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 邦教育小女儿：“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复制链接]

2010年09月13日 07:19　来源：新华网　　　胡耀 邦有三男一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 邦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且影响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倾向，并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1952年，胡耀 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出生。全家人特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孙女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要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成长，满妹也不例外。
　　据满妹回忆：直到我十二三岁时，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我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我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作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我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我请求母亲给我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 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 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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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彭德怀，出身贫寒，性格刚强，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平江暴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红三军团。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副总指挥和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兼职未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民请命，仗义执言，坚持正确意见，被打成“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十年内乱”中饱受迫害，最后悲惨地辞世。

　　为了留下自己一生的真实记录，免得背着“历史黑锅”死去，彭德怀在“软禁”中写下了一批回忆资料，交给侄女彭梅魁保存。

　　这批秘密保存在彭梅魁家中的彭德怀手稿时而被藏在北京，时而被埋在彭德怀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的彭家老屋里，时而又被带回北京，时而被彭梅魁带在身上。1976年北京、天津、唐山一带发生地震时，彭梅魁一家搬到防震棚里躲地震。彭梅魁把彭德怀的手稿装在一个旧书包里背着，昼夜不离身，睡觉时就把书包带缠在手腕上。

　　1978年春天，彭梅魁从报纸上看到彭德怀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复出的消息，欣喜万分，几经周折，找到了黄克诚。黄克诚感慨万端：“1974年我也因病住进三○一医院，和你伯伯住的是一个医院。彭总因癌症逝世，我竟完全不知情!他们多会封锁消息啊!后来我听说，你伯伯因为剧痛难忍，把被子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啊，如此悄然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德怀这样死，实在令人痛惜!”彭梅魁向黄克诚详细讲述了彭德怀的晚年和临终情况。她说：伯伯在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嘱咐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伯伯，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黄克诚听后，极为悲痛地说：“我也很想念彭老总，粉碎‘四人帮’恢复工作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黄克诚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笔，写下1965年被贬到山西后，因遥念远在四川成都的彭德怀而写的一首词。

　　这首词的全文是：

　　调寄江城子

　　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峨眉岗，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谈过往事之后，彭梅魁告诉黄克诚秘藏彭德怀手稿的来龙去脉。黄克诚大为感叹，称赞彭梅魁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彭梅魁问：“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

　　黄克诚说：“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吧。”

　　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排除阻力，顶着压力，坚定不移地奋力推进为彭德怀平反的有关工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正式向中央提出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2月24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悼词。指出：彭德怀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息了。

　　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认为上交彭德怀手稿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9年1月3日，彭梅魁致信胡耀邦，并请黄克诚将这封信和彭德怀手稿交给胡耀邦。

　　翌日，黄克诚神情肃穆，缓步走进胡耀邦办公室，把一个纸包交给胡耀邦。

　　“黄老，这是什么?”胡耀邦接过纸包，看着黄克诚。

　　“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十分郑重地回答。

　　胡耀邦轻轻打开包裹在彭德怀手稿外面的旧报纸，看到笔记本和泛黄的一摞稿纸，上面的笔迹苍劲有力，原来是彭德怀元帅的手迹。他伏在办公桌上，急切地浏览起来……

　　胡耀邦不禁有些疑惑：彭德怀的这些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黄老，彭德怀的这些手稿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啊?”胡耀邦问。

　　黄克诚道：“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和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本来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的时候就想交给你，彭梅魁同志怕你忙，让我在方便的时候再交给你。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

　　“好，我这就写。”胡耀邦一边说着一边挥毫写道：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上午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接收彭德怀的这批手稿以后，并没有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起来了事。在他的大力支持、帮助、关注下，有关方面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认真整理，以《彭德怀自述》作为书名，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向全国发行，在国内外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和轰动。彭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发表读后感。《彭德怀自述》对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彭德怀生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逝去，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却是永存的。

　　彭德怀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史册里。

　　彭德怀生前坚信：“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终将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胡耀邦三文章"救国" 叶剑英为邓小平"最后一搏"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本文选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呼喊》 原标题为“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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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被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
    




        

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申冤一边想象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