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ewsmth.net/bbsanc.php?path=%2Fgroups%2Fsci.faq%2FGeography%2F11%2Fqin-nanbeichao%2FM.1180504309.y0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
刊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6月版
1985年，笔者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在谭其骧先生的多次鼓励与吴应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选择“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高敏先生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的《关于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使笔者大受教益；正是在高先生大文的启发下，笔者才能进一步讨论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制度，考述土断对侨州郡县的整理。1998年9月，“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笔者负责会议秘书组工作，第一次见到了高先生，而积疑已久的诸多问题，也在高先生平和而带乡音的娓娓解说中，焕然冰释！一代大家的学术风范，至今恍如昨天。2000年8月，在昆明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又有幸结识了高敏先生的公子高凯，共同的学术兴趣与相近的生活习性，使我们成为了朋友。今谨以此文，为笔者久所景仰的高敏先生八十华诞颂寿！
侨州郡县并非东晋南朝所独有。至迟在东汉安帝永初以前，就在侨郡侨县的设置；南朝以后，唐有侨都督府、州、县，蒙古侵宋过程中也有侨州。至于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就更多了。但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乃至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则是东晋南朝的特殊现象；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又联系着广泛的社会因素与复杂的内外国情。
一、侨置的源流
论侨置者，每举东晋为侨置制度的开始。如顾颉刚、史念海两位先生在《中国疆域沿革史》[1]第十五章第二节中指出：“元帝太兴三年以琅邪国过江人民侨立怀德县于建康，是盖此种制度之滥觞也”；王仲荦先生则详述经过云：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三二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三三五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玡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2]
今按怀德县侨名新创，算不上典型的侨县，其侨立时间也可能后于琅邪郡及费县；[3]又琅邪郡起初侨立时，寄在丹阳，并没有实土，也未改称南琅邪郡。而更加重要的是，侨置的渊源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今略举读书所及诸例证如下：
1、《汉书·高帝纪》高祖十一年：“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东汉应劭曰：“太上皇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又《史记·高帝本纪》高祖十年：“太上皇崩栎阳宫。……更命郦邑曰新丰。”按丰县，治今江苏丰县；高祖七年（前200年）于郦邑（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建城，城社、街庭、居家并仿丰县，并“徙诸故人实之”。[4]高祖十年太上皇死后，“更命郦邑曰新丰”，新丰即略具侨县性质。当然，这种情形是个别的，并且也非失土寄寓。
2、失土寄寓如东汉之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汉书·地理志》有玄菟郡，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续汉书·郡国志》玄菟郡则领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以及“故属辽东”的高显、候城、辽阳凡六县。据周振鹤先生的考证，《续汉志》玄菟郡本是《汉志》玄菟郡的侨置。简言之，原处辽东塞外的《汉志》玄菟郡，因受逐渐兴盛起来的高句丽族的威胁，迁徙至辽东郡境内，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也随之内迁；及“安帝即位之年，分三县来属”。[5]按分“故属辽东”的高显等三县来属之前即东汉安帝即位（107年）之前，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三县应该是失土寄寓在辽东郡境内，及分高显等三县来属，玄菟郡便是以辽东郡北部地作为自己的辖地，也就是有了实土。而无论是失土寄寓还是有了实土，此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都与《汉志》玄菟郡及所领同名三县在地域上毫无关系，“是名副其实的侨置郡县了”，周振鹤先生甚至称此玄菟郡“事实上是我国最早的侨置郡”。[6]此玄菟郡是否“我国最早的侨置郡”，笔者不敢肯定，但周先生判断此玄菟郡是侨郡，应是没有疑义的。
3、东汉安帝时代，侨置郡县更多了起来。如据《后汉书·西羌传》及《后汉书》相关帝纪：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因羌乱，“徙金城郡居（陇西郡）襄武”；五年，“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郡）徙襄武，安定（郡）徙（右扶风）美阳，北地（郡）徙（左冯翊）池阳，上郡徙（左冯翊）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及羌乱暂平，诸郡还旧，“徙者各归旧县”。[7]后羌乱又起，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上郡居（左冯翊）夏阳”，六年“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按西河诸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乃于关右寄寓金城、安定、北地、上郡等郡，此即侨郡。[8]
4、又据《晋书·地理志》上并州及《宋书·州郡志》三荆州刺史新兴太守：汉灵帝末，羌胡（匈奴）大扰，并州所领“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除上郡废弃外，其余四郡各侨立于塞下；及建安二十年（215年），又省云中侨郡为云中县（旧云中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今治山西原平市西），省定襄侨郡（旧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立定襄县（治今山西定襄），省五原侨郡为九原县（旧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今治山西忻州市），省朔方侨郡（旧治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为广牧县（旧朔方郡领县，治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今治山西寿阳西北），合四县置新兴郡，治九原。“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新兴郡属并州。至于上郡，“西晋末复立，并寄治三辅也。”[9]
5、东汉中期以后，随着羌胡动乱、失地增多，颇多郡县内迁侨置，由上举例可见大概。今就侨县再举几例。如《宋书·傅弘之传》：“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为虏所侵，失土寄寓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悉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还属灵州。”考《续汉书·郡国志》五凉州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领泥阳（治今甘肃宁县东南）、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北）等六县；东汉末年地入羌胡，北地郡及富平、泥阳遂寄治雍州冯翊郡界。及魏，又割冯翊郡祋祤县（治今陕西耀县东）为北地郡及富平、泥阳二县实土，而祋祤废。据《晋书·地理志》上，西晋雍州北地郡领泥阳（治今陕西耀县东南）、富平（治今陕西富平西南）二县。类此者尚有，如阴槃县，西汉置，治今陕西长武西北，属凉州安定郡；东汉灵帝末，失土寄理雍州京兆郡新丰县（治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渐成实土，而新丰徙治故城东二十里冷川河侧。[10]
按以上数例特别是失土寄寓的侨置郡县，与东晋南朝侨置郡县比较，只存在着规模大小与数量多寡之别。而综以观之，若谓侨置政区至迟滥觞于东汉安帝永初（107-113年）前后，当无不可。[11]
又言侨置者，每以隋灭陈为侨置制度的结束，如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五章第二节称：“自东晋开侨州、郡、县制度之端，宋、齐、梁、陈诸代皆承其陋习，陈陈相因，此制殆与南北朝共长久。”其实，虽然普遍而大规模的侨置风气确实迄隋灭陈而尽，后世行用侨置之法者仍然于史有徵。以唐为例，即有较多从边区内迁、侨寄在缘边正州正县界内的羁縻都督府、州、县，所谓“唐自武德初元，招致蕃部，助我兵威。太宗御宇，混一夷夏，役属族帐，建置州县，……贡赋所籍，不上户部；都督刺史，授之渠帅。……景云、开元，归附日众，毡裘之长，毳幕之伦，混迹城野，逼处阡陌，政令皆所素习，山川莫之间阻。……考其割隶州县，均无土地。”[12]“均无土地”正是侨置的基本特征。据旧、新《唐书·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记》等考之，当时若静边州都督府及诺州、祐州、德归、廓川、归定一类以蕃胡所置侨都督府、州、县，合有上百个，寄在北方边境如灵州、庆州、凉州、幽州诸州及宁朔、朔方、回乐、温池、怀安、良乡、潞县、范阳、昌平、蓟县、安次诸县境内；安史乱后渐废。[13]按此种侨都督府、州、县，虽与东晋南朝意在表示正统的侨州郡县性质不同，但同为侨置则一也。又宋元之际，也有侨州。据元姚燧所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云：乙未（宋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徙邓（治今河南邓州市）、均（治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唐（治今河南唐河）三州民至洛阳西，以邓州治长水县（治今河南洛宁西），均州治永宁县（治今河南洛宁），唐州治福昌县（治今河南宜阳西）；明年，襄樊（治今湖北襄樊市）亦徙洛阳。癸丑（宋宝祐元年1253年），又尽还徙邓、均、唐、襄樊诸州民实南；而宋已于襄樊、均设重兵，民还者无所归，乃于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市）北侨治襄樊，州西侨治均州。此诸州的侨置，与东晋南朝侨州的性质也是相同的。
任何一种制度，其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其消亡后也必然会留下影响。侨置政区至迟滥觞于东汉安帝永初前后，而又“余音不绝”于隋灭陈以后，就是很好的例证。前人认为侨置制度开始于东晋而结束于隋灭陈的观点，细究起来是有欠确切的。
二、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南北各国纷纷侨置州郡县，在此过程中，侨置制度也走过了发展、完善以至成熟并逐渐萎缩的历程；而比较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则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更加正规、普遍，侨置制度也更加典型。[14]
何谓正规的侨州郡县？《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15]，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又《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分析上引，笔者以为完全意义上的侨置，起码应具备如下三个要素：其一，原州郡县的沦没与侨置，而侨置应“皆取旧壤之名”；其二，侨人即所谓“遗民南渡”者的存在；其三，“侨置牧司”亦即行政机构的初备。而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就与此三个要素在当时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密切相关。
1、侨人：侨州郡县存在的基础
“侨人”这一概念，广义是此地移住彼地者。本文所谓侨人，主要指东晋南朝疆域内的北方侨流人口及其近几代的后裔。
侨流人口的大量出现，始于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据刘掞黎先生《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16]一文的研究结果，表示如下：
徙出地 徙入地 流徙之家数 流徙之人数
陕西、甘肃 四川、河南 十万家左右 当二十万人以上
山西 河南 十万家左右 三十万人上下
四川 云南、湖南、湖北 十数万家 当六七十万人
河北 山东、河南 一万家左右 五六万人
云南 越南北部 “甚众” “甚众”
汉中 四川、湖北 当数万家 当数十万人
又王仲荦先生统计：“汉族人民迁徙的数目，大概从秦、雍迁出者约四五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并州迁出者约四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从梁、益迁出者约二十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九；从冀州迁出者约一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十分之一。总计迁徙的户口，见于记载的，将近三十万户，约占西晋全国总户数（三百七十七万）十二分之一强。占秦、雍、并、冀、梁、益、宁等州总户数（合计约六十万户）的二分之一弱。”[17]按产生这种巨大规模的流徙，原因颇为复杂，既联系着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内迁及其引起的动乱，又与灾害饥饿有着直接的关系。[18]而由于西晋政权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导致了此起彼伏的侨流起义[19]，从而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东晋南朝采取侨立州郡县的措施以应对侨流问题，也正是汲取前代历史教训、改变统治政策的结果。
相对于晋惠帝时代以“就食”为主的汉族之大流徙，永嘉丧乱引起的官民迁移则政治性强、目的地较为明显。按司马氏的统一，当290年晋武帝死后即陷入混乱。所谓“藩王争权，自相诛灭”，前后达十六年(291—306年)之久；[20]“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21]建武元年（304年）十月，匈汉刘渊、巴氐李雄建号称尊。[22]永嘉五年（311年），刘聪（刘渊子，继渊之位）将石勒歼灭晋军主力十余万于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刘曜（刘渊侄）则破晋都洛阳，俘获怀帝（年号永嘉，307年即位），并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此永嘉之乱以后，及至建兴四年（316年），刘曜陷长安，俘愍帝[23]，西晋灭亡。又次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称晋王[24]，改元建武；又次年，愍帝崩问至，睿即皇帝位，是为东晋元帝，改元大兴。
由于上述之永嘉丧乱及东晋建立，黄河流域胡骑纵横，殆无宁静之土，南方则成为新的正统所在。于是中原百姓或所在屯聚、结坞自保；[25]或纷纷为避兵之计，北走辽西，西奔张凉，[26]而究以南渡江左者最多。《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而据《晋书·刘琨传》，当时民众迁徙，亦万分艰难。[27]长途跋涉，又兵荒马乱，迫使人们要有组织地行动；老弱妇孺沿途死亡，父兄子弟希望白骨得到窆葬；道路之上，人们需要粮食、衣物与医药。此时，地方豪族与将帅固有的势力与影响就发挥了作用。
汉魏以来，多聚族而居，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名宗大族。当南北分裂之世，北人以笃于亲族之谊著称。《宋书·王懿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又“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28]。至于北土大族数世同居者，史传所载，更是屡见不鲜。[29]这种厚家族、重亲亲、倡孝友的风教，也显著表现在大难来时、迁徙途中。如《晋书·祖逖传》略云：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咨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途中，车马、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通过赈危济贫，通过军事性的庇护，他很自然地被推为“行主”，成为这一带有浓厚宗族乡里色彩的流徙集团的领袖。褚翜、郗鉴、徐澄之等人，也是凭藉着习惯的宗族关系，统领宗亲乡里，奔往江南。[30]
按宗族系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由于各个家庭间亲疏贫富的不同，内部有阶级、阶层的区分，故宗族纽带并非怎样地牢固。但在流徙过程中，“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则加强了一个个家庭间的联系，又使宗主与族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发生主从关系；另外，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依附随行，也从而扩大了流徙集团。及至定居他乡，与土著主客相抗，欲求立足，欲保安全，尤需倚仗宗主与集团的力量。于是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人群，遂逐渐结成为不可解散的、牢固的整体，我们可称之为“乡族集团”[31]。? 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势力的大族、将帅，下面有各级小帅起辅佐作用，这就如同军众有部曲督将、乡里有三老里吏。以领袖——小帅为核心、以宗族乡里为主体的这种流徙集团，势力是很大的；而他们自身又是司马睿、王导侨寓政权的组成分子与依靠力量。[32]因此，如何安置这些大族、将帅及其控制的侨流人口，就成为晋元帝及其后继者们异乎寻常的一桩大事。由于侨流人口的迁徙与定居新地，基本上保持着乡族集团的形式，这就使得安辑侨流采取设立郡县的方法，比较简便可行；而就乡族集团置州郡县，也有利于保证这一集团内部组织的稳定性，符合大族、将帅及侨流人民的利益（详后）。
为安置侨流而置州郡县，是诚然矣。然而，这就产生了疑问：侨流人口的存在，不是东晋南朝独有的现象；各代立郡（州）县以处侨流的事极多，为什么只是这一时代普遍采取设立侨州郡县的方式？其缘故可以从正统观念及讲究地望的社会风气中推求。
2、正统观念与规复失地的决心：侨州郡县的政治含义
欧阳修《正统论》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这在统一时代是不成问题的。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之世，争夺正统则是一种普遍现象。谁为正统，各别政权各有理由；而各别政权彰显正统的方式也不一样。以东晋十六国为例，匈奴刘渊初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33]；匈奴刘勃勃则“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34]，以继承夏朝法统的中国皇帝自居。又如羯人石勒、氐人苻坚，都因拥有长安、洛阳两京，而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和东晋一样，自认正统所在，斥北朝为索虏；而北朝政权以占据着传统的中原地区，遂以正统自居，反骂南朝为岛夷。[35]在这种种正统之争中，地域与文化是各自最重要的依据：五胡尤其北魏政权之自居正统，多以占有中原地区为由；离开了中原的东晋南朝政权则拥有皇统继承或禅让以及传统文化的多重正统资格。
对于东晋南朝统治者来说，与十六国北朝争正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不仅关系到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关系到民心向背与军事形势。应该说，东晋南朝在这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云：“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太元七年记前秦苻融谏苻坚曰：“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虽南北分裂、各朝均自认为正统，但时人一般的概念是：五胡、拓跋魏虽入主中原，然“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36]；反之，晋自元帝渡江，“虽僻陋吴越，乃正朔所承。”[37]但残酷的现实是：东晋南朝毕竟失去了重要的地理上的正统依据。如东晋初年，全隶版图者仅有荆、扬及分置之江、湘以及边徼之交、广、宁数州，余皆瓯缺瓦解。[38]此瓯缺瓦解的疆域形势，东晋南朝一直未能有实质的改变。[39]夫所谓祖宗疆土，尺寸不敢与人，既境地止画方隅，又讳言削弱，则侨置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良好办法；又东晋南朝例不侨置十六国北朝新立的州郡县，借以表明对其政权的否定。北方政权对东晋南朝自恃正统、侨立州郡县的做法，则极为反感。《魏书·韩显宗传》：
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谓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
由韩显宗之言，东晋南朝借侨州郡县表达正统观念的政治意图可谓一目了然。[40]又北方政权所以反感东晋南朝“侨置中州郡县”，还有其它原因。
侨立沦陷区域的州郡县，不仅是对故土的一种怀念，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规复失地的决心。考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汪藻建言“用六朝侨寓法，分浙西诸县，皆以两河州郡名之”[41]；绍兴八年（1138年），李谊也奏称“于淮南、荆襄，侨建西北州郡，分处归正之民”[42]。然而终不见施行者，疑与宋金关系的演变有关。南宋初年，君臣尚思恢复。及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绢各二十五万；次年春，金主册立宋高宗赵构为宋帝。宋既称臣于金，若侨立淮河、大散关以北州县，意存规复，必为金廷所不容，所以南宋断不敢侨置已在金国境内的北宋故地州县。至于西汉高祖迁齐楚豪族大户于关中，未闻侨立齐楚郡县，则是因为全国都在统一政府治理之下，此举为强干弱枝政策。由此也可以看出侨置与政治地位及形势的关系。
在东晋南朝统治者看来，十六国北朝虽肇基建国，帝制自为，实不过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而已。神州陆沉，已愧对列祖列宗；侨立州郡县，则既可慰勉一番正统观念，又表示不忘故土，恢复有望。侨置从一时权宜之计，发展为经久之制，与此可谓密切相关。
然而值得细究的是，通过政区或准政区的设置乃至名义的建立，以表达正统观念与规复失地的决心，途径或曰方法本是多种多样的。其必大规模、普遍性地设置“侨”州郡县者，当有特殊原因在。这里不妨先从比较的角度，简述三国时代盛行的遥领与虚封，以加深对东晋南朝必置侨州郡县的进一步理解。
在中国政治地理史上，遥领与虚封是一类特殊现象。“遥领者，不入版图之地，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也。虚封者，则仅有封爵而无实土之谓也。”[43]通俗地说，把不属于本国（即本国政府不能行使行政权）的地方，算作自己的，于自己国内设置该地地方长官如州牧、刺史、太守、县令等名义，对其地行使象征性的统治，是为“遥领”；以事实上不属于本国的土地，作为本国王侯封爵的封土，是为“虚封”，虚封与遥领相同，也是象征性的统治。
遥领与虚封并非三国所独有，但以三国时代最为盛行。[44]三国伊始，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即以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尚书杨仪左迁遥署弘农太守。其后，魏有益州刺史杨阜、黄权，平州刺史田豫，扬州牧曹休，丹阳太守蒋济，吴王曹彪，阆中侯张鲁，浈阳子司马珪；蜀汉有交州刺史李恢，扶风太守张翼，汉阳太守法邈，鲁王刘永，梁王刘理，北地王刘谌，新平王刘瓒，新兴王刘恂，上党王刘虔，陈仓侯马岱，济阳侯吴壹，此皆遥领、虚封之例。至于孙吴的遥领、虚封，则建置尤盛。以州论，有兖州牧朱然，冀州牧步骘，幽州牧文钦；以郡论，全琮黄武四年领九江太守，陆凯赤乌中除儋耳太守，周泰破关羽后拜汉中太守，潘璋夷陵之战后任襄阳太守，甘宁以拒关羽功为西陵太守，韩当先后领永昌太守、冠军太守，又顾雍弟顾徽拜巴东太守，虞翻子虞耸为河间太守，子虞昺为济阴太守，孙韶为广陵太守，均为遥领。以封爵论，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孙休为琅琊王居虎林；又孙霸封鲁王，文钦入吴封谯侯，滕胤孙亮时、滕牧孙皓时封高密侯，濮阳兴孙休时封外黄侯，这些王国与侯国皆是虚封。
按三国尤其是蜀汉、孙吴之盛建遥领、虚封，当不惟图其空名、虚张声势，还有更进一层的政治原因。《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云：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睿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今日灭睿，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汉之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共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
上引史料，为遥领、虚封制度作了最好的注脚，盖遥领、虚封，意在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及不弃是土的决心。[45]就三国来说，曹操虽“奸阉遗丑”，但据有地广人众的中原之地，且“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46]，在政治上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曹氏代汉称帝后，更是虎视蜀汉、孙吴，志在一统天下。刘备虽偏处一隅，土狭民少，然以“帝室之胄”，用兴复汉室为旗帜，自居为汉家正统，与曹氏势不两立。至于“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而政治上却处在劣势的孙吴[47]，则打出了“为汉家除残去秽”的旗号[48]，并通过与蜀汉缔结同盟，以共讨“偷取天位”的曹氏，从而在军事上免去西顾之忧，在政治上也得忝汉统。然则遥领、虚封，正是蜀汉、孙吴此种国策与心态的产物与具体化。
黄龙元年（229年）孙吴、蜀汉缔约后，两国遂依照盟约中的分界，各于其范围内遥置刺史、州牧，于是蜀汉有冀州刺史张翼，兖州刺史邓芝、宗预，并州刺史廖化，凉州刺史魏延、姜维；孙吴有青州牧朱桓，豫州牧诸葛瑾、陆凯，徐州牧全琮、贺齐、丁奉，幽州牧孙韶。然而上述各州实属曹魏所有，蜀汉、孙吴固不得稍加染指也。又吴、汉分天下后，汉以交州为吴人属地，故解李恢交州刺史，又“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49]。吴先以朱然牧兖州，步骘牧冀州，至是以地属汉，为表示对盟约的尊重，也解其牧职，以示不侵；[50]且自武昌还都建业，表明对蜀汉无西顾之忧。
三国鼎立的结果，曹魏先灭蜀汉，司马氏又代曹魏建立晋朝，晋再灭吴，统一天下。当天下一统于司马氏后，很显然，遥领、虚封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于是这两种制度随之消亡。[51]及至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代之而兴，其政治意义正略同于三国时代的遥领、虚封；惟遥领、虚封并无寄治之所与原土之民，这是与侨州郡县不同之处。换言之，三国时代的遥领、虚封，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除了表示正统与规复失地的决心外，还与失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安置原土之民。而正是原土之民高标郡望的风气及其深固的地域乡里观念，直接促成了东晋南朝大规模而普遍性地设立侨州郡县。
3、高标郡望的风气及其深固的地域乡里观念：侨州郡县设立的直接原因
中国中古时代是一个家族时代，呈现出鲜明的家族政治、家族经济与家族文化的特征。中古时代的家族，其特征之一，便是家族与地域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此诚如陈寅恪先生《论李栖筠自赵迁卫事》所云：
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与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李栖筠既不得已舍弃其累世之产业，徙居异地，失其经济来源，其生计所受影响之巨，自无待言。又旅居异地，若无尊显之官职，则并其家前此之社会地位亦失坠之矣！[52]
陈先生在此点透，家族的地域性关键在于“累世之产业”，即特定地区连片的大地产（一般是庄园经济形态）。以此为基础，既维系着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与血缘纽带，又垄断了地方官职，并进而猎取中央政治权力，奠定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其具体情形，Wolfram Eberhard有形象的描述：
一个缙绅家族通常有一个乡村家与一个城市家。乡村家即家族田产所在地，那里居住一部分族人，管理经营其财产，……是家族经济的支持骨干。当其家族有足够的资金时，则聘请教师教育其子孙，使其子孙能从事官宦生涯。……缙绅家族中受教育的分子常常搬进城市中居住，其生活较为安逸，他们有乡村家为其经济基础。……缙绅在城市的支族的主要活动是政治性的，其家人千方百计谋求进入官僚群中，或做中央官或做地方官，或为文官或为武官。……如果在中央的城市支族在权力争夺时失利，则该家族乡村部分仍能继续生存与维持，政局的转移很少能够同时影响到城市及乡村两地方的族人。若当城市支族当权时，彼可保护并援助居住在乡村的支族。[53]
家族的这种情形，即地域观念、经济势力与政治权力三者的结合，使家族与地域产生了固定的联系；家族之讲究地域观念，也在中古时代蔚成风气。
家族的地域观念是通过郡望来表现的。郡望，从字面上理解，即显贵的家族世代聚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形式上则一般以郡名表示[54]，如弘农杨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有时也写作姓望（姓氏所系之地望）、族望（家族籍贯）、地望等等。这种显贵的家族称为郡姓（一般指在全国有影响的郡中著姓）[55]，其它称法尚多，如望族、世族、世家大族、冠族、甲族、门阀士族、名门、大姓、著姓、右姓等等。他们据以显耀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56]也因如此，崇尚源流成为家族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与家族的地域观念相结合，便凝成了郡望顽强的继承性与稳定性。
当然，郡望的继承性与稳定性在中古时代的各别时期并不都是一致的，而是有所流变。伴随着大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早在东汉时，南北各郡就逐渐形成了一批较固定的、被普遍承认的当权大姓。如《魏略》载：“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57]桓、田、吉、郭为冯翊郡甲族；[58]又颍川荀、陈、钟，吴郡朱、张、顾、陆，会稽虞、魏、孔、贺，则世所习知。[59]三国时进一步发展。及至两晋南北朝，崇尚郡望更是蔚成风气，所谓“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兢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60]。郡望作为高贵家族的标帜，在这一时期，以其极为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影响着家族群体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媾关系、仕宦前途等各方面。[61]大家族凭藉着高贵的郡望，可以顺利无碍地“世仕州郡为冠盖”[62]，可以理直气壮地“平流进取，坐致公卿”。[63]而由郡望的这种政治、社会意义出发，从以大家族为统治基础的国家，到拥有高贵郡望的家族，都严守郡望、严防假冒，也就势所当然。如南朝齐明帝时，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王氏谱，为琅邪王氏中人、尚书令王晏举报，主事者、“世传谱学”的平阳贾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64]，即是显例。
据上所述，两晋南北朝之家族尤其是大家族都十分注重郡望、讲究地域观念，便是不难理解的了。进之，注重郡望、讲究地域观念，在当时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历世稍远、支胤繁衍、分房分支后，各房各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原来的郡望不变；[65]因为“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然而“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66]具体到东晋南朝，大量“乱离之迁徙”的家族之“仍多自称其望”，正是我们理解当时之侨州郡县与侨置制度的关键。
在当时南北分裂的特殊政治形势与社会背景下，对于东晋南朝南渡士族来说，如何保持原来的郡望，可谓头等重要的大事。本来，汉代改籍是常见之事；及三国，孙吴境内有大量北方流寓，一段时间后，也颇多落籍江南者，如《晋书·薛兼传》所载薛家及《甘卓传》所载甘家之落籍丹阳，《晋书·周访传》所载周家之落籍庐江等皆是。[67]而这一时代，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流寓江南而附籍所居郡县，成为“丹阳王氏”、“会稽谢氏”等等，那无异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帜。[68]而一旦失去这种高贵标帜，他们在异土他乡就很难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因为与宗族、乡里的密切关系，保持郡望，标榜本籍，乃是世家大族存在的基础。
那么，如何保持这种高贵标帜——郡望呢？“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便是一种主要方法。胡孔福尝称：
衣冠望族，桑梓情殷。汝南应劭、鲁国孔融，地因人重，名以望传。虽迁徙靡常，寄寓他所，而称名所系，仍冠旧邦，庶邑居井里，以亡为有，实去名存。[69]
这正道出了南渡衣冠望族要求保持原郡望与侨置州郡县之间的关系。而东平郡的侨置经过，又为这种关系作了最好的注脚。《南齐书·州郡志》北兖州条：
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本领，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见许。
按东平郡得以侨立，就在于它是“望邦”，是东平吕氏一类“衣冠所系”的“桑梓”。考东晋南朝南渡士族，以琅邪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与袁氏、颍川鄢陵庾氏、汝南安城周氏、河东闻喜裴氏、河南阳翟褚氏、济阳考城江氏、陈郡苌平殷氏、河东解县柳氏、京兆杜陵韦氏、太原晋阳王氏、谯国龙亢桓氏、颍川临颍荀氏、泰山南城羊氏，以及鲁国孔氏、琅邪颜氏与诸葛氏、济阴冤句卞氏、高平金乡郗氏与檀氏、东莞莒县刘氏与臧氏、东海郯县徐氏、清河东武城崔氏、平原刘氏、济阳考城蔡氏、陈留尉氏(此“尉氏”为县名)阮氏、彭城武原到氏、彭城吕县刘氏等为大为盛；又晋皇室为河内温县司马氏，宋皇室为彭城刘氏，齐、梁皇室为东海兰陵萧氏，陈皇室为颍川陈氏。而上述诸氏郡望所系的郡县，除鄢陵、阳翟、解三县无考外，都有相应的侨郡侨县的设置；其中琅邪临沂王氏、东海兰陵萧氏等高门，更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土断，改侨为实，以达到既保持郡望、又获得实土的目的。[70]这些情形应当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高标郡望的风气、重视地域乡里的观念之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发挥着作用。
4、政治、军事与经济几方面因素的具体考虑：侨州郡县的现实作用
尽管有着诸多的理由，使得东晋南朝建立侨置制度、设置侨州郡县，然而，若正统观念与规复失地的决心，若高标郡望的风气、重视地域乡里的观念，毕竟在一定意义上还停留于“虚”的层面；至于安置数量庞大的侨流人口，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东晋南朝中央与地方政府来说，更关心的也许是如何发挥出侨流人口的现实作用。事实上，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与侨置制度的逐渐建立，造成了东晋南朝在地方行政、户籍管理等方面的不少麻烦[71]，仅以政区名目为例，《史通·邑里》指出：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以此，东晋南朝长期而广泛地设置侨州郡县，应当是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只有利大于弊，才决定了东晋南朝政府宁愿承受弊以追求利。
所谓“利”，即侨州郡县的现实作用。我们先来看南宋的两条史料。南宋初年，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疏曰：
自东晋以来，中原失据，故江南北侨立州郡，纳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之民，列之行阵，号曰签军。彼其劫质而来，盖非得已。今年建康、镇江为将臣所招，遁归者无虑万人，此其情可见。莫若用六朝侨寓法，分浙西诸县，皆以两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坛谓之南相州，许相州之人皆就金坛而居，其它类此。俟其入寇，徐以其职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处，粗成井邑，父兄骨肉、亲戚故旧皆在，亦何为而不归我哉？况浙西州县，昨经杀戮之后，户绝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产顷亩，以侨寓之人，计口而给。俟稍安居，料其丁壮，教以战阵，皆精兵也，必争先用命，永无溃散，与夫从彼驱虏、反为我敌者，其利害岂相万哉？[72]
后数年，右正言李谊亦奏云：
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旧，襁负而归，相属于路。此殆天所以兴宋。臣愿于淮南、荆襄，侨建西北州郡，分处归正之民。给以闲田，贷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种之业，而又亲戚故旧，同在一所，相爱相恤，不异于闾里，将见中原之人，同心效顺，敌人之谋，当不攻而自屈矣。[73]
按南宋初年，胡人政权（女真的金）入主中原、汉人政权（赵宋）退据南方的政治格局，与东晋初年实相仿佛。而汪、李二臣希望侨立州县，以招徕北人，使各遂其耕种之业，又教以战阵、练成精兵云云，虽然说的是南宋时事，据笔者看来，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现实考虑，也当与之近同。
其一，侨置以招诱北方人民。
在中国古代，人口是经济与军事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的优胜往往就是经济与军事的优胜。而当分裂之世，各别政权为争取兵源与劳力计，一般也必须吸引并保持流民，使不为敌资。具体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的人口较之十六国北朝人口要少得多。[74]在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说，东晋南朝政府是乐意接受侨流人口的。而除了主动迁移入南者外，政府出于增加人口与安边的需要，也必须致力于招诱边民。招诱边民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设立侨州郡县。[75]一般是先侨立某州、郡、县于南，即以招引北土此州、郡、县人民，其用心可谓良苦。由于这一策略顺应了人们心理之共同所眷，故颇起招徕之功。据《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三年记载，因南朝“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侨置州郡县，招引来大量北方人民，这引起了北魏地方政府的恐慌，遂移书相质。南朝地方政府驳移，就“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答云：
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76]
据此可知，侨置者，自为用地统人的一种号召。当一地陷于异邦，其民有不及奔避者，有眷念丘园者，也有去留不定、多怀彼此者[77]。然“人生安可久淹异域”[78]，大多数北土遗黎不愿受异族统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79]；而若东晋南朝侨立其本籍州郡县，对北方人民产生吸引力，使其“同心效顺”，是可以想见的。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利用北民的怀土情绪，动员他们抗击北方政权的南犯，为北伐收复失地效力。如祖逖自“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进攻石勒，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淝水之战中东晋赖以击败前秦的主要军事力量北府兵将士，也多是北方侨流及其后裔。[80]进而言之，十六国北朝在军事方面本就胜过东晋南朝，而东晋南朝又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81]，于是其捍城猛将、临敌劲卒，便大多是荒伧远人、淮南楚子、雍州骑射。[82]这些侨流久习兵事，强悍剽勇，又多为近边地带的侨州郡县所安置，这种状况，深深影响了东晋南朝的军事形势。就前线而言，侨流人口以及侨州郡县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捍边长城”的作用；对内地来说，则等于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其二，侨置以安抚流民，促进生产。
《宋书·志序》：“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83]东晋南朝政府既不能恢复失地，乃“各因其所居旧土”[84]，陆续成立侨流人口的各级流亡政府——侨州、侨郡、侨县，且“侨置牧司”，分设刺史、守、令，作为安置和管理侨流人口的机构，“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85]如此，侨流庶可免漂泊无归，减少了社会内部的动乱因素；[86]他们的安定治业，又从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侨流人口为侨州郡县所安置，又转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地区的开发上。如皖南傍江一带，本是江水宣泄之地，地卑蓄水，湖泊较多，土地是肥沃的，但有待开发。东晋以来，豫、并、兖诸州及江淮间流人南渡江，侨寓在这一带，因置侨州郡县。这些侨流人口不仅给当地提供了劳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皖南傍江经济文化因之迅速发展。[87]这种情形，在江南晋陵郡境、江淮之间的邗沟沿线以及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南郡周围、寻阳地区、江夏一带、襄阳等处，也表现得很是明显。
要之，在上述种种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晋自司马睿、王导时代始即置侨州郡县，而其后继者以及南朝宋、齐、梁、陈也续有设置，于是侨置制度遂历江左五朝而不废。
[1]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宋书·符瑞志》：“晋元帝太兴三年四月，甘露降琅琊费。”按当时徐州琅琊国及费县已不为晋守，这里的“琅琊费”当指侨郡县。而如果这一推论不误，则琅琊郡及费县的侨置在太兴三年四月以前，早于怀德县。立怀德县据《晋书·元帝纪》在太兴三年七月。又《建康实录》卷五“怀德……后改名费县”一说，颇可疑。
[4]《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新丰、《史记·高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水经·渭水注》。
[5]《续汉书·郡国志》玄菟郡刘昭注引《东观书》。“三县”谓高显、候城、辽阳。
[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五章第一节，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如大约在元初五年（118年），金城郡复故；永建四年（129年），“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详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八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后汉书·顺帝纪》。
[8]按永初四年“移陇西（郡）徙襄武”者，盖因陇西郡大部为羌人侵扰放弃，然而陇西郡却并非侨郡，盖襄武本为陇西郡东境之县。
[9]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一前赵上郡。
[10]《魏书·地形志》下雍州京兆郡，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又据《宋书·州郡志》二江州刺史豫章太守望蔡子相、《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江南西道筠州高安县引顾野王《舆地记》，汉灵帝中平年间，汝南上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流民分徙扬土豫章，乃置上蔡县于豫章郡建城境内；晋武帝太康元年，以上蔡人思本土，更名望蔡（治今江西上高）。此种情形，又与上述西汉新丰县类似。
[11]西汉高祖时代之新丰县，与后世失土寄寓的侨县毕竟性质有别，故不推为侨置之始。
[12]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四“唐侨治蕃州表”。
[13]其具体情况，可参考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图组”所附“侨寄内地羁縻都督府州县表”，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又详细的讨论，可参考谭其骧先生《唐代羁縻州述论》（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990年版）、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关于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概况，拟另撰文讨论。
[15]《梁书·武帝纪》及《南史·梁武帝本纪》称萧衍为“南兰陵中都里人”。而据《南齐书·高帝纪》：“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则“中都里”，实为过江以前，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之里名，是侨置郡县时，并乡、里一体侨置乎？果如此，则有侨乡、侨里的存在。虽然从情理上说，侨县下分乡置里极有可能沿用原县乡、里名称，但惟见一例，终不敢断以究竟。
[16]载《禹贡》半月刊四卷十一期，1936年。
[1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三章第三节。
[18]详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三章。
[19]如荆州张昌起义（303年至304年）、南阳王如起义（310年至312年）、荆湘杜弢起义（311年至315年）等。
[20]《晋书·祖逖传》。按“藩王争权”的原因在于大封诸王，并使之将兵出镇。晋武帝认为，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都是由于汉室魏室孤立，“本根无所庇荫”（《晋书·八王传·序》），于是复采周汉遗制，分封皇子及宗室，并变本加厉，命其出镇方面重镇，即任为都督，以拱卫皇室。然诸王既握兵符，又管民事，得自选官吏，遂专横跋扈，割据称雄，俨然半独立国，其势力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当晋武帝时，中央力量强大，诸王尚不敢图谋不轨；殆惠帝暗弱，贾后专权，诸王遂觊觎帝位，骨肉相残，演成八王之乱。以此论之，“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晋书·八王传·序》），而八王之乱的根源，又在于诸王政治地位与军事权力的结合。
[21]《晋书·祖逖传》。
[22]刘渊起兵据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北）称汉王，李雄攻取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称成都王。又永兴三年（306年）李雄称帝，国号成；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
[23]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其侄司马邺即位于长安，是为愍帝。
[24]琅邪王司马睿永嘉元年（307年）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出镇建业。五年，被命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建兴元年（313年），又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
[25]纠集宗亲、宾客，号召邻里乡党，结坞自保者，如苏峻、张平、樊雅、邵续、刘遐、李矩、郭默、魏浚、庾衮等皆是。事见《晋书·苏峻传》、《祖逖传》、《邵续传》、《刘遐传》、《李矩传》、《郭默传》、《魏浚传》、《孝友庾衮传》。
[26]辽西慕容氏政权名义上承认东晋宗主国的地位，而河西张氏汉族政权更是长期忠于司马氏，这是山东、河北部分官民北走辽西而中原、河东、关陇部分官民西奔张凉的原因。
[27]《晋书·刘琨传》：“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此盖道路流离之一般情状。
[28]《颜氏家训·风操》。
[29]见于《魏书》者，如高阳许绚、博陵崔挺、弘农杨椿杨侃等，各见本传；《节义传》所载，此类尤多。
[30]《晋书·褚翜传》、《郗鉴传》、《儒林徐澄之传》。
[31] [日]安田二郎《晋宋革命と雍州(襄阳)の侨民》（载《东洋史研究》四二卷1期）对“乡族集团”概念有所论述。又[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四编第一章指出：“自汉帝国瓦解以来，饱受社会矛盾、天灾、战乱等等威胁的民众，依附于地方上拥有势力的豪族，以谋求生活的安定。作为豪族的一方面，其与民众的连带关系对于维持自身势力是有利的。……对于依附于豪族的民众，是经常使用宗族、乡党等用语来给于（予）表达的。”具体到两晋之际的流徙，谷川道雄举了郗鉴的例子：“郗鉴是在永嘉之乱严重缺乏粮食之时，把别人赠送的物资周济于宗族、乡党穷困者，而获得人们深厚信赖的人物。在无法应付五胡的压迫的时候，他率领民众渡长江南下。”
[32]拙文《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载《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后，西晋败亡，司马睿在大家族的拥戴、扶持下，建立起南方的东晋政权。当时其政权支柱是侨姓与吴姓。侨姓依地理的远近，又有区别。一类是河南郡姓，以路近而多举宗南迁，……这些郡姓的主要房支与南方政权密切结合，迅速尊显起来。另一类郡姓距离南方较远，有一部分播迁江左，成为侨姓，另一部分则留居北方原籍，就该郡姓而言，形成南北二支平衡发展的现象。”
[33]《晋书·刘元海载记》。详拙文《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34]《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35]《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臣光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又魏收《魏书》，目东晋为僭晋，以司马睿与李雄并列。
[36]《晋书·姚弋仲载记》。
[37]《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
[38]西晋结束三分之局，重归统一，凡十九州（司冀兖豫荆徐扬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后又分置江、湘二州。其疆域范围，大体东至朝鲜中部，西被流沙以西，南抵日南，北暨瀚海。
[39]东晋疆域广狭无常，大略而论，则北抵淮南、江北，西有巴蜀、南中，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又南朝疆域亦甚不固定，概而言之，则晋末宋初最大，北有今山东半岛，西北有关中，北抵黄河；至陈极小，西不得蜀汉，北失淮淝。详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上编“六朝疆域变迁考述”，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40]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云云，反过来又显示了北魏的正统意识。按北魏以正统自居者，一则强调鲜卑是“黄帝少子昌意之后”，此民族上的理由；二则立都洛阳，居于中土，此地理上的理由；三则北魏接受并发扬了传统文化，此文化上的理由。在这三条理由中，民族上的理由是扯不清的一笔糊涂账；地理上的理由显得十分充足，以致北魏敢理直气壮地斥南朝为“南伪”；文化上的理由起初虽然薄弱，而当孝文帝厉行汉化后，北魏传统文化的发展确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梁朝北伐名将陈庆之就心悦诚服地说过这样的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北朝当然就更以正统自居，如杨元慎言于陈庆之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我魏膺箓受图，……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详拙著《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下编第五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巳。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戊申。
[43]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三章第四节。
[44]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一样，三国的遥领与虚封也是政区研究上极为麻烦的问题。例言之，或以为蜀汉有交州，《三国志·蜀书·李恢传》“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是为证据。然考李恢领交州，“住平夷县”，平夷为牂柯郡属县，苟其时蜀汉有交州，岂能设治于益州之牂柯？故蜀汉虽有交州之名，交州实土却属吴不属汉。类似这种有名无土的情形，即因遥领、虚封所致。清洪亮吉在《〈补三国疆域志〉序》中也说：“三国土壤既分，舆图复窄，州郡之号，类多遥领。吴有犍为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归西国，而名列扶风；房陵一区，实隶当涂，而虚领益土。近而易混，骤每不详。”
[45]徐兆奎《中国地名史话》第四章第二节即称遥领、虚封制度“反映出三国统治者们皆有兼并他国、统一天下的欲望”。
[46]《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47]陶元珍《三国吴兵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三期，1933年）云：“坚事举未就，中道战死，策以一校尉渡江，权以一孝廉领郡，名位尚低，声望不著。”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也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
[48]《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49]《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50]杨晨《三国会要·职官》、洪饴孙《三国职官表》、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三章第四节都认为永安以后，吴又以陆抗为益州牧，是未能如约。其实陆抗领益州牧时，蜀汉已灭亡，故抗领益州，并无败约之嫌。
[51]东晋南朝偶见遥领。如《陈书·始兴王叔陵传》“太建元年，授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晋州即为遥领。详谭其骧《〈补陈疆域志〉校补》，收入所著《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2]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按李栖筠是唐赵郡李氏李德裕之祖。
[53]《中国中古时代的征服者与统治者》，第44-46页，转引自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三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54]在一些地志中，专门列有“郡望地名”一目，如敦煌文书伯2511号唐韦隩《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残卷，存河东道州府八，所开列的“郡望地名”，有“太原郡”、“雁门，代州雁门郡也”、“云中，云州郡名”、“马邑，朔州郡名也”、“上党”等。
[55]《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建武三年胡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
[56]《新唐书·高俭传》。
[57]《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注。
[58]《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注。
[59]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60]《史通·邑里》。
[61]如西晋时同为王氏高门，有太原晋阳王氏与琅邪临沂王氏。太原王氏以王浑为代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高门；而琅邪王氏以王祥为代表，虽为士族，但权势名位不盛。及东晋，琅邪王氏之王导为侨姓士族领袖，上升为一流高门；而此时太原王氏却权势稍减。这种起伏浮沉，即对太原王与琅邪王成员的婚宦发生影响。详《晋书·王浑传》、《王祥传》、《王导传》、《梁书》卷二一“史臣曰”等。
[62]《后汉书·王充传》。参汪征鲁《魏晋南朝门地述论》，载《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
[63]《南齐书·褚渊传》。按隋唐时代，因为科举制度的施行，郡望在仕宦上的地位降低，但郡望仍是维持社会地位及维护阶级婚姻的法宝，重视郡望的风气也仍然存在并更加普遍。又唐以后，郡望的政治、社会意义渐趋消失，然而作为一种社会风气、社会习惯，郡望的流风余韵，直到清及民国时代，还是绵绵不绝。详拙文《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
[64]《南齐书·文学贾渊传》。
[65]如同为琅邪王氏，侨居江南后，有“乌衣诸王”、“马粪诸王”等之分，但同为琅邪王则一。
[66]岑仲勉：《唐史余瀋》卷四“唐史中望与贯”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
[67]参看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68]参看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
[69]《〈南北朝侨置州郡考〉叙》。
[70]“相应的侨郡侨县的设置”，详拙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研究》（1987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打印稿）之附表“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考表”相关部分。又“土断”问题，详拙文《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又如果进一步分析南渡士族的侨寓地（有时表现为仕宦地）、墓地所在，就可发现南渡士族与本籍侨郡侨县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参见中村圭尔《关于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原载《东洋学报》六四卷一、二合期，1983年；刘驰译，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罗宗真《略论江苏地区出土六朝墓志》（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二辑，1980年）的讨论。
[71]详拙文《论土断》的讨论。
[7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巳。
[7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戊申。
[7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四篇之（一）据《晋书·苻坚载记》与《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条略言梗概云：“前燕户数为二百四十余万，口数为九百九十余万；后魏户数为三百三十余万；后周大象中，户数为三百五十余万，口数为九百万。而南方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户仅九十余万，口仅四百六十余万；陈亡之时，户为五十万，可为二百万。”黄山书社1987年版。
[75]《魏书·韩显宗传》所谓“自南伪相承，……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是也。
[76]《宋书·索虏传》。
[77]“疆埸之民，多怀彼此”，这种情形在民族意识转趋模糊的南北朝时期颇为常见与复杂，如《宋书·何承天传》载承天所上《安边论》云：“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疆埸之民，多怀彼此。……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民性重迁，闇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又《宋书·刘勔传》、《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五年也有类似记载。
[78]《梁书·羊侃传》。
[79]《南齐书·王融传》。
[80]就此问题，[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第四编第一章举了祖逖与郗鉴两例：“属于东晋政权，而又活跃于恢复北方失土的军团，有范阳的名望家祖逖率领的宗族、乡党集团”；又“京口军团即设置在首都建康东北边之京口的国家军队，原是为防备五胡政权之南下而设置的。其起源在于山东名望家郗鉴率领故乡民众，于峄山所建立的坞垒集团”。郗鉴领众南渡后，“迄今因未拥有过直属军队而不安定的东晋王朝，由此获得了极大安定。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苻坚大军的，正是这支京口军团。众所熟知，取代东晋而建立宋王朝的刘裕，就是京口军团的将校。要之，作为确立江南政权的军力源泉，正在于北方的名望家统治。”
[81]《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四篇之（一）比较南北军事的区别为胡汉之别，而北胜于南，“可用组织之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三语来概括”。
[82]参阅余嘉锡《释伧楚》（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余逊《南朝之北士地位》（载《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合期，1943年）。
[83]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文中，曾以《宋书·州郡志》侨州郡县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则自永嘉乱后迄刘宋大明，累计南渡人口约为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之六分之一。
[84]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四。
[85]《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梁鲍至《南雍州记》：“永嘉之乱，三辅豪杰流于樊沔，侨于汉侧，而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
[86]侨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则西晋末年那样的侨流起义或会重演，而南渡人口也会返归北土。如《晋书·姚兴载记》：“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又《晋书·姚襄载记》：“流人郭斁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朝廷大震”；又《宋书·刘粹传》：“少帝景平二年，谯郡流寓六十余家叛没虏。”按史籍所载，类此者尚多。
[87]详万绳楠《江东侨郡县的建立与经济的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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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颇似否，旧梦重温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