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专帖    谁是最早的安定胡氏 [复制链接]

走进皇后弯
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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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镇原县西北有一个叫皇后弯的村子。当你走进这个黄土高原普通的村庄，一点也感受不到它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辉煌。这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左邻洪河，右望茹河，但它却只能望河兴叹，这里常年干旱少雨，猛烈的西北风一年四季都刮个不停，人们依然艰辛地耕种着这片古老而贫瘠的土地，收获着微薄的希望。可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女人从这里走入了史册，这个村子的名字也因她而来。她就是北魏司徒胡国珍之女胡仙真，北魏宣武帝元恪皇后，孝明帝元诩生母。但史书上记载的却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妃嫔封号充华。

        胡仙真的祖上曾在匈奴夏国为官，父亲胡国珍仅仅是安定郡临泾县的一名伯爵。胡仙真不仅姿色倾城，而且秀外慧中。据《魏史》记载，胡充华出生的时候就不同凡响，临盆之日，家里笼罩了满室的红色光芒。胡国珍向术士赵胡询问吉凶，术士说这个女孩儿的前程不可限量，当为天地之母，生天地之主。

        宣武帝元恪听说了发生在胡仙真身上的这个神秘预兆，再加上胡仙真出家为尼的姑姑深谙佛理，曾入宫廷讲解佛经数年，夸赞侄女国色天香、温顺贤慧，宣武帝元恪便动了心，特意召入宫中，一见之下，果然艳如天仙，聪明机敏，行止乖巧，善伺人意，便大为宠幸，册封为承华世妇。在镇原县城西有一个土台，叫上马台，相传是胡仙真入宫上马的地方。这个土台子现在早已不存在了，可上马台的名字却流传了下来，人们至今仍把城西的大坪通称为上马台。

        胡仙真是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北魏宫廷一直沿用拓跋圭定下的铁一样的律令，立子杀妻，子贵母死，拓跋圭的刘皇后、献文帝的夫人李氏和孝文帝的皇后林氏等八位帝母都曾被这条残酷的规矩夺去生命，所有的妃嫔常常向天祈祷，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偏偏胡仙真不这么想，倔强地表示：“天子岂可独无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每在幽深宁静的夜晚，每每独自发誓：“但愿怀的是男孩儿，最好能够当长子。有了儿子，即使身死也在所不惜。”不知是命运的垂青，还是观音菩萨显灵，胡仙真宠冠后宫不久竟然怀了身孕，与她亲近的宫女都劝她赶快服药堕胎，胡仙真没有听从。她在夜里焚香对天发誓说：“只要生下一个男儿，就使我灰飞烟灭也在所不辞！”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三月，她竟真的生下一个男婴，取名为元诩。宣武帝元恪下诏，大赦天下，其父胡国珍也沿袭祖上作了武始伯。元恪怕高皇后嫉妒再害死儿子，特意另外选择乳母严密看护起来，不仅高皇后不能过问，就是胡仙真也不允许探抚。虽是如此，高皇后依然暗自高兴，因为元恪只有这一个儿子，不久必然立为太子，到时候依照惯例胡仙真一定会被处死，无形中消解了她的心头之患。

        元诩三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生性沉默不喜欢张扬、略显柔弱的宣武帝元恪竟然一举废除道武帝拓跋珪一手制定，实行了104年的子贵母死的律令，胡仙真逃过一劫。高皇后与高肇一场希望落空，心里十分不服，反复劝元恪要遵从国家制度。元恪不仅不听他们的，反而进封胡仙真为贵嫔。从此，废除了“凡立太子必杀其母”的残酷家法。

熙平元年(516年)，魏帝元恪卧病不起，过了几天，死在洛阳皇宫式乾殿，时年三十三岁。此时的元诩刚刚五岁，他被拥戴者，提前践祚，成了肃宗孝明帝。高皇后为夺下大权，和执政的伯父高肇准备抓捕胡仙真，然而机事不秘，被太监刘腾联络于皇后的母家兄长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太傅崔光先行下手，将胡仙真转移保护起来，连夜拥戴元诩称帝，强迫高皇后搬到瑶光寺陪伴青灯古佛，诱骗西征的高肇的回京，埋伏武士将其杀死，随后再将高皇后弄死。

        胡仙真可以说是一位女中豪杰。她不仅善于诗文，而且习于骑射，射箭能穿针孔。元诩一上台就下诏，把生母胡氏由充华嫔升为皇太妃，不久后又尊为皇太后。而此时明帝年齡尚小，胡仙真便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实际掌握了北魏最高政治权力。同时，她封自己的父亲胡国珍为安定公，加侍中官街。当时，北魏王朝虽不像汉唐那样名声赫赫，但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在北方雄霸多年，西边各小国进贡不绝，又和南朝往来贸易，府库充盈，万物皆备。是存在时间最长，最强有力的政权，在中国历史有重要的一章。据史料记载胡仙真临朝听政以后，处理朝政非常辛苦，而且颇有一番作为。她每日临朝批阅朝臣奏章，对重大案件亲自决断，亲自考核地方官员，并颁布《停年格》，缓和当时官多职少的矛盾，稳定局势。此外，还勒令制造申讼车，平反了一批冤案，给彭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土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予以平反。一时之间，朝纲肃整，百官膺伏。

        518年，胡仙真的父亲胡国珍去世。胡仙真对其父竭尽哀荣，赠假黄铖、相国、太师，赐号太上秦公。还把死去的母亲赐号为太上秦孝穆君，并将寄埋在洛阳的母亲灵柩迁出，派重臣大鸿胪持节率卫队百人护送父母灵柩，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将其父亲胡国珍及母亲皇甫氏的灵柩送回镇原，但不知是胡仙真所派重臣不知其老家的详细地址，还是她的故里（镇原县郭原乡皇后湾）的道路马车难以抵达，也可能是风水先生看准了邻近泾河的镇原县上肖乡万俟（mò qí）沟圈（北魏时期万俟丑奴于高平自称天子，设置百官，年号神兽，是为神兽帝。公元530年春，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派遣尔朱天光为元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分兵进讨，神兽帝万俟丑奴曾退守于此。）这个地方的风水，便在那修建了坟墓，奉命将胡仙真的父母合葬。前些年，我和鱼舟文友下乡路过万俟沟圈，本想看一看北魏的辉煌，可谁知这已是成片的庄稼，经当地农人数百年的耕种，坟墓早已被平为耕地了。但仍然可以看到太上秦公和太上秦孝穆君合葬墓的宏伟，只见这块数百亩大的平原，墓仍高出平地三米多，从周围磨平的土方粗略估计，当时的墓应该有数十米高，占地近三十亩。80年代省政府在这里立了一个省级文物保护碑，据当地老人讲在他们记事的时候墓地就是耕地，我想总有一天文物部门可能会挖掘开发，到那时候可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北魏，真正解读那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胡仙真。

        胡仙真临朝后，极大地推动了佛教事业的发展，她广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实属历代之最。如在洛阳龙门山、伊阙山建造石窟寺；她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其中一所浮图塔高90丈，塔上立柱高10丈，离开京城百里之遥犹能见之。寺内僧房多达千间，其中铸丈八金佛像一尊，中等金佛像10尊，玉佛像2尊。佛刹上有金宝瓶，瓶下有容露盘30重，周围皆垂以金铎。浮图塔四面窗扉上缀满金钉。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音，声闻10余里。当时，全国庙院激增至3万余所，僧尼多达200余万人。仅洛阳一地，寺院竟有1367所，史称：“自佛法入中国，塔高之盛，未之有也。”由于胡太后崇敬佛法，一时宦官建寺、诸王建寺、地方官员建寺、僧人建寺，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北魏时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

        这时，胡仙真家乡的父母官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奚康生再也坐不住了，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甚至舍其宅以凿窟。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在西峰区西南的茹何和浦河交汇处开凿了北石窟寺。次年，又在泾川县东十五华里蒋家村开凿南石窟。泾川南石窟寺与西峰北石窟风格极为相似，故称姊妹窟，是泾河流域和丝路北道上的重要石窟，并称陇上双明珠。

        胡太后还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中国文艺词典》把她列为中国女词人，其代表作品是《杨白华》词：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飞，原衔杨花入窠里。

        这首词用了“比”的手法，貌似淡水而实为醇酒，无论是意象，还是音韵在南北朝诗歌中都属于上乘之作，中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北朝的代表作品，可见胡仙真是个充满了灵性的女子。 如果没有发自內心的真情实感，恐怕写不出这样的好诗词。

        要说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也是一个很长的话题。魏帝元恪死时，胡仙真还很年轻。假设她十六岁进宫，丈夫死时，也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春年少的美少妇，她白天日理万机，而晚上青春寡居的生活充满空虚与孤独，就在这时她爱上了自己的小叔，清河王元怿，元怿是孝文帝第四子，姿容俊美，敏惠过人，文才出众，宽厚仁爱。胡仙真经常与其讨论军国大事，便产生了爱慕只情，女人追求男人的成功率高，何况像胡仙真这样一个倾城倾国，颇有才气的女人。元怿在胡仙真炽热激情的魅力攻势之下缴械投降，成为胡仙真的情人。女人喜欢英俊才气的男人，如同男人喜欢漂亮性感的女人一样，无可厚非。偏偏胡仙真是太后，爱上的是他的小叔子，难免少不了淫乱的指责，给图谋不轨的野心家留下口实。元怿既是当朝皇叔，又做了胡仙真的情夫，权倾内外，威震朝野，不免要得罪人。总管禁军的中领军元叉是胡仙真的妹夫，凭借裙带关系，骄横不法，元怿整过他，升任卫将军的宦官刘腾本是胡仙真的人，因人事关系与元怿闹得很僵，两人便一拍即合，勾结起来准备谋害元怿。有一天，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拥着十几岁的孝明帝来到显阳殿，商议夺权之事，并很快付诸行动，诛杀胡仙真的主要帮手和情人清河王元怿。

        胡仙真失去情人元怿以后，也被幽禁于后宫长达五年之久。这更加使她感到孤独寂寞。自古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里更是不例外。尤其在中国封建的男权社会里，男人做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可达三千。既是普通的男人也可以有三房四妾。而一个女人，一个贵为太后的女人，一个在男权社会里执掌朝政的女人，哪怕你再年轻，也绝对不容许半点非分之想。你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始终，你如果敢越雷池半步，那你就死定了，白眼污水就会像倾盆大雨一样向你袭来。胡仙真这样一个太后级的人物她也难躲过这样的“红颜薄命”、“香消玉殒谁人怜”厄运。不久她又暗中痴情于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儿子杨白华，杨白华风姿隽朗，确有其父的英雄气概。但杨白华成为胡仙真的情人以后，他虽然也十分爱慕胡太后，而且风流倜傥，但他是个胆小如鼠，不敢担当的男人，便趁夜率领部下逃出洛阳投奔到了南朝，在今甘肃陇南建立了湫池国。其实只要是人，就会有感情，哪怕是大权在握的男人，贵为太后无非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会有真情流露的时刻。当春天来临，胡仙真看着杨柳花絮随风飘落，更加对杨白华思念不已，每夜都暗自垂泪，她愁肠百转，便写下了《杨白华》词，以暮春时节的杨花缥缈、难觅踪迹象征自己对杨白华的一片痴心。杨花轻柔多情，古往今来都是情愫满怀的迁客骚人、浪迹天涯的异乡游子们寄托感情和哀思的信物。胡仙真以物拟人，巧妙双关，哀婉动人，极尽浓情。她还让宫女们昼夜连臂环绕，踏足歌唱，忆念情人。

        时值暮春，当我站在皇后弯，望着飘飞的杨花柳絮，想着这个用斑斑血泪书写了北魏强大，把北魏经济、文化、宗教推到顶峰，又使北魏王朝走向败落的女人。似乎看到了河南孟津小平津关的黄河岸边上，就那么被大将尔朱荣淡淡一笑，一挥手便将其与幼主元钊背着历史的巨石，抛入浊浪滔天的黄河水之中。一个年仅三十七岁女子，一个充满对封建社会反叛的女子，在历史的天空宛若流星，划出传奇而耀眼的长痕。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2014.4.于古安定临泾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戴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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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巨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校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孺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稗益。
     关键词：安定郡；胡叟；儒士；文士；隐士

“安定”因立郡而得名，其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市）。据班固《汉书• 地理志》载，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汉武帝为加强西北军政管理、积极有效地抵御匈奴、拓疆辟地，遂析北地郡而置安定郡，辖21县。陈育宁主编的《 宁夏通史》认为，安定郡21县中高平、乌氏（今固原市南）、朝那（今固原市东南）、月支道（今六盘山附近）、三水（今同心县东）、朐卷（今中宁县东北）六县均在今宁夏境内[1］。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则更明确指出：安定郡，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州郡级政权建制，它由此奠定了固原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格局［2］。

    安定临泾胡氏发迹于魏、晋之际，十六国至南北朝臻于兴盛。期间名人迭出，如魏晋之际的胡遵、胡烈、胡奋，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的胡义周、胡叟，尤其后来更出现了对北魏历史影响极大的胡太后等。安定临泾胡氏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然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对此缺乏专论。有鉴于此，本文专门抽取十六国至北魏之初安定胡氏的重要代表人物胡叟作为典型个案，对其人物形象进行深人辨析和认真考究，以期从一个侧面窥见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安定胡氏的整体演进过程及其规律。

一、胡叟的儒士形象
胡叟字伦许，北魏安定临泾人。《 魏书》本传称其“少聪敏，年十三，辨疑释理，知名乡国，其意之所悟，与成人交论，鲜有屈焉”[3］。这表明胡叟少年时即对儒经深钻细究，明辨是非，领悟能力强，且善谈论，有“知名乡国”之美誉，其儒士形象于少年时代初露端倪。

    通过长期地研读、感悟和“与成人交论”，胡叟尤其对《易经》有精深的见解：“先圣之言，精义入神者，其唯《易》乎？犹谓可思而过半。”[4］显然在胡叟看来，儒家经典固然许多，然博大精深、思想性高者仅《易》等少数几部；即使作为“精深儒经”的《易》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何况它经？胡叟此言既高度概括了《易》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亦扼要指出了其历史局限，观点鲜明，发人深省，据此表明其儒士形象已彰明较著。

    众所周知，汉中叶前的儒学为原始儒学。论及原始儒学的精神实质时，张岱年先生曾深刻指出：“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5］亦即儒家的精华主要在于儒学先哲孔、孟、荀等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的创造精神。然自汉中叶以降，封建统治者奉行“独尊儒术”之策，原始儒学日渐被经学化、神圣化和政治化，渐次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失去了昔日的创造（创新）精神。儒士们从此埋头于教条般地儒经注解，而缺乏对儒经本身的开拓、创新和发展。

针对后世儒学的这一严重局限，胡叟颇有体认：“末世腐儒，粗别刚柔之位，宁有探赜未兆者哉？就道之义，非在今矣。”[6］意即鉴于“末世腐儒”仅能“粗别刚柔之位”却未能“探赜未兆”的严重弊端，胡叟当即发出了“就道之义，非在今矣”的大声呐喊，力主恢复、发扬原始儒学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优良传统。这在当时佛、道、玄并盛而儒学发展举步维艰的时代弥足珍贵！当然，胡叟此举也就积极适应了当时一些封建统治者力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政治形势，有力地推动了自汉、魏儒学衰落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兴盛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推动意义。据此，胡叟的儒士形象得以较为充分地展现。

    此外，胡叟熟知孝文化，注重力行孝道。据《北史》本传载：“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号。春秋当祭之前，则先求旨酒美膳，将其所知广宁常顺阳、冯翔田文宗、上谷侯法俊，提壶执俎，至郭外空静处，设坐奠拜，尽孝思之敬”；即使时有“君子”之誉的敦煌人氾潜亦不得不盛赞胡叟“恒于孝思”[7］。在中国传统儒士看来，“孝”乃百“行”之首，是儒家伦理的基础，一贯为儒家坚守的首要准则。胡叟能对父母“设坐奠拜”且“恒于孝思”，正是其儒士道德素养的突出表现。

     二、胡叟的文士形象
     受汉、魏以来文学“自觉”发展的风尚影响，特别是受魏、晋社会崇尚文化的士族门风的熏陶，安定临泾胡叟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其“文士”形象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工诗善文，且特点鲜明。《魏书》本传载其身世及其文化素养：“世有冠冕，为西夏著姓。… … 学不师受，… … 及披读群籍，再阅于目，皆诵于口”。［8]可知胡叟天资聪慧，思维敏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这就为日后工诗善文奠定了坚实基础。同传亦载，流落长安期间，胡叟曾至主人家，作赋于韦、杜二族，一宿而成，年仅十八。后来一归（北）魏，即赋诗一首，以谢隆恩［9]。其诗文修养于此可管窥一豹。

胡叟不仅工于诗文，且其诗文的写作特点相当鲜明：一是雅俗兼工，即诗文既典雅高深，又通俗易懂；二是秉笔直书，据实而作。因其“直笔”，时人皆奇其才，畏其笔，以为“笑押”[10］。后来，当辗转于河西欲投奔北凉却遭北凉主沮渠牧犍及当地权贵名流冷遇和鄙视之时，捐介不屈的胡叟怀忿髻之情，即赋诗一首，赠予其友程伯达，以抒其志。 
     
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
直途既已塞，曲途非所遵。
望卫惋祝蛇，眄楚悼灵均。
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1l]

该诗措辞直率激烈，语言形象生动，意境幽微深远，耐人寻味。

    第二，常与名士交往，以文会友。史载年少时期，胡叟即与广宁常顺阳、冯翔田文宗、上谷侯法俊等文人雅士来往，彼此切磋学术、畅叙友情，而,“（常）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交流”［12］。可见胡叟与常、田、侯诸文士间常以文相聚，交流心得，探讨学问，而安定临泾胡叟正是该“文士圈”的核心人物，在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即使隐居之后，胡叟仍与名士高允、高闾、宗舒、许赤武等不时有文字来往，尤与高闾的交往甚密。因为胡叟颇为穷困，高闾曾以物相赠，并作《宣命赋》以誉之，胡叟遂应约为该赋作序，以述其志［l3］。按《 魏书》本传：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与高允并称“二高”，乃魏初一流名士［14]。然即使为一流名士的高闾，其文写就，也得约请安定临泾胡叟为之作序，足见胡氏文才之高，亦可见高、胡二人交情之深。另外，因文笔显然优于名士宗舒，胡叟还曾荣获文化修养较高的魏文成帝当面奖［15]。

    正是通过不断地与诸名士交往，以文会友，一则增进了胡叟与诸名士间的友情；二则更提升了他们共同的文士形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北魏初期文学的发展。

    三、胡叟的隐士形象
    所谓“隐士”是指古代社会中具备了为官的资质而不愿为宦者，尤指仕途失意后的退隐田园林泉者。对中国传统隐士形象的基本成因及其主要特征，《后汉书•逸民列传序》 有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16]。又《南史•隐逸传论》：“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l7]。依据《后汉书》《南史》所论，考究《魏书》《北史》等相关史籍发现，安定临泾胡叟正乃北魏之初明显地符合“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特征且颇“禀偏介之性”的“独往之人”，即隐士的形象。其隐士形象生成之历程大致如下。

胡叟生逢乱世、命途多舛：少孤，无依无靠。十八岁后因时局动荡便离开故土去长安“观风化”，匿名隐行，惧人见知，其隐士形象即已表露。流落长安期间因“孤飘坎壈，未有仕路”，不得已又到汉中，梁、秦二州刺史吉翰虽“颇相礼接”，仍“不称其怀”,不予重用［l8］。此后胡叟便辗转于巴、蜀一带，居此地五、六年间默默无闻。随即北上到陇右，仇池杨氏亦不延用。魏太武帝太延四年（438 )，胡叟只好继续北上，进入河西，然而北凉主沮渠牧犍对其“遇之不重”［19］。

    正是由于长期孤独漂泊，仕途不通，饱尝鄙视，备受冷遇，亲身经历了从“隐匿名行，俱人见知”“孤飘坎壈，未有仕路”到“不称其怀”“遇之不重”的漫漫颠沛流离之路，且目睹了后秦、刘宋及北凉政权的衰亡历程，故此胡叟对世态炎凉及历史的治乱兴衰颇有体认。在河西“遇之不重”的第二年即太延五年（439 )，随着北凉政权的覆灭，胡叟及时归魏。尽管魏廷以其知时务而拜虎威将军，并赐始复男爵，予以礼聘，但此时的胡叟已再无意追逐功名利禄，而是蓬室粗衣、随遇而安，定居于密云，逐渐过起了如傲然独立般的隐士生活。依《北史》本传载，当名士高闾登门造访时，恰“遇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疏食，皆手自办。然案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醢酱调美” ［20］。可见此时的胡叟已安贫守道，超脱红尘，他既对其友金城宗舒夸道：“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志意所栖，谢其高矣”，又赠言于权贵、名流高允：“吴、郑之交，以紵缟为美谈，吾之于子，以弦韦为幽贽，以此言之，彼可无愧也”[ 21］。更有甚者，身着“贫老衣褐”的胡叟还曾于高允馆舍面斥“被服华靡”的中书侍郎赵郡李璨：

“‘李子，今若相脱体上裤褶衣帽，君欲作何许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22］

    胡叟不仅无意于政事，且不治产业，虽常苦于饥贫，然不以为耻，毅然决然摆脱了尘世之苦，正所谓“… … 安苦节，甘贱贫，… … 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23］不仅胡叟自身颇具隐士风范，受其影响，其养子螟蛉照样不慕名利、清心寡欲，“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牛，弊韦裤褶而已。… … 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尚书李敷尝遗之以财，都无所取”，而高闾“见其（指胡叟）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弊。”［24］

    由此可见，安定临泾胡叟啸傲山林，纵迹江湖，如闲云野鹤，潇洒脱尘，其隐士形象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诸方面，也表现在生活态度上，且影响到了家人。对此，古人曾赞曰：“胡叟显晦之间，优游无闷，亦一世之异人乎？”［25］今人则更将其与同期的著名隐士陶渊明相提并论，进而指出他们二人共同构成了南北朝初期隐逸文化的一道景观，在整个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6］。

四、胡叟隐士形象的基本成因

在胡叟的三种人物形象中，隐士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一）从历史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汉末、魏、晋以降隐士大量出现的隐逸风尚的影响使然。综观历代隐逸现象，远古时期即有隐士出现，汉末、魏、晋以来更是出现了隐逸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根由确如徐清泉之论：“无可否认，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隐逸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由于魏晋时局变乱，世风日下，人心空虚，道、玄盛行，致使士人、士大夫归隐羡隐风行天下”,“实质上，这一时代突出地体现为隐逸文化的勃兴及隐逸人格精神的阐扬，其余威则给后续各个时代的士人及士大夫铸就了一个归隐羡隐并投身文艺的传统。”［27］魏晋以降，推崇隐逸成为士大夫的共同风尚，隐逸之士日见增多，其中非常著名的隐士有“竹林七贤”之中的阮籍和“浔阳三隐”之一的陶渊明等。陶渊明则被称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

进一步考究魏晋隐逸风尚的形成，当与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孙立群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中深刻指出：“魏晋士人以其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士人生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魏晋士人在生活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形象。”［28］汉魏晋士人正是在“忧生意识”的驱动下，崇尚“贵适意”的生活观，颇具“任心适志”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我行我素，具体表现就是因普遍意识到生命的易逝，故而渴求在短暂的人生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安定临泾胡叟生长于十六国后期，时距魏晋极近，因此，魏晋士人“恬淡为心、不皦不味、安时处顺、与物无私”［29］的隐逸品质及其“贵适意”的隐逸方式就极其容易又极其深刻地对胡叟产生了影响。

   （二）从政治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中国古代政治腐败、官场险恶等因素的影响使然。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和本质特征，而隐逸现象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是与封建专制政治相伴而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士人与政治历来就有不解之缘，士人的生活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但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宦海险恶等政治因素使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的参政理想很难实现，而且深感生存艰难。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不少士人不得不走上归隐之路。所以说，隐居行为总是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等原因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隐逸是政治角逐的副产品，是一种典型的避世行为。从永嘉之乱、西晋覆亡到十六国兴起、东晋偏安、刘裕代晋的百余年间，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此起彼伏的动乱和仇杀使许多士人死于非命，多数士人对政治的态度已由忧患焦虑变为冷漠恬淡，由热心参政变为消极隐退。如《晋书•束皙传》 所说“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30］可见悲观厌世的思想主导着士人的生活。安定临泾胡叟正好身处此百余年的关键期，其时政权更迭更为频繁、朝政更为黑暗、宦海更为凶险，加之胡叟自身浪迹四方、备受冷遇的坎坷经历及其“猖介不屈”的个性等因素，这一切终于迫使胡叟走上归隐之路。可以说正是由于对现实政治失去信心，正是由于对人仕为宦心灰意冷，胡叟这才彻底超凡脱俗，隐居不仕。

    （三）从文化角度看，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乃是受中国传统隐逸思想的熏染及中国士人价值追求的影响使然。一方面，胡叟的隐逸行为无疑与中国传统隐逸思想的熏陶有极深的关系。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占据上风，并与儒家思想互补，形成了玄学，促成了当时的隐逸风尚。隐逸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将人的生命存在与宇宙中自然万物的生命等同看待。人通过对自己行为积极性、主动性的消解，进而进人与万物齐一、与自然合一的生命状态。这是人本真的状态。归隐山林自然的本性既是人生命的归宿，也是人本真生命追求的理想参照。因此，回归自然是人对自己生命本源与精神家园的追寻，而自古以来的隐士正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作为士人的胡叟正是在传统隐逸思想与时代隐逸风尚的影响下，具有了回归自然的心理预期，此即其羡隐归隐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士人与隐士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仕和隐是同一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仕与隐的思想根源来自儒、道两家不同的人生哲学，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思想基础，它促成了士人理想人格的形成，也促成了士人人儒出道的行为方式，诚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1］。人仕与归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两种基本人生选择，是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的基本价值构成。人仕则“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出仕则隐居山林老泉，求得自身的解脱，实现道家的自然人格。中国古代士人不仅非常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亲自设计并规范了“理想人格”的范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不倦地追求此理想人格，以使其自身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32］。但由于政治更迭时期社会黑暗，士人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加之中国传统隐士“逍遥自由、远祸保身”的人生准则［33］的影响，他们便由愤世嫉俗而走上消极反抗之路，其表现方式就是或终其一生过着如介然超俗、浩然养素般的“全隐”生活，或先仕而后隐；半仕半隐，仕途不通后始悟“隐”时之乐，以此保持他们的自由人格，维护他们正统的士大夫形象。胡叟的人生轨迹亦正如此，即其人物形象的发展更符合此言之第二种情形。

综上，因主客观诸种因素影响，安定临泾胡叟兼具儒士、文士和隐士三种人物形象，尤以隐士形象最为鲜明。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临泾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深人研究不无裨益。

基金项目：甘肃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名门望族与陇东社会研究”(1110一09)

作者简介：戴晓刚（1963 一），甘肃静宁人，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发表刊物：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2014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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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才胡叟的传说
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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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胡叟少时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八岁时就精诗文，善工对。常令对方汗颜，因而远近闻名，人人称奇。
有一天私塾的老师公孙先生带他和几个学生出去游玩，走着走着，先生看见一棵大柳树旁拴着一匹雪白的大马，这时一阵大风刮过，马尾被吹起，先生低头走了几十步突然出联：风吹马尾千条线。然后叫学生们应对，胡叟见学长们都抓头挠耳，大眼瞪小眼，无以为对。这时，胡叟开口对出了下联：雪落牛头万朵花。先生听了胡叟的对句，不由一惊，真是没有想到答得如此高超的，竟然是他最小的学生脱口而出，先生很是欣慰，思索了片刻，又出了一句：莲花池中游鱼乐。胡叟一听先生出得是城西的地名莲花池，马上以城东的地名蚂蚱沟接对：蚂蚱沟里舞蝶忙。先生大喜，不禁由衷地发出感叹：“真是有智不在年高”。胡叟接口就来了下句：“自然无才愧对岁暮”。

        渐渐地胡叟名声传的很远，当时新平郡有一个姓孙的秀才闻讯，心生嫉妒，想借出联索对以显示自己的才学，压一压胡叟的名气。一日，胡叟正在读书，只听得有人打问他，他放下手中的书，抬头一看，只见一位秀才打扮的小伙子站在面前。他赶忙打了一躬问：“先生从何而来？”只见那秀才傲慢地答道：“新平塔高入云天。”胡叟一听他是从数百里有名的新平郡而来，心想初次相见，你口气未免有点大了吧，便以当地著名的翟池对道：“太阳池小映明月”。又问：“先生贵姓?”, 秀才见自我炫耀未成，但并不服输，又自信地道：“孔雀东南飞老子。”胡叟一听大笑：“兔狲左右盼小儿”。秀才吃了哑巴亏，又讥讽道：“十口无牙论短长，月数不够充年长。” 胡叟见秀才步步紧逼，不仅欺其年幼，还侮辱自己的祖姓，实在无赖之极。便毫不客气以秀才孙姓吟道：“都怨祖先不自量，不要姓氏有何妨。无意比人低两辈，姓儿都比姓孙强。”那秀才见自讨没趣，羞愧地匆忙走了。从此，胡叟名声大噪。

        胡叟学成之后便四海为家，无拘无束。他视富贵如浮云，不看重钱财，从不置产业。满腹经纶，好发奇谈怪论。后来他住在燕京，蓬屋陋室，生活窘迫，常被饥贫困扰，却从不因此羞愧，倒是常常豪饮自醉，怡然自得。他经常与名士高允、高闾、宗舒、许赤武等名人吟诗作文，尤其与光禄大夫高闾的交往最好。因为胡叟颇为穷困，高闾、高允也经常以物相赠，也邀请胡叟到家作客。胡叟每次去“二高”家，总是骑一头老母牛，一身破烂衣裤，带上一个自制的布袋，酒足饭饱后，顺便将剩余的肉饼之类装进布袋带回吃。过年时，胡叟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家门口：

         半笔诗间观万里，一杯酒中品千年。
         横批为：酌古斟今

        一次高闾登门拜访，正好撞见胡叟一身短打扮，背着一捆柴草从田间回来。随口说道：满腹经纶负朽柴（秀才）。意为像胡叟这样一个学富五车，满腹珠玑的人才，却为生活所迫，虽然年高，还要背干枯的柴草。胡叟见天色已晚，省吃俭用的二妾连灯都没有点，正在摸黑做饭，月光透过茅草小屋的窗棂，洒在几卷书上，就十分乐观地答道：一屋明月照生熟（圣书）。他既道出了当时的实景和站在月光中的文友，又说出了书生也要食人间烟火，并非四体不勤的书呆子。高闾又见胡叟的二妾，都已年老色衰，又瞎又跛，一身布衣，已是褴褛不堪。看到胡叟家中这般光景高闾又感叹：一瞎一跛妾衰颜。胡叟却不在意：半醉半醒夫白首。他的对句巧在“白首”和“醉” “醒”上，说出了他们夫妻不离不弃、相依为命的艰辛生活，和他们彼此间情真意浓、“白首不相离”的痴情。又道出了胡叟归隐田园林泉，冷眼看俗世的隐士风范，以及一半清醒，一半沉醉的儒士道德素养。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北魏《胡昭仪墓志》小考
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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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无意间见到北京图书馆藏拓，刘灿章，周俊杰编著，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名碑名帖精选系列《胡昭仪墓志》初拓本一册 。它是一九一九年在河南省洛阳城北凹村出土，曾归武进陶湘（兰泉）收藏。从拓片看墓志虽经历1500多年，但因长期深埋于墓中，保存完好，整体字迹清晰，书法为正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融合时期。北方民族的南下，带来了新的文化和习俗，最终的融合对汉民族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正是墓志形成体例的时期，且志文的字数也在不断的增多。略者寥寥几个字，详者洋洋数千言。众多的数量，长长的篇幅，包含了大量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风俗、历史、地理以及纪年、身世等方面的信息。有人说从南北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几乎在墓志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墓志铭中包括对墓主的生平事迹、社会关系、以及卒葬年月的一般叙述，同时也对其德行进行歌颂。前者是十分可信的，可以互参史籍，这也是墓志引人注目之处。而后者则颇多溢美之词，虽乡里庸人而至行若夷齐。

        北魏胡昭仪墓志的发现，不仅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和语言文字的原貌，尤其是可以通过她墓志的录文、词汇、所涉及的人物及历史，帮助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北魏的历史和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胡氏这一历史显赫家族的更多历史，补充史书所缺载的史实以及纠正一些讹误的说法。

        北魏《胡昭仪之墓志》，又称肃宗昭仪《胡昭明相墓志》。北魏孝昌三年（公元五二七年）四月刻。拓本为正方形，二十三行，满行二十一字。盖阳文篆书：『魏故胡昭仪之墓志铭』三行，行三字。志高六十五厘米，宽六十七点五厘米。共计453字。志文内容为：“魏故胡昭仪墓志铭：昭仪讳明相，安定临泾人也。虞帝以应历奉干，胡公以资灵祚土，登天构日之基，宅运辅辰之业，故以备诸史册，不复详载焉。圣朝散骑常侍征虏将军使持节、豫州刺史诞（注：误刻，应为延）之曾孙。散骑常侍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岐、雍二州刺史高平侯洪之孙。散骑常侍征虏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使持节、并州刺史阴盘伯乐世之女。宣武皇帝崇训皇太后之从侄。体坤元之至性，资星月之玄图，神怀清邃，渊谟崇远，风美巫山之阳，节高汉水之上。四德聿修，六行光备，户牖之教既成，有行之义攸在。遂以懋德充选掖庭，拜左昭仪。内毗阴教，外协宸华，义穆四门，声高九宇。方当缉是芳猷，永隆鸿范，以俟大虹之祥，有愿仓龙之感。岂图八眉之门不树，两童之庆未融，如何不吊！春秋十有九，以孝昌三年岁在丁未，四月癸巳朔，十九日辛亥薨于建始殿。越五月廿三日，迁窆于西陵。乃命史臣作铭曰：玄黄始判，清浊已甄，桑林吐日，蒙谷含烟。神原杳杳，洪祚绵绵，德应昌历，道照皇天。车骑炳蔚，龟组蝉联，于穆昭仪，资神懋族。礼盛汉滨，风清阿谷，峻比城隅，标华灌木。绚素幽宫，作嫔黄屋，毗影轩光，霁此鸣旭。吉凶有兆，倚伏无期，奄辞黼帐，方即泉扉。寒暑交变，日月迭微，杨烟晓合，松飙夜威。西阴巳灭，东方未晞，敬镌幽石，式述音徽。” （见拓片照）

        从墓志铭文中可知，胡明相，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北魏时期皇族女性，为孝明帝元诩妃，封左昭仪。『昭仪』，为皇帝最高级嫔妃。西汉元帝刘奭始置，位视宰相，仅次于皇后，爵位比诸侯王。三国魏位淑媛下，爵比县候。十六国后赵位比上公；北燕、后燕置。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四五六年）置，明帝泰始三年（公元四六七年）列为九嫔。梁、陈延之。

        胡明相出生于北魏永平二年（己丑，公元509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丁未，公元527年）四月十九日，薨于建始殿，时年十九岁。同年五月廿三日，葬于西陵。因其为宣武帝胡灵皇后胡仙真之从侄女，也正值胡太后临朝执政时期，而被召选入宫。胡明相关系虽远于孝明帝胡皇后（为胡太后侄女），但其出身名门望族，据《北齐书》及《中国历史名人辞典》记载，胡昭仪之曾祖胡延之，为北齐安定临泾人。胡宁族兄弟，娶范阳士族卢道约之女为妻，生女胡氏。北齐天保初年（550年），其女被选为长广王高湛的妃子，武成帝高湛即皇帝位后，便立她为皇后，史称齐武成皇后。武成皇后生子高玮，立为太子。河清四年（565年），高湛去世，由太子高纬继承皇位，尊其生母胡氏为皇太后。胡延之历任魏中书令、衮州刺史，北齐太宰，封安平王，死后赠司空公。其6子长仁、长怀、长穆、长洪、长成、长兴，均因外戚而被封王。胡明相的祖父是胡延之的四子胡长洪，为散骑常侍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使持节岐、雍二州刺史高平侯。其父胡乐世为散骑常侍征虏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使持节、并州刺史阴盘伯。由此可见，自胡昭仪之曾祖至胡昭仪之父，一门三代皆为圣朝世胃，可谓『世徽金紫、满门英贤』。

        胡明相以『体坤元之至性，资星月之玄图，神怀清邃，渊谟崇远，风美巫山之阳，节高汉水之上。四德聿修，六行光备，户牖之教既成，有行之义攸在。遂以懋德充选掖庭，拜左昭仪。』也就是说胡明相因资质性灵，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幼蒙儒家思想熏陶，受仁义礼智之濡染，修淑女才德，养大家风范，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得以完美的继承和遵循，孝、友、睦、婣、任、恤六行兼备。从此成为胡灵太后之子肃宗皇帝昭仪，以侍奉皇帝之侧。胡明相本应以此，『内毗阴教，外协宸华，义穆四门，声高九宇……以俟大虹之祥，有愿仓龙之感。』她宫内辅助皇后教化嫔妃宫女，宫外辅助帝王国君。行为美德和美于四个城门，声名显贵于九州。人们将会继承这种美德，永远尊崇这些博大的治理天下的大法。以此来等待盛大彩虹的吉利，就有希望的青色骏马飞奔的感觉。不料『八眉之门不树，两童之庆未融，』她长寿的豪眉还没有秀出，子孙福泽尚未享受，就离开人间。昊天不吊『春秋十有九，以孝昌三年岁在丁未，四月癸巳朔，十九日辛亥薨于建始殿。』胡昭仪英年早逝，怎么能不让人怜悯哀伤呢？昭仪年岁十九，在孝昌三年岁在丁未，四月癸巳朔，十九日辛亥薨于建始殿。到五月廿三日，迁葬于西陵。结束了她高贵而短暂的一生。

        孝明皇帝元诩（510年-528年），是宣武帝元恪唯一没有夭折的儿子。曾有传言说元恪的前皇后于氏及其所生皇子都被高皇后谋害，元恪虽半信半疑，但为了给元氏皇朝留下血脉，所以还是格外小心，这才让元诩长大成人。北魏延昌四年（515 ) 正月，宣武皇帝病逝，太子元诩只有5岁，一场争立年幼皇帝和夺取“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以高皇后、詹事王显及高肇同党，阻止元诩登位，并抬出“立子杀母”的旧制，企图处死元诩的生母胡充华。孝明帝、胡充华、于忠采取果断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在瑶光寺出家为尼。孝明皇帝登位后，因年幼，不谙国事，大权又落入于忠之手，无奈胡太后挺身而出，解除了于忠的尚书令职务，结束了于忠八个月的擅权，取得了临朝称制权。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元诩当上了北魏皇帝后，按当时制度，需要选择一位德貌双全、门第显赫的女子当皇后。尽管元诩仅是个玩童，但文武大臣心里都明白，只要谁的女儿能当上皇后，不仅会光宗耀祖，而且更重要的能够保证他占据高位，在中央分享更多的权力，所以，博陵崔孝芬、范阳卢道约、陇西李攒等大臣都蠢蠢欲动，企图抓住这次机会，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的女儿推到皇后的宝座上面。最后，既是元诩的亲生母亲，又临朝执政的胡太后又怕大权再次落入他人之手，便将其堂兄冀州刺史胡盛的女儿立为皇后。元诩年幼，十分顽皮，胡皇后常常以大姐姐的身份训斥元诩，结果在元诩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许多阴影，时间一久，她在元诩的心目中只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而潘贵殡和元诩在一起，总是说说笑笑，俩人很快就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姐弟感情。公元528年，已经19岁的元诩对胡太后的专权非常不满，于是发密诏命尔朱荣率兵前来帮忙。不料密诏被查出，胡太后见尔朱荣专为打击自己而来，就采纳郑俨、徐纥建议，用毒酒毒杀了元诩。元诩去世后，胡皇后毅然削去青发，上瑶光寺当了尼姑。胡皇后和胡明相两姐妹皆未生育子女。元诩死后的庙号为肃宗，谥号为孝明帝。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热烈祝贺镇原胡姓文化研究会成立！
   真诚地向秦铭先生致敬！
   感谢胸有丘壑、眼界高远的镇原县人大常委会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能对历史文化研究如此重视，不仅成立专门机构，委派专人负责，还提供办公场地、设备、资金，与那些一切向钱看、一切围权转、胸无点墨、眼光短浅之辈相较，真是天渊之别！他们的功绩，将与“安定”一样，永垂青史！
    祝研究会运转有序、硕果累累！

安定临泾胡氏文化研究概述
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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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胡氏作为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著姓郡望和文化望族, 其族系根深而叶茂, 遍布黄河上下, 大江南北，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古有“天下胡姓出安定”之说，这也是当下广泛流传在中华百家姓著作、百家姓杂志、姓氏网站上的标题。其实在镇原县一直流传着“天下胡姓出安定,安定胡姓出临泾，临泾胡姓哪里寻，皇后湾和胡家坪”的民谣。而这则民谣充分说明了古临泾是安定胡姓的肇基之地，发祥之地。“安定胡氏”郡望的奠定, 离不开以安定临泾之地为基。亦因如此, 胡氏后人以系出“安定”为荣, 北宋著名学者——胡瑗即以“安定先生”而名播天下, 影响历史。无疑安定郡望得名于安定临泾胡姓，安定则以临泾胡姓而名，更以临泾胡姓为荣。据《三国志》、《魏书》、《晋书》、《北史》等正史记载，作为古安定郡的临泾胡姓曾经盛极于魏晋南北朝达三百四十余年，其影响历久不衰。特别是胡太后执政，在中国封建历史的男权社会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一些执政理念，曾被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所借鉴，并付诸实施。据诸多史料记载，临泾胡姓先后出现过灵胡太后（宣武帝元恪之充华、孝明帝元诩之母，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北齐武成帝高湛皇后胡氏（后主高纬帝之母，北史卷卷十四 列传第二）两位皇太后；孝明皇后胡氏（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后主高纬皇后胡氏（北史卷卷十四 列传第二）两位皇后；晋武帝司马炎贵嫔胡芳（晋书列传第一）、北魏孝明帝左昭仪胡明相（洛阳出土的胡昭仪墓志）两位嫔妃；胡长仁（陇东王）、胡长怀（建昌王）、胡长穆、胡长洪（武德王）、胡长咸（济阴王）、胡长兴（汝阴王）、胡君璧（胡长仁次子，袭爵陇东王）、胡友（胡奋之子，南阳王）八人封王；胡国珍、胡僧洗、胡祥、胡宁、胡虔五人封为公爵；胡烈、胡岐、胡喜、胡盛、胡渊（国珍父）、胡仲操六位刺史；胡遵、胡略、胡广、胡奋、胡渊（广次子）、胡叔泉、胡世元七位将军。并出现了北朝都官尚书、安南将军、幽州刺史、赵郡王元干之子元谧妃胡氏；孝文帝之孙、侍中骠骑大将军、使持节定州刺史常山文恭王元邵妃胡氏（胡僧洗之女）；北魏侍中、领军将军、南平王飞龙之孙、元继长子元叉妃胡氏（胡太后之妹）；清河王、孝文帝之孙元亶妃胡智（临泾伯胡宁之女，南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之母）四位王妃。还有夏赫连勃勃仕秘书监胡义周，夏赫连勃勃中书侍郎、临泾子胡方回，北魏虎威将军、始复男、怪才胡叟，北魏南部主书胡始昌，北魏中书学生、秘书郎、中散胡丑孙，北齐陈留太守胡盅儋、隋上仪同、武贲中郎将、丹阳郡守胡侃，隋正议大夫、仪同三司、右鹰扬郎将、安定公胡倪，宋试秘书省校书郎、青州从事、尚书屯田员外郎胡顺之，清台湾兵备道胡承珙等诸多名人。可见临泾胡姓在中华胡姓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由此其古地名安定郡被全国胡姓尊为最大的正源堂号，“安定郡、安定胡氏成为天下胡姓最为显达最为庞大的一支”，也正因此，安定郡成为了后世胡氏最普遍也是最响亮的堂号，临泾胡姓也闻名天下。

一、安定临泾沿革

    胡姓在漫长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但据《广韵》所载，主要有安定郡、新蔡郡、淮阳郡、吉州四个。《元和姓纂》、《姓解》等皆以“安定胡氏”为郡望, 并著录下胡氏一族代际辈出的光彩人物。如唐《元和姓纂》载:“安定(胡氏) ,汉有胡建始居焉,后汉有太尉胡广, 魏胡质，荆州刺史,生威，清州刺史平春侯,又居淮南。文[按,文疑晋字之误] (晋)胡奋,安定临泾人,官至左仆射。左仆射胡奋，石季龙入关,与梁皇甫韦，杜牛辛皆以华胄不在戍役之限。奋裔孙国珍,后魏司空，女为宣武帝皇后, 生孝明帝。珍兄真，曾孙延，北齐太宰安平王，女为武成帝皇后, 生后主纬。长安（应为长仁）陇东王、长怀、长穆、长洪、长咸、长兴并封王。洪子文同武帝皇后生孝文帝。”宋《姓解》谓:“胡, 安定胡氏。解: 在陈姓下, 陈胡公之后也。东汉胡广为三公, 魏胡质, 质子威, 晋胡奋。”清茅星来《近思录集注》也载:“安定, 胡氏郡望。” 至于后来出现的以始迁地、支系祖谥号、封号、号、官阶、居住地等等命名的族谱“堂号”，其实只是总堂号之下的一个个“分堂号”，无“郡望”之义。

    中华胡姓最为著名堂号安定堂，源于安定郡。西汉元鼎三年（前114 ）设置，郡治在高平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辖甘肃镇原（古临泾）、泾川（古安定）、平凉、会宁、靖远、景泰，宁夏固原、同心、中宁、中卫十个县。东汉时移治临泾县。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领临泾、高平、朝那、乌枝、三水、阴盘、彭阳、鹑觚八县。隋朝初年，改泾州为安定郡。辖安定、鹑觚、阴盘、朝那、良原、临泾、华亭七县。隋开皇三年（583）废入泾州。隋大业五年，（607年），废泾州置安定郡。治安定县(今泾川县北)，领安定、良原(今灵台县西北)、鹑觚(今灵台县)、朝那(今灵台县西北)、阴盘(今平凉市东南)、华亭、临泾(今镇原县西)7县。唐武德元年（618）废。宋元宪宗二年设陕西省子长县为安定县。元初改郡为州，始治所在湖南桑植县东北。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因陇中地震，元王朝将定西州改为安定州，取“安宁稳定”之意。明洪武十年(1377年)将定西州降为安定县。

    临泾为今甘肃省镇原县早期县名，大业初年置，初曰湫谷，后改临泾。从东汉到北魏，为安定郡、泾州治所。西魏废县。隋复置，唐元和中在此置行原州，五代、宋、金为原州治所，蒙古并入镇原州，元并镇戎，改镇原州。明初镇原州改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当时在黄河支流泾河流域的中上游，设立了北地郡。西汉初年，从北地郡分置了安定郡，所辖21县，临泾县为首。今镇原县境兼有汉抚夷、彭阳、安定、安抚县之境。虽明初临泾县被废，但从古至今临泾城、临泾里、临泾街的名称一直沿袭至清朝和民国。民国初年镇原县划为五个区，县城方圆几十里为第一区，又称中区，1935年在县城成立临泾镇。第一区辖一街十六村，村管庄。一街即临泾街，管22庄，即庙沟庄、庙里庄，陈家沟沟、陈家湾、范园子、蚂蚱沟沟、黄蛟岔、毛家堡、张东庄、满州城、黄家湾、张野毛山、莲花池、秦家园子、尤家坪、常家山、谢家山头、张家山、黄家岔、秦家沟圈、白家原、白家小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临泾区，承袭了民国时期临泾镇的名称。区址东移10公里至寇家庙。1958年改为临泾公社。1983年又改为临泾乡，2014年12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临泾乡改为镇建制。

    镇原县现存较多重要的胡姓历史文化遗迹，据地方《辑志》载：“胡奋故居，在今镇原县城东里许，在社稷坛左，旧名胡府坪，今名胡家坪（现镇原县城关中学及亨泰花园均为原址）。”又载：“皇后湾，在县川西六十里，即北魏孝明帝生母，著名灵太后出生地，今讹为黄蒿湾（今镇原县郭原乡景原村黄蒿湾组）”。并载：“国珍茔，在县东80里，即北魏灵胡太后之父冢。”

    据《魏书》载北魏政治家胡国珍死后，与其妻皇甫氏灵柩一起由洛阳搬回镇原合葬。开始，国珍本欲就祖、父西葬故乡，后因前世诸胡多葬于洛阳，有终洛之心。崔光曾在太后面前问国珍：“国公万年后，是在此安厝？还是归长安？”国珍说：“当陪葬天子山陵。”到病时，太后请问后事，竟说回安定。此时已惛惚，语无伦次。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议决去留事。怿等皆以病重时神志不清，请太后还是按前说安厝洛阳为宜。太后外从众臣所议，而自己深思之后，认为父亲远慕双亲，属人之常情，也如自己常思父母一样。于是，追崇使持节、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太尉公、同州牧，号太上秦公，加九锡，谥号文宣公，葬以殊礼。持节到安定监护丧事。灵太后迎太上君皇甫氏神柩还乡，与国珍合葬于临泾县东80里万俟（mò qí）沟圈（原地名也曾称为南关村。北魏时期万俟丑奴于高平自称天子，设置百官，年号神兽，是为神兽帝。公元530年春，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派遣尔朱天光为元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分兵进讨，神兽帝万俟丑奴曾退守于此）。即今镇原县上肖乡杨城村东关组，原有二大冢，乡人云其一为胡国珍墓。虽在1958年大跃进中胡国珍墓冢被夷为平地，但墓地遗址依然清晰完整，墓地约占地三十亩，足以显示当初陵墓宏大的规模，墓冢仍有两米余高，因村民种地被耕耘成平缓之势（墓位在公路东，路西也有一大土墩，一些人误传为胡国珍墓，但据清•康熙五十四年张述辕纂修《镇原县志》载为唐大将尉迟恭点将台，即“鄂公点将台”）。后经甘肃省文物局专家数次考察，于2003年7月5日由甘肃省文物局提出，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上报国务院备案，将胡国珍墓列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

    可见，安定临泾胡氏在胡氏族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见证。姓氏上所谓郡望、姓望,不一定与一个家族抑或宗族当下之居地、籍贯相关联。人们高张“郡望”或“姓望”的旗幡, 一方面缘于“郡望”观念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附加值所释放的能量和影响;一方面基于慎终追远的价值伦理诉求。是故家族、宗族虽转徙无常, 但“郡望”、“姓望”却有如人的政治、文化身份一般, 须臾不可弃离。置身当下的历史文化场域, 窃以为, 郡望、姓望的观念叙事, 不仅仅是一个个家族抑或宗族的地方性知识记忆建构, 实际上它还涵括了一个个族群聚落的历史文化传承, 标张着一个个家族、 宗族凝聚力的文化精神, 某种意义上更是认识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观念生成演化的钥匙。

二、安定临泾胡姓的迁徙与发展

    胡姓乃我国较早姓氏，分布很广，约占全国人口的1.16%，为中国人口超过1%的十九个大姓之一，居第十三位。据《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胡姓为舜帝之后裔。因居于妫汭（今北京延庆一带），故以妫为氏。周武王克殷后，封舜后妫公满于陈国（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妫公满生子丹，丹生子孟阳，孟阳以先祖谥号“胡”为姓，故称胡公满，为胡姓始祖。胡姓最初的发源地主要有河南淮阳、安徽阜阳两个。此两支胡姓经过不断的繁衍与融合形成了当今胡姓遍布于天下的盛况。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西汉初年，由于外族入侵，为巩固边防，西汉王朝实行“屯田戍卫制”，以长期固守边疆。大规模从中原迁徙兵民到边疆，胡氏也随之外迁。向西迁入陕西、甘肃，向北迁入山西；向东迁入山东，后又南迁入湖北（古荆州）、江西。而迁入安定临泾（甘肃镇原）的胡氏，到后汉时期已成为一大望族，后成为安定胡氏繁生的渊源。  
  
    胡氏之源最早并不在安定。之所以会有“天下胡氏出安定”的说法, 从前述胡氏迁徙不难看出,“安定胡氏”郡望的奠定, 离不开以安定临泾之地为基, 临泾胡氏一族如胡建、胡安、胡质、胡遵、胡奋、胡烈、胡渊、胡国珍、胡亮、胡僧洗、胡盛、胡延之、胡长仁、胡长洪、胡长粲、胡永等的代际传承与奋斗。可以说安定临泾胡姓是因官而定居临泾，一世始祖为胡公满十八世孙胡城（注：原为“高早成”组成的字，是城字籀体字，已废弃，宜用标准汉字城），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反，胡城随太尉周亚夫统兵追杀，以功封大中大夫，官居蕃镇，从长安始迁安定临泾。据安定郡公胡国珍（女为北魏皇太后）十世孙，进士、殿中丞胡学顏，承接汉谱，并由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唐朝政治家魏徵作序的安定世谱所载，自临泾胡姓始祖城公至4 5世孙渊公，每一世都详书讳名、字名、行（号）名、历官、生、卒之谥号、干支及葬址、夫人、生子。这是胡姓最早记载完整，且严谨详实的世谱。据此，安定胡姓肇基地非固原非泾川，乃临泾。胡奋为诚十三世孙，中间仅九世昌胤未官，余十二世皆有官爵，可谓始祖诚而下官宦世其家，至胡奋之父胡遵，子孙三代，为安定十县之大郡大族著姓，即世称安定郡望，也使安定临泾胡姓步入兴盛阶段。与此同时，胡国珍（安定胡姓十七世）之女为皇太后权倾一时，为刺史、为将军者更多，安定临泾胡姓步入高峰，使安定郡望成为有名的大族望姓。到南朝刘宋时期，安定其下另一个重要支派华林胡藩，肇基豫章，发派华林，成为江右著名望族。豫章华林，地属江西，与安定胡氏南北呼应。后裔遍布域中，赣、皖、苏、浙、川、闽、滇、黔、鲁、豫，两湖、两广，均有其聚居之地。随后胡国珍的曾侄孙胡延之（安定胡姓二十世），北齐时位至太宰，封安平王，其女为武成帝后，生后主高纬，胡延之的6个儿子均被封王，更是安定临泾胡姓闻名天下，安定郡望步入顶峰。

    同时，南北朝时期，安定临泾还有另一支胡姓，这一家族中有后秦姚泓黄门侍郎、赫连勃勃秘书监胡义周、赫连勃勃中书侍郎、侍郎、临泾子胡方回、稀世怪才、北魏始复男胡叟等人出名于世，《魏书》、《北史》中均有传。这支胡姓后裔长期安居于临泾，宋时又出现了上尚书屯田员外郎胡顺之（宋史•胡顺之传），明举人河南尉氏县知县胡顺，清嘉庆时有进士、台湾兵备道胡承珙等人。

    安定临泾胡姓主族胡奋、胡广、胡国珍，世族胡方回其后裔长期定居临泾故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唐宋时期一部分安定胡氏迁到河南新蔡，另有一部分迁往江苏如皋县，后又多因官而迁居、繁衍于全国各地。据《唐代墓志汇编》的记载，书中胡姓墓主皆为安定胡氏的后代。虽然祖籍安定，但他们相继离开故乡，为官各地，迁居各方。自两晋后，安定临泾胡姓后裔胡建、胡安、胡沂、胡永、胡勇行、胡奋、胡世贵、胡世荣、胡麟祥等人因官，而迁居陕西咸阳、四川宜宾、山东掖县、东平县、安徽六安、湖南衡阳、河南新蔡、安徽寿春、江西吉安、江苏南京、广西桂林等地，西晋末年又迁入福建、广东、山东泰山、河北石家庄、贵州毕节、云南威信、彝良、盐津等地，至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又迁入福建闽侯县、厦门、广东清远、江西鄱阳、江苏宿迁、上饶、江西南昌、福建福州、山西太原、长治、浙江余姚、吴兴等地。形成了安定临泾胡氏后裔渭城、宜宾、内江、衡阳、寿春、闽中、崇安、晋江、广西桂林、福建福清、山西阳曲、江西豫章等著名的支派。胡奋任徐州刺史，封夏阳侯，官至左仆射、加镇南大将军。其后迁居河南新蔡，成为安定临泾胡氏兴起的又一郡望地。这一支胡氏后来向湖南省东部及江西吉安、江苏南京、湖北、湖南等地播迁。西晋末年迁入福建、广东、山东等地。如今，安定胡氏后裔散居全国各地，并移居到港、台、泰国、英、美世界等地，涌现出了世界华侨华人社团总会副会长、香港胡氏宗亲会会长胡国赞、全非中国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非洲唯一华人酋长、尼日利亚总统顾问胡介国、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荷兰皇家绅士胡允革、新加坡南洋胡氏总会会长胡金钟、意大利外国人移民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光利、缅甸仰光胡氏安定堂理事长胡海澄等著名胡氏后裔，正各自谱写出更加灿烂的篇章。当代更是安定胡氏最鼎盛时期，原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据中华胡氏大典十二章载：江西华林胡氏始迁祖胡藩是质公12 世孙，胡耀邦是南朝宋人胡藩公，字道序39世孙），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胡锦涛（据徽州县志记载，胡锦涛始迁祖胡焱，以散骑常侍衔领兵镇守徽州，为胡奋之侄（待进一步查证），质公五世孙（质公－威公－奕公－遵公－奋公），还有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为安定华林派后裔，待进一步查证），这些“安定”胡氏后裔不但是安定胡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综上所述，安定临泾胡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宗族，历朝历代名人辈出，从而奠定了中华胡氏著名的安定郡望及堂号，无不昭示安定临泾胡氏曾经有过的空前盛况和荣耀，以及胡氏在全国姓族史上崇高的地位。安定临泾胡氏文化作为中华姓氏文化的分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中华民族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也可以说安定临泾胡氏文化是镇原历史文化最为精彩和优秀的篇章，更为重要的是在镇原（古临泾）这个地处西北边陲、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之所以能孕育出世代书香传家，忠义满门的中华胡氏大家族，就在于其文化、家族、文明源出一脉，在于镇原之淳朴的古临泾文化从容大气，具有包容大地，海纳百川的胸怀，它承农耕文化的历史先河之源，源起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部落的发祥之地，蕴接后世，裔播内外，因而造就了“天下胡姓出安定，安定胡姓出临泾（镇原）”的历史地位。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历史古迹代表一个地方的品位。临泾胡氏文化不仅是镇原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是代表了全国胡氏文化的源头，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因而，只有致力于研究、挖掘和弘扬安定临泾胡氏文化，才能提升镇原的历史地位，才能充分利用丰厚而优秀的文化资源，为全国乃至全球胡姓人氏营造一个祭祖、观赏历史文化的中心，把镇原建成凝聚全国胡氏子孙的中心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近年来，安定临泾胡氏文化研究受到全国各地胡氏族人的广泛关注，他们虽分布在海内外，但皆不忘水之源，木之本，始终将安定临泾作为中华胡氏渊源的圣地。中科院广州分院微生物所专家、《全国胡氏族谱大通考》主编胡海、中华胡氏宗亲网总版主胡南山、南京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胡平华、深圳科吉华烽知识产权事务所所长胡吉科、庆阳市军分区司令员胡泽、市委副秘书长胡正平等诸多著名胡姓人士多次打电话询问镇原县胡姓文化遗迹和研究概况，尤其在2014年7月中华胡氏宗亲网群第二次“祭祖寻亲（联谊）之旅”活动中，八十七岁高龄的胡海先生第四次建议要在安定临泾胡氏先祖故居（胡家坪）树立一座纪念碑，还撰写了“《安定始祖城（高早成）公碑记》，并倡议组织全国胡氏到安定临泾胡氏发源地的实地考察探访，瞻仰皇后湾、拜谒胡国珍墓地，以胡氏郡望地族祖的荣耀启迪后人，继承和弘扬中华胡氏的优良传统及优秀文化。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与是否有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直接关联。只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我们的中华民族才能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才能在新世纪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2014.10.6.初稿
                              2014.12.24.定稿于安定临泾胡奋故里

作者简介：秦铭， 1962年生，大学文化，甘肃省镇原县人，现为甘肃省镇原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庆阳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撰写员。

北魏时期的胡太后执政
鱼 舟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其实都是男人们演绎的历史，在男权主宰一切的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男人们留出了太多的空间和给予了太多的特权，功树其至高、过掩其至微。而对于女性却设置了种种束缚和限制，位居其下，行处其卑。而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又离不开女性的支持，使其实际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人为的压制就这么不对等地延续着，就在这么一种着意扭曲的社会状态下，女性们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却不可掩饰地时时大放光彩，其耀眼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那些堪称精英的男人们。小到中馈主事，大到社稷天下，莫不如是。翻开史书，永垂青史的女人，俯拾皆是。

北魏历史上，就曾出显过这么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宣武灵太后胡充华。虽然在史家的笔下和文人的故事里，多所贬毁，但是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独领风骚的文学才华使她由一个地位卑下的嫔妃，最终登上政治权力的巅峰而创造的人生传奇，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星空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一、宫廷权力博弈中的胜利者

胡灵太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生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卒于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孝明帝登基后称胡太后，因谥曰灵，也称灵太后。祖父胡渊在太武帝攻打统万（今陕西横山境内）时，“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其父胡国珍，字世玉，平生好学。太和十五年袭武侯伯，由此可知，胡太后出身于归降北魏的非鲜卑贵族的侯伯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年虽笃志，而雅敬佛法，时事斋洁，自强礼拜” 。姑母信佛，出家为尼。胡太后性聪悟，幼时依托姑母，在其影响下，略得佛经大义，  成 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佛教信徒。姑母于“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 掖 庭为承华世妇”。胡太后就是这样，在姑母的推荐下，因为佛的机缘而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初时的“承华世妇”，地位并不高，“世妇”是后宫的女官，掌管宾客，祭礼事务，对皇帝亦有嫔妃的义务。这样的身份，给她提供了接近皇帝而有可能被宠幸的机会。

这是条看似花团锦簇，实际上荆棘丛生的道路，它给行进者设下的是凶险和噬灭，稍有不慎就会灾没其顶。

北魏宣武帝末年信任外戚，导致高皇后和高肇外戚集团掌控朝政与内宫，他们结党营私，独断专行，致使朝纲不振。高后是文昭皇后的侄女，宣武帝第一位皇后是顺皇后，太尉于烈之女，生子昌。顺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在内宫威望较高。宣武帝正始之年（504年）十月，顺皇后暴卒。永平元年（508年）元月，皇子昌亦死。时传为高肇、王显及高后所害。永平元年七月，宣武帝立高夫人为后，即高太后。高后曾生皇子，然早夭，生女建公主。高后性格凶横妒忌，使得内宫气氛相当紧张，“宫人希得进御”，“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待接者”。

高皇后虽然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宝座，但她的欲望并没有就此满足。在她控制的内宫，一方面限制“夫人嫔妃”与皇帝“待解”，另一方面，“ 立子杀母”的祖制，迫使许多嫔妃不愿怀孕，即使怀孕也是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样一来，宣武帝就面临着绝嗣之危，而宣武帝一旦绝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皇后和高肇为首的外戚集团，他们在皇帝驾崩后可选择元氏皇室中的幼童为帝，高后则可临朝称制，进而夺权称帝。因此“继嗣”就成为内宫斗争的焦点。

胡太后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勇敢地向高氏集团和“立子杀母”的旧制挑战的。公开宣称“天子尚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乃至身怀有孕，大家都以生子母死来恐吓，劝她另想办法，她不仅不为所动，还于深夜独自祈曰“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这种以身家性命相搏的做法，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在这一场博弈中，胡太后胜出了，这缘于她通过对时局的冷静观察和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她目睹了宣武帝无子的痛苦和焦急的心情，也了解宣武帝的性情，治尚简静，实行宽政，因此才冒险一搏，最终赢得了胜利。永平三年（510年），生子元诩，即孝明帝（肃宗），宣武帝大喜，立即晋升其为充华嫔，延昌元年（512年）“冬十月，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她的胜出，彻底粉碎了高皇后高氏集团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宣告了北魏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的终结。

二、胡太后临朝称制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病逝，太子诩只有5岁。一切争夺年幼皇帝和夺取“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

在立帝问题上，一方是侍中、太子少傅崔光和领军将军于忠 等 ，支持胡贵嫔（胡太后）和太子元诩，坚决主张太子元诩当夜登基为帝，另一方是詹事王显及高肇党，要求奏请中宫（高太后）同意后才能登位。崔光等 坚决反对，严辞驳斥，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天明”，“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遂于当夜奉天子元诩至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孝明帝（庙号肃宗）。

高皇后等并不甘心失败，抬出“立子杀母”祖制，企图处死胡贵嫔（胡太后）。崔光、于忠闻讯后，立即“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高皇后和王显等无法下手，谋杀失败。最后孝明帝、于忠等采取断然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由孝明帝下诏“暴其（高肇）罪恶”而“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彻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团。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居瑶光寺出家为尼。

孝明帝登位之初，于忠恃拥立之功，实揽朝政大权，既居门下，又总宿卫，“权倾一时”，独断横行，诛杀无辜，“朝野冤怒，莫不切齿 ”，人心丧尽。

延昌四年八月，胡太妃被尊为太后，移居崇训宫（即太后居宫），取得“临朝称制”的合法身份。她抓住时机，重组中枢机构，解除了于忠尚书令职务，结束了他八个月左右的檀权行为，独理政事，终于走到了北魏政治舞台的最中心。

胡太后在执政期间，制止北魏顽固势力以“恢复祖制”为名，企图废止孝文帝封建化的改革战果，坚持“高祖革礼成治，遗泽在民”的思想，释放奴仆，兴教劳军，重农务本，多所建树，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恢复等均有贡献。

临朝之初，即有作为，“亲揽万机，手笔断决”，为稳定政局，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准确适时的政治决断，为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依靠汉化的宗室贵族和汉士族，任用清河王怿、任城王澄，高阳王雍、广平王怀、父亲安定公胡国珍以及侍中崔光等，抑制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使国家的政治机制得到正常运转，从而避免了政权承接所出现的动乱。

二是暂停对南朝的战争。由于连年战争，虽然开拓了疆土，但人财损失惨重，国力大伤。胡太后执政不久，东西两线仍在与南梁作战。熙平元年（516年），东线淮堰之战中，魏攻占硖石头（今安徽凤台县西南），又击败淮堰梁军，不久，淮水暴涨，淮堰崩塌。双方守军在淮河一线停车相持，西线益州（今属四川）魏军击败梁军，战局渐趋稳定。这样就为北魏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坏境。胡太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暂停战事，使国家在战火纷飞的间隙里得以休养生息。

三是平息羽林、虎贲之乱，有效地稳定了政局。神龟二年（519年）二月，洛阳的羽林、虎贲近千人围攻尚书省，又纵火焚烧张宅，张彝伤重而死，张仲瑀走免。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罕见的、远近震惊的羽林、虎贲之乱。这次事件实际上是迁洛代北武人和鲜卑中小官吏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向权益日渐扩大的汉士族公开挑战。因此，胡太后处理这次事件从北魏政权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惩办于妥让相结合的政策，事后只处死了首要分子八人，其余大赦并下令武官“得依资入选”。

四是颁布《停年格》。停年格虽被历代史家褒贬不一，但这一措施确实缓和了当时“官多职少”矛盾，尤其缓解了与鲜卑武人的矛盾。停年格实施实际是羽林、虎贲之乱倒逼出来的措施。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办法选拔官员。但由于其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以及利益的诱导作用，中正不“中”不“正”，结果选拔官员的标准是依据其祖上的功德与表现，官员选拔制度实质上成为世袭。到胡太后时期，官员越来越多，都要求晋升职务。但由于职务有限，晋升又没有明确严格标准，很多人到达一定任职年限后不能得到提拔，最终暴发了羽林、虎贲军近千人的暴乱。暴乱之后，胡太后为满足羽林军军官的愿望，安排吏部尚书李韵进行安排。但人多职位少，难以安置，李韵处置不当，引起很大不满。继任吏部尚书崔亮为解决此问题，设计了“停年格”制度，即官员不论贤愚，轮流停官，停官年限最长者首先提拔担任上一级官职。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官多职少的难题，也实现了官员队伍的人心稳定。

五是敕令制造申诉车。胡太后不时乘坐申诉车出巡宫中，“出自云龙大司马门，从宫西北，入自千秋门，一纳怨诉。”平反了一批冤案，如给澎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士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平反。同时亲自在朝堂与州郡计吏策选孝廉秀才，为国家选拔人才，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六是巩固孝文帝改革成果。对“怀道丘园、昧迹板筑，山栖谷饮、舒卷从时者，宜厂戋帛；有能谠言直谏、济世益时者，在所以闻，当待以不次之位；孝孝、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以彰厥美；高年孤独不能白存者，赡以粟帛；若因饥失业，天属流离，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各听归还；将统久劳、士卒疲弊，并遣抚慰，赐以衣马；缘边州镇，固捍之劳，朔方酋庶，北面所委，亦令劳赉……”采取一系列措施，纳忠谏，彰孝义，救孤寡，济仆隶，赐壮士，益时利治，不拘常制，使孝文帝的改革成果得以巩固并有所发展。

七是体恤百姓疾苦，诏令所行，躬亲所览，使社会得到稳定。熙半元年( 516)、二年，幽、冀、沧、瀛州民饥，开仓赈恤。太后下诏：“炎旱积辰，苗稼萎悴”，“晚种不纳，企望忧劳，在予之责，思自克厉。”“土木作役，权皆休罢，劝农省务，肆力田畴。”重申杀牛之禁。十月，对洛阳、河阴及诸曹杂人年七十以上，鳏寡贫困利不能自存，及年虽少而痼疾长废，穷苦不济者，具实列报救济。熙平二年春，派遣大使巡行四方，问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时“治纲术振，狱犴繁广，嗟诉骤闻，虽曰司存，每多诬壅”，下诏行政首长“察讼理冤，实维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另外，必学建校，尊师崇道，主张“建国纬民，立救为本”；严敕州郡，务申枉滥，抚恤穷冤，理决庶狱。这些措施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八是大兴佛教，促进民族融合。佛教在北魏胡太后时期的兴盛，有其历史渊源。首先，胡氏家族素崇佛教。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自汉代始，已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又因其包容性和广泛性，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为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所接受。北魏王朝，由鲜卑族拓跋部落所建，拓跋鲜卑兴起于中国东北部的代地。最初，佛教并未渗入拓跋部落，后来由于拓跋氏强大起来，统一中国北方，入主中原之后，除征战杀伐之外，与汉族在经济、文化、农耕、信仰诸方面皆格格不入，而中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达的农耕技术带来富庶，使拓跋部落望尘莫及。为了维护其统治，先帝诏令鲜卑族从语言、服饰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全面进行汉化，并以法令的形式加以推行。佛教自然成为拓跋氏信仰同化的首选。胡太后看到了佛教对民族融合的现实作用，在临朝之初，于洛阳以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重视。在寺院中心建有极为辉煌壮观的九级木塔，均用木制。此塔比举世闻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高出一倍。如此高大的木塔，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冲觉寺五级佛图等。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518年）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522年）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

除了兴建佛寺之外，胡太后还在洛阳的龙门开凿石窟，大兴佛事。在古阳洞南壁，西山老龙窝，西山莲花洞北壁和西山火烧洞，都可见到胡太后及其家族的有关题记。

胡太后在她的故乡陇东开凿的石窟，至少有三十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晚期奚康生主持开凿的今庆阳北石窟寺和泾川南石窟寺。由此可见，胡太后主政期间佛事的兴盛和她对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九是延续丝绸之路的运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北魏自孝文帝改革以来，中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对外交流也日益频繁，使东都洛阳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东端的新起点。到胡太后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洛阳与西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虽然中原地区战乱不断，但作为商贸往来主要通道的丝绸之路，仍然得以延续。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富饶的物产，灿烂的文化加上繁华的都城，强烈地吸引着各国、各族的使者、僧侣、商贾及学者纷纷前来洛阳，贸易的发展使许多异域商人常驻洛阳。丝绸之路的延续不仅促进了中西双方间物质的互通，而且促进了中西的文化交流，使胡太后执政时期的洛阳，在经济文化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十是卓越的艺术才华，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在文学艺术上，胡太后是中国古代女性诗人的杰出代表。虽然她留存于世的作品仅一首《杨花词》，但却成了北魏诗坛创作的巅峰之作。

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历代诗家都特别注重言之有物，情景交融，以情吟诗，以诗言志。《杨花词》的诞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太后在登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大权在握的时候，她还是位年轻的女子，深宫寡居，个人生活及情感上的缺失，常使她不能自持，遂与年轻将领，杨白华密幽后宫，情致至浓。杨白华恐事泄而招杀身之祸，私逃远遁。胡太后情不能  忘，思念愈烈。《杨花词》就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完成的，诗成之后令宫女昼夜吟唱，以寄远思，其情甚悲。

情发于心而言之于诗，从而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为历代诗家所推崇。对这一段真诚至爱的情感，后人虽多有歧义，但《杨花词》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却无人诋毁。

纵观胡太后北魏时期的执政，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她的执政能力、政治才能和治国策略对北魏的政局稳定、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融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对一个女政治家来说，更加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人们在论及胡太后时，对她治国理政的功绩常常一带而过，甚至刻意淡化，而热衷于谈其如何“淫乱”，如何“奢靡”，如何“误国”。同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男皇帝们纵情色的行径，论者常以“为尊者讳”给以最大限度的宽容，而对胡太后及其一切女性们的行为却贬毁过甚，这种尊男卑女的观念所潜藏的深层原因是，站在国家最高权力顶端的女性政治家所映射出来的耀眼光华，让那些自以为是而又力不能及的男人们无地自容，于是在传统道法的名义下，将泄愤的污水一齐泼在了胡太后的身上。这种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对于女干部们的升迁认知，潜意识里，仍和千年以前的人们一样。

对于北魏时期胡太后执政的这一段历史，论者所及，褒贬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吕思勉先生说出了公道话：“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无论怎么评价胡太后，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她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女性，是封建男权社会里闪耀光彩的女政治家，她的聪明才智，她的执政能力，她追求人性自由的叛逆精神，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是谁也抹杀不掉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必将会给她一个准确公正的评价。

参考资料：
1、《魏书》“胡太后传”
2、《魏书》“胡国珍传”
3、《魏书》“高皇后传”
4、《魏书》“顺皇后传”
5、《梁纪》 147卷
6、《洛阳伽蓝记》
7、吕思勉：《南北朝史》
8 、陇原史话——陇上人物馆

试论北魏胡太后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石代莲  (甘肃  镇原)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摘  要]   北魏胡太后充华临朝称制13年，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虽然她生活在距今15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但她不囿旧制、果敢产子，女主当权、临朝称制，不畏世俗、追求爱情。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女性，她的举动无不体现着她对传统旧制以及封建礼教的挑战与反叛。本文将通过胡太后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记述，来解读这位传奇女性本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以及其彰显出的历史性进步意义。
[关键词]   灵胡太后     封建礼教    反叛    人性
                                                                                

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皇权历史上，被记入史册的女人虽寥寥无几，但仍有数十位女性身居后宫却临朝称制，以其波澜不惊的处变能力、高瞻远瞩的统揽能力以及贤淑慧德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男权社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惊艳的一笔。

在北方雄霸多年的北魏王朝，虽然自道武帝之后实施了严厉的“子贵母死”制度，力图阻止女人当政，然而在这种残酷的旧制面前，仍然出现了胡充华等几位当政的女主。

胡充华（名仙真，史书上记载为妃嫔封号充华，后世也称为充华），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妃子，后被孝武帝元修追谥为“灵太后”。灵胡太后秀外慧中，文武兼修，尤其在其临朝称制后，承前启后、勤勉政事、稳定政局，对北魏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胡仙真入宫受封，开启从政之门

据《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记述：“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于卜相，国珍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其实，这些记述无不说明，胡充华的一生是注定不会平凡，而充满传奇的。

据史载：“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这充分说明胡氏之所以能够进宫、且得到宣武帝元恪的宠爱，其本身就才智非凡。她不仅美艳动人，而且深通佛经义理，善于诗词歌赋，且习于骑射，射箭能穿针孔。当胡氏进宫讲道时，宣武帝元恪见其姿容秀美，口才伶俐，于是破例下诏封其为世妇，随侍左右。

而胡充华人生最大的辉煌，并不在于她能进宫受封、且得到元恪的百般宠幸，最重要的，是她不畏旧制、果敢产子；女主当权、临朝称制；不畏世俗、追求爱情。这也让她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聚焦点，被后世所瞩目和关注。

二、胡充华勇敢“三为”，反叛封建礼教

在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胡充华作为一位女性，无论是无畏“子贵母死”的旧制，敢为太子母；不惧男权社会传统，敢为女主；还是反叛“嫁一从终”封建道德观，敢为爱情献身。都是她对封建礼数和男权社会大胆反叛和勇敢突围，无不闪烁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人性光辉。

（一）无畏旧制，敢为太子母
“子贵母死”的旧制，始于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汉书•外戚传》讲汉武帝之妃赵倢伃，她是昭帝之母，深为受宠。因为居于钩弋宫，所以称为“钩弋夫人”，其子昭帝，也号“钩弋子”。武帝常言，昭帝类他。“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钩弋倢伃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史记•外戚世家》关于赵倢伃的事情是褚少孙补的，说武帝有意立昭帝，“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耶？’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
”
“子贵母死”的旧制被北魏延用并发展到了鼎盛，据《宣武灵皇后》记载：“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这种“子贵母死”的旧制在北魏历史上实行了七代，历一个世纪之久，目的自然是为防母族干政。

当时北魏尚未确立一套父子传承的嫡庶长幼之序，储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有赖于母后和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到道武帝时，这种状况有了改变。道武帝先用战争手段强制离散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后来还先后逼死自己的母亲贺兰太后，赐死太子拓跋嗣的母亲刘皇后。拓跋嗣思念母亲，伤心地哭泣。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可以说，从道武帝开始，北魏就奉行“子贵母死”的制度。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就把皇位让给了拓跋宏，拓跋宏为北魏的第六位国君，即为孝文帝。孝文帝的母亲李氏，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被赐死，年幼的拓跋宏则由祖母冯氏抚养。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皇太后冯氏把持了政权。

后来，孝文帝的爱妃林氏，因为生下儿子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林氏也被赐死。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使得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苗，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孝文帝曾求当时当权的冯太后废除旧法，但被拒绝。

北魏所奉行的“子贵母死”制度虽然换得了稳定的君位传承秩序，利于拓跋部巩固政权，但却牺牲了无数无辜的母亲，可谓血腥、残忍和暴虐。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十月，顺皇帝暴卒。永平元年（508）三月，皇子昌亦死，传为高肇、王显及高夫人（高后）所害。永平元年七月，宣武帝立高夫人为后，即高皇后。高后曾生皇子，早夭，生女建德公主。高后性格凶横妒忌，内宫气氛十分紧张，据《北魏史》记，“宫人希得进御”，“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当时，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尚未废除，许多嫔妃为求生路而不愿生子，都暗中祈愿自己生诸王、公主，即使怀孕也千方百计地偷偷处理掉。宣武帝面临绝嗣之危。宣武帝一旦绝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后和高肇为首的外戚集团。他们在皇帝驾崩后可选择元氏皇室中的幼童拥立为帝，高后则可临朝称制，待时机成熟便夺权称帝。可以说，此时“继嗣”一事已成为内宫的焦点，也成为关乎妃嫔生死大计之事。因而，北魏元恪的后宫可谓是人心惶惶。据《北魏史》记载，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但胡氏却无所畏惧，勇敢地向高后和“立子杀母”的旧制挑战。《魏书•卷十三•列传第一》有云：“唯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当她怀孕后，周围人都劝她想法流产，免得生下太子被杀掉。当时世宗和皇后于氏仅有的儿子已夭折，如果胡氏所生是男孩的话，肯定能当太子。然而，对此她不仅不惧怕，反而在夜深人静时对佛发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果然，胡氏生下了皇子元诩。当时元恪已经二十七岁，对诞下皇子之事欢欣不已，进封胡氏为充华嫔。

元恪的皇后高氏凶横妒忌，面对备受皇上宠爱的胡氏，她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寝食难安，立意除之。当胡氏生下皇子以后，她满心以为按照北魏皇室的规矩，胡氏必将因其“子贵”而被赐死。然而，当元诩三岁被立为太子时，看似儒弱的宣武帝元恪竟然一举废除了先祖道武帝拓跋珪一手制定、并已实行了104年的“子贵母死”律令。对此，高皇后与高肇大失所望，反复劝谏元恪要遵从国家制度，可是元恪不仅不听，反而进封胡氏为贵嫔。胡氏由此非但逃过一劫，而且还晋封升位，这使得高皇后和高肇愈加愤恨不已。胡氏也将面临更为残酷的后宫生存之争。
元诩六岁时，宣武帝驾崩，太子元诩继位。一场争夺“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以高皇后、詹事王显及高肇同党，阻止元诩登位，并抬出“立子杀母”的旧制，企图处死元诩的生母胡充华。然而机事不秘，胡氏被太监刘腾联络于皇后的母家兄长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太傅崔光先行下手转移保护了起来，元诩也被连夜拥戴称帝。胡充华、于忠采取果断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在瑶光寺出家为尼。

面对着北魏王朝铜墙铁壁般的“子贵母死”祖制，胡太后不屈服于强大的封建旧制、不拘囿于个人的生死安危。勇敢产子的举动，不仅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反抗，更是旧时代女性追求生命自由与完整的一种人生觉醒，彰显了女性柔韧而不屈的人格力量。

（二）临朝称制，敢为女主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王朝雄霸北方多年，是存在时间最长、最强有力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的一章。当时北魏王朝有西边各小国的进贡，又和南朝往来贸易，府库充盈，万物皆备，不啻于一个“北朝盛世”。

熙平元年（516年），宣武帝去世，年仅六岁的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胡充华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实际掌握了北魏的最高政治权力。据史料记载，胡太后临朝听政之初，颇有一番作为。她每日临朝批阅朝臣奏章，对重大案件亲自决断，亲自考核地方官员，并颁布《停年格》，缓和当时官多职少的矛盾，稳定局势。在她执政期间，北魏夺得了淮堰，这对巩固北魏的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她还勒令制造申讼车，平反了一批冤案，给彭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土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予以平反。一时“朝纲肃整，百官膺伏”。

胡太后临朝后，她佛事口炽，广建寺院，开凿石窟，其建筑规模之宏大，实属历代之最。如在洛阳龙门山、伊阙山建造石窟寺；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当时，全国庙院激增至3万余所，僧尼多达200余万人。仅洛阳一地，寺院竟有1367所。史称：“自佛法入中国，塔高之盛，未之有也。”由于胡太后崇敬佛法，一时宦官建寺、诸王建寺、地方官员建寺、僧人建寺，甚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北魏时期出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将自己的住宅舍出来作为寺院。举国上下，崇佛成风。

不可否认，胡太后崇佛礼教的政策，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和普及了佛教文化，安抚和教化了普众民心，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政治太平。但与此同时，大肆崇佛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也随机而生。一方面广建寺院劳民伤财，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流失，民众赋税负担剧增；另一方面，胡太后在大肆崇佛之时豪奢无度，流风所及，达官贵人竞奢夸富，也激化了阶级矛盾，弱化了其政治影响力。这些都为后来的“河阴之变”埋下了伏笔。

纵观胡太后临朝称制的十三年，她定夺国家大事，驾驭众多臣僚，处理风云变幻的对内对外关系，的确不失为一位果敢有为的政治家。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胡太后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女后的伟大和智慧。而这些，不仅实现了其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与尊严，更是她对男权社会一贯遵从的纲常伦理的叛逆与挑衅。

透过史料中这些有关胡太后寥寥数笔的记载，仿佛可以看到她柔弱而单薄的身影，被裹挟在一群野心勃勃、彪悍凶猛的男人之中，左右冲锋，前后进退。作为女人，她是孤独而寂寞的。可是作为太后，一个登临政治舞台的女人，她却英武神明、大气磅礴。面对着森严的封建礼法，面对着险恶的政治疆场，胡太后凭借着自己的文韬武略，率领着一个朝代徐徐向前奔进。在这一场场无形的对峙和突围中，她一次次执着地冲击着坚不可摧的封建束缚，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完整实现与尽情绽放。虽然，没有谁会去真正疼惜她的彷徨与挣扎、甚至是恐惧，但是不可否认，在男权主义的社会中，灵胡太后以自己的一袭红袖，为历史舞出了别样的风景。

（三）反叛“嫁一从终”封建道德观，敢为爱情献身
对于胡太后，后世褒贬不一，贬义主要是其后期的私生活。据史料记载，胡太后后期的爱情生活主要与三个男子有关，让我们姑且避开传统道德尖锐的锋芒，试着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去慢慢地走近这位伟大而寂寞和无奈的女人。

纵然位尊后宫之最，面对着森严峭壁的深宫高墙，灵胡太后也同样摆脱不了这样的凄凉和绝望。熙平元年（516年），宣武帝元恪去世，当时她年仅二十多岁。按照封建社会所遵从的“嫁一从终”的道德观，胡太后所有余下的生命时光都将在这旧制的禁锢下，慢慢凋谢，趋于死寂。“嫁一从终”这张密不透风的网，皇宫深苑这堵遮天蔽日的墙，让胡太后压抑、窒息，甚至是绝望。
但是，胡太后绝不是一个甘于顺从、安于旧制的女人。她开始反抗和挣扎，并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自己的爱情之旅。从胡太后所钟情和倾心的三位男子，不难发现，他们个个风流儒雅，潇洒倜傥，而且胸有大才，都是朝廷的中流砥柱。由此可见，胡太后绝不是一个荒淫堕落、自甘轻贱的随便女子，恰恰相反，她始终恪守着内心对于爱情的美好理想，并为之义无反顾，飞蛾扑火。
胡太后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中国文艺词典》把她列为中国女词人，至今流传的《杨白花》词，就是胡太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爱情讴歌的历史鉴政。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飞，原衔杨花入窠里。

这首词貌似淡水而实为醇酒，无论是意象，还是音韵在南北朝诗歌中都属于上乘之作，被中国文学史上视为北朝的代表作品。透过这首委婉伤怀的爱情诗词，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一个女子，为心中所恋而朝思暮想、寝食难安的凄楚与苍凉。在爱情的世界里，灵胡太后就仿若一个情窦初开的楚楚少女，让人怜爱和疼惜。

胡太后第一个迷恋的男子，就是杨白花。杨白华是北魏名将杨大眼的儿子，生得英武俊朗，而且颇具文采。胡太后完全把杨白花当作了心中的白马王子，使尽所有招数，终于得偿所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太后对杨白花的感情完全不止肉欲那么简单，准确地说，这应该是胡太后的一次真正发自内心的纯洁感情。可是，世事无常，杨白花却辜负了她。杨白花自觉屈辱，于是逃离洛阳，叛逃投靠了南朝梁国。

恋人走后，灵胡太后惆怅万千。她写下了这首动人的《杨白花》歌词，并让歌伶谱上曲，日夜吟唱。而杨白花的背叛，也让灵胡太后自此不再相信爱情，她从一个心理上的豆蔻少女，迅速成熟为一个宠辱不惊的少妇。在对待情爱上，也愈加大胆和放肆。

清河王元怿在魏帝元恪驾崩后，担任太傅、侍中等职，是小皇帝元诩的皇叔。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透过“美风仪”之语，我们可以想见元怿如何地仪表堂堂、丰神俊逸。而灵胡太后对这位皇叔，由于军政大事，多次交流商讨，自然有了爱慕之情。《魏书》中写道：“（元怿）幼而敏慧，美姿容貌，高祖（北魏孝文帝）喜爱之。”1948年出土的元怿墓志上也有一段文字，“王仪容美丽，端严若神，风流之盛，独绝当时”。正如所述，元怿无论是才学，还是仪表都是值得胡太后为之倾倒和痴迷的。
只是元怿被总管禁军的中领军元叉和升任卫将军的宦官刘腾两人设计诛杀。胡太后的这场无畏之恋，又被政治和封建礼数的烈火烧得灰飞烟灭。一代太后，面对自己钟情的男子被政治戮杀，竟然也是无可奈何。

后胡太后由与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郑俨相伴。《资治通鉴》记述：“（郑俨）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随之，（郑）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郑俨曾担任胡太后父亲胡国珍的行参军，后来太后第二次临朝称制时，就直接让郑俨负责她的饮食起居，而“昼夜禁中”。据史料记述，郑俨“容貌壮丽”。通过《资治通鉴》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郑俨成为胡太后的情人之后，太后经过两次爱情的创伤，更怕再次失去所爱，对郑俨看管得非常严。每当他休假回家，太后都要派一个宦官随时随地跟随而加以监督，从而确保太后是郑俨的唯一，以至于郑俨见到自己的妻子，“唯得言家事”。在爱情的世界里，是排他的，是自私的。胡太后此刻，也成了一个爱情中多疑善嫉的女子。可惜，这位郑俨毫无担当，在后来尔朱荣起兵要清君侧时，只顾逃命而后被部属所杀。

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专制的封建社会，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由此可以想见，史料中有关胡太后的记述，尤其是关于她后期私生活方面的描述，未免也失之偏颇，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卫道士气息。难道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不该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吗？

从人性角度来讲，胡太后大胆追求爱情，是人性真实的展示。然而，在封建统治时代，一个在男权社会里执掌朝政的女人，其本身就具有着某种特殊性。尽管她位居高堂，叱咤风云，但她身上所表现出的叛逆和不羁，仍会受到普世的严重压抑与尖锐批判。当我们一层层揭开这些重负与戗伐时，才可以看到胡太后身上所散发出的、对于生命自由与平等勇敢追求的人性光辉。

胡太后在其后期对于情爱生活的率性和大胆，无非就是冲破了“嫁一丛终”传统道德观的束缚，为了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而去勇敢追求爱情的一种自我张扬与个性释放。无疑是封建时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是对封建礼教有着突围式的叛逆，并且敢于追求自己的人格尊严，敢于实现心中的爱情理想，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封建时代女性自我觉醒的萌芽。

马克思的“人性论”认为，自由意识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也是人的本性。按照他的理论，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不过是其自由意识活动的体现，同样，一个完整的人，自然也有爱的需要。同时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饮食男女，人之天性。理智的克制往往会伴有深刻的自戕。封建礼教道德观念，长期以来禁锢着人的个性要求和发展。“纲常伦理”的观念，更是残酷地扼杀着女性的自然天性。魏帝元恪死后，二十多岁的胡太后，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寂寞和几欲窒息的自我压抑，日日煎熬。正是杨白花、元怿、郑俨这些青年才俊唤起了她渴求异性之爱的情感需求。于是，那种蓄积已久的、对于伦理道德的背叛情绪顷刻爆发，她终于站在了传统旧制的对立面，为了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渴望、为了自己作为完整女人所正常的需要，她开始了一段被史书定义为“荒淫无节”的情感生活。

从人性的角度看，胡太后是勇敢的，她勇于突破束缚自己的清规戒律，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可是，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灵胡太后所处的地位、她的特殊身份以及封建礼教的不断窥视与重压，加之她内心深处生命欲求的诱导，胡太后在爱情面前逐渐变得疯狂。如果说胡太后这种对于情欲的释放，本身具有正常的人性光辉，那么，她后期的不加节制、挥霍无度，却让自己的情欲生活趋向畸形和变态。

胡太后的身上，体现出一种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抗争和诉求。她渴望与男性有同等的地位。无论她临朝称制，还是追求爱情，都是作为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女性，对于自身地位的抗争和诉求。在封建王朝，皇帝可以三宫六院，就连普通的男子，也可以三妻四妾。可是作为太后，一个位极权重的女性，她却只能恪守“妇道”，自我戗伐。从这点上说，她是痛苦的，也是不甘的。于是她开始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当爱情逐渐幻灭时，胡太后选择了放任情欲。她的放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追求平等而向男权社会发起的一种挑战。只可惜，她的放任无度最终也使她走上了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岂不也是男权社会以及身陷其中艰难抗争的女性们双重的悲哀？

从某种意义上讲，胡太后的行为是封建礼教导致的女性过度压抑以及骤然爆发。梁巧娜在《女性失语与男性代女人言》一文中说：“传统的语言体系是男性意识的载体，体现的是男权的立场的价值观，女性在这种充斥着男权意识和语言的环境中，无法获得有效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的形式。”中国的儒学理论一贯重练达的人情，轻自然的人性。“红颜祸水”，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女性，有着深刻而偏激的定义。先哲曾云，“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生理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需要。可是，胡太后却因此而遭受了当朝后世的无尽指责与唾骂。甚至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她，仍是有着鄙夷和不齿的表情。这也无疑是男权体制下女性抗争所引发的命运悲剧，马斯洛认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胡太后女主当权、临朝称制，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现出了一代巾帼英雄的智慧和才华。然而，在男权体制下，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完整人性。作为一个太后，她不该有爱情的冲动，不该率性地袒露自己、追求幸福。于是，她被当朝甚至后世都视为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一个淫乱祸国的女人。从这点意义上理解，即使灵胡太后怎样果敢出众，怎样无羁叛逆，对于整个庞大森严的封建社会，她仍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孤立无援，众叛亲离，最终只得背负着沉重的指责和辱骂，沉寂黄河，归于太虚。

而胡太后对于情爱，其真正的悲剧在于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她位尊太后，自然不可能再组成合理的婚姻家庭；她位高权重，自然很难真正得到倾心爱慕的男子。在这重重礼教包围中，她极度压抑，而后骤然爆发，让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异化为一种病态的行为，即为了达到生理的满足而过度地放纵自己，甚至“荒淫无节”。其中悲凉，不言而喻。

可以肯定的是，胡太后一生所做出的三件大事，都是对封建旧制礼教的大胆反叛，体现着她的人性魅力，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只是，令人悲叹的是，由于胡太后所处的时代，加之她特殊的身份以及其他原因，胡太后对于封建礼教的反叛斗争，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她在强大的封建旧制窥视和重压之下，心理和人性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态。然而，即便如此，胡太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仍然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生命最夺目的光芒。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3207

参考文献：
① 《魏书》   中华书局    2003.10.1
②  邵士梅  《中国皇后传》  三秦出版社2008.8
③  杜士铎   《北魏史》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10
④  司马光  《资政通鉴》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12
⑤  胡芫 《从人性的角度解读〈水浒传〉中典型的女性形象》 中文期刊网
⑥  董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⑦  梁巧娜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石代莲，女，汉族，生于1977年5月，甘肃永登人，中医学本科学历，现任镇原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
联系电话：131501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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