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 [复制链接]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宋政府“以法治邮”对邮驿是十分重视，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使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开发了南方，实际是开发了领土。为南方人更像中国人做出了历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虽然古之时有所开拓，但南方相对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蛮荒之地。这种开发不是战争的开发是文化经济的渗透侵略。宋朝的强盛使南方人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南方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宋以后中国在再没有南北分裂，中国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一个整体。北宋真宗、仁宗时就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临江人王饮若、苏州人丁渭担任宰相。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亲率民工四万余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农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灾外迁的数千户人从返家园。人们为纪念范仲淹的功劳，这条海堰被称为“范公堤”。范仲淹被贬苏州时经过一年多与广大民工的劳作修建完成了苏州水利工程。使相对贫瘠的苏州成为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公元1085年苏东坡被贬到杭州，那时杭州还是相对较落后地区，苏东坡修建六井解决了全城用水。并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柳堤。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取名“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苏东坡一生先后转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英州、惠州等地，最远最南到达海南岛，可以说一路上督劝耕稼、兴修水利替百姓排忧解难。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苏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在景祐年间（公元1034－公元1037）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苏州总耕地数越在12,000,000亩左右，为景祐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宋的科技技术]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梢运邓纬?帕粝碌拿?ご善骷负醵技壑盗?恰Ｋ问敝泄?拇笾谒砍窆ひ沾邮涤没?呦蛳改寤??芑?Ｋ纬?乃砍瘢??跹俺５南冉?７浅＜舛说织机，包?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宋代随着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宋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资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在原则上达到了完全一致。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一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功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由于宋朝出现了火炮，中国象棋也在宋朝时基本定型，出现炮。宋代《事林广记》中就记载着中国最早的象棋谱。宋朝还发明了救生圈并用于军事，《宋稗类抄》所载: 宋将韩忠武派王权到金山，同时命令他不准用船渡江，王权就发给每个士兵一个“浮环”渡过江去，完成任务。“浮环”就是现代救生圈的前身。
　　
　　宋代的纸窗银盐化学物质显影、定影原理，这些发明均比西方人早几百年。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中记载了“盐卤窗纸上，烘之字显”的现象，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银盐变黑显影技术。与之相对应的是，直到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西方才开始使用暗箱作画。到了十七、八世纪，德国的约翰.海因里希.舒尔茨才发现了银化合物的光敏特性。其实，宋朝时期的发明创造还很多如，“火腿”还有“东坡肉”......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有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那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宋的商船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的巨型船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先进高超的技术迅速传遍西方，中国大宋创造出的灿烂文明让正处在野蛮时期的西方人第一次较完整的体验拥有了文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给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最抽象的数学成就极高，在希腊文明与西方之间的空白地带鹤立鸡群。宋的代数学充分发挥了绝对化的方法，把汉代方程解法的组合变换式发展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不但在解法上解决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宋的方程学是一个发达的数学学科。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沈括的会圆术是一个几何问题，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行的弦、和矢求弧长。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用于求解高次方程，是在求得一位商后即以之乘高次未知数的系数加入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在作法上把商、常数项、新方程一次项系数和高次未知数系数分别排列，再用上法对这个组合进行变换。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贾宪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与17世纪欧洲出现的“巴斯加三角”是类似的。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公元1247年在《数书九章》中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秦九韶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还得出了与希腊海伦公式等价的从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刘益的“益积术”、“减从术”也是对系数组合进行变换的技术。数学家李冶公元1248年发表《测圆海镜》，该书是首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数学家杨辉公元1261年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给出了几种高阶级数的求法。公元1274年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此外杨辉还发展了九宫图，他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使宋在组合数学上也有进步。杨辉在数学组合上指出4乘4数学方阵上交换对角结果，可惜他以后没有进一步发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数学家秦九韶认为数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经世务，悉万物”，“窃尝设为问答以拟于用的”。数学家李冶公开批判轻视科学实践活动，将数学贬为“*技”、“玩物”等长期存在的士风谬论。他说“术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事，则要实惠得多。”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是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的是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欧锤?嫜担?嗣窨梢陨纤摺⒏婀伲?敝潦に摺?br>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500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