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交友一“愿常相亲不相鄙”——胡适和二“章”
胡适留美归国、受聘北京大学后，倡导文学改良，编辑进步杂志，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呼吁科学民主。一时间，名声大噪，却也被人不耻，章太炎和章士钊就列其中。
章太炎名炳麟，号太炎，生于1869年，是浙江余杭人，据说他六岁时，就在雨天吟过一首语惊四座的诗：“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后来，袁世凯还推他为“文圣人”。
这个“圣人”特傲。听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太炎一脸轻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有为）、梁（启超）多少有些‘根’，胡适之，连‘根’都没有！”老师如此，他的那些当了教授的高足，如黄侃等人更是将唾沫喷向胡适。
胡适依旧以礼相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赠送一本章太炎，并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由于书中始用了新式标点，胡适在两个人的名字右边各加一条线，以此符号表明人名。谁知章太炎禁不住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的名上胡抹乱划！”看到胡适的名字也有一道黑线后，才稍稍息怒：“原来他的名字旁也有一道，就算相互抵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没出下册，章太炎便称胡适为“著作监”。别人不懂，问他是什么意思。章太炎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未见下册，故曰著作监也！”章士钊名行严，号孤桐，生于1881年，从幼年起就读书用功，国学基础牢固。他曾留学海外，对逻辑学、词章都有较深的造诣。他虽然是湖南长沙人，却和章太炎以兄弟相称。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的内容是在批驳章太炎的观点。章太炎读后，公开复信，并且出言不逊。1921年，章士钊也在上海的《新闻报》上发表了《墨学谈》的文章，为章太炎声讨胡适助威。胡适当时正在生病，他读了《墨学谈》后，支撑着病体给章士钊写了回信，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辩解。章士钊马上把胡适的信转给章太炎，章太炎读后，又发“枪弹”。
这场战火，烧得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凋敝零落极了。
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文人，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尽管胡适称章太炎为“半僵”人物，但是，在1924年为清华推荐导师时，胡适还是推荐了章太炎。
胡适和章太炎的战火，还在章士钊身上延续。1923年秋，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任主笔，又发表《墨辩之辩》、《墨辩之物论》等文，看似纵论墨学，却是在穷追胡适。8月21日和22日,他又在《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他在文中历数文言文的好处，用“二桃杀三士”典故，来说明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章士钊还在文章中引用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使出了羞侮性的词语：“今日之青年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之章法，于《尝试集》中求诗学之源流——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章士钊用这样的文字杀向胡适，许多人以为一场空前的大论战就会到来，章士钊更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胡适方面却没了回音。
也许是胡适的度量感动了章士钊，也许是升官后的章士钊要显大人物的度量。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无意之中碰上了已经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穿着长袍的胡适望着西装革履的章总长，不禁哈哈大笑。章士钊的心情也好。兴之所至，二人同桌吃饭，饭后又到对门的照相馆去合影留念，还相约在合影上互题一首诗给对方。胡适“七步成诗”，递给章士钊——倡导新诗的胡适做的好似旧体诗：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章士钊一边读，一边点头。他拿起笔，也是一挥而就。
胡适接过他的诗一看，这位“复古派”写的却是白话“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哈哈，‘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两人大笑，两双手握了又握。
可惜的是，章士钊只是“诈降”。时间不长，他又在复刊的《甲寅周刊》上撰文攻击白话文学，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国家未灭、文字先亡”。还宣称自己“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对《甲寅》的来稿也作了苛刻的要求：“文字须求雅训，白话恕不刊布”等等。
为了“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胡适写了《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发表，正告章士钊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胡适还风趣地说：“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
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然而，胡适对章士钊在学术上还是尊重的，甚至为他飘扬“旗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这样写道：“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治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逻辑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对章太炎，胡适也是这样。1953年，当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印《胡适文存》时，胡适却没让其收入他在1922年8月28日所写的“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的那封信——对于极其注重“原始记录”的胡适要抹去这段“历史”，令许多当事人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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