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去世 [复制链接]

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去世
2012-09-17 04:05:46 来源：大公报   参与互动（0） 收藏打印字号： T|T
http://www.takungpao.com/news/content/2012-09/17/content_1110422.htm


【本报讯】据香港中通社北京十六日消息：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去世，享年96岁。




        胡绩伟去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16日下午发布，随后袁伟时、杨锦麟等社会名人纷纷表示悼念。

        胡绩伟是四川威远人，出生于1916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1952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胡绩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带领《人民日报》做出许多推动改革的报道。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天定在微博上表示：「胡绩伟做总编辑时，创造了《人民日报》历史上一段传奇。有些地方的农民，把《人民日报》揣在怀里，与反对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辩论。」

        1980年代中期胡绩伟调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14日被撤销这一职务。胡绩伟曾在香港出版多本文集与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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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一六年阴历八月十八。这一天正好是钱塘江大潮的日子。这好象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我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我的家，已经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记下了两笔，那就是我家在清末民初时出了两位国民党的元老。他俩都是国民党党前身同盟会的会员，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驭垓（又名胡良辅、胡御阶）。这两位先人在我家子孙几代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曾祖父胡殿臣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以前连他叫什幺名字我都不知道。只模模糊糊的记得，老辈人说胡家的先人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花县迁移到四川的。最初是靠打工做小贩谋生，肩担两个箩筐，走乡串户，卖一点日用百货。后来在川南的威远县界牌镇的一家糖食铺做伙计 ，由于他手脚勤快，人又聪明机灵，颇受店老板的信任和喜爱，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招赘入户。后来生意兴隆赚了钱，当了掌柜，扩大了营业范围，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对这 个小茶馆的印象很深。茶馆设在界牌镇的街口处，大约有六七十平米的房子，约有二十多张茶桌。茶馆的右侧摆放着柜台。柜台里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糖食点心。茶馆的后面是我们一家人的起居室,再后面是菜地、竹林和花园。这在当时的界牌镇上，算是数得着富裕人家。我是祖父最小的孙子，乖巧伶俐，深受祖父的喜爱。我每天放学回家，一进茶馆的门，祖父总是迎上来，摸摸我的脸蛋，向我嘴里塞一块花生糖。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母亲每天都做一碗香喷喷的肉菜放在祖父面前，单独供祖父一人享用，其它人的筷子从不伸向这碗菜。祖父总是笑眯眯地夹一些肉菜放在我的碗里。祖父给予我优厚待遇，使我在全家人心目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培养了我的自尊心和任性。

我的叔祖父胡素民，（又名胡善荣、胡翼）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四月十七日。自幼攻读诗书，勤奋好学，十七岁时举茂才，生受教于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研究经学时务。一八九八年，受宋育仁、廖季平、吴之英的影响，参加四川变法维新运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四川提倡新学的先驱，他当时写的文章就说；“泰西（指西方）立国之本，在与选举英才，参赞政务，共议国家大事……如嘉富饵以理财选，惠零吞以治兵选，俾斯麦以长 于外交选，格阑斯顿以精内政选，若斯之类，胥未桎梏于技艺之中，故能摆脱一切，专助维新之治”。（摘自胡素民着《泰西最重艺学然公卿大夫之选仍以通达政治为主之议论》一文）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清廷开科（癸卯科）取士，胡素民中举人，在威远县创办新学堂，自任校长。一九一○年（宣统二年）春，叔祖父进京会试，被授于天津长芦盐茶道道尹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主革命思想在京津地区广泛传播，叔祖父的思想日趋激进，遂加入京津同盟会，协助孙炳文（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工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孙炳文主办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胡素民和梁漱溟等任编辑。一九一三年，叔祖父由京回四川，先生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的议员。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一九一七年张 勋复辟，胡素民都参加了讨袁讨张的护法斗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期间，叔祖父衷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和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经史。一九二六年，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 ，出任总政治部顾问，成为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叔祖父与共产党人邓演达、宋庆龄、郭沫若、吴玉章等人时有来往，与孙炳文成为至交好友。吴玉章曾用“素民”两字作了一副对联相赠：“悟礼教后成兴，五色文章本乎素；到共和实现，群司奔走忠于民。”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主张，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大肆屠杀，叔祖父参与了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的反蒋活动，极力营救被捕人员。一九二九年辞职 回川，在家乡办学，服务桑梓。抗战爆发后，他竭力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保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一九四三年，他七十五岁时逝世，李筱亭（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建国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副省长等职）曾写一挽联云：“一肚皮不合时宜，辞尊居卑，辞富居贫，秉性难移，公道屡遭人白眼；满腔子俱怀正义，不计其功，不降其志，盖棺论定，我来凭吊裹头青。”从此联可见他清廉公正的一生。

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胡良田排行老三。大伯父胡良辅（以后改名为胡驭垓，生于一八八三年），从小喜爱诗文，深得叔祖父的青来，自幼就教他吟诗作赋，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小学毕业后，叔祖父就带他到成都，考人当时四川最早的高等学校——成都优等师范学堂，同盟会会员张澜是教员，还恰巧 与朱德是同班同学。一九○七年（二十四岁）在师范学堂毕业时，由熊克武（辛亥革命时任蜀军政府第五师师长，川东讨袁总司令）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参于密谋在慈禧太后生日趁百官聚会祝寿时，投掷炸弹，企图一举歼灭驻蓉的清军头目，实现成都起义。可惜机密泄露，事未成，险遭镇压 ，只得逃回家乡，在威远县高级小学当教员，秘密从事川东的反满军事起义活动。

这时期，四川保路风潮与起，人民怒火冲天。大伯父参加了同盟会发起的保路同志会，担任了四川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的行军总参谋。

当时，同盟会从事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冲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封闭落后状况结合起来，积极筹资建设成都到武汉的铁路，以促进四川经济的发展。这一战略设想，得到四川政界、军界和知识界有志之士的热烈赞许和多方支持。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筹集建路股金二千四百多万两。谁知，在这年的四月，清政府 却宣布川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准备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贷款进行修建，而且不允许退回民间建路的股金，激起四川人民上下一致的激烈反抗。由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全川一百四十二个州县成立保路分会，响亮提出：“卖路即是卖国，侵吞川人股金，犹如抢劫庶民。”

保路风潮的兴起，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游行和演讲队伍抬着德宗皇帝“圣谕”的标语牌，为“儿皇帝”腐败无能，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同志军的建立和扩大，准备武装起义。

胡驭垓回到家乡，立即投入以矿工武装队伍为主体的反清保路武装斗争。威远县是川南著名的煤铁区，这里早就孕育和壮大着一支苦大仇深、有战斗力的矿工队伍，也产生和锻炼着一批领袖人物。新场陈家沟吉武煤窑的杨绍南就是比较例出的一个。杨绍南自幼习文练武，喜读兵书，是哥老会首领。他疏财仗义，扶弱济贫。颇受群众的信任。大伯父是他的姻侄，在大伯父的影响下，杨绍南在新场地区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保路同志军，把清廷的威远县徐昭益率领的官兵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群众推举大伯父为嘉定府（今乐山）所七县的评议长。九月，清政府派督辨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些领导人诱捕入狱，大伯父也险遭 ** ，他星夜赶回威远，建立民军，带兵去进攻成都， 与赵尔丰率领的清兵作战，终因兵力单薄和武器落后未能取胜。攻打成都失败以后，大伯父同东路军的统领们（同盟会会员）商量，改变战略，将集中兵力攻打省城改为分兵进攻各州县的策略，这就同地方上的保路同志军结合起来，壮大了队伍，增强了战斗力。这时，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发动革命，同在威远西邻的荣县东路军里应外合，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攻下荣县城，宣布独立。九月三十日，大伯父同杨绍南率领的新场地区保路军，联合威远县其它几个地区的保路军，形成浩浩荡荡的上万大军，杀死知县徐昭益，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在十一月一日宣布威远独立。大伯父被推举为副军政长，军政长为商会会首董伯和，民政长为典当商郭藩所 窃据。威远县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新任四川总督端方调驻自流井巡防军来镇压，进驻威远县与富顺县共管的界牌场，大伯父与杨绍南率军截击，与清兵展开激战。在强大的清廷反动势力的包围下，城外有清兵围攻，城内奸臣谋反，新生的威远县政权仅仅坚持了十二天。十一月十一日，在前方战争吃紧之际，董伯和以筹粮为由，把大伯父从前线骗回县城开会，十一月十日深夜，趁大伯父夜半熟睡的时候，将他绑架到东街杜康 庙内，捏造罪名，私设公堂连夜审讯大伯父，要他在“倡乱造反”的罪状上签押，大伯父不畏强 暴，视生死于度外，泼口大骂叛徒，从夜半直骂到次日天明。叛徒将大伯父杀死后，割下双耳，派人送给了端方，又把大伯父的头割下来，悬挂在东门城楼上。这一壮烈牺牲的英雄悲剧，在民间流传至今。我是在大伯父殉国五年以后才来到人世间的。在我稍稍懂事时起，就从大伯母和两位堂姐口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大伯父起义和牺牲的英雄事迹。

大伯父还具有尊重女权的高贵品质。在本世纪初的封建皇权社会里，他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他同大伯母陈凤章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后，大伯父在成都读书，常寄书报给大伯母看，支持她离家到成都继续上学，鼓励她成为独立自强的新女性。他在寄给大伯母的一封信中说：“盖无学、无品、无识之人做事糊涂，以嬉笑游戏为快乐，动曰：‘自由！自由！’试观东西女杰，恐无此莫礼之自由也。”大伯母在大伯父被害时才二十岁，在大伯父被杀的当夜，她带着两岁的女儿德如，怀里抱着两个月的小女儿德辉，在大伯父的两名 卫兵的保护下，化装逃出县城，投奔荣县王天杰家避难，受到保路同志军东路军统领王天杰的保护，孤儿寡母才得以幸存。

这时，叔祖父胡素民正在天津编辑《民国报》。恶耗传来，他悲痛万分，泣血成诗《在天津哭犹子驭垓殉国》：传闻碧血溅东楼，哭到无声泪尚流。望告武成生未与，时穷节见死何求。漫悬双眼看来寇，自有千秋是断头。底事舌端缄不住，呼儿在口欲难留。

他对我大伯父爱如亲子，一直由他抚养成人，特此称为“犹子”。叔祖父对我大伯母当然也爱之如媳，把她接到成都，供养她继续上学。

大伯母在成都女子师范学堂毕业以后，回到家乡，任县立女子师范校长。她帮助我母亲到师范学校学习，鼓励她也走独立自强的道路。

我父亲是小学教员，在我不到一岁时，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在家日夜操持家务，侍候祖父母。在我五岁的时候，大伯母说服祖父母，把母亲和我带到县城，母亲上了蚕桑专业班，学习种桑养蚕，我在女师范附近的西街小学里上学。这样我们母子同大伯母和两个堂姐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她们十分爱我，常常对我讲大伯父的革命事迹，还讲了不少历史上的英雄故事。

我小时又好学又调皮，学习成绩好，捣乱的事也不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放学以后我没有回家，急得母亲心急如焚。我同几位同学在学校旁边的那条小河沟玩水，我们比赛滑水，从五六丈高的坡上沿着陆河沟滑下去，我们几个都碰得头破血流。我一到家，母亲见我浑身泥水，鼻青脸肿，血痕斑斑，又气又恼又心疼，把我按在床上打屁股，问我下次还敢不敢如此胡闹。我大哭大叫，死不认错，把母亲也气哭了。她边哭边打，说我不认错就把我打死，很多人来拉、来劝，都不肯罢手。我哭叫着：“打死就打死”，就是不嘴软，不认错，很有一副宁死不屈的拗劲。母亲就把我挟到房前水井台上继续打，还恐吓说，谁来救就把我扔到水井里去。她十分激动，把大家也镇住了，谁也不敢来救我。这时，二姐德辉猛从母亲背后扑过来，一下就把我抢去，抱着我跑进房里，把我锁在她们的屋里。等我停止哭泣以后，劝我向母亲认错，保证以后不犯，这场闹剧才算了结。

西街小学是威远县历史悠久的小学，创办于一九○三年，由我的叔祖父胡素民联合另两位名人共同筹办，他又担任过第二任校长，我大伯父和父亲都在这所小学读过书，父亲还在这里当了几年的教员。二○○三年九月，西街小学举办了百 年校庆，我应校长刘斌之邀回乡参加了这次校庆活动，才得知了胡家三代人和这所小学的历史渊源。可惜，我在这所小学里只读了一年，由于祖父去世，祖母需要人照顾，母亲带着我又回到界牌场。

和大伯母一家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这段宁静、温馨，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胡绩伟自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胡绩伟家世分析：

从上文看，胡绩伟对其家世源流不甚了解。如果是有或看过家谱，祖上先人事迹不会写得如此简略。我在胡氏宗亲网上也没有查到四川威远胡绩伟这一支胡姓家族的资料。

胡绩伟这一支传说祖籍在广东花县，明末清初迁来四川威远县界牌场。据他在《青春岁月》中说“曾祖父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以前连他叫什幺名字我都不知道”，又说曾祖父是“招赘入户”。不知其后代是否随母姓。也可能并非是曾祖父入赘，而是早期从广东过来的某位先祖。

根据本文及其他资料整理出胡绩伟家世如下：

曾祖胡殿臣（？） 子二  福全、素民（又名胡善荣、胡翼）
祖父胡福全 子三 长子  良辅（后改名胡驭垓）女二 德如、德辉（胡一哉）
                次子  良佐（又名胡建勋）
                三子  良田
父亲胡良田 子二 长子  德承（过继长房）
                次子  德恕（胡绩伟）
胡绩伟     女一       雪滔（飞飞）              

四川威远有一支胡氏（胡受公支），主要分布在威远小河镇，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迁来的，与胡绩伟不是同一支的。

现在可以知道胡绩伟这一支的字派只有：良、德。

胡绩伟不知道家族的详情，原因可能是，父亲在他一岁时去世，大伯死得更早，二伯和他家关系不好，家族中妇孺居多，又没有年长者，早年离开家乡，很多情况是在他晚年（80岁）回到故乡时了解到的。

有字派“良、德”说明该家族可能有族谱，只是胡绩伟早年离家未归，从未所见。百度上查到，黄埔军校十八期有“威远 胡良赐 字宏甫”通讯地址是“威远县界牌场”，正是胡绩伟的故乡，这也说明“良”字辈是存在的。

南山 2012.09.18

裴毅然：老延安胡绩伟的非常婚恋发布时间:2010-06-10 17:28 作者:裴毅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592次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1233

　　□这对堂姐弟家庭，一路幸福，始终美满。1996年，80岁的三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


　　□对今人来说，这段堂姐弟之恋当然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但作为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革命婚恋”，至少聊可一探：“哟，他们这样呢！”


　　近年因专力研究人文知识分子，阅读传记成为本人“专业”。由于自传大多产于人生晚年，阅历丰富的传主都明白“自我招认”的份量，能够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者总是少数，揽功推过、自塑英姿、虚报冒领乃为人性之常，不得不防。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可“免检”放行——自我曝料自抖隐私。自传中能否直面“男女关系”，直述生命中的重要一截，既是考验传主诚实度的试金石，也是值得看客留意的一处观景亭。


　　川人胡绩伟(1916～)，川大政经系肄业生，1939年底奉命秘赴延安，后为《人民日报》前总编、社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原副主委。80岁时，他撰下《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避不讳，详述与其堂姐婚恋，实在是一段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人生故事。今人嚼之，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1　一场无望的爱情守候


　　胡绩伟出身四川威远县界牌场殷实乡绅之家，先后就读川南师范、华西大学协和高中(英国浸礼教会主办)、四川省立一师、华西大学(美英加等国教会联办)数学系、四川大学政经系，1937年秋退学(仅读一年)，10月首批加入成都“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转党，1936年开始在成都主编左翼报刊。1939年底，奉命赴延，任《边区群众报》总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调《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长；1949年任西安《群众日报》总编，1952年底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尖儿，长得很男人，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好找？可他偏偏爱上嫡亲堂姐。


　　堂姐胡德辉(1912～1992)比胡绩伟大四岁，乃其大伯父次女，毕业于成都职业中学化工专业。两人除了青梅竹马，主要在家庭事务上二姐常常出手帮扶弱弟胡德恕(胡绩伟原名)，纯天然形成的“姐弟恋”。胡绩伟15岁那年，因为向二伯父讨要供读高中学费成功，姐弟俩喜极拥抱，“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感到不对，在我怀中挣扎……从此，少年的我，陷入对二姐的深深爱恋之中。”(页147～148)


　　拥吻事件发生后，姐弟情感发生质变，胡绩伟寻找一切可以单独接近二姐的机会“发起冲锋”，二姐总是推开，制止但温柔，从不发怒斥责，只是叹曰：“傻三！”(胡绩伟行三)“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胡绩伟虽然明白堂亲相恋有违道德，不允许结为夫妻，但不明白违背这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即不明白血缘太近影响遗传。


　　1934年，二姐应聘东下宜昌中学任教，临行前两人冷静分析“形势”，二姐劝三弟早日觅侣，三弟也劝二姐早日成家，祝她找到如意郎君。半年后，二姐与宜昌中学的同事黄觉民结婚，1935年一同去了北平，想在那儿读大学。胡绩伟得讯，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为二姐高兴，信上祝愿他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一方面十分痛苦，将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1936年夏，二姐夫妇回到成都，生下一子，“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不能结合的。”劝三弟另选中意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守夜。(页149～150)


　　本来，故事应该至此结束，偏偏二姐家庭生活并不和睦，经常争吵，二姐明确表示与丈夫的结合相当草率。看到二姐婚姻出现重大裂痕，三弟已经冷却的心凉灰复燃。


　　二姐活泼开朗、敢说敢做，自幼在开明母亲的影响下，成为志向高远的事业型知识女性，还是个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不做丈夫附属，要有独立职业，大大不合贤妻良母的传统标准，因此很难得到一般男人的赏识。


　　抗战爆发后，胡绩伟加入“民先”，二姐参加妇救会。1937年底，胡绩伟在川大语文教师车耀先的引路下入党。1938年春节，二姐在赵世兰介绍下入党。二姐向三弟“推荐”了好几位优秀女青年，胡绩伟接触下来，感觉与二姐相比差距甚远，爱意难萌。虽然明知爱上二姐是一场没有前途的长跑，两人恋情还是断断续续维持着，只是固守道德底线，“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得太远”。


　　2　走到绝境的爱情峰回路转


　　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委选派两名新党员受训，恰恰选中姐弟二人。到达重庆，赶上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夷为废墟，训练班借一大草棚栖身，男男女女四十多人挤睡一棚，左边睡男右边睡女，男女分界线派定二胡接壤：“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他们并排睡了一个月。胡绩伟深感幸运：“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页151)


　　重庆回来后，胡绩伟接到组织通知，说他连续办报三年，已经“红”了，受到国民党重点注意，立即去延安。此时，二姐已怀上丈夫的第二个孩子。临别之夜，姐弟互道珍重，难舍难分，前面命运难以预测。“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八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峰。”(页152)明确交代这种偷偷摸摸的“第一次”，饶是走到人生边上的晚年，亦需相当勇气。在我阅读近千人的传记中，直写“非常婚恋”仅胡老一人；直写“第一次”，似未超过三人。


　　1939年底，胡绩伟到达延安后，因有办报经历，派任主编《边区群众报》。1942年整风后，延安原有60余种报刊“整编”为三家报纸——发行量七千份的《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行量万余的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中共西北局机关周报)、只供一定级别高干阅读的《参考消息》。胡绩伟全身心投入工作，尤其关注报纸的通俗性，要求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此时，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动示好，但没有一位可代替二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方的二姐仍使他魂牵梦绕。


　　1943年夏，二姐在四川地下党的安排下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不少革命青年抵延后多改名，以示与昔日划清界限)。但一到延安就与同来者一起被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十多分钟的会见，两人不能抱头痛哭，也已泣不成声。


　　此时，二姐丈夫黄觉民(抗战初期入党)也奉命来延。1940年夏，二姐刚生下次女，丈夫赴延在即。临别前，她向黄觉民正式要求离婚：“我们结婚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贤妻良母。你到延安以后，完全有自由再找一个合乎你理想的人恋爱结婚，我绝不干涉。两个孩子，由我和妈妈负责养大，你不必有什么顾虑。”黄答：“老实说，你和我分手以后，我再找一个并不难。可是你又带着两个孩子，再结婚就不容易了！你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二姐毫不隐讳：“我就是想找一个像三弟这样尊重女性的男人！”丈夫冷笑：“你想得太简单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亲叔伯的堂姐弟之间，是根本不允许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二姐顶回去：“如果我找不到三弟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再结婚。”1943年，二姐上重庆找到邓颖超，带着三岁的女儿赴延，七岁的儿子交给姐姐胡德如照料。


　　1944年夏，审查历经一年才结束，胡一哉分配到子长县中学教书，她立即向组织递交了要求与黄觉民的离婚报告。事前，她向三弟征求意见，详述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胡绩伟劝二姐能维持尽量维持，毕竟已有一对儿女。二姐坦率相告：“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二姐离婚后，三弟内心矛盾复杂，波澜难平。一方面为二姐挣脱婚姻枷锁而高兴，自己与她的结合有了希望；一方面仍感关山重重，难以飞度。此时，二姐又为三弟介绍了几个对象，身边也有一些姑娘对他有感觉。但胡绩伟就是“世上只有二姐好”，那些年轻女孩就是不如二姐可爱！“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在子长县中学教书的二姐，由于眼睛会说话，魅力难遮，身边当然也有追求者。


　　其时，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由于去的革命女性都是城镇女知青，形貌突出，气质上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的定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选择标准只能放低至：“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二姐饶是“拖油瓶”(带孩)再嫁，依然可“卖个好价钱”。但问题是，二姐三弟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惟一最中意的终身伴侣。抗战胜利之夜，两人终于再一次冲破理智堤岸，热烈拥抱在一起。


　　这一阶段，虽说两人约定强化亲情淡化爱情，毕竟二姐“自由”了，感觉不一样了。由于是姐弟，他们的爱情得到很好的掩护，两人频繁在一起散步谈心，没人怀疑他们在“搞对象！”他们在延河边反复讨论他们的未来，严肃讨论了叔伯姐弟何以不能结婚的原因。他们诘问：为什么姑表兄妹、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行？最后认定这条传统习俗出自男权意识，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每次见面、每次讨论，越来越坚定他们的结合是合情合理合法，革命青年就应该打破这一封建陋习，坚决突破这一障碍，勇敢走出这一步。至于合法问题，国民党的法律管不到陕甘宁边区。“新的认识武装了头脑，争取幸福的信心大大增加了。”


　　1946年夏，二姐接到组织通知，回延安集中，准备去华北。胡绩伟想留住她，但二姐渴望工作，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愿意随干部大队去华北，不愿为婚姻为家庭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事业。三弟留不住二姐，1946年秋末，两人再次告别。


　　3　非常时代的非常婚恋


　　二姐走后，胡绩伟害了肺病，住院疗养。可不久接到二姐军邮来信，说她怀孕了！而且赴华北的行军途中，就感觉到身体变化，月经也未按时来潮，恶心呕吐出现了。当然怀的是三弟的孩子。她经反复权衡，决定悄悄弄掉胎儿。她奔跑跳跃，趟水负重，可是无论怎么折腾，不管冷了热了，就是搞不下这个孩子。她从邯郸来信，要把孩子用手术做掉。三弟接信，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孩子，强化了正式结婚的意志与决心，忧的是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分娩生育会给二姐带来许多困难，且她尚未有一合法丈夫，孩子是谁的？麻烦呵！胡绩伟回信：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两人都30岁以上了，劝她千万珍惜爱情的果实，绝不要毁坏她；希望她千万坚持一下，把孩子生下来。此时，二姐的入党介绍人赵世兰大姐恰在中央妇委，与二姐所在邯郸妇联很近，二姐向赵大姐倾诉自己的婚恋，赵大姐非常同情，也劝她留下孩子，对外称孩子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探望母子。1947年4月，女儿飞飞出世，二姐将孩子寄养邯郸老乡家，1950年才接回孩子。


　　这边的胡绩伟与西北局一同撤出延安，在陕北转战一年，1948年4月回到延安。1949年初，全国胜利在即，三弟认为与二姐的婚事应有一个归宿了。他向自己的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写了信，叙述了与二姐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已有一女等，请求组织批准正式结婚。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回信，同意结婚。这封事关重大的组织回信，关键段落如下：“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幸好那时革命队伍里尚无婚姻法，毋须结婚登记，只要领导批了，一切OK。1949年春，二姐胡一哉随华北妇联进了北京。1949年5月25日，西安解放，三弟胡绩伟随《群众日报》进西安。中组部的调令用电报拍到北京：“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闹了笑话，大家都说：“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二姐不愿去西安。拖到1950年初，胡绩伟参加中央宣传工作团访苏，出国之前上北京集中学习两三个月，才以丈夫身份入住二姐宿舍。没有婚礼、没有休假、也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


　　但此时他们仍无自己的“窠”，仍分居京陕两地。1951年春节，胡绩伟因煤气中毒差点呜呼，二姐才答应调西安团聚。1952年胡绩伟调动，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二姐参与筹建的西安国棉一厂尚未投产，工作无法脱身。1954年，该厂投产，二姐再次调京，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两人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此时，二姐40岁，三弟也已36岁。21年的恋爱长跑，总算修成正果。


　　这对堂姐弟家庭，一路幸福，始终美满。1996年，80岁的三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用当代上海方言来说，“真叫有点笑勿动了”。


　　对今人来说，这段堂姐弟之恋当然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但作为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革命婚恋”，至少聊可一探：“哟，他们这样呢！”作为读者，笔者心存一问：“飞飞可好？可出问题？”但这本《青春岁月》只写到1949年，竟未交代如此重大环节。但估计问题不大，否则快人快语的胡老，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刮带一笔。这位“两头真”可是全方位的“真”呵！《青春岁月》还交代一桩案底：胡德辉之所以改名胡绩伟，乃是高二因病住院一年，在病床上自修学完高三课程。为节省一年时间，靠朋友凑钱，花了20块钱买了一张高中文凭，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后转入川大政经系)。那位卖文凭者叫“胡绩伟”，从此只好成为胡绩伟。




来源: 南方日报2009-9-7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沉痛哀悼胡绩伟宗亲去世。

沉痛悼念，一路走好