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维胜先生《胡廷诊传奇》连载 [复制链接]

黄招娃

随着时光推移，胡廷珍不经意间走到了从风林高等学堂毕业的这一天。

按照母亲的意思，胡廷珍风林高等学堂毕业后，就可以回家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因为胡家的生意现在越作越大，她的丈夫一个人忙不过来。廷珍是长子，理应担起这个担子。但胡廷珍的父亲不这么想，他认为胡家能出大人物，希望就在大儿子身上，胡廷珍风林高等学堂毕业，相当于旧时的秀才，这仅仅是个开头，儿子应该到外地继续读书。正当夫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暑期到了，胡廷珍的三姥爷马文炜放学回家，途经河州城，住在胡家。

胡父心想，堂岳父来的正是时候，夫人对叔叔马文炜非常恭敬，言听计从，如果她叔父说一句话，夫人肯定会听。

“阿爸，龙喜这娃马上毕业了，我想继续供他读大学，他娘不让去，你帮我们拿个主意。”胡廷珍父亲的意思很明确，是想叫马文炜帮他劝说夫人。

马文炜哈哈一笑， “我进你们家时，看到门上的对联：忠孝传世久，诗书延福长。原来你们是装门面的。龙喜书读得那么好，三辈难出个读书人，不叫他读书，叫他作买卖，能有什么出息，我当然支持尕娃继续升造。”

胡廷珍的母亲好半天才说：“我听外面乱七八糟的，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出去，我不放心。”

马文炜说：“你不放心，叫他到兰州，考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我是这所学校的国文教师，能照顾到他，再说兰州离家也不远，还可随时回来。”

胡母不吭气。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不叫胡廷珍出去读书，可她拿不出理由，好象孩子一出去读书，她永远见不着了似的。然而母亲的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孩子光宗耀祖，成就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怕孩子出去，从此不再回到自己身旁。胡母多么希望儿子也有和她一样的想法，平平淡淡地做个商人，但胡廷珍志向高远，坚持要求出去读书。胡母眼中噙满泪水，干着急，没办法。她思谋了好久，终于说：“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给娃娶个媳妇。”

胡廷珍的脸刷地一红，首先反对：“我不！”

胡廷珍的父亲说：“你怎么想到要给娃娶媳妇，你看上洋学堂的学生，结婚都迟，他们有讲究……他们叫什么，对，是自由——恋爱的！”胡父寻找了半天，才从他的词语中找出这个时髦的字眼，别别扭扭地说出来，惹得周围的笑起来。

但是胡母一丝也笑不起来，她的眼泪流了下来，盯着胡廷珍说，“我知道，你不结婚，就是不想回来。”胡母抹掉泪，态度变得十分坚决：“我拉扯你这么大，翅膀还没硬，就想远走高飞。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放你走！”胡廷珍是个孝顺的孩子，不愿看母亲伤心流泪。他们父子退后一步，答应胡母，先结婚，再出外求学。

于是胡廷珍的父亲就给儿子物色媳妇。

胡尚德给儿子胡廷珍亲自选了一门亲，他选的是黄尕润的女儿。黄尕润人称黄百万，颇有家财。黄尕润和中和当经常有生意往来，两家交往多年，双方人品都不错，门当户对。黄尕润命中少子，一连生了几胎，都是女孩子。为了盼子，给姑娘起名叫黄招娃。招娃人长得俊，又很知礼，很入胡尚德的眼。胡尚德搬媒去说，一说就中，在很短的时间内，胡廷珍成了婚。

新娘子是一个温润如玉的美女，一对漂亮丹凤眼炯炯有神，一双黑瞳像是两块浸在清水中温养的翡翠。她的皮肤光滑白皙，看一眼，就有一种想咬上去的诱惑。胡廷珍大胆地瞧瞧，新娘子是如此的美丽，纤长的睫毛，高挺的鼻梁，殷红的薄唇，简直挑不出一丝毛病来。

有意思的是这位满脑子新学的英俊男子，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媒妁之言，用最传统的方式，举行了婚礼。胡廷珍对新娘子是满意的，他很快爱上了她。而漂亮的黄招娃，对这位潇洒的翩翩才子一见钟情。他们的爱情是结婚后开始的，和所有浪漫的革命者一样，他们的爱情经受了烈火的考验。

从这一时刻起，他们彼此相识相爱。虽然相互没有说过我爱你，可他们用行为大声地向世人宣告了他们的爱情，在他们相爱的一生中，无论胡廷珍身处辉煌还是低谷，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两人的爱情彼此没有丝毫的改变。

胡廷珍远走新疆的艰难岁月中，黄招娃甘愿如影相随，陪伴丈夫一路走过，陪伴他熬过严酷的寒冬。在河州、在张掖、在绥来，在每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黄招娃不离不弃，情深意切地相依着胡廷珍，和他一起等待春暖花开的日子。

然而胡廷珍没有等到阳光普洒、鲜花盛开的那一天，他在寒流袭来的深夜，留下孤独的她、年幼的孩子，一个人默默地走了。黄招娃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抱着冰雪中胡廷珍的尸骨，久久不愿放手，她悲痛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泣不成声……

在胡廷珍离去的日子，在战乱中，在强权下，她不敢说出胡廷珍的死由，所有痛苦的泪水，悄悄流进了她一个人的肚里。她用瘦弱地肩膀挑起了所有的苦难，走过了风风雨雨，尝遍了酸甜苦辣，拉大了烈士的二男一女，她是勇敢的，她始终爽朗地微笑着……

                         在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求知


美丽的黄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金城——兰州。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兰州大学，就在这座古城西关萃英门内的原贡院内，这是当时甘肃最高的学府。

胡廷珍骑着一头脚骡，从河州城出发，踏上了去省城的漫漫长路，目的是去参加这所学校的考试。

本来他的父亲要送他到兰州，可胡廷珍坚决不让。他对父亲说，“我以后的路很长，您不可能一辈子搀扶儿子。是铁是钢，就从现在开始，我不要您来当我的拐棍，让我一个人去，爸，你放心，儿子大了。”

父亲没有再坚持，一家人送他出了大门。

或许因为马上要离开新婚的娇妻，离开家，胡廷珍心里突然留恋起这里的一切。人生自古伤离别，别时容易见时难。慈祥的父母，可爱的弟妹，娇柔的妻子，家门口那棵大槐树，还有周家坝中和当那二层小楼，这熟悉的一切，都将离他而去，但内心的感情，没有流露在他的脸上，他故意装出轻松的表情，挥手告别。

胡廷珍跨上骡子，他的母亲胡马氏一直倚门而泣，父亲神情专注的目送着他，弟弟妹妹及妻子黄招娃恋恋不舍的跟在骡子后面。

“瑞芝，璇芝，”胡廷珍听见父亲叫住了弟妹：“你们回来，让你嫂子一个人送就成了。

走出巷口，胡廷珍回头，父母还站在门口望着，妻子跟着。

“你，你回去吧！”

妻子不吭气，一直跟着，出了城门。

胡廷珍下了骡子，拦着妻子：“好了，你回去吧，不要送了。”

黄招娃站住了，满眼泪花：“考上考不上，你捎个口信来。”

“昨晚说了一晚夕，我都记着呢。”

胡廷珍上了骡子，深情地说：“回去吧，别送了。”

过了三道桥，胡廷珍回头，妻子还站在风中。她一直望着胡廷珍从视线中消失，才愁绪万千地转身，慢慢地向城门走去。

到达兰州，已是日暮时分。胡廷珍进了城，边走边问，找到了木塔巷刘家宅子，他的舅舅马俶一家七口就租住在这里。除时任甘州烟酒税局局长的舅舅马俶远在甘州，家中胡廷珍的三姥爷马文炜、三姥姥刘玉贞、舅母傅氏，表妹菊香、表弟守谕（马晓余）、守训都在家。他们刚吃过晚饭，见到胡廷珍风尘仆仆地进来，全家上下十分开心。姥爷脸上漾满笑容，要过缰绳，将骡子牵到刘家后院马槽上，表妹菊香接过行李，放在炕上。舅母傅氏围裙下厨做饭。

民国8年（1919）4月份，胡廷珍参加了甘肃法政专门学校的考试，没有几天，成绩就下来，胡廷珍考中了。

“祝贺学友！”胡廷珍的舅舅马俶回家，得知外甥金榜题名，高兴得拍手。

胡廷珍不好意思地笑道：“阿舅真诙谐，我怎么和长辈成了学友？”

“我是风林堂堂的毕业生，你说是不是校友？”

胡廷珍说：“我听人说，你在赵郭寨上的学。”

舅舅马俶说：“早了，那是私塾，和你堂阿舅马伟、马倬，还有侄子马守中、马守和一块读的。我考上风林学堂的时候你还小，你在北塬老家。我在河州城，住在下驴市敬胜堂杂货铺，那个铺面，是你们家的。”

舅甥两人聊着，由风林学堂说到了胡廷珍就读的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马俶说：“你考上这个学校，很不容易。我们河州上学的人少，考上大学的更少，你要好好学习，好好珍惜。”

“舅舅，我听说这所学校是左宗棠创办的，是吗？”

马俶是烟酒税局长，平时关心的都是税啊款的，对学校的历史并不清楚，说这个我倒不清楚。这时胡廷珍的姥爷马文炜从外面散步回来，马俶赶紧把话引过去：“这个问题，你问姥爷嘛，他最清楚。”

笑容可掬的马文炜坐下来说：“是呀，左公这个人很了不起，收复新疆、剿灭长毛、平定西北、致力洋务、兴办教育。没有他，何来甘肃公立法政这所学校，何来老夫这个国文教师啊。他是湘军名将，任甘陕总督，听说了不少科考合格的甘肃士子常常因家境贫寒，难以筹措到前往陕西参加乡试的路费，不得已放弃乡试，深为惋惜，力奏朝廷，请朝廷允许将陕甘两地分别乡试取士，就创办了这所学校，它是西北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府。原来的校址在兰州萃英门，名称是甘肃贡院。”

“风林学堂以前也叫贡院，是不是和这个一样？”胡廷珍插话道。

“学堂以前都叫贡院。”马文炜说，“光绪三年，清政府颁布了一条律法《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改称学堂为学校，废止读经，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七级，奠定了新学骨架。三年后清廷发布上谕，颁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诏谕，因为各省急需大量新式法政人才，在原来甘肃贡院的基础开办了法政学堂，学校名称就叫甘肃法政学堂。民国二年，法政学堂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把至公堂、观成堂等改修为教室，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这所学校里，胡廷珍只度过了二年的时间。这所学校给他留下了伤心的记忆，但也是这所学校，启蒙了他，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多次踏进这所大学的校门，先是求知，后是发展革命党人。1927年他以国民党特派员公开身份和中共甘肃地下特支书记的隐蔽身份回到兰州时，他的母校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也在缓慢地演变，成了兰州中山大学，再后来就变成了兰州大学。

天渐渐暗了下来，胡廷珍看到姥爷马文炜有点疲倦，就结束了谈话，送他进屋，然后趁夜色未晚，返回学校。胡廷珍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求知的二年中，一有空闲，就到姥爷家，爷孙俩谈论诗词，切磋书法。姥爷马文炜学富五车，尊师重道，向往孔孟，言行上是儒家体系，但并不守旧。在广东为吏期间，正逢推翻千年封建帝制，创立民国的大变革，接受新风，与积极上进的胡廷珍，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和话题。《红色记忆》（中共党史出版社）中马晓余撰写的回忆文章“回忆胡廷珍和我的交往”一文写道：

1919年他（胡廷珍）在兰州法政学校读书时，晚间必到木塔寺马文炜家求教。有时，我听到老人给他说：“字是门面，一定要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一苟，点撇勾捺、笔笔落实；要作好文章，必须遵守《易经》上所言：‘言有物，言有序’始能触及灵通而能超人的，并挑《饮冰室文集》中切合现实文章，多为讲述并命题习作，反复批改。在课外阅读极为重要应该多多涉猎而后才能左右逢源，用之不尽呀。”他有次幽默地讽刺我说，“你学在孔门下，以后就不必外出求圣人了，哈哈！”

一场风暴

胡廷珍从朋友处得知，一场风暴刚刚在京城发生。

发生的时间是1919年5月4日中午，也就是他进校不到十天。

消息是不公开的，但私下传播得很快。

据说这场风暴动是从5月3日开始酝酿。蔡东海、许廑父所著的《民国演义》，在第一百四回“两代表沪渎续议，从学生都下争哗”中，生动的描写了事情这一天事件发生的过程：

即于五月三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发起，召集本校学生，全体会议。先是北京各学校已互相商议，定期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会集天安门为大示威的运动，旋接得留学生通电，并闻青岛问题将让归日本，乃急不暇待，就由北京大学为首倡，群集法科大礼堂，会议进行办法四条：（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是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是决定星期日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当下有几个资格较深的学生，登台演说，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就中有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胸，竟勃然登台，用中指放入口内，将牙一咬，指破血流，当即扯碎衣襟，取指血书成四大字，揭示大众，众目睽睽，望将过去，乃是“还我青岛”一语。彼此越加感动，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迭起，表现一种凄凉悲壮的气象。嗣又遍发传单，知照各校，与约翌日上午，邀请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议场，集议进行办法。各校接着传单，无不赞成。转眼间已隔一宵，法政专门学校已腾出临时会所，专候各校代表到来，霎时间各校代表，联翩趋至，共计得数十人。学校亦约十数，校名列后：

北京大学　法政专门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工业专门学校　警官学校　农业学校　汇文大学　铁路管理学校　医学专门学校　税务学校民国大学

数校代表齐集，当场会议，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请求，如何到曹汝霖住宅，与他力争。一面预定秩序，各守纪律。至日将晌午，已经议毕，随即分头散去，赶制小白旗，且约下午二时，至天安门会齐。未几已是午后，天安门桥南，先竖起一张大白旗来，上书一联语云：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又写着一二十字，乃是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一张大旗下面，又有小白旗数十面，旗上写着或为“取消二十一款”，或为“誓死力争”，或为“保我主权”，或为“勿作五分钟爱国心”，或为“争回青岛方罢休”，或为“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或为“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种种字样，不可胜纪。就是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还有一班小学生，站立道旁，手中都高执白旗，大小不一，有用布质，有用纸质。旗上所书，无非是“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

各校学生，陆续驰集，差不多有三千人，走上街头。

他们手里拿着不同颜色的标语，有组织地齐集天安门，在北大学生傅斯年的指挥下，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而此时的北京中南海总统府内，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设宴，款待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内务总长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高官奉命作陪。

惊惶失措的巡警，将发生的事情报告上司，一级传一级，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中南海总统府宴会厅，临时大总统徐世昌立刻放下筷子，接过下属呈送上来的师生宣言，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X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

“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临时大总统徐世昌十分震惊。

“总统，他们十分嚣张，煽动了三四千人，打出了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标语，这是缴获的标语！”

应当说，这场风暴并非偶然，有着极其深刻的世界背景。

事情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说起。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了我国青岛和胶济铁路，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全国人民愤怒的是，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此举激怒了中国人民，愤怒的大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

看过学生递交的宣言书，和警察送来的从现场缴获的那一条条标语，临时大总统徐世昌，惊魂不安。

“总统，学生们到处散布传单，人也越聚越多了。”

亲兵报告完，把一份传单送到徐世昌手上：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参加中南海总统府宴会的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前任驻日公使陆宗舆，此时就在徐大总统的身边，他俩看到标语和传单，脸如土色。

徐世昌大声说：“给我叫通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电话！”

总统秘书立刻摇动手柄，电话通了，秘书将电话递到徐世昌手中：“吴炳湘你听着，我命令你，马上采取措施，妥速解决，不许学生游行。”

徐世昌说完，一把放下电话。宴会照常进行，可此时谁都没心思再吃，宴席很快就散了，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先行离去，二时半左右，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章宗祥一块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警厅派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曹汝霖等人。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急忙调派警队，到场弹压。就是教育部，亦派出司员，劝阻学生，嘱勿轻举，诸事有部中主张，当待众学生办理等语。这样的话，真如同欺骗三岁小儿。请愿的大学生哪里肯信，按照上午商议的方案，大学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同学们立刻分头行动，组成好几列队伍，浩浩荡荡直赴东交民巷，往见各国驻华使馆请愿，请求协助中国，争还青岛。

到了东交民巷美国使馆前，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进谒美使，其他人排队伫立，可是这一天，美国公使芮恩施恰好到门头沟旅行，使馆通事出来，问明意见，罗家伦略述情由。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意见书：

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罗家伦等人鞠躬道谢，然后退出，转往英、法各使馆。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自前来拦阻，爱国学生全然不睬，踊跃前进。吴炳湘见他人多势盛，也不便自犯众怒，只好眼睁睁的由他过去。

随后，学生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

游行队伍穿过了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竟赴东城赵家楼，走到曹汝霖住宅门前，曹宅大门紧闭。爱国学生全体大呼：卖国贼曹汝霖，速来见我！

曹汝霖一看大事不好，仓猝避入一小储藏室中，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

愤怒的学生撞倒大门，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

曹汝霖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

火烧赵家楼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爱国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翻开历史，让我们看看这几天的大事记：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7日—9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5月11日—19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1日—3日，政府查禁联合会。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5日，北京学生出动比３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11日—17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8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场风暴，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这场运动影响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任务，使其领导人物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让一大批爱国青年觉醒和团结起来，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就在这时候，胡廷珍从偏僻的河州山城踏进省城兰州。

他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在这些日子，胡廷珍不仅和进步学生讨论时局，而且如饥似渴地到书店、到图书馆等这类地方，去寻找进步书刊。然而封闭的西北山城兰州，革命书籍实在太少了，但即使是这样，胡廷珍的思想还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感到窒息而僵硬的社会正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校园外面，东西两座山顶上覆盖着的白雪已经融化，露出了青翠的颜色，光明辽阔的开空，吹来了清新的空气，一幅美好的生活前程正展现在青年胡廷珍的面前。这场运动，改变了胡廷珍的人生道路，他从这场运动吸收了革命的养料，逐渐觉醒起来，从一个爱国青年成为革命的一员，成为下一阶段甘肃革命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五四时期兰州大学的学生反映如何）新风吹陇

校园内正升腾着一股热气。

胡廷珍和同学们兴奋地聚在一起，传看北京同学写来的信件，谈论着旅京同学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偷偷传看着传单、宣传品。每个人热血沸腾，恨不能生一双翅膀，飞到北京，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中。

苏振甲是学生会会长，消息灵通。他说：“旅京甘肃学生有90多人，大家读书不忘国事，5月4日那天都到天安门去了。”

一个圆脸的同学站起来说：“我同学给我来信。那天他们加入北京学生队伍，集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反对签订《巴黎和约》，高呼口号。真令人感动！”

一个同学说：“听说北京已经实行总罢课了，政府连下两道命令，要求学生立即复课。”

另一个同学激动的挥动着手臂，大声喊道：“不复，就不复！”

过了半月，又传来消息说，旅京甘肃籍北大学生邓春膏等人，组织同学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他们怀藏小纸旗，分散到达预定地点，佩带讲演员徽章，挑着演讲团旗帜，慷慨陈词，宣传救国的道理。军警驱散群众，逮捕了掌旗的、演讲的，押往警察署，辗转北京大学法科监禁。

“邓春膏怎么了？”

“抓了。北大除了他，王自治、张明道也被抓走了。清华的张心一、王和生、北京工校的冯翰英，中国大学的田昆山，共有七名甘肃籍学生被捕。”

胡廷珍虽然是刚入校的新生，可他生有一张伶俐的口舌，能言善辩，很快跟同学们融成一片，成为活跃分子。他和苏振甲、赵文炳等同学，书信联络，组织开展各种声援活动。

胡廷珍书写了许多“还我河山”等标语，分给同学们，四处散发，校方很快注意到他，多次警告胡廷珍。

不久，好消息从北京传来，由于各地声援活动不断，在各界人士的大力营救下，甘肃籍在京被捕的七名学生与其他学生一块获释。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甘肃旅京学生，深感故乡甘肃僻居西陲，长夜漫漫，大梦未醒。

他们商量决定创办《新陇》杂志，邮往设在兰州的合兴印书馆及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狄道、酒泉各校的代派所，再发行到全省各地。

《新陇》是不定期铅印刊物，辟有论著、调查、选录、大事记、通讯、杂俎等六个专栏。主要宣传“五·四”精神，向甘肃输入新文化、新思想。胡廷珍是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和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进步青年一块，热心地传播，发行，经常热烈地展开讨论。胡廷珍在同学中很活跃，不仅经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赵文炳、苏振甲等挚友一块学习阅读《新青年》、《新教育》等进步书刊，而且走进兰州其他几所中学，成立了兰州七校学生联合会，共推苏振甲为会长。联合经常利用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以文会友，相互学习发表在进步刊物上文章，共同交流先进的思想。

这时的胡廷珍，象一团火，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活力。

法政学潮

1920年3月的这一天，甘肃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院子里，空气中荡满了紫丁香的清香。苏振甲匆匆从丁香树下穿过，步子轻快有力，清新的空气令他精神为之一振。这位来自甘肃省靖远县康滩乡劳家滩的农村青年，以榜首成绩考入法政学校的高材生，因为家境贫困，性情自卑、内敛，与同学来往较少。但经历了1919年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血雨腥风之后，他和大多数狂热的年轻人一样，都为五四运动的胜利所激励和鼓舞，尤其是他和胡廷珍成为朋友后，他的性格大为改变，就像这春天一样忽然从寒冬里迸发出了无限生机，充满了无穷活力，成为校园进步青年中的活跃分子。

张尚瀛先生的文章《苏振甲事略》中这样介绍苏振甲的家庭情况：

苏振甲的父亲因家中人口太多，生计日繁，举措无着，于39岁时投河自尽，全凭其寡母辛勤劳动及春舅氏家帮助，使其兄弟姐妹得以温饱。苏振甲幼年就读于糜滩接引寺董老先生义塾中。其日之，董老先生以“鸡冠花”征对，众生久思无对，苏振甲以“狗尾草”答之，深得先生器重。1919年春（靖远县立高等学堂）毕业时名列前茅。到兰后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了甘肃公立法政学校法律科。阅读《新青年》、《新教育》，以及《杜威五大讲演》、《罗素讲演集》、《胡适文集》等，并和思想进步的同学胡廷珍结为挚友。在该校二年级时，甘肃政法学校、兰州一中、一师、女师、二校、农校及华美七校组织学生联合会，推选他为学联会会长。

透过这段文学，我们看出，胡廷珍既然与七校组织联合会会长的苏振甲为挚友，那么在大学时，凭胡廷珍的才干和对革命的热忱，加上又是那么的富有讲演的口才，他一定在七校同学中颇具号召力。只不过因为法政学潮中他带头反对校方被开除，因而在法政学校时间不长，留下的史料有限。我们解读这一时期的胡廷珍，相对困难。

苏振甲今天这么急匆匆的穿过丁香园，是想找到胡廷珍，告诉他一件刚得到的重大消息。他到过教室、图书馆、校舍，都没见到胡廷珍。

“李同学，见到胡廷珍了吗？”

“他和赵文炳到师范去了，去印文学社的稿子。”

七校组织联合会成立后，许多同学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了文章，但这些文章无法发表，他们效仿北京的大学生，也办起了文学社。七校联合会的同学，定期组织文学社聚集。每当这时，他们把自认为满意的诗拿出来当众朗诵，把他们创作的激情文章拿给其他同学评论，一番评定之后，他们把自认为好的文章，诗歌，汇编整理出来。胡廷珍和每个文学社的青年学子一样，从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把这些文章油印出来，发到同学们手中，相互欣赏。

“苏振甲，看你脸色，有啥重要的事情？”

“我刚听说，学校扣发了我们的助学金，我想找胡廷珍商量。”

甘肃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每人每月有6元助学金，这是象苏振甲这样的贫困生生活的唯一来源。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校长施国祯突然召集各班教员及学生会成员开会，说奉政府的命令，停发助学金。

这就意味着贫困学生将面临饮食断炊的境地。

胡廷珍和赵文炳从师范学校回来时，停发助学金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校。有人叹息，有人愤怒，甚至于许多家境困难的同学背过身子偷偷抹眼泪。这些贫困生中，最难受的要数苏振甲，他家中一贫如洗，能劳动的只有寡母一个，弟妹尚小，他来兰州上学时，川资一无，全家犯难。靠亲朋以及舅父杨汝桂等慨然资助白银50两，才得以成行。不说他难以写信向寡母张口，就是他张了口，家里再也拿不出半文钱。

胡廷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同赵文炳、张雅绍等人商量，这两个同学，一个是从通渭来的，一个是从武山来的，家中情况比较好点。他们三个，先拿出自己的一些钱接济班上最困难的同学，先让大家吃上饭，别饿肚子。

河州城的父亲按时给胡廷珍寄钱，可是胡廷珍还不断地向家里写信，诉说钱不够花，父亲起了疑心，担心他乱花钱，就专门到金城来看他，这才发现，他寄给儿子的钱，胡廷珍大部分都接挤了贫困同学。

父亲一句也没有责怪儿子，临走时又放下一包银元，这让儿子感动。胡廷珍不忍心地抓起那袋银元，塞到父亲手中，胡尚德拉开儿子的手说：“孩子，钱财是身外之物，是给人花的，你只要不胡花，用到正事上，我就放心了。”

胡廷珍含着泪水，目送着父亲出了校门，然后转身到寝室，把父亲留下的银元交给苏振甲和那些困难学友。

苏振甲说：“玉芝学友，你们都是好心，可这不是一天二天的事情。这钱我不能要，这书我念不起，我不念了。”

胡廷珍脸一沉，大声说：“我看你《新青年》的文章白看了，我的钱是让大家填饱肚子搞革命的，你们的反抗精神哪去了，我们要抗争！找校长去！”

在胡廷珍的带领下，同学们涌向校务楼。这是一栋二层小木楼，校长在二层最大的一间屋子里办公。一阵脚步声响，胡廷珍带头冲进校长室，却见校长施国祯在办公桌后正襟危坐。校长约摸三十多岁年纪，脸上棱角分明，目光锐利，正端正地在一张宣纸上写着字。胡廷珍见他戴了一顶黑呢礼帽，穿着长衫马褂，脚下是圆口新布鞋，胸前挂一块古铜怀表。

施国祯起身站起来，微笑着说：“同学们，你们这么急急忙忙闯进来找我，有什么事吧。”

胡廷珍说道：“校长，我们都没钱吃饭了……”

施国祯摆了摆手说：“助学金的事我已经向教育厅反映了，这是政府的决定。我会想办法，让大家有饭吃。”校长很和蔼，走到同学们中间，问长问短，还问了胡廷珍的名字，班级等情况。胡廷珍带着一团怒气来的，没想到校长这么体贴同学的苦处，胡廷珍也不好绷着脸硬来。同学们都回去了，可是第二天，学校突然通知说，取消助学金是政府的决定，必须执行。

好多同学已经断炊几天了。而这不近人情的通知，好象一团火苗，把聚集在学生中间的那一股怒火的暗流给点燃了，胡廷珍和赵文炳带头提出罢课。罢课一星期后，校长了解了马文炜是胡廷珍的姥爷，就把马文炜叫到办公室。

“马老师，胡廷珍是你外孙？”

“堂外孙。”

“他在学校里带头闹事，你作为长辈，是有责任的。我请你来，希望你作好胡廷珍的工作，立刻取消罢课，进教室学习。”

马文炜说：“施校长，现在的问题不是派教员作学生工作，而是校方应该找教育厅反映情况，解决学生的助学金。学生有了吃饭的钱，罢课自然就停了。”

施国祯一脸不高兴，说：“你是国文教师，怎么说这样的话，你要替学校想，替我想一想，要劝说学生复课。如果胡廷珍继续闹，我就要停你的课，罢免你的国文教师。”马文炜听了，非常气愤，站起来说：“随你好了，我劝不了，也不会去劝，要去，你自己去！”说完，甩袖而去，气得校长拍桌子。

过了一会，校长打发人找胡廷珍和赵文炳亲自谈话。

胡廷珍进了施国祯校长的办公室，看见他一脸怒气，大声说：“胡廷珍，赵文炳，你们两人胆子大得很，我了解了，你们家里情况都比较好，不缺吃不缺穿。穷学生闹，还有个说头，你们两个人，夹在中间闹什么。”

胡廷珍听了这话，对校长原有的好感一扫而光，他说：“这不是家里有没有钱的问题，是对与错的问题！”

谈话不欢而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胡廷珍和赵文炳从校长室出来，不仅没有停止罢课，反而发动更多同学加入罢课行列。

双方各不相让。

罢课到了二十多天时，校方再次发出通知，要开除带头罢课的同学。

学生会长苏振甲刚开始也是领导者之一，但胡廷珍考虑到他的家境，凡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让他参加。胡廷珍的这位挚友，后来参加了国民党，成为甘肃国民党早期的活动家和中坚人物、教育界知名人士。解放后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做贡献。不幸“文革”中遭受迫害，死于武都。

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法政学潮，说“胡廷珍和赵文炳等同学率领罢课。这一行动对社会震动很大，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当局答应了学生要求，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但胡廷珍和赵文炳二人因所谓带头闹事，被学校以整顿校纪为名无理开除。”

作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这件事，然而有的史料称，法政学潮经教育厅长赵元贞的斡旋补发了助学金，这种说法显然有误，是不正确的。因为民国前期，甘肃省隶属于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地方政区序列。清帝退位，甘肃官绅通电承认共和。1912年，原护理甘肃布政使赵推熙任甘肃都督，此时的全省建制基本上仍然沿袭清制，设有市政司、提法司、提学司、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巡警道。以提学司为教育主官，管理全省学务。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各有科长、科员。辛亥革命后，改设教育厅，主官为厅长。从提学司到教育厅，主官一直是马邻翼，此人为湖南人，回族，与甘肃提督马安良为儿女姻亲，在西北回族中负有声望。清末到民国年间，甘肃政坛人物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军政大权却牢牢地掌握在西北三马之手，马邻翼因以回族和马安良姻亲的关系，主政教育界多年。

史料中所称的赵元贞是甘肃第一批留美博士。1919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读于美国柯州矿务大学采矿系，获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实业厅厅长，兰州志果中学校长，甘肃学院教授等职，是甘肃省有名的教育家。建国后，历任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文教厅副厅长，甘肃省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赵元贞当教育厅长，那是1931年的事。所以法政学潮与他无关，史料是搞错了的。

这场风波持续了一个多月。校方和教育厅不得不作出妥善处理。

这天，教育厅派来了人，又把胡廷珍和赵文炳叫了去。

“胡同学，我们决定恢复助学金制度，但甘肃财力困难，以前的助学金就不补发了，以后的要减成发放，你们两人是闹事学生选出的代表，我们先跟你们讲，你们回去跟大家讲清楚！”

“不行！”胡廷珍说，“甘肃穷，可是有的厅长公开抽大烟，年甫四十就做大寿，演堂戏，一开宴席，动不动就是一二百桌，花天酒地，恣意享乐，这是哪来的钱。一说到学校，你们就哭穷，甘肃教育经费少得可怜，教员月薪，不是拖欠，就是减成发给。学生的助学金，一个月才6块，你们也想减成，我们不同意。如果不按原来的执行，我们决不复课。”

校方和教育厅对胡廷珍恨之入骨，但他们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学生毫无办法，只好照原数发放，但这口气校方绝不肯悄悄咽下，他们作好了秋后算帐的准备。时隔不到一月，便迫不及待宣布开除胡廷珍和赵文炳的学籍。

胡廷珍被开除后，校方对胡廷珍姥爷马文炜因与校方不合作，耿耿于怀，马文炜经常受到排挤，工作非常不顺心。

此时胡廷珍的舅舅、甘州烟酒税局局长马俶，因合理收税，在商界影响很好，颇得甘州提督马玉清赏识。有次特地私下来到马俶住处，面带悉容，对他说道：“你我同乡，我想托你办件事。现在我的大衙门要面对两个上司，一个是省上督军，一个是北京政府的段执政，没有文书、录事、师爷帮我办文案不行，我急需一位学识渊博，有功名的先生帮我操持笔墨，这个人必须是河州人，汉民，还要熟悉国内的政情。你替我物色一个人。”

胡廷珍的舅舅马俶想到父亲这段时间在法政学校受到挤兑，十分苦恼。而马玉清提督所提的条件，其父再合适不过，迟疑片刻，说道：“我想举荐一个人，可是不好开口？”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举荐的人是家父。”

“荐贤不避亲，推贤不讳亲。这没有什么，你讲我听。”

“卑职家父马文炜，今年五十四岁，从来没有不良嗜好，家父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中举后曾在粤东游宦多年，现在甘肃法政公立专门学校当国文教师。在甘州同乡中，知道家父的人比较多，大家评价也很不错。并不是我替家父自夸，大家都说家父道德高尚，学贯古今，饱读诗书，又有案牍经验，文理通达，说事有底有序。如蒙家父侍候尊前，我相信必能小心谨慎，能够辅佐提督，干出一番业绩。请老帅裁夺。”

马玉清提督听后十分高兴：“你们诗书之家，没有虚言。我在河州老家，听说过你父大名，就这么定了，你给马先生写信，让他准备，过几天我派哨官到兰州城去接。”

胡廷珍的舅舅马俶当即写信告知缘情，胡姥爷在学校受气，也不想久留，便欣然辞去教职，不久挈夫人刘玉贞及长孙马晓余，驱车前往甘州，接受了马玉清提督的聘用，履行新职。他们在甘州城，寓居在白水桥陈家大院。

过了几年，胡廷珍的舅舅马俶被聘为甘肃省禁烟局巡视员，托人在兰州下沟九号花纹银二千八百两，置了一座四合院。因胡廷珍姥爷常年在甘州，家中大多时间，屋子空着。即叫年过花甲的老仆一家五口，看守家院。此仆名叫张建，宁河人，年轻人都呼他老张爷，老辈人叫他张爸。

后来胡廷珍到甘肃，看到这所宅院除了家仆老张爷之外，就只有舅母和在兰读书的表弟，无杂人，又比较僻静，就常在这儿开秘密会议。

不寻常的遭遇

得知胡廷珍和赵文炳因法政学潮被开除，同学们都感到意外，涌到他俩身边，愤愤不平，要找校方说理。他的挚友、学生会长苏振甲自责不已。胡廷珍拍着他的肩膀说：“同学们，我们二人虽说被开除了，但我们胜了校方。再说，我们眼前并不是一条路，法政学校不要我们，我们到北京去。辛亥年的进步青年都在北京，我们不会失学的！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

同学们被胡廷珍的乐观所感染，他们把补发的助学金凑起来，交给胡廷珍，让他和赵文炳作路费。胡廷珍脸上丝毫没有显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但说实话，他心里并不好受。尤其他一想到父亲胡尚德，一想到妻子黄招娃，他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可他知道，他不能哭，他要坚强。他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自己要到京城去求学，当然，他因闹学潮被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开除这件事，他在信中隐瞒了下来，而在兰的同学，也替他瞒着。

当时走北京，有两个办法，一是坐骡车子，一是搭黄河皮筏。骡车子慢，路上要住店，花费高。皮筏快，可直达宁夏河套，然后可转乘其他交通工具。胡廷珍认识几个搞皮毛生意的商人，他们经常用皮筏运输皮毛。

胡廷珍和赵文炳商量，决定乘筏出行。

皮筏有牛皮筏和羊皮筏两种。这种工具，现在除了旅游景区内偶尔见到外，黄河上搞运输已经绝迹。《宁夏交通史》记载：

大型的羊皮筏由41排、460个羊皮囊组成，可载重15吨。中型羊皮筏由30排、396个羊皮囊组成，可载重10吨。小型羊皮筏以27排、330个羊皮囊组成，可载货5吨。最大的牛皮筏以128个牛皮囊组成，载货20吨，中型牛皮筏载重及皮囊数目均减半，小型再减半。二者的区别在于：羊皮筏需在每个皮囊中充气组合而成，且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以载客为主；牛皮筏则以所运货物，如羊毛、驼毛等填塞在皮囊即可，载重量大，行驶较缓，专载货物。羊皮筏多用于短途运输，而牛皮筏则以长途贩运为主。

当时，外国洋行从甘南、青海所收购的羊毛，以及河州羊毛商所收购的羊毛，全部由牛皮筏运往包头。毛筏春秋两季各装运一次。从黄河莲花渡河沿开航后，顺流而下，出刘家峡，到兰州。在兰州要进行一次全面检修，并添置到达包头所需的面粉、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

胡廷珍和赵文炳到了黄河岸边码头，好几个筏子客正停靠在岸边，拿着粗棍敲打皮胎，检查筏子。胡廷珍走上前，向筏子客弯腰作揖道：

“阿爸，你们是往包头送货的吗？我俩是学生，想搭个便筏。”

“你俩往哪儿去？”

“到北京去赶考。”

筏子客大都是河州人，一听胡廷珍口音，猜测是河州乡亲，再细问姓名，方知眼前这位俊逸男子是中和当老板胡仁轩的公子胡廷珍。说来也巧，这筏子客受雇于一个河州姓李的商人，他与中和当常有来往，他的儿子李翰园和胡廷珍是儿时同窗，此时正在北京求学。胡廷珍话一出口，两下里都是熟人，筏子客慨然应诺，让胡廷珍和赵文炳上了筏子。

筏子客检修完筏子，便放筏顺流而行，经长达六七十华里、险恶异常的桑叶子峡，进入风平浪静的河面，过中卫、石咀山，进入河套。

河套一带，黄河水面突然开阔，水流缓慢。一到那里，前面是一片汪洋。

这是一段令筏子客最头疼的河道，虽说水流并不湍急，但由于泥沙俱下，河水混浊，筏子客往往难辨深浅，而宽阔的水面下，暗礁密布，极易搁浅，筏子客称之为打刹。筏子客放筏技术的高下，就要在这段河道中得以检验。这一段河道，更需要筏子客相互协作。他们总是让富有经验、善于洞察水纹的老水手在前边领筏。这时候，老水手象一名骑着战马的将军，骑在筏头上，仔细注视着水纹，指挥扳浆者缓缓前行。老水手大声叫喊着，筏子一个紧挨一个，随着领筏破浪前行。假如其中有一个筏子不幸搁浅，筏子客们就要全体下水，齐心协力搬筏，拉到水深处运行。如果搁浅的筏子装载的货重过重，筏子吃水深，难以搬移，就要拆散筏子，把皮袋拉到水深处重新联筏。

筏子客到河套，最怕的不是筏子打刹，而是打刹时遇到土匪。

这段河道土匪经常出没，丢掉性命的人不少，很多人被抢、被劫，甚至葬身水底。这一带至今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

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水路有风浪之险、海盗之害，胡廷珍为何不选择陆路，要知道当时陆路不仅路遥山阻，而且沿途也有土匪、土豪、乡霸、酷吏，所以对此时的胡廷珍和赵文炳来说，求学的路，是一条艰辛的路，也是一次生命的搏杀之路，这条路上，布满了累累白骨。

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太阳落山，月光微明。筏子驶入了河湾，这是一段凶险的河道。心怀大志的胡廷珍不清楚，一个劫难正悄悄向他逼近。

筏子从河中央驶过时，岸边草丛里，几个土匪用罪恶的眼睛盯上了他们。土匪埋伏在河流岸边拐弯处，筏子一到这里，水流猛向拐弯冲去，筏子便随着水流向前漂，筏子上人与岸上的土匪近在咫尺。土匪扣动板机，向筏上的人开枪射击。

因为常走河套，筏子客对土匪的这一手早有防备，在筏子到河套之前，他们将筏上的羊毛捆子垒在四周作掩护体，因此土匪的枪弹并没有伤着筏子上的人。但是这段河道弯度大，河道窄，加之筏上羊毛捆子多，货物重，驮子高，筏子在弯道里拐不过去，筏子一头撞在岸边，筏子前面的木棒深深地插进了河边的泥中。

土匪们兴奋地吼叫着跳上了筏子，胡廷珍、赵文炳连同筏子客一起，落到土匪的手中。

相识李翰园

他俩被土匪押着，迅速离开了小路，走向河边的一块树林。

在行走的过程中，胡廷珍看到，绑押他们的人一共有四人。衣着长袍短褂都有。戴的帽子，也各不相同，毡帽皮帽布帽，有一个还戴着草帽。他们身上的武器，竟然出奇地一致，只有大刀，没有枪。除了前面带路的大个子背一把长剑外，其他人，都是一般长短的大砍刀。胡廷珍虽然见多识广，却辨别不出他们是哪方武装。胡廷身上带着一包银元，那是他和赵文炳的盘緾，他想，这包银元决不能落到土匪手中，便趁人不备，随手扔到一堆毛刺丛中。他心里说，就让打柴的贫困人捡去吧。

穿过树林，走了好长路，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到了到了。”随着喊叫，他们停下了。

胡廷珍瞧瞧，四周依旧是树林。他深信他们还在那片树林里，不过这儿更像森林。

林子里有一处开阔地，开阔地中央，有一棵大树。树底下躺着三个五花大绑的人，三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嘴里塞着湿布。一个背大砍刀的大个子走过来，将胡廷珍等人全身搜查了一遍，把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部搜去。然后大个子对小个子吩咐道：“把他们绑起来，等吃过饭，刘团长的人要来，到时候他们交钱领人，兄弟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胡廷珍马上明白，这伙土匪要把他们卖给抓壮丁的军阀。

小个子将他俩押到树下，找了半天，对大个子说：“没有绳子，咋办？”大个子说：“跟前头的三个绑在一起。”于是小个子把胡廷珍等人搡倒在那三个人的脚下，拉过他们身后的绳头，拴在那三个人的绳子上。然后站起身，在他们每人嘴里，塞上一条湿布，再转到身后，仔细检查一番绳扣，直到确信捆绑得很结实，才大呼小叫地朝一条小溪走去。

小溪离大树不远。溪边的平地上，堆放着一驮货物。两匹骡子，缰绳都拴在一块大石头上，骡子围着石头吃草。石头的左边，架着一口铁锅，两个人正在忙碌。一个瘦弱的人蹲在水边洗肉，他的身后，堆着一堆血淋淋的肉块，小溪被血染红了。另一人是个老头，一趟一趟从溪边取回洗好的肉，一块块下到锅里。

大个子从背上解下长剑，手一甩，剑头直直地插进地里，手柄左右摇摆。

“你们手脚都放利索点！”大个子叫了一声。

“好了。”

回答大个子的是另外三人，他们一人抱着一件东西，从林子里过来，放在大个子脚下。然后解下大刀，手一甩，刀旗杆似插在地上。

他们好像很累了，嚷嚷一阵，就横七竖八躺在草地上。

胡廷珍数了数，连同煮肉的二人，他们共有六人。瞅瞅他们的武器，除了插在地上的那把长剑和三把大砍刀，没有其他武器。胡廷珍想，这棵树下，他们被捆绑的有五个人，要是想办法都解开绳索，五对六，说不定能逃出他们的手掌。倘若能抢得地上的那几把刀子，制服那六个人不是啥大问题。胡廷珍身体好，一对一，吃不了亏。那三个人打二个，恐怕也是打得过的。何况那煮肉的二人，一个老头，一个瘦弱，好对付。

胡廷珍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文炳，可嘴里塞着湿布，说不出话。

他心里正在发急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从锅里捞出肉，都放在一张竹席上，端到大个子脚下。转身的当空，那老头抬头朝树底下一瞅，瞅见了胡廷珍。胡廷珍也看见了他。

这老头是河州人。胡廷珍记得清楚，七岁那年，这老头还不到四十岁。他因为偷了大户家的女人，被村里人剥光身子，在村口抽打，之后便从村子里消失了。胡廷珍在兰州上学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胡廷珍的消息，找到他的住处，让他往老家捎过几次钱，都存在胡家当铺里，数目还挺大。那时的他，似乎发达起来了，穿得好，脸上闪着光，胡廷珍问他在哪儿营生，他说在外做生意，口气很大。胡廷珍这下明白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了。

老头扭过头，走到大个子跟前，嘀咕了几句。声音小，胡廷珍听不清，似乎在恳求大个子。大个子朝树底下凶巴巴地瞅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老头还要说，大个子的脚就上来了，踢在小腿上。老头没防，倒在草地上。

他气哼哼地爬起来，转身就走。没走两步，大个子喊，他回转身。大个子顺手从竹席上捡起几块骨头，放在一个破草帽上，朝树底下努努嘴，“送过去，让他们也吃点。”

老头接过草帽，径自到树跟前，一一取了他们嘴里的湿布。老头到了胡廷珍身边，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点啥，可最终只吐了一个字：吃。

胡廷珍哪里有心思吃，可伸过来的骨头堵着他的嘴，他只好胡乱啃了几口。

这么一来，胡廷珍心里有了底，刚才的恐慌，也消失了大半。

“他是河州人。”胡廷珍踢踢赵文炳，小声说。

老头扔掉骨头，兴冲冲回到锅那边去向大个子递话。胡廷珍抓紧时间，向赵文炳说了自己的计划。说话间，胡廷珍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拉了一下，他转过头一看，跟他绑在一起的那个人在使劲地拉他，不断向他使眼色。胡廷珍躺在地上，挪到他的身边，用嘴解开那个人的绳子。

那人全身赤裸，小声说：“兄弟，我也是河州人，叫李翰园，准备到北京去求学，如今落到土匪手中，横竖一死，我愿跟你们干。”

赵文炳迟缓起来：“你说那老头是河州人，说不定他们会放我们走。”

“真糊涂！”胡廷珍气得踢了赵文炳一脚，“你没看出来嘛，他们吃饱喝足了，马上就会把我们卖给抓壮丁的。我们要去北京上学，不想去当兵。”

胡廷珍动员另外几个人，他们相互帮忙，彼此松开了绑。

那六个劫匪，这时已经吃饱喝足了。大个子摇摇摆摆朝大树这边走了几步，大大咧咧地松开裤腰，只管掏出家什，对着青草浇尿。而他的五个喽罗，三个人在收拾战利品，老头和那个瘦弱的人，用水浇灭柴火，拔了锅灶，将架过火的石头，推进河里。

胡廷珍使个眼色，他们悄悄地向大树底下走去。

吃饱喝足的六个劫匪并没有在意胡廷珍他们，看看时间还早，躺在草地上小憩起来。这可是绝好的机会，胡廷珍、李翰园、赵文炳等五人，轻轻取了插在地上的刀剑，轻手轻脚的离开这片树林。直到走出好远一段距离，劫匪才发现他们，大喊着追赶，胡廷珍拔脚就跑。劫匪追了一阵，但他们手中的武器，已被胡廷珍抢去，加之距离相跟较远，追了一阵，便放弃了。

胡廷珍跑着跑着，脚下被一件东西挡了一下，跌倒在地，翻身起来一看，自己正在原路返回，挡他的那件东西，正是他进树林的扔在毛刺中的银元。胡廷珍心里说天不破财，拾起装进口袋。出了林子，一丝不挂的李翰园再无法往前走了，胡廷珍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让他暂且遮羞。然后他们结伴到附近集镇。

“多谢两位仁兄救命之恩，你们走吧。”李翰园说。

“你不是说到北京去求学吗？”胡廷珍拉住他的手。

“可是我身无分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如何去北京？”

胡廷珍拿出那包银元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我们一起到北京，一起去上学，一起去追求新思想。我们是好兄弟，别再分你我。”

可是赵文炳知道，他们的盘緾是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凑的，两个人都不够，何况三人。再说这一路上，他们已经化去不少，靠这点钱，根本到不了北京，思前想后，赵文炳决定自己留下不去了。

“这怎么行？”

赵文炳说：“我的父母都是庄稼人，上了年纪，他们不知道我被法政学校开除的事，我想回家，告诉父母真相。再说我们这点钱肯定不够，与其三个人受罪同行，不如你们先到北京，安顿下来后给我来信，我再去北京也不迟。”

李翰园和胡廷珍都很受感动，李翰园说：“我连累了仁兄。”

赵文炳说：“李兄不必自责，你们先去打前站，一有消息，就给我来信，我马上到北京去。”说罢，给胡廷珍留下自己的地址，挥泪作别。

李翰园因为这次与胡廷珍意外相识，终身视胡廷珍为救命恩人，视他为知心朋友。在胡廷珍过世后，李翰园得知消息，多次帮助胡廷珍的妻子黄招娃度过难关，供胡廷珍长子胡自力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由他作主，将自己的爱女李淑媛嫁给胡自力。

史料中对赵文炳的记载很少，不料2011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博客中遇到了赵文炳的女婿卢旦华先生，卢先生是个史学专家，看了我博客中有关胡廷珍的文字，给我写了如下信件：

维胜学兄：

您好，为文史辛苦了。

吾近正在编慈溪三北之一的姚北《余姚六仓志》编纂人物传记等，没及时联系于您，请凉解。对吾岳父赵文炳之事，己有信函给甘肃通渭县老家(县志办)，其有生平简历，一生思想进步，是法学家、教育家、书画家。曾在兰大、北京朝阳大学求学，和胡廷珍是同学。留苏后曾在冯玉祥政治部任参谋，双枪能手。曾拜于右仁为先生。曾任立法院委员十余年。曾任教于安徽、广西、浙江、江西等大学。与简又文、饶宗颐是大学同事。粱羽生曾在其广西蒙山陈老家拜赵文炳为师，有存《忆旧游---赠赵文炳教授》一诗词，结成忘年之交。均有其传记报导等。详后再告知学兄。请多联系互学习，为文史乐志作奉献 。顺祝艺祺      华 即日

得到这个信件，我喜出忘外，马上跟卢旦华先生联系，寻找赵文炳先生与胡廷珍合影或者与其他革命先辈的合影。尽管赵文炳和胡廷珍的合影照没有找到，但卢先生在博客上上传他的文章《百年园丁——法学教育家赵文炳传》，从这篇文章中，我搞清楚了胡廷珍和赵文炳分手后的事情，也知道了一个早期革命青年后来的发展结局。卢旦华先生写道：

1920年春，赵文炳和胡廷珍为办社刚从师范回校，校方已无理停发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当时，赵文炳、胡廷珍、张雅绍三人先自己掏钱接济最困难面临饮食断炊的学生，并与同学胡廷珍(西北早期共产党员为革命而献出年青生命)带头罢课，坚持上街游行月余，风雨同舟，得师生和民众大力支持，迫使校方仍续发此助困金，这场学潮风波才平息，即最后取得了这一正义行动的胜利，但他俩却被校方以 “带头闹事，破坏学校秩序，为整顿校纪”为理由，开除学籍，这时学生把刚补发的助学金併凑，尽快交给胡廷珍，让他和赵文炳作返家路费，隔日两同窗好友决定同一路乘黄河皮筏出行，但遇歹徒土匪之劫难，深知求学是艰辛之路，被迫含泪握手，并轻声说 “法政学校不要我们，我们可到北京去，辛亥年的进步青年会帮我们继续上学的。”他们暂时遇难分别，赵文炳历经艰辛才返家。父母一时不明白辍学之因，儿遭严厉训打，关进家塾中，后经调查才知儿在校读书时带头闹学潮无过错， “为穷困学生读书闹学潮，造反得好”，安慰好儿子暂只得干点农活家务劳动，空余多补学，不得荒废学业。

后经进步的校友会协助，转北京私立朝阳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前身)继续学习。兰大老同学挚友胡廷珍比其早，也仍同在该校就读。赵文炳在法律系肆业三年，在此接触革命真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撰写革命文章，学习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并办校刊，时评政事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民主与科学、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大学生的思想日益活跃，成立跨校的思想社、学习社、文学社等各种社团组织。赵文炳成为社团中的积极分子，得到校长、老师的尽力培养。赵文炳就读期间，还多次去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所办的今是学校听演讲课，该校校风民主，爱国不受非议，学生欢喜去，他主张以德树人，渴望把祖国建设好。赵文炳暑假期间回兰州母校进行革命活动，联络中学、政法学校学生，赠送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宣讲唯物史观和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民主义”新思想，萌发了 “以法治国，以教兴国”的人生志愿，号召同学们做有为青年，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献身。使之校内学生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1925年3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京不幸与世长辞，苏共领导集团快速决策，为对中国革命创办了一所以其中山旗帜的学校。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人民革命的骨干力量，并成为今后中苏人民友好关系的纽带。

时年8月，经学校和于右任先生竭力推荐并通过全国统一招考，由沪乘船，转海参威，再乘火车，前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二年。当时，有三百名学生，京津地区五十名(赵文炳在此区录取)。其中国民党子弟由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二十名，如蒋经国、邵志刚、邓明秋、屈武、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叶楠、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招生对象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更多的是共产党人，如后成为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法国留学后转苏联继续学习，其生前曾讲过： “我和蒋经国是同学。”)、乌兰夫、董必武、张闻天、杨子烈，施静宜、赵一曼、杨尚昆、叶剑英、王稼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陈佰达、陈昌浩、李立三、林佰渠、左权、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等；还有名誉大学生冯玉祥、于右任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所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它是苏联和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产物，成为一代政治名星。赵文炳时有人生感受 “生我者父母，学我者中大”。

赵文炳多才多艺，一生追求真理，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书画家，易学家。

第三章、未名湖  李大钊介绍入党

仰望远去的岁月，我看到了你，一个黄土地上长大的孩子，你有一张俊秀的脸，永远带着土地般的淳朴。

你很瘦弱，却有海一般宽广的胸襟。我想追赶你，你却在不停的奔跑。我想怀念你，却怀念起一个个丰满的传说，在一派天地间完成美好的记忆。
　　终有日子，我相信有你的锋芒抵达我心灵的边缘。

终有日子，我相信无言的温暖会消释郁结的寒冰。

考取朝阳大学

民国10年（1921）的秋天，年仅17岁的胡廷珍擦干眼泪，毅然走进了北京城。他和几个进京的学子，租住在北京胡同一家破旧的民房里。深秋的北京，天气已经转冷了，附近好几户人家，已经升起了火炉，可是胡廷珍等贫困学子，为了省钱，屋里没有火炉，忍受着寒冷，看书学习，准备报考大学。

当时我国的大学分为国立、私立，教会三大类。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胡廷珍先报了几所国立大学，但经过一番考试，他和甘肃籍的几个同学都没有考取。教会大学学费高，南方的学生报考的多，而设置的课程胡廷珍都不太喜欢。考虑许久，胡廷珍决定报考私立大学。他在兰州上的是法政学校，学的是法科，因此他选择了北平私立朝阳大学。

这是一所法律类大学，它的法科非常出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经过一段拼博，胡廷珍如愿以偿的考取了。

北平私立朝阳大学非常有名，它是汪有龄先生于1912年创办的，当时的董事长为居正先生，学校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和北新仓中医研究院等机构所在地。抗日战争其间，朝阳大学先后迁往湖北沙市、四川省成都和重庆。1945年后返迁北平。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朝阳大学，在原址上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朝阳大学的校址校舍、教师、学生、图书等都归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因此有人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是朝阳大学的传承。

胡廷珍很快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融入到朝阳大学这个新的集体中。

这一年春天，北京学界成立了“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李大钊教授领导八校教职员向反动军阀政府进行了“索薪斗争”，并在后期担任联席主席，负责主持每隔数天一次的会议，研究对策及筹划一切。这时北京各大高校校园内，随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学刊的流行，民主与科学、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大学生的思想日益活跃，成立了跨校的思想社、学习社、文学社等各种社团组织。胡廷珍很快成为社团中的积极分子，他把各校中的甘肃籍同学联系在一起，组织活动，开展讨论。这时候，共产党北京执行委员会已经秘密成立，由于党员人数少，下设一个支部，后来分为东、西两个支部。

跨校的社团活动十分活跃，胡廷珍经常去北大。那时北大战斗性最强的活动是“讨论会”，即辨论会。胡廷珍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辨论的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这次辨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八大高校的同学和老师都参加了，会场里座无虚席，连教室门口都挤满了人，双方争辨得异常激烈。李大钊是这次辩论会的评判员，一直默默地坐在会场的一角，不为人注意，辨论进行到最后，主持人说：“辨论到这里，我们最后想听一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见，有请李教授。”

会场一时俱寂，鸦雀无声。

胡廷珍看到，一位穿着长衫，蓄着胡须，戴着无边眼镜的教授走上了讲台。他的目光深邃，脸上透露着一股坚毅、深沉的神情。

胡廷珍这是第一次见李大钊，他问身边的同学：“这是谁？”

“李大钊！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时李大钊已经走上了讲台，那位同学悄悄地说：“北李南陈，说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李大钊是《每周评论》主编，他的水平很高、发表过许多介绍马列主义的精彩文章，公开赞扬十月革命。”

李大钊站在讲台上，不慌不忙地打开一页笔记大纲，慢慢地讲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象封建社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一样，正象雏鸡在孵化后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

李大钊讲话的声音不大，但在言词里却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坚定不移的信心，道理说得透彻明白，深深地吸引了许多同学，胡廷珍听得心悦诚服。从此，每当李大钊演讲，胡廷珍必是第一个到场。李大钊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中，他成了李大钊忠实的听众和读者，坚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下子让胡廷珍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每次李大钊演讲结束走下讲台，胡廷珍总是走上前去，向先生请教不懂的问题，李大钊先生耐心的解答，有时针对一个问题，他们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渐渐地，李大钊和胡廷珍这一对不是本校的师生，有了师生之谊，有了革命之情。李大钊很喜欢胡廷珍，有意培养他。

这时候，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员会先在北大师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后来逐步在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发展了党员。胡廷珍的积极表现，已经引起了李大钊和党组织的注意。他在朝阳大学期间的活动，临夏州党史资料作了记载并且作了评价：

他先后与甘肃在京学生李翰园（临夏人，陆军军需学校）、王猷宣（陇南人）、李闵学（武威人）等往来，并和广大学生参加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爱国示威游行群众运动。他擅长鼓动演说、组织才能出众、遇事从容不迫，困难中，果断速决，能化险为夷；在革命高潮澎湃的时期，他和同志们一道，审时度势，为革命奔走呼号，表现了革命的魄力和毅力，为大家所推崇。

胡廷珍经常联络的外校同学，除了李翰园，还有就读于学费昂贵的北京汇文学校的李闵学，李闵学后来转到今是学校。

李闵学出身书香门之家，他的父亲李凤威曾任北京政府国会议员，家中稍有资财，所以他是念得起贵族学校的。李闵学后来在中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三一八”运动的那天，血染长街，为国捐躯。他牺牲时年仅20岁。他和胡廷珍的往来，在张效林、王其英主编的《西部明珠——凉州》一书中有一段记载：

北京汇文学校系教会所办的旨在宣传帝国主义文化的学校。李闵学在《京报》撰文痛斥帝国主义利用文化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无情地揭露了学校的种种黑幕，并愤然离开汇文学校转到北京今是学校就读。该校系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所办，校风比较民主，爱国不受非议，此时，他结识了朝阳大学学生胡廷珍（甘肃临夏人）。胡廷珍时常给他送一些进步书刊，通过日益增多的交往，使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学说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在思想上产生了飞跃，并逐步倾向社会主义思想。

胡廷珍在高年级同乡的介绍下参加过几次北大的学习会，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多，李大钊给胡廷珍等外校同学提出要求，把学习会逐渐由北大发展到其他各校，会员分为京内、京内两类。胡廷珍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在朝阳大学组织了“学习会”，课外带领同学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员人数很快由几个发展到二十多人，他还在旅京同乡会中发展

了一些会员。

在北大红楼李大钊身边


确切地说，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进步学刊《每周评论》让胡廷珍走近李大钊，走进了北大，走进沙滩红楼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

1922年，也就是胡廷珍考进朝阳大学的第二年，北大校长室秘书李大钊担任了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李大钊主要精力放在办《每周评论》学刊，开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非宗教同盟”等哲学学术活动上。1959年4月由北京市委党校编缉出版的《李大钊传》中写道：

世界革命运动蓬勃地开展，国内形势日益迫近，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临，大钊同志感到需要办一种小型的政治刊物，与发表长篇论著的《新青年》相互配合，在群众中展开宣传教育工作。……《新青年》上刊登的《每周评论》出版的广告，标题是“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其中说明：《新青年》都是长篇文章，一月一次，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重在批评事实，七天一次。

胡廷珍是这两个刊物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每周评论》上李大钊的文章，这上面，李大钊用“明明”、“冥冥”、“守常”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胡廷珍每次拿到刊物，如饥似渴的阅读，忘记了吃饭。

这一年（1922），李大钊在上海市成都路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为陈独秀。

这样一来，李大钊既要忙中央的大事，还要领导北京党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很少了。而他作为“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在八校教师和学生中的许多工作，要经常开会，胡廷珍作为朝阳大学的同学，经常参加会议。

“这一段时间，我比较忙，我想，以后我们的八校联席会还要作更多的事，我有个想法，选择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承担一部分工作，当我的助手，同学们谁愿意？”李大钊在会议结束时说。

有几个同学举手，其中有胡廷珍。

“我看就胡廷珍同学当我的助手吧。作我的助手，会很辛苦。不仅要帮我抄稿子，校对资料，印刷刊物，还要作许多党的工作，并且这些工作，都没有报酬，胡廷珍同学，你愿意不？”

胡廷珍微微一笑，很爽快地说：“跟着先生，我有学不完的东西。这就是最好的报酬，我还指望什么。”

他这一句话，惹得李大钊和同学们都笑了。

胡廷珍和其他二三个同学，很幸运的成了李大钊的助手。在这些同学中，李大钊选中胡廷珍，当然要归功于他那一手漂亮的魏体字，因为无论办刊还是文书往来，一笔好字便是门面。胡廷珍先先后后，给许多人写过书法作品，但在后来，因为当局通辑胡廷珍，许多人为了免受牵连，将其焚毁，十分可惜。而胡廷珍家中留存的字、书籍以及他的文章，家属从新疆迁居河州时，大部分都丢失了。国民党时期，胡廷珍的家多次被抄，许多珍贵收藏、胡廷珍手稿、字画、文章、著作，被人抄走，下落不明。文革期间又遭受洗劫，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冰清玉润”的一张条幅。字体刚劲有力，颇具风骨。

胡廷珍和北京八校的其他几位同学，自从选为李大钊助手，就听从李大钊教授的安排，到北大沙滩红楼去刻印蜡版，成了北大红楼和李大钊家中的一名常客。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为了革命，他忘记了家庭》一文中回忆：

父亲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忙得废寝忘食。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找他。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散去。

北大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校址在景山东街，这条街的老名字叫马神庙。北大成立后校址仍在马神庙。这里是一片老式建筑，像一座王府，人多屋少，住房紧张。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在沙滩兴建学生宿舍楼，因大楼用红砖砌成，故称红楼。红楼建成后没有按原计划当作学生宿舍楼，而把校本部从马神庙搬到红楼了，同时北大的文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从马神庙迁移到沙滩红楼新址，李大钊亲自主持了这次搬迁。从此，沙滩红楼成了李大钊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就因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在红楼里教过书，毛泽东也在红楼里当过图书管理员，沙滩红楼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营垒，非常著名。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作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

如今走进红楼，在一层西头，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当年当图书管理员时的阅览室。里面摆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书架。四周的墙上挂着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相片。

沙滩红楼在胡廷珍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新青年》随陈独秀由上海迁到北京。编辑部就设有红楼。胡廷珍在北大红楼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刻印蜡版，帮助李大钊誊写文稿、书写宣传品、分放刊物。

屋子里堆满了各种稿件，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可是他看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这些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的文章在他手中被油印出来，变成一本本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刊物时，兴奋不已。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对胡廷珍的的影响不可估量，胡廷珍在新疆最艰辛的日子里，依旧念念不忘地说：“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我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法政大学校训

临夏州政协李享同志1982年根据老革命的回忆所撰写的《甘肃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廷珍传略》一文中这样写到：

自奉军入关进驻北京之后，斗争更加艰苦，胡廷珍象李大钊同志的“左膀右臂”，彻夜研究斗争策略，在关键时刻，为避免敌人的跟踪，他们转移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从事活动，当晚上回到住处时（指胡廷珍），总是在12时左右。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检查当天任务完成情况，并布置第二天工作，临睡之前，还要提笔练字，写两张书法。他有一个习惯，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一开笔就写“龙、虎”二字，据田志仁先生说：其取意在“奋发图强”。

文中提到的田志仁系胡廷珍兰州二中学生，后经胡廷珍介绍入党，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而文中所说的奉军入关，自然是指1924年的事，那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中国北方最具实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占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同占据中原、掌控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之间大动干戈，开始又一轮的相互搏杀。最终奉军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繁盛地带，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这就是奉系的鼎盛时期。

这两年，胡廷珍经历了风雨，渐渐成熟。

就在阴云密布的1924年，奉军入关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胡廷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从北大红楼返回朝阳大学，这时李大钊叫住了他。

“胡廷珍同学，今天我送你两本书，你要好好看。别让其他人发现了。”

书用一张旧纸包着，书页已经很旧了。胡廷珍整整齐齐地放进书包，回到朝阳寄宿的地方，等同屋的人睡了，点着油灯，拿出李大钊送的书仔细学习。这是两本珍贵的书，书名叫《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基础》。

胡廷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阅读了《共产党员宣言》中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他又一口气阅读了《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基础》，这两本书解开了他心里的许多疑惑，他觉得身上热得象一团火，他似乎觉得眼前亮了，身上充满了力量。这一晚上，他无法入眠，自从他到李大钊教授身边工作后，他了解了俄国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脑海中放出了光辉，苏俄成了胡廷珍的指路明灯，深深在他心中扎下根来，以至到他受到通缉，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到苏联去。

“李老师，我要加入共产党。”

有一天，胡廷珍到李大钊办公室，见里面没有其他人，说出了这句话。胡廷珍被自己那句话激动得全身颤抖。

李大钊站了起来，从桌子那边走过来，紧紧抓住胡廷珍的手，他满面红光，显得很兴奋。

李大钊说：“是时候了，组织对你注意很久了，你在兰州法政专门学校，组织学生搞学潮，搞得很好。在北京高校，送书刊、送传单、送消息，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介绍你入党。”

1924年7月，那是一个灿烂的夜晚，李大钊同志的屋里油灯闪烁。

“加入共产党，随时有死的危险，你怕杀头吗？”党小组书记问。

胡廷珍回答：“我不怕，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接着党小组书记又问了胡廷珍五个问题，胡廷珍都作了坚定地回答。随后李大钊同志从里屋取出党旗，挂在墙壁上。

“胡廷珍同志，请向我们许下诺言作为保证。”

胡廷珍在灯光的照耀下，珍重地在一块红布上写下了誓言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永不叛党。

党小组书记握住胡廷珍的手说：“胡廷珍同志，欢迎你！你年纪虽然不大，但很聪明，积极能干，不怕苦，经过了斗争锻练，坚定勇敢，也有活动能力。我们参加共产党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随时要为党牺牲一切，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党员!”

这天晚上，胡廷珍激动得彻夜难眠。

20岁的胡廷珍在33岁的李大钊的介绍下，在沙滩红楼李大钊的工作屋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早期党员。

北大沙滩红楼，给朝阳大学学生胡廷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让他收获了信念的硕果。在这里，他近距离地见到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令他永生骄傲的是，他那么幸运地在新文化的领袖、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身边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虽然他不是北大的学生，但革命的风暴使他成了李大钊的学生，恩师的言行，恩师的胸怀，恩师的风范，成了他恒久温暖的追慕，成了他一生辉煌的记忆。

在这里他读到了从未见过的书刊，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人物。

或许胡廷珍想不到，就在他出入红楼的几年前，一个叫毛泽东的高个子湖南青年走进红楼，又从红楼走出来，走向全国。二年后，他们怀惴着同一个梦想又在广州相逢了，他在农民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极富魄力的演讲。

没有资料否认胡廷珍和毛泽东在北大红楼见过面，他们可能相识的机会很多，因为毛泽东在北大是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在这段时间，胡廷珍和李大钊接触的时间很多，他几乎隔二三天或一个星期就从朝阳大学到北大去誊写李大钊文稿，到图书馆翻阅资料。

而毛泽东图书馆助理员的这份职业是李大钊亲自安排的，据《毛泽东初出茅庐写体育研究，当图书管理员月薪8元》一文记载：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毛泽东头一回与李大钊会面。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一九一七年版。)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哲学会，实质上也包括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胡廷珍作为李大钊的助手，跑前跑后，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哲学会，应该说是学会重要的组织者，毛泽东“遇到了别的学生”，自然应该有胡廷珍这个同学。

在广州，胡廷珍作为广州革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双重身份多次参加农民讲习所，聆听年长他九岁的毛泽东的演讲，其中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因为在北京相识，胡廷珍特地去参加的可能。兴许在这期间，两位同在北大红楼为革命理想而结识的同道者，有过更加亲密的接触，但是限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能过多地作假设，但是我相信，假如说胡廷珍没有过早地罹难，他们还有再次握手的机会！

终有日子，我相信他们彼此的锋芒终会抵达各自心灵的世界。

我相信无言的阳光终会普照同一个世界。

胡廷珍通过何种方式在西北传播先进思想

1924年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负总责。为了党的需要，李大钊陆续辞去了几所大学的教授职位，而一心搞党的工作。他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其他负责同志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一起，领导了整个北方——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的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但是令李大钊不安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以及新疆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还没有发展起来，党员人数也十分有限。站在地图前，李大钊注意的目光，经常移到西北。

“胡廷珍，你是甘肃哪个地方的人？”

“导河县，以前叫河州，袁世凯执政时改称导河。”

李大钊说：“导河，就是疏浚河道，看来你们哪里河不少。”

胡廷珍回答：“对，黄河穿境而过，以‘导河积石’而得名。”

李大钊详细询问了导河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胡廷珍向李大钊讲述了家乡的情况，介绍了他所知道兰州的情况，西北各派地方军阀争霸的形势，当然他也介绍了西北的封闭，百姓苦难的生活，还说了他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闹学潮的事。

李大钊说，要尽一切力量发动民众。西北落后，但我们不能忘了西北，青年接受新思想快，要在学生中，在年轻人中传播新文化理念，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深情地望了胡廷珍一眼，叮咛说，“你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眼光要放远一些，你在甘肃法政专门学校读过书，要利用这层关系，向兰州的同学传播新思想，让更多的同学接触到革命理论，还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同学中发展党员，我们考虑在一定时候，在兰州建立党支部。”

胡廷珍牢记着李大钊的叮咛，按时将《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寄到兰州，在同学中广泛传阅。每年假期回家，他组织同学聚会，讲述北京见闻，分析革命形势，宣传先进思想。



胡廷珍岳父黄百万在兰州买了一座一进二院的宅子，作为往返兰州时歇息的住所。黄百万家人多在临夏，所以这幢宅子除了胡廷珍岳父在兰州作生意时居住外，大部分时间基本人去楼空，这刚好给胡廷珍提供了场所，每次回家到兰州，他就在这座宅院的后楼上召集同学们聚会。

1982年，已是90高龄的田志仁在《回忆胡廷珍烈士》一文中，回忆了胡廷珍在1924假期回家时，与他在一起的蹉跎岁月。

前文我们对田志仁有所交待，他又名田生荣，和胡廷珍同为导河县人，家住积石山吹麻滩，也就是现在的积石山县城。20年代后期与胡廷珍等人一起在甘肃、北京、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80年代担任积石山县政协委员，后来定居新疆石河子市。

1923—1924这两年的假期中，胡廷珍每次回家，几乎天天跟胡兰谷、鲁永年、何祥如、王国斌、田志仁等在一起，他先后联系了60多名志同道合的青年，同他们讨论俄国十月革命以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向他们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讲革命的形势，说明共产党人为人民解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胡廷珍每到一处，热气升腾，激情澎湃，暖流在青年心中流淌。

1925年夏天，胡廷珍假满回京前，大家在小西湖举行了欢送茶话会。满腔热情的进步青年在会上高谈阔论，作诗唱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胡廷珍的带动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到革命的大潮中，象田志仁、胡兰谷等人，胡廷珍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田志仁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

胡廷珍住在兰州他岳父家后楼上。当时，我同胡兰谷、鲁永年等每夜到他住处楼上谈话，他随身带来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书。假满回京后，他还常给我们寄来一些有关新思想的书籍和画报。

1925年，胡廷珍由北京来信，介绍我和胡兰谷参加国民党。1925年10月我们在兰州临近毕业时，共产党人钱清泉、宣侠父二人问我们毕业后到哪里去，我们回答想考军事学校，他们同意并给办了手续，我们的照片和介绍信先由省党部寄到了广东国民政府。不几天，我们去陕西乘火车到汉口，吴佩孚的宪兵把我抓去押了三天，我寻机会溜出后找到胡兰谷，同乘火轮到上海，又乘轮船到广州。在广州我们找到国民政府秘书处，乘船赴黄埔，不多几天，考取了黄埔军校。由于黄埔第四期学生尚未毕业，等了二三十天，因为我们生活困难无法再等，胡兰谷一再催我北上，终于在1925年冬一同离开黄埔军校。

我们到北京后，和胡廷珍住在一起，每晚他去和李大钊同志研究问题，回来时总到十点或十一点钟，顺路常买一些花生米和水果糠，遇到我和胡兰谷已经睡下，他就叫醒我们，给我们讲国家大事、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等。1926年5月，我和胡兰谷在北京先后加入共产党。

胡廷珍按照李大钊的嘱咐，除了在青年中灌输先进思想，培植进步力量外，还向李大钊介绍了西北的政治形势、介绍兰州、西宁、银川的马家军，陇南、天水的地方军阀，新疆的金氏政权等情况。李大钊听后说，西北民族杂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不仅要把眼光盯在年轻学生身上，还要在军队中发展我们的势力，增植新生力量。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基于这种想法，后来在国民军中派了地下党员刘伯坚，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大量共产党人，还为了争取马仲英，向他的36师中派去了李林、张雅韶、吴应祺、韩缙、张立平等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