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元倓毕生精力奉献于明德
作者：杨益 胡元倓，宇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1872年9月9日出生于书香家庭。祖父胡湘字筠帆，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父亲同寿，是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的弟子。长兄元仪，六兄元玉，都是湘阴郭嵩焘的门生，对经史学都有研究。胡元倓排行第九。幼年及青年时期受家庭的熏陶，又有亲戚王闿运等名家指教，因之对经史学也很有根底，尤其服膺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存诚是立身之根本1902年被选送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与表兄龙璋、龙绂瑞兄弟，创立明德学校。其后胡元倓一生遂与明德共休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在他近四十年的苦心经营下，明德声誉日盛。还在191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盛赞明德：“中戊戌变法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明德学校任教，继承了时务学堂鼓吹革命的校风。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胡先生晚年自号为“乐诚老人”。
矢志教育救国
胡元倓青年时代，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机益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血性的青年，都受到强烈刺激。胡元倓更感奇耻大辱，滋生报国之心。
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选送留日官费学生，胡元倓与陈夙荒等被选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了东京弘文学院（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速成师范班。学习期间，爱国志士们纵论救国之道。有的想搞君主立宪，有的主张革命救亡，有的提倡教育救国。胡元倓便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便不能打碎那个腐败的国家的机构。但又认为革命也只能打乱，而不能再做。“再做”的任务要由教育来承担。胡先生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教育的普及，又对福泽渝吉创办庆应义塾，造就大批人才，储才建国，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有志之士，遂决心回国创办学校，矢志走教育救国之路，以储才建国复兴民族为己任。
1903年，胡元倓回国，在江苏泰兴县会见了龙璋，与谈兴学之计。龙极力赞同。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绂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慷慨解囊，出钱作开办费，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创办明德学堂，自任监督（校长）。招中学甲乙两班，于三月二十九日（即癸卯年三月初一）开学。“湘省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始”，明德也是全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比天津南开中学还早开办一年。
创办明德，胡元倓由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变成一个实际行动者。教育救国的信念进一步坚定。对于造就人才的收益，体会殊深。他在一次演说中引用管子话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更深刻认识到为国家造就千千万万的建国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种需要终身为之奋斗的艰苦事业——磨血事业。他对黄兴说得更明白：“流血革命危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磨血革命虽稳而难，但“中国的建国问题，非这样不能解决。”在他看来，明德学校是“磨血人”的磨子，他希望这付磨子能够磨炼许多救国人才。他用毕生的心血去推动这付磨子，也是这付磨子磨尽了他一生心血。
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办学
创办明德之始，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胡元倓仅一个拔贡，胆敢向旧制度开头一炮，办起洋学堂，必然遭到劣绅迂儒的顽强抵抗。明德创办时是站在维新派方面的，鼓吹民族思想，暗中策划革命，社会上封建旧势力称之为“异学”。他们或公开指责，或派爪牙兴风作浪。新旧两派的斗争甚为激烈。
明德开办头一个学期，就发生这样一件事：胡元倓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窗好友刘佐辑，时在校任教，但却依附了顽固派王先谦。他利用维新派陆鸿逵在学生课卷上措词激烈的评语，通过王先谦向巡抚赵尔巽密报，诬陷明德师生“昌言革命，蓄意造反，”企图搞垮明德。旧绅义落井下石，扩大事态，使学堂陷入危境。胡元倓通过开明士绅斡旋，与顽固派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才挽回危局，保住了明德。
还有一件事：在明德任教的黄兴等爱国志士，他们在这里“鼓吹革命思想，隐为革命中心”，大量翻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一类革命书刊，不慎被长沙知府颜锤骥知道了。他乘机兴风作浪，“企图藉此倾覆明德”，扼杀明德于摇篮之中。胡元倓即找龙绂瑞商量，一面请龙湛霖写信给巡抚，称赞黄兴的贤能，一面请张鹤龄与黄兴见面。黄张谈论欢洽。张鹤龄回去后，向巡抚力保“克强是纯然儒者，可以身家性命担保。”事情方缓和下来，又免了一场风波。
从这里看出，当时的明德学堂，是新旧势力互相交锋场所。湖南的封建旧势力强大，科举制还没有废除，特别是一些被称为“中兴功臣”的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文官武将，退职回籍后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强烈反对开办学堂。面对着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胡元倓采取对策是：利用官绅权势来维护明德学堂，因而他与清廷官方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并请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任明德总理（董事长），“藉以避谤”；与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军备处总办俞明颐等亦均有交往。他利用这种权势与顽固派作斗争。他还作了最坏的设想：与龙湛霖商量，另租西园龙宅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万一明德遭到不测，经正取而代之。“意谓明德纵倾覆，而经正仍可继办。”
胡元倓利用官绅维护学堂，同时利用学堂掩护维新派的革命活动。明德与华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员中有的是明德的教职员，如黄兴、周震鳞、张继、秦效鲁、苏曼殊、陆鸿逵等，有的是明德与经正的学生，如柳继忠、萧冀鲲、胡瑛等。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密切关系的，如仇亮。胡元倓虽没有参加华兴会，但对其一切活动持赞助的立场。华兴会以联络新军、会党组织起义为目标，开展革命活动，即假明德为秘密机关。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理化实验室里秘密制造的。1904年，黄兴与刘道一、马福益秘密定于西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起义。事泄失败后，清政府派兵捉拿黄兴。黄兴避匿西园龙宅内。其后，胡元倓挺身而出，面对政府官员从容道，“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余之血可染红君之顶子（清一品官服饰），拿我就是。”随后，胡元倓为黄兴筹集三百元路费，掩护黄出走。这件事对学堂影响很大。学堂的命运，岌岌可危，当时豪右必欲封闭明德以为快。由于胡先生的坚毅镇定，终于渡过难关，苦撑过来。
在艰难中缔造
一位在明德任教多年的老师曾回忆：回溯多年来的史实，“明德几无日不在艰难困苦之中，可以概括一句话说，明德是在忧患中成长的。”明德在创办初期遇到的困难确是一言难尽。校舍问题，从龙湛霖侍郎捐让几间房子开始，一移左文襄祠，再扩充到朱剑凡出赁的花园，终奠基于泰安里。《明德校史》（以下简称《校史》）记载：1907年明德始有校舍，“在胡元倓苦心经营下，1932年，乐诚堂方告落成，总算安顿下来。但经费不能解决。这个难关，全靠胡元倓这里请津贴，那里募捐，左挪右借来渡过。”翻开《校史》触目皆是这方面的记载，下面摘录的仅是创办头几年的事：
1903年，靠人捐款办起了明德。胡说：“我癸卯年三月初开办明德学堂，由我姻丈龙芝生（湛霖）捐款二千元，表兄龙璋、龙绂瑞各捐一千元作为开办费。不久谭祖庵（延闿）用他太太的钱捐一千元作购置费，又另捐一千元作聘请英文教员的薪水。”
1905年，经费无着，“请求巡抚端方豁免贷款四千元，并每月津贴办公费千金。”
1907年，“湘省铜元罢铸，津贴停止，学校不支，胡监督驰赴奉天筹款。”
1909年，“校款奇绌，会商全体教职员月薪减两成，以纾校难。胡监督外出筹募基金”。
1910年，又因经费无着，“向大清银行借款一万六千元。”
胡元倓为明德筹措经费真是备极辛劳。他千方百计请求政府津贴。明德开办不到半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就月给津贴千两。巡抚端方也支持明德办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也都给予明德一定的津贴。但所有这些津贴都不是固定的，变动性很大。一旦津贴停止，学校便有关闭的危险。胡元倓不能不另外募捐筹款。有时募捐无着，学校陷入十分狼狈的困境。胡回忆学校困难情形时说，“有一学期只能发给三个月薪水。职员同人见谅，自动提议起折发薪。有一次比这更糟，发不出薪水，我只能在期终给每位教职员送一把宜兴茶壶，作为纪念。”有一年，竟然到了重阳还不能开学。
胡先生为明德募捐奔走，不辞劳瘁。或出关外，或走南洋，冒风雪，犯严寒，历酷署，跋涉险阻，含垢忍辱，其艰难困苦，为常人所不能堪者，胡先生莫不忍受之。“世人但知武训乞钱兴学，而不和胡子靖先生。为募捐明德经费，到处乞求……致有胡九叫化之称”。在向个人捐款中，以当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为最多。袁是湘潭人。胡先生称道同乡，请求捐助。袁初不乐意解囊。胡竟然双膝跪下乞援。袁感动不已，捐款一万元。向当时任总理的熊希龄捐款事亦感人至深。胡先生至北京，前往捐款，但熊常因事外出，多次未能得见。胡于是携带被褥，睡在传达室等待。熊希龄莫可奈何地说：“胡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作官，则又坚决不就。”胡先生听了熊的话，便答以诗，中有：“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之句。有年年关将届，学校经费奇绌。他到南京找端方，通过端方向南京裕宁官钱局借款过年。但钱局不付现，要他转往九江官钱局提取。他急奔九江，而九江钱局也不肯兑。其时风雪漫天，孤江冷锁，胡元倓不得其门而入，谭祖庵（即谭延闿，时为明德总理）耽心胡有不测之祸，急电召回。《胡子靖先生家传》就此事说：“是岁经费奇窘，几不能渡岁，先生乃请于端督，欲于裕宁钱局借两万金，端督作书会赴浔兑取，而总办孙某竟不肯发，风雪横江，孤危一室，时已腊尽，先生大窘欲死，黄泽生、谭祖庵主校事，虑先生有不测，函电慰之，校中同仁，又自动捐薪节省，困乃少苏。”胡元倓后来谈及这件事时说：“一生借钱以这次最为狼狈。”
在学校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胡元倓借钱简直有点不择手段，制造喜剧性的场面。他自己曾说过向清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勒借钱的一件趣事：“我从小就生得憔悴，不象一个官儿的样子，又不讲究穿着。这位亲王的门上看我不起，一连几次挡架在门外。后来我借了人家一件貂皮马褂和蒲饰袍子穿在身上，雇了一辆漂亮马车，临时又请了十六名呵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直奔亲王府，这样才见着他。”胡先生也经常向学生借款，那就不讲客气，非借不可。有一次刘永济筹足了4000元准备赴美留学，亲人为他饯了行，并在曲园（当时设在长沙走马楼）照了相，当日就要动身。胡先生从汉口回来得知此事，便一口气跑去找刘说：“学校困难不能解决，你的留学费用，我要挪用一下，缓一下出国没关系。你一定要救我这一回急。”校长来借，刘永济没法，只得牺牲了这次留学的机会。胡向学生借钱，还常常用命令的口气：“是不是学生，就看这一回借不借钱”。许多学生拿这位老校长无可奈何。于是有人就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胡子靖”的话来。
胡元倓一心想把明德办好，因而要钱无止境，筹款也就无止境。学校安定了就要扩充。创建乐诚堂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时“本校原有校舍，强半朽坏，迁校计划不易实现，校长忧之”。他立誓要建一栋当时长沙第一流的教学大楼。但“建筑经费，一钱莫名。”而胡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抱以身殉学之决心，奔走艰苦，而以学校发展为安慰，苦而弥甘。正是这种精神，“奔走艰苦”筹款，终于建成雄伟的乐城堂。乐城堂设计者著名工程师周凤九在《乐城堂工程纪要》中说：“今日居然有崭新的乐城堂，矗立在学校中心，这固然是有志竟成。但没有九师（指胡兀谈）这种伟大的人格，渊博的学问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决没有今天的历史……没有声誉卓著的明德学校，也就不能筹集到这笔巨款。换句话说，就没有今天的乐诚堂”。
“应事实需要”办学 树“坚苦真诚”校风
明德学堂创办时，新教育制度虽已酝酿几十年，公立的学堂因迫于情势需要，已成立了几所，但私立的教育场所停滞在书院、私塾阶段。所以胡元倓创建明德，是冲破旧制度束缚的大胆革新行动。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上新的一页。
新学校怎么办?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胡元倓从我国国情出发，想国家和社会实际需要即应事实需要，以确定学校各部门和课程的设置。“胡先生创办明德时，凭自己的理想及其所学，参照南洋公学成规，就实际环境之需要，设置班级，再从实践中建立学校制度。”
胡元倓“应事实需要”的设想，首先表现设速成师范班。那时，新式小学极不发达，明德中学班招生，应考者寥寥无几。胡元倓有鉴于此，认为必须努力发展小学。而当时小学师资缺乏，培养小学师资实为发展小学的关键，故办师范班。明德开办时，招中学两班，学生一共只有80人。而速成师范一个班，即招有学生118人，超过中学两班人数之和。其后，又为茶棱、攸县两县开办师范班。应小学发展之需，这些师范班修业期限都比较短，或半年，或一年不等。第二年附没高等小学。同时，还设有中学补习科及中学预科，附于高小部授课。这是因为投考者年龄较大，欲升中学而又未修完小学课程，设这两科为他们补习功课。其后，公立师范学校增设，速成师范便结束，公立小学增设，中学生来源增多，明德小学便结束。
胡元倓很重视外语及体育课程的设置。1906年初，即设日语专修科，紧接着就开设英语课程。并把外语和体育两项，作为“新教育之重点，”以适应当时国内形势之需要。
我国开始办理新教育时，就是为着学习外国语文。因为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我国受着列强压迫，深感外交棘手，国家急需造就翻译人才，以便与英、法和日本等国办理交涉。胡元倓是留学日本的。而当时留日风气正盛。明德开办第三年（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曾资送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乙丙两班学生，亦多自费东渡。因此首先开设日语专修科，以应学生及社会需要。至于英文的重要，在英国十九世纪初称霸海上时起就为人共知。对于体育，胡元倓认为我国自宋以后，重文轻武，国为衰微，迭受边疆民族侵凌，至清末，复受欧美列强压迫，几至邦国危亡，民命断绝。他深深感到“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认为要振兴中华，国民非有健壮的体魂不可。他把体育教育与振作民族精神相联。
胡元倓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深有认识。1904年，长沙开辟为商埠，英美及日本在长沙开设洋行，洋货象洪水一般涌来。帝国主义的轮船在内河横冲直闯。胡元倓很忧虑。他认定西方“商战”力量强大，要积积培养“商战”人才。明德始办高等商业科。后来又得到端方及赵尔巽之助，创办银行专科，并与大清银行约定，毕业生全部至该行服务。胡办商业专科及银行专科、银行保险，是为应付“商战”而设，是为“中国部署应付‘商战’的实际步骤。”
胡元侠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明德旬刊》曾明确提到“校中当局，抱定德智体三育同时发展之宗旨。”尤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经常教育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把它作为训育学生的唯一宗旨。黄兴任教时题词“劝诸君努力加餐，每餐不忘天下事。”贴在饭厅醒目的墙壁上。明德为救国而创立，所以爱国精神，一直在学生中得到发扬。辛亥革命湖南光复时，学生阎鸿飞率新军一个排，奔赴岳州，主动出击，大败清军，州光复。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明德学生愤起反对，并举行，“国耻演讲会。”1919年“五四”运动瀑发，明德学生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站在运动的最前线。”12月，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示威大会，明德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攻陷沈阳，以示敌忾同仇。并于十月间组织提倡国货会，排斥仇货，颇著成效，（《校史》）。”
明德学生有句口头禅：“进入明德后，第一件事便是学做一个明德人。”明德人的特色，便是胡校长倡导的“坚苦真诚”校训四字。蔡元培曾解释说，“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胡校长认为，非“真诚”无以尽已之性，非“坚苦”无以任重致远。他还以两句话自勉并教育学生：一为“忍耐为希望心”，一为屈原诗句，“虽九死吾犹未悔”。这些都表现出他的坚定、毅力和精神。还教育学生“宁为笨牛，不为狡兔”，“一丝不苟，临之以庄”。要学生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多少年来，明德毕业的学生还牢记老校长的这些教导，并视为“明德的光荣传统。”
明德对学生要求严。那时明德的门禁规定：只有一个校门出入，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学生一概不许外出。走出校门，必须穿着制服，佩载校徽，衣领上是“明德”二字，左胸口袋上还必须佩上符号。看见学生不合规矩的要斥责。彭国钧回忆说：“有次我打着赤膊在油印室印东西，被胡九先生看见了，把我大骂一顿。我简直作不得声，其实他比我才大几岁呀！”，明德精神培养了许多人。一位在胡校长逝世后才进明德的学生说：“雨露未克亲承，但享受了先生的遗荫，先生之人格、思想、行为、言论，固曾深印我心，亦且成为我今日立身处世准据。”
明德重视智育。学校管理严格，学生学习自觉性高，有着浓厚的学习空气。明德开办不久，巡抚赵尔巽来校参观，见学生正在自习，教室里鸦雀无声，非常感动，连连称赞“胡元倓办学有方，非旧式私塾所能及。”一位老校友回忆说：“明德非常重 视学生的学业，从教师到设备，从管理到考查，无不以学业为中心。”那时，学生一律要求寄宿，早晚自习，得有保证。自习时，并有教师值班，可以质疑向难。建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有舞弊者记大过，舞弊而情节恶劣的则开除，成绩差的留级，过差的 则退学，绝不徇私。由于考核认真，奖惩分明，因此学生人人自勉，步步向前。1925年，毕业学生有74％考取北京、清华、交通等著名大学。1932年和1933年，参加全省一二届中学毕业会考，高、初中毕业班都蝉联平均成绩第一。由于取得这些优异成绩，多次得到有关部门的褒奖。据《校史》载：“1917年春，教育部视学李步青来湘视察学校，见本校成绩卓著，大加赞赏。返部报告：‘明德规模宏大，成才众多，在私立学校中，实为有数之学校。’并由部奖给‘成德达材’匾额。”
明德对体育十分重视。黄兴曾任第一任体育教员。“明德自开办以来，即养成一种尚武，爱国的校风。”《校史》说：“本校对于体育，素极注意”，“对于运动之提倡，不遗余力。”又据《明德旬刊》载；明德曾实施强迫运动。“盖认定高深学问，寓于健全之精神，而锻炼身体又为健全之基础也……实施强迫运动，以期达到体育普遍之实效。除星期六以外，每日下午四时至五时，封锁自修室、寝室，无论何人，均应驰聘操场，练习各种运动。而各同学亦皆乐从，并养成自动之风尚”。因而，明德历年来体育成绩威震三湘，名闻遐迩。据《校史》记载：“民国十八年，本校球队远征武汉，凯旋而归”。“十九年三月，开第十届全省运动会，本校参加球赛，得足球、排球、网球、捧球四项锦标。代表全省出席华中运动会，仍获排球、捧球两项锦标归。”社会上奉以“泰安球王”的美誉。
1934年，天津《大公报》记者胡政之来明德参观，并发表《湘省之教育》一文，对明德盛赞备至：“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盖人数五百余人，皆住校，无一走读者。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劳动……，如泥瓦工人也。”胡校长面对这种表扬，更加谦逊。他说：“我们全体教职员工要益发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才对得起全国的舆论。”
“侍候学生”的可贵思想
胡元倓对学生倍加爱护和关心，视学生如子弟，为学生创造优美的学习环境，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有一句名言：“我是侍候学生的。”他是怎么侍候学生的呢?最重要的是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把教职员整齐视为办好学校侍候学生的重要一环。他说：“教员好，学生乐于受教，进步于无形，而职员可以腾出手来从其他方面作增进学生品质和健康的事业，才可以使学生进德修业，三育并进。相反，如果教员程度不够，阵容不齐，学生无尊师之心，不能受教师之益，甚至引起风潮……一切问题无从谈起。”那时人们称赞明德教师“个个是好教师，绝无一个凑数”。明德开办时，曾聘请黄兴、周震鳞、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陆鸿逵等为教师，堪称一代名流。
胡校长为聘优秀教师，不惜长途跋涉，甚至屈膝以求。当时英语教师最为缺乏。他亲赴杭州，以重金聘华龙回湘教英文。由于当时教育尚不发达，理化、博物教员也极少。胡校长竟自日本聘请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江更值。为了延聘名流，不惜高抬时价。远东运动会的十项运动冠军获得者杜荣棠，在粤汉铁路工作。胡校长想方设法以高薪聘来教体育。他还从上海、香港或从湖大请些教授来校教课。胡元倓聘请教员，无路界无派系，不枸一格，以人才为标准。对好教师他要千方百计弄到手。胡校长延聘陈介的故事，一直在教育界传为美谈。
陈介时在日本留学，回家省亲，胡校长邀他相助，教授日语，商定至暑假为止。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暑假后，原聘日语教师未到，而陈介要继续赴日完成学业。胡校长坚持挽留陈介。校长虽诚心诚意，再三敦请，但陈介仍不依。校长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向陈介屈膝长跪，待陈介答应继续任教后方起。这件事陈介在《明德话旧》中回忆说：“余以秋间须返日，不之允。先生于座众前，向余长跪，非允不起。余感其诚，欣然承诺……。”胡校长也曾说过：“我为了伺候学生，曾当众向他（陈介）磕头，请他再干一期，他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他奈我这对膝头不何，只得又蝉联一期。”
胡校长为了伺候学生，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完善学校的基本建设，如校舍，教学设备和膳食。明德开办属白手起家。校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扩充的。从《校史》记载中举出几笔就不难看出，明德的扩充，都是在经费“奇绌”中进行的。
1910年春，“借款万六千元，加盖楼房一栋。”1913年，“乃以校产向实业银行抵押，得银款两万元，建筑学生宿舍。”1916年“秋八月，本校学生家长黄锡光捐款二千元，谭长生捐银五千两，建教室一栋。”1921年“九月，校长赴南洋群岛募捐，冬十一月归。捐礼堂建筑费弍万一千元。”1923年，“本校教职员集款建立楚词亭于池塘中央。”1929年“本校校址低洼，频年患水，校长忧之，力主迁地，另筑新校舍。因赴首都，与谭董事长延闿商，筹划数日，至冬间，始得国民政府批准，于中俄庚子赔款内划拨十五万元与明德，为建筑新校舍之用，”等等。胡校长为校舍之不断扩充，实用心良苦。
明德的教学仪器设备，当时在全市是第一流的。1904年开办初期，就在上海购置物理仪器、化学药品、生物标本。1914年扩充图书阅览室，一次就添置杂志刊物数百种，供学生自己阅览。后又从日本、德国购进理化仪器药品一万多元，充实实验室，使学生不仅懂得理论，而且能够实验。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第一批仪器设备，就是校长磕头磕来的。“我办明德，向人家磕过两次头，请袁树勋捐款是第—次。”正是这笔捐款，从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回来。”
胡校长终生不治私产，个人生活十分节俭清苦。“一切款项（指筹款）他自己分文不取，他只是想把明德办好。安定了就要扩充，扩充了，就要请好教职员。”至1933年，学校发展了，乐城堂已经建成。但他还一直住在明德进门靠北一幢窄而矮小的平房里，一连三间，孤零零的，既无地板，又无套房。家里很长一段时期没开火，就在学校食堂搭伙食。寒冷的冬天，只烧一个火缸取暖。一件敝裘还是他的学生周安漠送的。三十年代后，他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是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送的。尤其令人感动的，他的夫人佐先生办学三十年如一日，而逝世时，胡校长仍在北京为明德操劳未归。《校史》说：“1930年，校长继配王夫人逝世。全校师生，哀悼莫名。为辍课一日，开追悼会，吊者千余人。夫人贤而工诗，有《晚晴集》行世。佐校长办学三十年如一日，俾无内忧，浣濯之事，胥躬任之，其俭朴可风矣。丧事毕，校长始自京师归。”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
胡元倓矢志办教育，为国储才，不旁驰外鹜。其立志之坚，超乎寻常人之外。他一生仅担任过一次留日学生监督，因“非其志，年余即辞去”。他不愿作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他出任教育总长，他敬谢不就，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曾邀他作教育司长，他掩耳即走。张伯苓曾特别赞同胡元倓的胸襟淡泊，足为人师。
胡校长以明德学校为家，他的一生实寄托于明德，对明德有着特殊感情，1929年，湖南省政府聘他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任职后，极力谋求湖大的发展与提高，为湖大粗具规模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仍念念不忘明德，任职仅一年，便毅然辞去，回到明德。1930年红军进长沙，学生星散，时胡校长刚从南京回长。谣言四起，许多人要他逃离长沙。但他始终居校园中，维护他一手创办的学校。这些都看到胡元倓对明德感情之深。真可谓数十年为一日，终身不渝，生死以之。
在办明德的全过程甲，他不知受了多少冷嘲热讽，困顿颠沛。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说；“只要办了教育，纵不成功而死，也是有意义的。”四十年来奔走呼号，席不暇暖，为学校筹款，心力交瘁。“先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抱以身殉学生之决心，奔走艰苦。”抗战时候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居重庆，但时刻惦念学校。长沙“文夕大火”，明德校舍大部被焚，校长在渝闻之，忧愤交集。“晚岁又丁困难，毕生经营之校舍，亦忧如焚，学校播迁，处境益困，身虽旅渝，而心实在校。”他尝致书学校当局去：“明德数十年遇困难仍奋斗，望为我稳扎老营，省校虽焚，精神尤在，不难从容恢复也。
胡校长于1940年11月去世。但早在8年前即1932年1月，便开始预立遗嘱。那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抗战军兴；陈介问他：明德学校是你心血交瘁的产物……在社会上已有很深厚的基础与影响，你百年以后，这个学校交给谁继承?无论传子传贤，你都应该有个打算和交待，要后者执行，才可以长远维持这个学校于不坠，你的精神才可以不死。”这一席话，使胡校长感动得流泪。他当即决定，“你的意见是最好最对的，我的打算和交待该随时写成书面条文，交给后死者作为我的遗嘱执行。这份遗嘱我决定随写随寄，托你编次保管，死后开拆，予以公开。”陈介后任驻德大使，胡校所立遗嘱，都是写给陈介的，并随时邮寄陈处保存。遗嘱历八年时间，数度修改。此一过程，窥见胡先生至死不忘明德。1640年11月，胡校长在重庆歌乐山病逝。陈介拆开他的各封遗嘱拍照后，以原件邮寄回国，现将其数封摘抄于后：
1932年1月4日，“弟因教部尚未撤，责任所在，决不走动，而飞弹无情，忽而碰上，亦未可知。自问已过六十，为明德学校预定善后办法，亦非无病而呻。明德维持会，弟近年在各地苦心经营，自问身后必有奇效，如竞奄化，可照畏公（即谭延闿）例，以侄儿胡迈承继弟之董事缺，扩充董事四人……。”（以下是董事会名单）在这封信写完后，又“因前书意尚未尽，”补充一书，强调“嗣后校长皆须由董事内选”，“嗣后校长非本校学生及本校得力教员，兼有劳绩于本校者，不得与选。”
1937年3月15日给陈介的信中谈到校长继承人之事：“细思明德之事，彦远（胡迈）情形最熟，现与在校诸人接近，又无别的野心，实可继承。前年曾投书身后交刘弘度，此人极好，但家累甚重，接手必感麻烦，远不如四侄轻而易举，弘度可为董事，预商大计划，而不能为校长。”
胡元倓终身为教育，鞠躬尽瘁，他不但生前把全部心血奉献给明德学校，并且预立遗嘱，选定学校继承人，俾于身后明德仍能继续发展，可谓“死而不已”。令人佩服。他死后，国民政府颁令褒扬。令云；
“国民参政员胡元倓，早岁游学东瀛，即曾参加革命。返国后在湘省创立明德学校，宣扬主义，不遗余力，迄今四十余年，辛勤教导，始终弗懈，乐育英贤；弥昭功绩。抗战军兴，入参枢政，方翼国有志老，长资翊赞，遽闻溘逝，轸悼殊深。应于明令褒扬，以彰耆硕，此令。”
胡元倓先生桃李满天下，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日期：1987年第5辑
http://www.txhn.net/dfwx/wszl/201009/t20100919_7905.htm[ 此贴被胡志盛在2015-06-07 22:2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