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篇关于维二中学的文章，作者是我的伯父。
回望汤溪私立维二中学
胡德海
1948年9月，时为民国三十七年，在浙江省汤溪县的一乐堂村，出现了一所新办的完全中学——汤溪私立维二中学。但这所学校生不逢辰，时运不济，1950年4月就被宣布撤销了，原有的几班学生合并到了汤溪中学。这所学校从成立到停办，在社会上存在，满打满算，尚不到两年时间，真说得上是来去匆匆，昙花一现。
在维二中学十分短暂的办学期间，我适于1949年上半年（2—7月）应聘在该校工作。时间虽仅一个学期，但对我来说，毕竟已在那里留下了生命的足迹和人生的记忆。这段经历虽然过去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在我的头脑里似乎仍然清晰难忘，许多当年的人和事还会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亲切和值得回味。所以，觉得为之作些回顾，述往怀人，流诸笔端，把它作为生命中的一个印记，记录下来，也未始不是一件饶有意义的事。
一、我怎样到维二中学任职
在这里，我得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怎样到维二中学去工作的事情。
1949年1月，我从高中毕业，下一步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是考虑过和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正如我在金中读书时的师长方韵清先生引用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中的名句在为我题写毕业纪念册时所教导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方老师的话是说得很对的，他在这里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才从高中毕业的人，腹笥定然单薄，我的知识还是太少了，我的视域还太狭窄，我的眼光还太短浅，这时的我还不具备登高望远的能力和条件，还不能洞明世事。对此，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然而，却也已向往一个一日能达到登高望远乃至登泰山而小天下，一览众山小的境地。所以，就是说，我还要继续求学，继续走读书之路，走升学之路。
但是，升学、报考大学要到七月份，读大学更是九月间的事，这中间隔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怎么办？怎么安排？为此，在我的头脑中也是想过一下的。当时想的结果是这样两条：一是就住在家里，和父母亲朝夕相处，照样在我的斗室里看书学习，准备应试；二是最好能在某所中学找到一个工作，去教一个学期书或当一个学期职员，边工作边读书，准备考试。我想到如果这后一条能如愿以偿实现，那是最为理想的。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学校读书生活，对学校的文化生活环境不仅已经适应，而且已成习惯，对家庭生活环境反倒感到有些不习惯，不太适应了。但我只是在自己的心中这么想，并未当回事和别人商量过，更未有意识地求之于他人。但却有一次和二伯父仲仑先生闲谈时无意间向他透露了我的这个想法。然而，事有巧合，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由于得到了他的眷顾和帮助，我的这个心愿竟然很快很顺利地得到了实现。一天，二伯父对我说：“这样吧，下个学期就去维二中学，我跟王伯厂校长他们已经商量过了”，并随手递给我一纸由校长王伯厂署名发出的维二中学的聘书，这真令我顿时感到十分意外，此时此境的我竟然不知说什么是好，只木讷地向他说了个“哦”字并从他的手中接过这张聘书。见到上面写的聘我为教务员兼英语教员，月薪三百斤大米，一学期按六个月计算等字样。
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我真的也就这么顺利地成为了维二中学教职员中的一员。而事情之所以办得如此顺利、如此快，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位伯父当时担任着私立维二中学校董会董事长的缘故，然而，这却是我事先所不知道的。此前，我只知道在一乐堂办了一所叫维二中学的学校，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其他方面的情况，不知道这所私立中学还有什么董事会之类，更不知道担任此董事会董事长的便是和我每天可以晤面交谈的这位长辈胡仲仑先生。我上面所说的感到意外，感到没有想到，其原因就在于此。
下面，我把这位董事长仲仑先生的有关情况顺便作点介绍：
仲仑先生是我祖父的一位侄子，是我二叔祖（二爷）的第二个儿子，由于曾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缘故，我祖父三兄弟所生的子女，都按出生先后时间作统一的排序。因此，我们这些比他们晚一辈的人，从小就被教导分别叫他（她）们为大伯父、二伯父、五叔、六叔以及三姑、四姑之类，我称仲仑为二伯父或二伯伯，即由此种关系而来。和仲仑先生他们同辈的十来个兄弟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志”字，仲仑先生在家的名字便是“志培”二字，胡仲仑和胡昆都是后来在学校读书时他自己取的名字。其中有“昆仑”二字，据我看，显然隐喻有“志当存高远”之意。可见，他年轻时就有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仲仑先生自幼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早年曾在杭州读书，和我的表兄徐春潮及同是邻村后彰陈人的陈师荆先生都是当时杭州盐务中学的同学。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大学毕业后，即在浙江省立处州中学任教近二十年。曾任该校的训育主任、高中部主任，教过国文、公民等课程，是处州中学一位资深教师。他的中英文都很有根底，人文知识丰厚，书法也极佳，暑假在家也常去钓鱼，这是他主要的生活爱好。他一生钟爱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乐，不阿世，不迎俗，不随波逐流，自爱自尊，为人正派，甘于淡泊，品行端正。在汤溪，他的道德文章，也广为人知，受人敬重，他之所以被推为维二中学董事长，完全由其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名望所致，而非仅因为他是胡氏宗祠中的一个后裔的缘故。
他曾两次执教于汤溪中学，1942年秋，洪初吉校长请他任汤中的训育主任，为全校学生讲授公民课，宣扬民主宪政理念和为人处世之道，我在汤中读书时，就听过他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和对“礼”、“义”、“廉”、“耻”的系统讲解。“义者，宜也，制裁事物，使各宜也”，当时他在课堂上讲的这句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1949年秋，他第二次到汤中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和班主任等，仍教语文课，同样受到学生的爱戴和欢迎。但好景不长，祸福难测，在1957年，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他，也陷落在事先预设的“阳谋”的政治陷阱之中，从此灾难降临，惨遭迫害，和金华中学最优秀的教师胡步蟾、曹百川等一样被打入了另册，饱受摧残，吃尽苦头，步入人生低谷，并从此离开了汤溪中学，在悲惨的逆境中，走完了人生最坎坷、也是他最后的十四年。他大概死于1972年，活了69岁。以上就是我的这位长辈一生的大致经历，也是一位献身教育事业、正直诚实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统治下遭遇到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仲仑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我每默念其一生和想到专制政治摧残人才暴虐至此，无不痛心疾首，唏嘘不已，悲情难抑，这并非仅为他是我之伯父故也。但我也想到，我的这位长辈纵然已经失去很多很多，并且认为他固然也不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力，但他身上所固有的良知和人格，这个不会失去，他一生所坚持的“君子不为也”的操守，这个底线，不会失去。而这，我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为人师表的读书人，也就够了，也就算得上在精神上、道德上很富有的人了。愿仲仑先生的在天之灵能以此自慰与自傲，并永远含笑于九泉。
二、维二中学的创立
1948年9月，在一乐堂办学已经六年之久的汤溪县立初级中学搬回到了汤溪城内孔庙原址。
同月，私立维二中学在一乐堂成立，并招收了三个班的学生，在汤溪中学原来办学的地方（胡氏宗祠和集雅堂）开学上课。
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没有汤中此前的从一乐堂搬出，仍然在这里办学上课，那就不会有此刻维二中学在一乐堂同一地方的出现和成立。
因为，生活中的辩证法总是这样，只有先有了前者的出去，才有后者进来的可能。维二中学1948年9月在一乐堂的接踵出现，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以汤溪中学从这里的搬出为条件的。
然而，事情还非仅如此。因为正是在此种情景条件下，使人们看到了、想到了（即有鉴于汤中的搬出）可继之在这里另办一所新的中学的可能和必要。人们会这样想，现在汤溪中学搬走了，人去楼空，房舍场地都是现成的，人员也不成问题，何不就在这里另办一所中学，好让这些现成的校舍、还有留下的相当一部分人员继续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胡氏宗祠还可以为创办一所新的中学提供经费支持和财产保证，也就是说，胡氏宗祠完全可以办一所以胡氏宗祠为创办主体的私立中学。
这些想法的及时出现，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并非没有道理的，而首先会想到和考虑到这些的应是原汤溪中学任教师和时任一乐堂胡氏宗祠祠堂长的胡贡开先生，他的一批在汤中工作过的同事们、朋友们也会想到这些，并同样会持积极的主张。
正是在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胡贡开先生趁热打铁，立即行动，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决断，就在当月成立了一个以胡氏宗祠一位祖宗名字命名的私立中学——私立维二中学。
于是，在汤溪地面上一所既有初中也有高中的完全中学迅速地诞生了，出世了。以此，它也改写了以往汤溪无高中的历史。
于是，一乐堂又得以继续文脉传承，弦歌不辍。
所以，可以说，汤溪中学的搬回汤溪城内，对维二中学的创办和成立来说，不仅在时空上有先后相因的联系关系，更是激发起胡氏家族后裔进一步办学热情，使维二中学这所私立中学得以创立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和契机。
2011年10月，汤溪中学为庆祝建校70周年，编印了一本叫《纪事》的书，其中有关内容可作为参照，该书第22页写道：
“9月，学校开学，报到注册仍安排在一乐堂，报到次日，学校动员全校师生参加迁校工作，学校由一乐堂迁回汤溪城内孔庙旧址（现汤溪中学址），次日，学校专门撰文立碑，记述此事。
是月，汤溪青阳胡氏因憾于汤溪初级中学迁出一乐堂，捐出宗祠田地山塘共596亩，由胡昆、胡贡开主持于当地创办私立维二中学。”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就以上所引材料中的有关内容作一点说明，或者说还要对其中个别字句作一点必要的辨正。
汤溪中学的校址原在汤溪县城内，这是它从1942年搬来一乐堂时人们就非常清楚的。因此，1948年它要从一乐堂搬回汤溪城内孔庙旧址，正如1945年在昆明有西南联大要搬回北京（北大、清华）和天津（南开）的原校址一样，不仅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基于自身发展要求的正确之举。对此，人们是不会有什么不同看法的。青阳胡氏同样不会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致因此而有所憾的。因是之故，我疑以上引文中出现的这个“憾”字，可能是“感”字之误，我以为“因憾于”应是“因感于”这三个字吧，“因憾于”和“因感于”此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如果用“因感于”和我上面所用的“有鉴于”的意思就相近和一致了，此话说来似乎也有些想当然，因为当时的我到底不在一乐堂，没有亲身经历此事，后来也没有为此和贡开先生交谈过，但我以为只有这样来估量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才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可能是比较准确的，我要说明的意思在此，我要提出辨正的一点也就指此。
维二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它办学的场地、校舍、经费、财产，都是由胡氏宗祠提供的，因此，维二中学的所谓私立，具体说就是胡氏宗祠之所立。因此，不难设想，这所学校的得以创办和成立，其中作决断、拿主意，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人物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只能是时任祠堂长的胡贡开先生。胡贡开先生为此出力最多，贡献无疑也最大。于此也可见其办事的魄力。
胡贡开，汤溪湖前村人，恂恂长者。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金华中学师范班，曾任汤溪九峰小学校长、安定小学校长，1942年后在汤溪县立初级中学任教，维二中学成立后任事务主任。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兢兢业业，端庄自重，勇于任事，处事有方，在汤溪教育界广为人知，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乡贤。
私立维二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为胡仲仑先生，上面文字已经说到。他主要以名望而任此位而非最终的决策者，上文也已有所提及。关于他的情况因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由学校董事会聘请担任维二中学校长一职的是曾任汤溪中学教导主任的王伯厂先生。王伯厂时年三十左右，但已显得比较成熟和有学养，此人我跟他接触和交谈都很少，对他的学历背景和生活经历也不了解，但看得出来，此人绝非是个平庸之辈，而是个思想上有定力，有主见，头脑清晰，有事业心，也有办事能力的人，在我看来，请他来当校长是准确的选择，也可谓是得人之举。他当时兼教地理课。
王伯厂校长上任后，即招收了初、高中三个班的学生，是维二中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与此同时，聘请了十多位教师和五、六位职员，我现在仍能记得起来的有如下一些：
教员：
王久厂（国文教员）、唐远藩（英语教员）、萧元杰（历史教员）、胡增堂（数学教员）、王炳森（英语教员）、唐远藩之妻李老师（国文教员，已忘其名）、邵培芝（体育教员）、应闺淑（音乐教员）、胡有勋（博物教员）、一美术教员（亦已忘其名）。
职员：
胡增佑、钱彭年、胡樟其、胡贡锴、胡敦福及一姓方的先生等。
维二中学的校址在青阳溪里的一乐堂村。所谓“溪里”即指四周围绕着溪水河流的一个地方。在汤溪，属县的北边，面积大概有十几平方公里。这里地少人多，村民多以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为主。一乐堂地处溪里的中心，距汤溪县城约十五华里，距洋埠、罗埠、游埠这三个市镇均仅五华里，由西向东流经溪里的淋湖就在这个村的南面流过。一乐堂全村约有二、三十户人家，均姓胡，也都是胡氏宗祠祖宗的后裔，座落在这里的祠堂和集雅堂是全村最宏伟、最壮观的建筑物，也是最受人瞩目的一个所在。
集雅堂前有一片空地，便是以前的汤中和现在的维二中学的操场。操场上有两副篮球架和单、双杆之类体育设施。打排球则在祠堂前的一片空地上。
学校有一间图书室，因系初创，内藏图书数量是不多的。一乐堂村人胡樟其便是这个图书室的管理员。而湖前村人，中医医生胡贡锴则为学校的校医。
以上所述就是维二中学在1948年秋创办的背景和此时所具有的“人”、“财”、“物”这三个方面的大致情况，维二中学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和在这些条件下得以起步和运转起来的。
三、维二中学在1949
1949年春季，维二中学又招收了三个班（高春一一个班，初春一两个班）的学生。连同上次所招，这时高中一年级就有秋、春两个班，初中一年级就有秋、春四个班了。合起来六个班学生总数已达250名左右。高中招的主要是以前从汤溪中学毕业的学生。但也有十几名学生来自武义县。这和唐远藩先生是武义人，来自武义有关，这些学生都是跟随他来这里上学的。初中除汤溪的以外，也有不少来自兰溪、龙游等邻县的学生。从招生情况看，维二中学之设，是和当时社会的需求情况相适应的，是符合一些青少年寻求升学之路的愿望的。而不是脱离社会需要的闭门造车之举。就以汤溪的情况来说，汤溪县自1942年有了初中，1945年有了初中毕业生，到1948年已有多届初中毕业生了，而汤中仍只有初中，而无高中，所以，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便成为维二中学所吸收的对象，其实，当时龙游县的情况也是这样，龙游也只有初中而无高中，兰溪县有的中学虽有高中，但初中毕业生更多，升入高中读书，同样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所以，维二中学如果就在这种情况下办下去，学生来源一时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这种状态用不着去做多么复杂的调查研究和社会论证之类，而是一望便可自明的事，维二中学成立后两次招生的情况也正可说明这一点。
这个学期，除我之外，学校还从金华请来两位教师，一为龙学潮先生，一为盛耕雨先生。此前，龙、盛二先生都在金华中学执教，均于1949年1月随金中胡步蟾校长的去职而离开金华中学。龙先生在1945年去金中任教前就曾在汤溪中学任教多年。
此时，任学校教务主任的便是龙学潮先生。
训育主任为唐远藩先生。
事务主任为胡贡开先生。
兼任学校文牍工作的为萧元杰先生。
这个时候，物价暴涨，金华、兰溪等县不少私立中学教师的工资都按实物计算。所以，私立中学教师的生活待遇比省立中学的要高些，稳定些。我在金中读书时，就有几位老师为此离开金中到兰溪某私立中学任教的。此时的维二中学也如此，也是每月按几百斤大米来计报酬。王伯厂、龙学潮、王久厂、盛耕雨、唐远藩等几位的每月工资均为大米六百市斤，以下的则为五百、四百斤、三百斤不等。此外，学校还为每位教职员工免费提供食宿。教职员工每日三餐都由学校按时开出，而且饭菜的质量都很好。就是他们每天早晨的洗脸水也有专人按时送到房内，这种状况，昔日的汤中也是一样的，可说是个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
一乐堂地处农村环境，局处此隅的维二中学也就被置身在农村的氛围之中，这里没有现代化的物质设施，没有可供休闲的文化娱乐场所，也谈不上有什么湖光山色等美景可资观览欣赏，每天能看到的只是农民淳朴的脸庞和长在地里的各种农作物以及可听到远近传来的鸡鸣狗吠之类。只是和广大农村的情况一样，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水源和水流都是洁净的，人们每天吃到的蔬菜十分新鲜，没有污染，从市镇上买回来的鸡、鸭、鱼、肉等食品也都是地道的绿色食品，不仅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当时根本没有人会怀疑买回来的食物会有吃不得的质量问题），而且货真价实，原汁原味，所以，为老师们烹制出来菜肴的滋味自然也是属上乘和相当可口的了。生活在一乐堂，在维二中学工作的人们，如果要说有什么物质享受的话，以上这些恐怕便是他们最大的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了。而这些，其中既有大自然的恩赐，而主要来自办学者出于对知识、对精神文化的真诚的敬意和对知识人一贯的尊重。
维二中学十几名教职员中，职员均为汤溪本地人，教员多半也为本地人。除此，便是来自金华、武义和永康这三个县。他们或因年龄差异，或因个性不同，各自所表现出的生活方式、习惯等也是各异其趣的。但同事之间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平等对待，友好相处，与人为善，并不心存戒备，人们生活其间也是轻松、愉快和舒畅的，整个校园显得相当和谐与温馨，一般来说，和我交谈交往得较多的是住在较近和年龄较相近的几位。
唐远藩先生两夫妇的住房就和我的挨得最近，因此，平时来往就较多。唐先生告诉我，他和夫人均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学的是戏剧专业，著名学者洪深便是他的老师，他夫人李老师则是中文系的学生，雅好诗词等文学，唐先生在这些方面也相当擅长，曾给我送过他写的几首诗，也给我送过他写的一幅字，诗和写的字都颇见功力，可惜后来都遗失了，他有时也喜欢在自己的房间内请几位同事一起喝一点酒，并常把我找去，我因不善饮，仅陪末座听他们无拘无束的一阵闲聊。1956年，我在浙江日报上曾见过他写的一篇文章，从中可知他当时工作在金华婺剧团，但后来听说在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至于他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王炳森先生，他是王伯厂校长之弟，比我稍长几岁，也是平素交谈交往得较多的一位，我曾请他和敦福兄到我家作过一次客。他1947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学的是商业经济或会计之类专业，他教英语本来也非其所学和本行，他和我任初中一年级英语课，有时他请假缺课，也常请我给他代上，听说他后来在衢州市一个医院当会计，并说已去世好几年了。
和我同住一室的敦福兄，2007年1月我返乡期间是和他见过一面的，几个人在他家晤谈过一阵子，并和他一起拍过两张合照。他后来在汤溪县任小学教师工作，我问他当年维二中学同事的情况，他答说一无联系，也一无所知，并说，这几十年不堪回首，真像做了一场梦一样，这句饱含凄楚之情和沧桑之感的话语曾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深长的思考，大概，一年后，得朋友来信告知，他也就去世了。
萧元杰先生，历史教员。他也是我读小学时的校长，我在洋埠小学上学时，就是他给我们讲的历史课。萧先生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当年在洋埠小学，甚至在整个洋埠镇都是很有名的。在课余，凡有萧先生在的场合，人们都会很亲切地请他给大家“来一个”，随后便是很热烈的一阵鼓掌和他随和地给大家一个接一个往下讲的动人场面，他讲故事，常常贯穿一种“寓教于乐”的精神，使你听了不仅感到精神愉悦，情绪亢奋，精神上很有满足感，而且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思想启迪，感到回味无穷，我就听过他讲的如“许由洗耳”、“指鹿为马”和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故事。也听过他讲洋埠镇上谁家怎样发家致富，谁家又怎样败落下来的种种往事以及太平天国在汤溪的许多暴行情况。1941年，他到汤溪简师、汤溪中学任教，是汤溪中学和维二中学最年长的一位老师，并被认为是汤溪县人文、历史知识最渊博、最丰富、知道过去的事情最多的一位前辈读书人。他住在集雅堂那边，我则住在祠堂东侧，不是同住在一个地方，且相距较远。但我也常到集雅堂那边去看看他，和他聊聊天，以表对昔日师长的问候之意。
萧先生汤溪下萧村人。早年就读于杭州蚕桑学校。他说他的人文、历史知识、他的学问都是靠自己努力读书求得的，完全是自己看书学习的结果。他曾经对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书上”的小学生们说，他当年在杭州读书时，为了专心致志读书，免受别人干扰，宁愿独住一室，晚上一个人在洋油灯下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用的洋油（煤油）灯火，都是自备的，二十斤装的从外国进口的美孚牌洋油，每镔铁箱价格一元或二元钱，每年总要买几箱。他说，他的生活十分节省俭朴，但用之于读书的买洋油的钱是从来不吝惜的。他的这些话对当时我们这些还不知道用功读书的小学生来说是很有教益的。所以这些话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留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深刻且历历如在目前。
萧先生可能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个传统型读书人，他的历史、人文知识和思想理念主要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和儒学，无疑地也会看了许多稗官野史，一些新派史学家如范文澜、侯外庐等，写在他们著作中所常用的那些新的名词概念，对他来讲，不仅是陌生的，恐怕也是难究其义的。至于什么以论带史、什么影射史学之类，在他也是不屑为之的。他没有把历史视为一个可以任人梳装打扮的小姑娘，他只知把历史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他只讲其所信，也信其所讲，讲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一些人和事，而且讲得娓娓动听，栩栩如生，生动活泼，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如历其境，这样的历史知识和他这样来讲历史，学生是愿意听的，学生听了也绝对不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和疑惑，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学识上的享受和获得，这是萧先生讲课的成功之处，也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和其做人原则相一致的“求真”讲史原则和他的史德的胜利。
萧先生讲历史课，不仅有自己的特点，大不同于一般历史教员的讲法，而有其特具的风格的，他的风格我以为堪和清末民初一位著名的“历史通俗演义”著作家蔡东藩在其著作中表现出的述史的风格归于一类。
清末民初，在浙江省萧山县的临浦镇出过一位著名的“历史通俗演义”著作家蔡东藩，他在十多年时间里，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计有前汉、后汉、南史、北史、两晋、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民国等朝代历史内容。这套在民国时期系统完整，独立完成的历史演义书，确是空前的巨著，此书印行后，深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销行数量很大，风行全国，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陆续购全和全部读完的，我读着蔡东藩的这些著述时，常会联想起萧元杰先生，仿佛从他的书里又看到了另一个蔡东藩——萧元杰。甚至觉得汤溪的萧元杰就是萧山的蔡东藩。这是因为我从蔡著中看到的内容和述史方法风格和当年听到看到的萧元杰讲课的内容和风格太相像了，萧先生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滥熟于心，侃侃而谈，而且不乏幽默、风趣，这些和蔡书中所表现的文字风格几乎一模一样。只可惜萧先生仅表现在其课堂讲述中，而没有把他的这些讲课的内容形诸文字，写成著作，传之后人。以致使后人失去了这个方面一笔相当丰厚精神遗产的继承。我现在还想到的另一个深感遗憾之处是没有向他当面请教有关汤溪的一些历史掌故知识，萧先生对汤溪以往的历史和其中有关的人和事，是很熟悉的，譬如对太平天国在汤溪的杀戮、毁坏文物和庙宇等建筑物等方面的情况是知道得很多很详的。他也愿意跟人谈这些，而我当时却未能为此去接近他，请他多谈谈这些方面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传之后人，因为在汤溪，像萧元杰这样的人，也仅此一人而已，再无他人可以代替，然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些，更没有这样去做，以致装在他肚子里的这些知识、掌故，都随他以后的离世而被湮没无闻了，这是多么可惜而又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龙学潮先生，金华人，祖籍安徽，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三十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后一直在浙江各中等学校任教，最后在嘉兴农校（后改为嘉兴农学院）工作。
我四十年代初在汤溪中学读初一时，给我们上博物课的便是龙学潮先生，后来在金华中学，龙先生又给我们上过生物学课，此时在维二中学又与龙师共事一学期，数度承教，多次聚首，是我此生与诸师长关系中所仅见者，更由于他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与关切，我在自己的心中也就特别感念于他。所以，我们别后虽然各自东西南北，但几十年间始终互通音讯，书信不断，我在外面所遭遇到的种种坎坷经历，都如实地告诉过他，他生活中遇到的有些困惑和烦闷以及身体上的有所不适，也都能及时与我道及。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听说兰州肉食供应紧张，还主动从嘉兴货运来一些猪肉。八十年代，我在杭州出差期间，也曾特地去嘉兴看望了他，这是我们分别几十年仅有的一次晤面交谈。
不仅出于这种私交和私谊，我对龙先生的崇敬和纪念，更由于他在待人处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道德风范。经过我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龙先生真正称得上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没有庸俗气息的人，是个不糊涂、真正明白的人，是个真正值得肯定的真人，也是个明白无误的智者，而这样的人，我当时不觉得，后来经历沧桑多了，阅世深了，看的人也多了，深感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太少了，也太值得崇敬和肯定的了。龙先生头脑清晰，睿智通达，深明事理，而又能直道而行，一身正气，他神清气朗，气质高雅，自爱自尊，淡泊名利，一介不取，不趋炎附势，不失身入彀，始终保持着清白的一生，真正是太难得、太可贵了。正是对照着龙先生高大的形象，在我头脑里曾长期占据着很高地位的一些大人物纷纷轰然坍塌倒落了下来，觉得他们比起龙先生来，实在太没有份量，太不足道及，绝对不在一个档次。而这也使我看人看事的思想不断趋于平实，渐入客观与公正。
维二中学地处远郊僻壤，人员不多，设备简陋，是个规模不大的小型学校，借用农村的话来说，是个小户人家。但在1948年，它继汤溪中学在一乐堂的出现，客观地讲，在相当的地域和范围内，不能不说也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和比较重要的教育事件。它和汤溪中学一样，都是汤溪的最高学府，和汤溪地面上精神文明重要的发皇之地与文化知识的传承之所。而又以其是汤溪境内出现的第一所完全中学和第一所私立学校，在汤溪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说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
这个“小户人家”，它在20世纪上半叶最后年月的出现，它和某些规模较大历史也较久远的“大户人家”学校相比，其内涵是同样充实和丰富的，因为这里同样拥有素质很高的优秀教师，前文已提到的龙学潮、盛耕雨，此前就是省立金华中学的教员，素有“江北才子”之称的王久厂，此前即来自杭州省立建国中学，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造诣颇深，教学经验丰富，而且当时的制度也保证了他们今天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正如他们的昨天在杭州、金华一样，明天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和生活，可以自由地流动。这里也和他们以往生活、工作的情况一样，同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不会受到外力的挤压，这里空气洁净，阳光灿烂，可以自由呼吸吐纳，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耕耘其间的园丁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使桃李芬芳，春色满园。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工作在维二中学的人员，均能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他们诚实做人，勤谨做事，专心致志，兢兢业业。耕耘在这个园地里的每个教师，也无不致力于教学工作，循循善诱，以身作则，教导有方。既对学生负责，也为学校争光，以此为社会服务。所以，这里同样可以借用昔日农村常用的一副对联来说，叫做“屋小乾坤大，门低日月高。”他们以自己平凡、普通的教育教学工作，默默无闻地推动着人类文化文明事业的传承和传播，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也使自己的文化素养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使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不断得到提升和净化，以致使他们有志节，有操守，特立独行，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恬淡高洁。这些也便是我当时在自己实际生活中对教师工作和教育事业之体认和所见。至于当年以此为象征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我同样以为，又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正是在这里也从以往许多老师身上近距离地看到，他们就是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和清新的空气中，也在为学生的渴望成人成才而辛勤的付出中，使自己也获得丰富的学养而成长和不断成熟起来的。而这样的空气和土壤与具有这种双赢机制的教育事业，都为我所需要和倾心，都对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当然，对于同样一件事物，人们对它是会有不同的态度的，肯定会有不同的取舍和不同的看法，正如一本杂志中的各篇文章会各有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倾心者一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确实也是如此，对于教育这种社会职业，人们也是这样，有的走近，有的远离，有的青睐，有的不屑一顾，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就要看各人择业所持的取舍标准和其自身具有什么样的旨趣了。
我对教育的走近和青睐，始于我有志于学的中学时期，那时我就想到，给我们上课的一些老师都曾是学习的佼佼者，他们求学的志向，勤奋学习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学问都应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乐此不疲，为之终身奋斗的教育工作，同样给了我一种崇高感、神圣感。所以，我在中学求学时期，对老师的崇敬是真诚的，对教育事业也同样怀着美好的感情。
而此时的我又恰已进入参加高考的前夕，面临着对将来所要学习专业和职业等前途问题的抉择，这时的我对报考师范大学和将来准备当教师的问题藏之内心的主意已定，当时我围绕着这个问题所曾做过的考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想到将来当教师，可以终身和书打交道，一辈子和书结缘，可以多读些书，这是我最向往的好事，“至乐莫如读书”，真正能落实这句话的我以为就只有当教师一事。读书，求知识，做学问，这是我此生最大的乐趣和目标所在，也应是我此时争取实现的重要步骤。
二是当教师可以少受拘束，自由自在些，学校是个读书人成堆的地方，教师是种自由职业，学校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自由、平等、民主的天地，在社会上，他可以自由流动，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对内，面对的是一些年轻的求知者，教师可以讲其所信和信其所讲，独立发表意见，在学校环境里，可以在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生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精进。
三是当教师相对来讲，可以活得比较有尊严，可以保持人格上独立和特立独行，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屈辱的生活和人格上的遭受伤害，不能低声下气，不能趋炎附势，也不能忍受虚伪，搞权术，耍手腕那一套，不能违已行事，只能直道而行，而这些只有在学校的环境里，才容易得以实现，在政治界恐怕就难以做到，所以，我多少对此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深知光是自尊心不能低声下气这一条我就是无缘于政治的，不过我也不希冀荣华富贵与飞黄腾达，能读读书，教教书，能著书立说，使自己能做个明白人，于愿足矣。
四是报考师范大学。我不能报考理科，只能报考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这也是与我的旨趣有关的。我觉察到一些学理工科的人在思维上和学文科的人是迥然不同的，甚至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思想上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语言，我不喜欢将来做一个在很小很小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的科学家，而喜欢能够在很大很大的问题上知道得很多很多的人文学者，我要学人文学科类知识就为此。
我在维二中学工作说来才短短一个学期，但这个学期倒不失为我此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里我确定了此生从教的志愿，准备走当教师的道路的。七、八月间我到上海去报考大学，九月份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从思想上来说，就是以此为起点的，而且我此生的实际从教之路也是在这里开始起步的。
1949年是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发生了空前剧烈变化的一年，真是风云变幻，前所未有，经过三年国内战争，中共在大陆取得了统治权，这年的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一个新政权的产生，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无庸待言的，并也决定了诞生不久的维二中学的命运。
汤溪县是在这年的5月8日这一天解放的。所谓解放，在汤溪来说，也就是在这一天解放军来到了这里，因为整个过程是和平的，并未有双方交火放过一枪一弹事情的发生。
于是，从这天起，维二中学也就自然地为这个新政权所管辖。大概十来天后，三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到了学校，和全体师生见了面，这三个解放军各背着一支长枪在台上来回走动着给大家讲话。这是不是标志着对这所学校的正式接管呢？似乎也没有作这样的宣布，而且讲过话后这三个解放军也就离开了，并没有留下，也没有听说这所学校以后由谁来负责管理等事。事实上，这三个解放军来到学校讲话，大都讲的以后要进行土改之类话题，并没有讲到文化教育和学校今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但由于他们的到来，总也可视新政权对这所学校具有实施权力的一个标志。
又若干天以后，唐远藩先生告诉我，十几名高一秋班武义籍的学生离开了学校到杭州参军参加革命工作去了。这个班本来人就不多，现在更显得稀稀拉拉，上课情况也显得松驰了不少。
大概在6月初，县上通知大部分教师到金华参加集中学习，时间半月左右。从金华集中学习回来的教师也再未照常上课。于是，全校上课均处于停顿状态。此时的学生似也无心上课，随后也就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就各自回家了。而我也在此年的七月间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在维二中学为期一个学期的工作、生活经历也就在此时正式结束了。
四、维二中学的终结
为了使这篇文字显得有头有尾和有相对的完整性，不致有虎头蛇尾的感觉，尽管我当时已不在维二中学，但我还是要写下这个标题，并且还要接着说几句有关维二中学终结的话题。
（一）维二中学是什么时候被撤销和终结的？
确定的年月日期，可能在汤溪县政府档案室内找到，不过，笔者这里引用的是有关的第二手资料，即汤溪中学所编的《纪事》一书中的文字材料，该书第39页这样写道：“是月（4月）汤溪县府指令学校接办私立维二中学，学校遵令执行，由教导处接收维二中学学籍，办理维二中学学生转学手续。”
这是1950年4月的事，于此可见，维二中学正式终结的时间也就在1950年4月，下令维二中学撤销的也是汤溪县人民政府了。
（二）维二中学的终结是一种宿命，这是我要说这个话题的一句主要的话语。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因为中共接管全国政权后，在对待原有的私立大中小学校采取的是或撤或并总的是不能再允许以私立的形式出现的政策的。北京的原私立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是这样，上海的沪江大学、浙江的之江大学是这样，金华的私立作新中学也是这样，所以维二中学从1949年的5月8日这一天起，它的被撤销是必然的，是一种宿命。
第二，私立维二中学，如上文所述，实际上是一乐堂胡氏宗祠之所立，胡氏宗祠靠什么来支撑这所中学呢？一是它所提供的校舍，二是它拨出宗祠财产田地山塘共596亩，除此别无其他。然而这596亩田地山塘到了实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时候，是必然会被全部没收分掉的，祠堂产业到时将会成为乌有，所以，如果就是允许维二中学办下去，此时的维二中学在经费上也必然将难以为继了，正是以上两点，决定了维二中学从1948年秋成立后必然会很快走向终结的命运。
维二中学的终结至今已62年了，这盏旨在传承中华文明，点亮人们智慧之灯永远地熄灭了，它在社会上仅存在了尚不到两年的时间，而现在则曾是它的托庇之所，几百年来一直矗立在一乐堂气势恢宏的建筑物——胡氏宗祠也终因缺乏必要的管护人员和修缮的资金，而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消磨殆尽，彻底归于消失了。
2007年1月28日下午，在我此次返乡期间特地以一乐堂为最终探访地的青阳溪里之行中就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当年汤溪中学、维二中学先后在这里办学得以依托的祠堂已经面目全非，坍塌得荡然无存了。昔日摆放这位胡氏祖宗维二公等祖先神牌灵位和胡氏后人祭祀其祖宗的地方，成为了今日牛、猪、鸡、狗等家畜家禽栖息和活动的场所，亲历其间，面对一片狼藉污秽遍地和在寒风中几株抖动的凄凄衰草，呈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活生生的沧海桑田，白云苍狗的凄凉画卷，触景生情，今昔之感，油然而起，观沧桑变化，看世界无常，一时真是慨叹良深，无可言状。
这篇有关记忆维二中学的文章到此也就算写完了。这篇文字，叙述的是我记忆中的人和事。在我写的时候，在头脑中也出现过什么是记忆这样一个问题。我对此问题是这样来回答的：它是一种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蕴藏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所以，在我看来，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所以，既然是这样，写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有在写自我的一段人生经历之意，而这恐怕也便是我写此文的旨趣之所在了。再者，毕竟人的生命有涯，该做的事应当争取时间，及早完成为是，而此作亦有对自己的记忆和历史实行抢救之意。
2011年12月18日
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5－105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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