒家教义与现实政治捆绑到一起的理学大师。高宗皇帝下诏赐谥胡安国为“文定”，他是这样称赞胡安国的学问和人品的：“以名世杰出之才，探千载不传之学，穷《春秋》奥，续前圣微言，旁贯诸经，网罗百氏……不可以势利回，不可以威武屈，近代以来数人而已。”其时南宋政权初立，万方多难，民生凋敝，士气沮丧而痛切，胡安国的尊王崇元观点，保存了干世立功，亲贤君、斥奸佞，避邪说、保正统的中原儒学精髓，得到当时南宋统治集团的认可与推崇，也深合士人阶层复国雪耻、安邦恤民的高蹈志向和用传统文化抵御外来侵侮、持身自正的民族自尊感，是南渡君臣和衷共济、维系新政权的理论武器。而在学界，他开辟了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朱熹等一大批后来者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
“湖湘学派”（或称湖南学派，湘学）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首次提出的，用以专指在湖南活动、以胡安国为首创立，由胡宏、张南轩等后继学者弘扬光大的理学派别。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湖湘学派”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补充和扩大，而胡安国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忠君爱民、急于国难、卓厉敢死的中心思想却是这个学派的精神血脉，也成为了现代所谓“湖湘文化”的核心观念。宋以前，湖南民风顽劣，俚俗鄙陋，崇巫重鬼，和古楚文明十分接近。胡安国以后，士气为之一振，特别是近代以来，人文蔚然，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策源地。魏源“睁眼看天下”，谭嗣同“横刀向天笑”，王船山以圣人自期、领袖学问，曾国藩以艰难相砥、开创湘军，黄兴、毛泽东不甘心于在旧体制内折腾，动手为这个世界改弦更张，毅然主宰天下沉浮，皆继承了湖湘大地书院文化的深沉内核。当年，胡宏和张南轩的弟子门生在三湘大地活动、游说，为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而日夜奔波。碧泉书院之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等纷纷兴起，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湖南的弘扬和发展建造了平台。以上提到的近代历史文化名人，无一不是接受过这些书院文化熏陶的。所以有人说“湖湘有文化，诸胡奠基功”。试想，如果抽去了湖湘文化的这一核心观念，湖南历史文化的特征将无从显现，要么在古楚文明的暧昧背景下模糊不清，要么就只剩下一堆巫鬼傩俗，回复到穷乡僻壤、无所寻踪的原初面孔。
有意思的是，胡安国的经世致用，不是针对庶民而言的，它不指导一般的世俗生活，“仁智合一，体用不二”等心性修养，是对有志于治国安邦、克己修为的大圣人提出来的要求。他说：“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为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他的这个标准大得吓人，其目标一般人高不可攀，所以，“湖湘学派”的这一高远志向，一经内化为民俗风情,也为一部分湖南士人喜欢高谈阔论，无视生存现实的虚浮风气的形成营造了一定的空间和滋长的土壤。
六
崇安县志称，胡安国在“崇安籍溪里文定书堂著春秋传”。涓江之子为此而大惊小怪，认为崇安与湘潭都在抢胡安国的资源，都在打胡安国牌。湘潭如果不能争取落实文定书堂这块牌，那么，所谓“湘潭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是这样的：胡安国有个侄子叫胡宪，早年师从胡安国，后来回到福建崇安，一直在老家研究学问。因为这层关系，胡宪在当时也便视为湖湘学派弟子。原来，崇安“文定书堂”，就是胡宪为了纪念叔父而建立的书院，同时也有可能，这个书堂原本就是胡安国早年在家乡时发蒙读书的地方。胡宪当过朱熹的老师，朱熹师从胡宪七年，师生关系甚笃。有关事实的原委可见朱熹为纪念他的老师胡宪而写的文章，这个文章被崇安县志的作者误读。
胡宪是研究过佛学的，而且对佛学的一些观点比较认同，认为佛学的道理与儒学并不矛盾，其深层主旨有很多地方相通。为此，他曾与胡宏书信往来，探讨有关问题，但遭到胡宏的坚决抵制。胡宏是把佛学看成异端邪说的，说出家人不认父母，灭绝天伦，不足与论道也。因之，他们堂兄弟之间曾一度关系紧张。
胡宪与胡寅是血缘上的同胞兄弟。早年间胡宪父母因养子太多，生计艰难，拟将胡寅溺毙。被胡安国母亲吴太夫人救起，交由胡安国夫妇带养。胡寅在胡安国的抚养教育下成长，入朝为官，其理学自成一家，但成就远逊胡宏。
七
胡安国首创碧泉书院，给闭塞偏僻的内陆湖南带来了中原儒学的精神火种，他的再传弟子张南轩（经胡宏亲授）改造岳麓书院，认为学习的关键在于力行践履，进而引领和改造社会，而不是停留在课读科举、知事明理的一般层面上。可以说，以他们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对于湖南社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培养了湖南士人的向学重儒、敢为人先之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封建时代的农业社会，曾国藩提倡农家应把读书和耕田并举，概括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件事，并将之尊为传家的路数，看得出来，他是把读书看作农家子弟第一位的事业的。无疑，曾国藩是读书士子，青年时期在长沙受过书院文化的影响。但这种自南宋以来传承下来的书院文化，似乎在湖南的底层社会尚未深入人心，一般农家的当家人看不到它的好处。毛泽东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当年是反对毛泽东去湘乡的涟滨书院（东山学校）求学的，认为种田人当以实在、本份为重。至于读书，只要懂得珠算，能记帐，知晓农家杂字课本，便于管理家庭事务就行了。但毛泽东不同意，与父亲顶撞并进而愤然出走。在那个时期，他是把曾文正公当作自己人生楷模的。读有用之书，建不世之功，成为他心中不灭的信念。因此，我们考究湖湘文化的核心观念，就不得不研究这一独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对于湖南民风士气、人文历史的影响，是如何一脉相承、血缘贯通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种地方文化精神不是靠自吹自擂、甚至不是靠自我推介就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当前，湖湘文化的研究之热潮，大多停留在概念的炒作上，多了些浮躁和喧嚣。这个热潮，应该说，只是热在一部分政界人士，热在相关的媒体宣传上。热潮中少有穷理索源、实事求是的探究，或很少作谨慎、细致、周密的学理上的推进。这种状况如果不加改变，长此下去，只怕会象数十年前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一样，时过境迁，不攻自败：所谓“湖湘学派”和“湖湘文化”难免成为一时的文化形式、时尚点缀，正象醉里挑灯所说的，终将会被后来人视为文化骗局、“弥天大谎”。比如说，周敦颐是湖南人的骄傲，但他并不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首次提出湖湘学派的朱熹并没有把周敦颐老先生计算在所谓的“湘学”人士之内。周敦颐少年时候就离开了湖南，依靠其母舅的推介和自身努力成为一个知名官僚和学者。而且后来从政和做学问的多数时间不在湖南，对湖南本土人士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更谈不上亲自为湖南士人讲学了。可我们现在在湖湘文化的推介上，还是力挺周敦颐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大家依据的是前人写的一本叫做《湖湘经世名贤传》的小册子。王立新教授认为，其实这本书对于湖湘文化的学理上的思考是十分浅薄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本介绍湖南著名士人的简介性资料。
还有另外一种湖南人，他们带有一种无端的地域自豪感，有着些许的戾气和怪诞，一时也说不清楚。比如说咱们湘潭的老前辈王壬秋先生，就是这样。按说，他也是湖湘书院文化哺育出来的湖南士人，而且直接肄业于张南轩所首创的长沙城南书院，却对张南轩和张南轩的师长胡宏、胡安国避而不谈。他曾写过一副为湖南人吹牛皮、很气别人的对联：“吾道南来，皆为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是周敦颐的号，王先生推崇的是周敦颐，并自承自己是濂溪之后学。王壬秋一辈子热衷帝王学、纵横术，研究的是儒学的末流，连带出的弟子也是杨度这种悲剧性的人才。真可谓剑走偏锋。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西方早已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比王先生时代稍前的邵阳人魏源，已经“睁眼看天下”了。那时思潮涌动，“西学”、“中学”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讨论十分热烈，可是，王壬秋坚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一味回到国学的故纸堆中自我陶醉。所以王壬秋先生虽是我们湘潭人，但在这一点上，我对这位老前辈却是不敢恭维的。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瞧不起从福建来到湖南并小住湘潭、永葬隐山的胡安国，但在他所撰写的、应该说是湘潭历史上较有水准的一部《湘潭县志》中，虽然没有回避碧泉书院，却对碧泉书院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未作深刻评价。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也当过王壬秋的弟子、后来却另辟艺术天地的湘潭人齐白石，无疑是湖湘文化的伟大传承者。他醉心于湘中山水风物，用画笔一一展现，在现代，有人评价他“绘画题材千古第一”。白石老人在艺术上敢于独辟蹊径，不断进取，并衰年变法，终成巨匠，荣登“世界文化名人”宝座，其骨子里渗透着真正的湘人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青壮年时期的齐白石虽曾转益多师，他最感恩并亲赴丧葬现场吊唁的却是老师胡沁园。早向，鄙人曾和胡沁园嫡曾孙、县内农民画家胡维岳先生闲聊，据他的上辈人回忆，当年沁园公辞世，齐白石当场烧了他自作且最满意的二十七幅画（寓意师从胡沁园二十七年），作为对恩师的痛切悼念，在灵堂大放悲声并数次晕厥。齐白石在胡沁园亲授下，得以在诗书画印四个方面启蒙，二人亦师亦友，关系十分密切。齐白石的许多名号，得胡沁园老人的亲自点拨所取，如“濒生”，“借山吟馆”等，胡沁园还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积极向外人推介齐白石，为齐白石在湖南的扬名作过努力。齐白石与胡沁园的这种师生鱼水关系，《齐白石自述》也有记载。湘潭“黎氏八俊”（即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黎锦熙，音乐家黎锦晖等一母同胞八位兄弟姐妹）的父亲黎松庵老人，也和齐白石是师友关系，而黎松庵是胡沁园的外甥。胡、黎、齐三人之间是亲戚加师友的关系。据《湘潭拗柴胡氏七修族谱》记载，胡沁园当为胡安国长子胡寅后裔，那么，胡沁园这个当时的“文化地主”可谓家学渊远。胡维岳先生还说，他十岁时正值文革，一批人涌进他家里毁四旧，把一部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是胡安国亲笔批注的《资治通鉴》抢过去投进火里。胡维岳的父亲流着眼泪说，这部书连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第二本，不能烧啊！但他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孤本烧成了灰烬。从胡寅《先公行状》我们可以得知，当年胡安国在注《春秋》的同时，是批注过《资治通鉴》的。我想，胡维岳所言，当不是信口开河。
根据其族谱所载，拗柴胡氏不同于世居湘潭的其他胡安国后裔分支，它是明代从福建再次入湘的胡寅后裔。其先祖初为茶陵万户长，后选择湘潭居住。它在以往的《湘潭县志》中，是未被认可为胡安国后裔分支的。这个事实，在《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一书中已予澄清。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